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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一、布迪厄的学术生涯和思想渊源,（1930-2002）布迪厄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 我国社会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译介研究布迪厄。布迪厄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作为法兰西学院的唯一一名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布迪厄对法国知识界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1949年考入巴黎高师，学习哲学，结识福柯、德里达等人。1956年应征入伍，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开始思考阿尔及利亚社会问题，认识到一个思想家如果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
2、停留在精神理念的玄思中，给出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则无法解决那些困扰人们生活的实际问题，从而转向社会学研究。1958年发表阿尔及利亚社会学。1960年回法国，在巴黎大学工作，旁听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的人类学课程，曾任雷蒙阿隆的助手。1964年-1968年任法国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跻身上层学术界。1968年开始担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此后一直保持着法国社会学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角色。1982年获任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职位。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的赫胥黎奖章。,实践与反思（与华康德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发生和结构，中央编译2
3、001。遏止野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1997。男性统治，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继承人，商务印书馆2002。再生产，商务印书馆2002。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商务印书馆2005。单身者舞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三联书店，2009。,已翻译为中文的著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追问社会现象的深层底蕴的同时，热切关注社会现象本身 。研究兴趣广泛，如农民生活、工人失业、学校教育、法律诉讼、宗教信仰、阶级冲突、党派斗争，甚至文艺演出、体育竞
4、赛、居民住房等。 思想综合多种学术资源：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人类学，政治学，当然还有社会学，哲学。,法国总统希拉克：“布迪厄是积极力行的思想家，也是推动思潮的积极分子，此双重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所作的努力将成为历史上最深刻的见证。”法国总理若斯潘：“当代社会学的一位大师，我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位伟人。”哈贝马斯或德里达等都给他以较高评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霍内特指出，主要是通过布迪厄的努力，社会学在近几十年中才得以承先启后地完成了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的使命。潘托表示，布迪厄的社会学乃是社会学史上的一场符号革命。图海纳：“他的去世是一
5、个震动，因为知识界整体，尤其是我的工作范畴，当然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是围绕着布迪厄展开的。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由于我的方向，我的工作一直是与他的背道而行的，这使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工作是重要的。”,三、场域的结构,一、场域,场域 （field）,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是一些相对均质、自主、有合适社会功能的小世界，如艺术场域、新闻场域、大学场域等。 包括三个关键词：网络（network）、位置（position）、构型（configuration）。,网络（network）,场域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这是从网络结构理
6、论借用的概念。 人类社会的不同层面，都是不同形式的人际关系网，也即是社会成员的主观性互动交往形成的关联形式。 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包括社会行动者、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但场域的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所以场域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位置（position）,场域是由不同社会要素联系而成，不同社会要素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都占有特定的位置，或者说社会不同要素通过占有不同位置而在场域中存在和发挥作用。位置含有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社会成员或团体因占有不同位置而获得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而且他们也只有获得某种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才能占有某种社会位置
