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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史红色小故事(共5篇)第一篇漆鲁鱼：行乞千里寻党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县人，漆南薰烈士的侄子，早年在叔叔漆南薰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学医。1929年在家乡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奔赴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前，为了照顾受重伤的陈毅等同志，时任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的漆鲁鱼留在了苏区。但是在突围的过程中，漆鲁鱼被捕，之后他机智地假称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医，骗过敌人，最终被释放。脱离魔爪的漆鲁鱼急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可是，当时的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漆鲁鱼暗下决心，就是讨版也要找到党，于是，身无分文的他踏上了漫长的寻党之路。漆鲁鱼一路风餐露宿，白天隐蔽，晚上
2、出来行走，沿路乞讨饭食，以维持生命。漆鲁鱼从瑞金出发，先后到寻乌、兴宁、汕头、上海，最后回到重庆。回到重庆后，漆鲁鱼开始在新蜀报写社论，经常在商务日报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漆鲁鱼认识到不能只等着党来找自己，应该以果断的担当，立即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于是，1936年6月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漆鲁鱼寓所成立，简称“重庆救国会”。重庆救国会成立后，迅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工作，比如鲁迅先生追悼大会、救灾运动、援绥运动、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运动等。漆鲁鱼以救国会为核心组织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文艺界救国联合会、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歌咏会和戏
3、剧团体（如怒吼剧社）等各种群众组织。在抗日战争初期，救国会充分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推动着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新高潮。重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的进步组织，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第二篇党史上首个惩治贪腐的文件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从严惩治党内开始滋生的腐败现象。会后，中共中央于8月4日颁布了党史上首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一一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
4、的3万余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党员数量进一步增长，在一些掀起革命高潮的中心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党员队伍不免混入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质恶劣的分子，导致党员质量退化和极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通告的颁布可谓正当其时。通告写道，一年以来，我们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同时也使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他们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而且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通告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
5、革命工作，而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这样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通告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执行，并将结果上报中央。通告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对可能滋生的腐化现象高度警觉，对腐败现象绝不容忍。尤为可贵的是，党从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维护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高度，同贪污腐化行为做坚决斗争，有贪必肃、有腐必反，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党组织的纯洁性、战斗力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战争中发挥领
6、导作用，始终赢得广大民众拥护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篇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巡视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为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中央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指导工作，在传达落实党中央指示、建立或改组党组织、解决党内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鉴于各地难以发动暴动的实际，中央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农历年关总暴动，并派李维汉巡视两湖地区，传达贯彻这一指示。1928年1月中旬，李维汉到达武汉向湖北省委传达停止暴动的指示，并与省委商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等新的工作部署。巡视期间，河南省委也派人到武汉与李维汉联系，在了解河南近况后，李维汉写
7、信给河南省委，分析形势并指出需注意的问题。各地党组织不时遭到破坏，巡视在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29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人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省委在济南、青岛等地的机关同时遭到破坏,省委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中共青岛市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共同商定组成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共同主持工作。8月19日，中央派陈潭秋到青岛巡视工作，与主持山东临时省委工作的同志谈省委组织问题，并召集会议改组临时省委。随后,临时省委制定工作计划大纲，推动了山东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3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恢复成立，但临时省委日常工作缺乏指导，连临委机关也没有认真建立起来。9月19日，中央派任弼时赴安
8、徽巡视党的工作。抵达芜湖后，任弼时召集省临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次日参加芜湖市委会议，并与有关同志谈话。查明情况后,任弼时召开芜湖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事态经过，以巡视员名义对省临委和芜湖市委提出批评警告。28日，他向中央写了相关报告，提出组织处理方案：调整充实安徽省临委成员，处分少数省市委成员；并根据中央决定撤销芜湖市委等。10月5日，中央复信同意对安徽问题的处理。作为上级了解下级情况、指导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巡视在土地革命时期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篇“四个服从”的由来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
9、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之一。那么，这“四个服从”又是怎么来的呢？它在党章发展中经历了哪些变化和调整？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正式党章就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还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二大党章提出的这“两个服从”，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四个服从”的核心内容，即“全党服从中央，基础是少数服从多数。”此后至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基本都延续了
10、二大党章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四个服从”正式提出，是在1938年9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强调要通过严格的纪律，尤其是通过党内法规来建立健全党内关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毛泽东将“四个服从”作为我党“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强调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六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七大党章规定：“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四个
11、服从”是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条件：“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了“四个服从”的作用，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党内的秩序，就是由“四个服从”原则来建立的。七大党章将“四个服从”作为党的政治纪律确立了下来，此后历次修改的党章都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新的表述：“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规范化表述，一直沿袭至今。“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
12、基本内容，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党内极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和根本成就表明，严格遵守“四个服从”，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之一。在新形势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只有自觉坚持和维护“四个服从”，才能使党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机构完整的统一整体，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五篇中央纪律检查机构是何时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和纪律检查工作。中共一大确立党的建设各项重大原则，党的纪律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中共三大、四大修正后的党章，均设有“纪律”专章
13、。从中共五大开始，正式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标志着中央设立纪律检查机构的开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都是忠诚党的事业的坚定分子。在空前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有7名成员英勇牺牲，没有一人叛变投敌。随后，中共六大设立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专设“监察委员会”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文革”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被撤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转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一规定，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