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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5组：财政、税收、投资、贸易 文章字数：11，458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效果分析*程凌，男，出生年月：1977年4月，职务：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程 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摘 要：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这一税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政策变化当年，未对除政府盈余外的其它经济变量带来较大冲击。在动态递推期内，模拟情形下政府盈余与基准情形相比逐渐减小。尽管影响程度有限，但税收政策变化在递推期内降低了投资，提
2、高于消费，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后，对于居民福利和宏观经济而言，企业所得税政策变化后，为保持政府财政盈余不变，消费税变化是较生产税和增值税更有利的一种选择。关键词：可计算一般均衡 递推动态 企业所得税改革 社会福利The Analysis on Effects of Enterprises Income Tax Reform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Recursive Dynamic CGEAbstract: The new enterprises income tax law comes into effects since January, 20
3、08 which carry out the unified income tax rates to home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 recursive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impacts caused by this reform. Results show, it doesnt bring great shocks to the economy except the ba
4、lance of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the reform year, and the gap of this balance between baseline and simulation decreases year by year. The tax reform decreases investments and increases consumptions in the simulation period, which means its helpful to change growth pattern of economy of China. Finall
5、y, in order to keep the balance of governmental finance as the last year, compared with production tax and VAT, consumption tax is a preferable choice for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and economy if other indirect taxes are allowed to adjust.Key words: CGE; Recursive dynamic;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f
6、orm; Social welfareJEL Classification:D580,E290程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电话:010-51534563 手机:13241856090通讯地址：清华大学紫荆14#726B 邮编：100084Email: chengling05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又以企业所得税为主。我国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以来，企业所得税在历年税收中的比重大致维持在15%左右。1994年税收改革对外资企业普遍给予各种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我国企业所得税大部分来自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所得税对税收总量贡献约2.1%左右。2008
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对企业所得税征收进行了新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取消了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代之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率。对于税收政策的变化，人们自然而然提出的问题包括：政策变化将对税收总量及财政盈余影响如何；对外商投资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会对经济增长、固定投资、消费、就业等影响如何对于包括上述一系列问题在内的回答和思考，正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方法论的特点。本文选择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CG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作为研究方法论。其原因在于：首先，任何政策的变化将
8、对多个经济部门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影响具有全局性。同时，政策变化会对未来产生后续影响；其次，CGE分析框架可以并且要求建立多部门、多居民组之间的相互联系。该特点有利于对政策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分析工具。因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税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一、主要文献综述尽管一般均衡理论早已提出，但是以该理论为基础的CGE应用研究是在1960年代以后，主要应用领域集中在贸易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方面。自从Harberger（1959,1962）较早将CGE应用于税收政策分析研究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税收CGE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模型发展为实际应用模