7、。位置是变动不居的，因为位置包含资源和权力，所以成为场域内矛盾冲突的焦点，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中，位置处于持续的变易中。,构型（configuration）,尽管不同位置、不同社会成员有其自身的能力，但在场域中，这些能力要经过场域结构调整之后才能发挥作用。构型说明场域具有能动性，它可以用自身的特殊结构重新构造各种进入其中的关系或力量。场域的构型表明它有自身的运动逻辑，它可以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从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如经济场域、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等。 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场域中各
8、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场域的总体特征,场域变化的原动力,社会资本是场域变化的原动力，同时社会资本也不能离开特定的场域。“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一方面，只有在场域中才有社会资本，只有在场域中社会资本才能发挥支配力量。另一方面，场域是关系网，而只有凭借各种社会资本才能占据场域中的不同位置，才能形成不同位置间的关系，场域这个关系网才能存在。,六、惯习,二、惯习,惯习, 这一概念不是布迪厄创造，而是一个传统哲学概念。布迪厄对此词加以改造，用来表述人类实践深层的社会结构、认知结构。 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
9、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 惯习表现为生活品位，但也可以表现在（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判断上。它不仅仅是一种标准，同时也是进行创造和发展策略的行动方法。,惯习是由积累和沉积在行动者身上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所构成，是那些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的共同社会规则、价值在行动者身上的内化形式（外在性的内在化），形成指导自己认识世界、评判事物以及行动的解释模式。惯习是一种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结构进行内化的产物。是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种主观精神结构，其表现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惯习的社会性, 虽然惯习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由
10、此而具有个别的具体性，但是存在于个人身体中并支配个人实践行动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 布迪厄称，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因此，惯习是在特定的场域中，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定性不断地内化到身体之中（行动意识中），成为惯习的内在规定性。,惯习与习惯的差异, 习惯是传统传递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惯习虽然有约定俗成的一面，有受社会因素规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它具有生成性，它能不断地把场域或周围环境中的新因素纳入自身，在调整、重建自身的同时，重新建构实践的对象。 习惯的主要品质是延续和接受；惯习的主要品质是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重构创造。这种重构创造，既不是理性观念的创新，也不是本
11、能的即时冲动，而是场域中的社会性情境在人的行动意识中的投射，并由此作出的调适。,“惯习” 的特征,第一，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第二，惯习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那些在社会世界中占据相同位置的人们会具有相似的惯习。第三，惯习可以将社会环境不断演化的影响铭刻在身体中，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所转换到另一个场所。,第四，惯习生产着历史，同时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后天获得的生成性系统。第五，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逻辑、合乎理性的日常行为。第六，存在于个人身体中并支配个人实践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它在支配人以实践建构社会的同时不断建构自己。,场域与惯习的关
12、系,一方面，“场域”塑造着“惯习”，使“惯习”遵循着“场域”的规则进行行动，“惯习”也就成了“场域”中固有的属性；另一方面，“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设成一个满足主体需要、具有建构性、能动性的意义的世界，也就是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行动者去奋斗的世界。,四、场域中的资本,三、资本,何为资本？,布迪厄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资本是通过劳动形成的，本质是积累的劳动。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个在特定的场域里有效的资源。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以物化和身体化形式积累下来。资本具有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布迪厄资本理论的三个独特之处,其
13、一，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溢价不具备马克思理论中榨取剩余价值或驱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剥削的含义。其二，在布迪厄看来，资本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其三，布迪厄将资本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经济资本,布迪厄沿用了经济学的概念和定义，并将经济资本放在惯习与场域的特殊关系中，即实践中讨论，发现了经济资本的多样形式（如物化形式、符号化形式）。布迪厄认为，经济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应纳入其场域理论或实践理论中。,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获得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社会网络关系。 当社会网络被行动者利用时，它能以某种能量或资源发挥作用，此时它是现实的社会资本；如果社会网络未被利用，
14、它仅仅是静态的网络关系，是潜在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身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与个人身体直接关联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之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 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是文化资本的物化形式。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经过某种权威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典型形式是通过毕业证、职称证、资格证等，来确认学术资格、文化程度。,各种资本的转换,各种资本可以相互转换，彼此之间具有可兑换性和“兑换率”。经济资本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形成发展的根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又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1）特定的场域是由特定的资本类型构成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资
15、本类型构成了不同的场域，但这不意味着某一场域当中只有某一种资本类型，而是指主要的资本类型决定着场域的性质，在其中各种资本类型都是存在的，只是其作用的力量不同而已。 （2）资本是和某一位置相关联的，场域中一定的位置决定着一定的资本。场域的结构也就是由资本的类型以及资本的相对数量所决定的。因此，改变资本的类型和相对数量，也就意味着在改变场域的结构。,场域与资本的关系,药家鑫案的场域、关系与资本解读,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药家鑫在驾车时撞伤了张某，下车查看时发现张某像是个农村人，害怕日后麻烦多，便产生杀人灭口的念头，向张某连刺八刀致其当场死亡而后逃逸。2010年1
16、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自首。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布迪厄认为实践行为具有“模糊的逻辑”，其行为发生的基础就是惯习。因此，药家鑫的行为是具有模糊的实践感的，是他在危机状况下的模糊选择，是他在以往场域中所建构的实践观的潜在体现，是他以往形成的惯习的下意识作用。,家庭场域分析,药家鑫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退休在家。父母对儿子抱有极大的期望，从小就对药家鑫要求十分严格。药家鑫生前曾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看见中提到， 从小他的父母对他弹钢琴的要求
17、就非常高，如果弹得不好会责备他甚至棍棒相加，很多时候他都是边流泪边弹琴；但是当他弹得好的时候却很少受到过父母的表扬。在日常生活中，他有苦恼的时候从不和父母沟通， 父母对他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在药家鑫中学时期，药父曾因药家鑫的网瘾问题而把他锁在地下室里达一个月之久，药家鑫对这一段经历的回忆是“我觉得我的心理都快扭曲了，想要自杀”。,中学时，药家鑫的体重一度超过200斤，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这么丑，没人会喜欢你”，药家鑫因父亲的这句话受到了很大刺激。一次，在上过法制课之后，药家鑫曾拿着课本给爸爸看，说爸爸压制他、管着他；药父陪他翻了一遍书，告诉他身为监护人就必须管着他，不然他犯的错误就要由父母承担
18、。透过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我们可以对药家鑫过往所处的家庭场域以及药家鑫在家庭场域中模塑出的惯习加以分析。,布迪厄认为，斗争是场域内的基本活动，场域内不同个体占有的资本不同，导致他们所处场域内的位置不同，为争夺场域的控制权，个体都会尽量获得更多资本来提升自身的场域地位。而在家庭场域中，因子女对父母有较强的依赖关系，子女通过持有何种资本才能提升自身的场域位置，完全取决于其父母的意志。,场域与资本,药家鑫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话语权，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极低。能够使药家鑫场域位置提升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成绩再好一些，钢琴弹得再好一些，而这些正是其父母认为一个优秀孩子应该具备的素质。药家鑫把这些素质作为自身
19、的资本，通过不断获取这些资本来维持和提升自己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然而，药父强硬的教育方式使这一上升途径十分困难，药家鑫不断获取资本的结果仅是勉强维持其现有位置不下降。药家鑫的自我被极度压抑在十分狭小的空间里，他所擅长的事情得不到肯定，因而缺乏自信，没有人关心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自我认同也随之变得困难。,家庭场域与惯习,家庭场域的长期濡染，影响了药家鑫的性情倾向， 进而初步模塑了药家鑫的惯习。一方面，因为药家父母长期的严厉管制，药家鑫对父母具有较强的心理依赖，面对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责任，没有担当的同时又惧怕父母要替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另一方面，药家鑫内心中来自家庭场域的极度压抑也迫切需要一个
20、解压出口。这两方面惯习就成为了药家鑫这个别人眼中的“乖孩子” “好学生”突然做出恶意杀人极端行为的重要促因。,校园场域分析,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第一次长期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家庭场域不再是影响大学生的主要场域，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的校园场域。大学生在校园场域内进一步社会化，完成向成年人的蜕变，同时也会在校园场域内对其原有的惯习进行二次模塑。针对本案例，药家鑫极端行为的发生，与其在大学场域内受到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场域与资本,首先，升入大学之后，因为住校关系，药家鑫父母对其的控制力度减弱，药家鑫受到的外力作用大大降低，对自己拥有更强的掌控力，药家鑫感觉到自己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明显
21、高过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突然得到的自由使得药家鑫产生了忘乎所以的飘飘然心理。,其次，在大学课余时间，药家鑫通过家教工作能够获得稳定经济报酬，不再单纯依赖父母的资助， 父母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相较于校园场域内的大部分学生而言，药家鑫的经济资本相对较高，经济资本又转化为符号资本药家鑫是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大学生。事实上，药家鑫的家庭并不贫困，但是他却每天打工，甚至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资本，还是伴随经济资本而来的符号资本，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曾经缺失的自我认同。,最后，父母为方便药家鑫外出家教，特意为其购买了代步汽车，这使得药家鑫在校园内成为了有车一族，药家鑫感觉自
22、己在校园场域内位置提高，并从中滋生出膨胀的满足感，在经历了家庭场域中的不自信以后，药家鑫在校园场域中找回了平衡，变得极度自信，进而演变成为自负和自以为是，行为做事不自觉地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在他向受害者张某刺下八刀时，心中想到的只可能是自己和家人可以摆脱受害者的事后索赔，但是却想不到他此刻夺去的却是受害者最宝贵的东西生命。,药家鑫在校园场域中地位的明显提升，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惯习，正是这种惯习促使其在驾车撞人之后迅速做出杀人灭口以免招惹“麻烦”的极端行为。,实践之所以是非主观主义也非客观主义的，是因为实践具有紧迫性，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往往不是经过充分理性思考
23、后的结果，而是以往形成惯习的作用。这种在身处场域中形成的惯习，会促使个体在短时间内选择一项最贴近其惯习的行动策略。,发生结构主义,发生结构主义描述的是一种思想方法和一种提问的方式。布迪厄用这种方法来力图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发生加以描述、分析和说明，旨在理解社会场域的发生过程和在场域中人的惯习的性情的发生过程。布迪厄用一种公式辨证、概括地说明了实践、惯习、资本和场域之间的关系。 （惯习资本）场域实践 这一公式对这些概念的总结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解释说明，但决不能将其神化，用于所有分析，这也是布迪厄所反对的。,从这一公式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个人的实践还是社会群体的实践，都可以作为惯习和场域之间互动的
24、结果加以分析，惯习包含着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但却不仅仅是对这一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更是一种建构力量。由于世界是发展的，因而惯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惯习的变化是朝向试图与物质条件相妥协的方向。,惯习作为性情，是在场域中的社会位置获得的，是客观结构与个人史的结合产物。惯习又往往超越于意志的控制和检查，它存在于潜意识的水平上。然而，惯习又为实践提供了原则与规则，而实践在变化的客观条件中又能产生新的原则和规则，从而通过感知作用于惯习，这样，惯习就具有一种调节性的建构能力，处在不断的调整中，而惯习的调整是与资本密切相关的。,资本是稀有的，是值得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中去追求的。资本存在于场域中，又与惯习相整合
25、。要对资本进行确定，必然要涉及惯习的社会与文化特征。布迪厄认为，资本在社会的交换系统中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运作的。,场域为实践提供了场所，场域是力量的场域，是竞争的场域，人们在场域中要获得资本就要争取保持在场域中的某些位置。场域的结构就是由资本进行某种分配而取得的暂时的平衡来决定的。许多相互关联的场域共同构成社会空间。,关于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是相互定义的，性情培育了惯习，而性情仅能在场域中并在与场域的关系中才能形成。,语言与符号暴力,语言与权力,布迪厄揭示了语言的另一个功能，即语言不仅仅是交流沟通的手段，而且还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语言交流的过程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
26、言说者和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不考虑在交流中发挥了作用的权力关系结构的总体，交流甚至包括言谈中的信息内容就会难以理解。,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由语言、文化、思想和观念构成的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的“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语言关系体现着符号权力。布迪厄对符号暴力的发掘正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中文化生产是如何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在布迪厄看来，任何一种权力都要行使符号暴力，即都力图强加各种意义，通过掩盖那些作为自身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促使人们将这些意义都视为合法之物。,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
27、包括三种方式：传播式教育家庭教育制度化教育（学校教育）,布迪厄认为，国家是为争夺他所称的“符号暴力”的垄断权力而斗争的场所。现代社会除了监狱、军队这些硬性暴力，更依赖于文化的符号权力这种软性暴力来维护统治和支配的合法性。所以符号暴力主要通过文化机制来施加的。,阅读与分享,1.赵巧艳.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民族旅游与社会性别的互动以龙胜金坑红瑶为例，人文地理，20112.倪梦.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消解与建构基于民族学校教育的思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孙杰远.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基因与教育场域，教育研究，20134.徐家庆.符号暴力与高学历女性 “失婚” 困境 基于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江海学刊，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