9、型，从单一税种模型发展为多税种模型，从静态模型发展为动态模型。静态模型通常为求解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的最优解，该均衡解同时使得各市场间出清。动态模型结构上又可分为跨期动态（Intertemporal Dynamic）和递推动态（Recursive Dynamic）。与静态模型不同的是，不同动态模型中生产者目标函数的差异是动态CGE模型之间重要区别之一。 Pereira,A.,and Shoven,J.,1988,“Survey of Dynamic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for Tax Policy Eval
10、uation”,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10,pp.401-436.本文以税收CGE模型发展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Harberger较早地构建了含税静态CGE模型，但是该模型只是一个理论模型并未运用于实际分析。其模型推导结论表明：政府对公司税收增加几乎完全来自资本回报的减少。显然对资本征税抑制了资本的积累。Shoven和Whalley（1972）较早地利用美国数据，构造了一个包括两部门（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和两类居民（“富人”与“穷人”）的含税静态CGE模型（通常被称为S-W模型）。结果发现如果政府对制造业的资本利得征税，将导致两类部门产出均下降，并
11、导致均衡时两部门资本密集度发生相对改变；征税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略有恶化，但征税使得“富人”福利水平降低，“穷人”福利水平得以改善。S-W模型是一个单一税种模型，Whalley（1975）构建了一个包括9个部门的多税种静态CGE模型，用于分析评价1973年英国的税收改革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税收改革对社会福利的正向影响较小有些条件下甚至为负，增值税替代消费税是其中部分原因；对所得税的改革带来部分福利增加；税收改革对资源配置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此后虽然出现过包括不同结构和税种的CGE的模型研究，但是均为静态模型。Ballard，Fullerton，Shoven，Whalley
12、（1981）较早地构建了含税动态CGE模型（又被称为BFSW模型）。在其模型结构中，消费者选择不同时期的消费使得效用最大化，由于跨期储蓄的不同导致投资量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资本累积，并对产出产生影响。但是BFSW模型中生产模块是静态的，同时政府决策时受约束于当期静态收支平衡。BFSW模型被用于研究了美国税收体制中对公司所得与个人所得所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对于私营企业征税后再对个人征收所得税相当于双重征税模型中共设计了4种对公司所得与个人所得合并之后征税的方式，结果发现，完全取消公司所得税，并将之与个人所得税的完全合并征收所带来的福利收益最大，约占国民收入的1%。BFSW模型中只将消费者模块动
13、态化，同时假设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时具有有限预期。Ballard (1983)，Ballard和Goulder（1985）将BFSW模型中消费者有限预期假设扩展至完美预期下；同时允许消费者给后代留有遗产。其研究发现，在消费者完美预期下，消费税将带来较大社会福利损失。Bovenberg(1984,1985) 构建了一个包括2部门、1类消费者的开放经济下两国动态模型。其中生产模块被动态化为企业决策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假设资本市场存在，并引入托宾q。其得到的结论包括：当本国与外国产品完全可替代，投资无弹性时，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均衡解近似。当实物资本可流动并且资本利得税可转嫁时，开放经济下效率损失
14、大于封闭经济下。Andersson（1987）构建了一个2部门、1类居民的动态模型，其中，生产模块被动态化为企业决策使其现金流现值最大化。在该模型基础上，他研究了瑞典税收中性问题以及消费税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消费者完美预期假设下，征消费税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中性，征税带来了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但是上述两模型中政府决策时仍面临静态收支平衡的约束（即不能发行债券或货币）。Auerbach和Kotlikoff（1987）构造的模型中企业目标函数为最大化企业价值，同时将政府静态约束扩展为动态约束，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赤字将造成短期挤出，而减税所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长期可以实现自我
15、恢复。同时，税收累进程度的不同通过投资而影响经济效率。此外，Feltenstein（1984,1986）构造了一个包括30个部门和2类居民的简单2期跨期动态模型，分析了财政赤字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其模型中生产者模块为静态（生产者最小化当期成本）。但是消费者与政府模块动态化，其中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和货币弥补赤字。CGE模型主要是一种反映实体经济的模型，因此该模型特点是将货币引入CGE的模型中。利用该模型除了得到政府发行货币和债券弥补赤字存在着挤出效应这一结论外，还度量了挤出程度的大小。CGE模型需要用大量的数据估计模型参数并给各种变量赋初值，但是由于CGE模型结构中多部门、多居民组的特点使得多期
16、历史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大多数CGE模型中参数估计采用“校准法”（Calibration）。Jorgenson和Yun (1986) 构造的一个分析税收政策对资本分配的影响的CGE模型中用计量法估计模型参数。尽管其模型中包括较少的部门，从而为计量法估计参数提供了可能性，但该模型是较早用计量法估计参数的税收CGE模型。至此，税收相关CGE模型研究在技术上已趋于完善，后续的研究大多在已有的建模技术范围内，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而构建不同的模型结构，如Formby和Medema（1995）研究了实行中性税收的经济效率及其等价性效果，以及增加税收时对收入分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Bye和vitsland（2
17、003）以挪威为例，建立一个跨期CGE模型，研究了同时包括资本利得税和房产利得税在内的税收中性改革问题。在研究结论方面，大量的含税CGE模型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扭曲作用，由于税收的存在，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税收CGE模型除了得到这一结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评价了税收政策的效果。国内研究方面，虽然不少关于CGE模型的研究，但是税收CGE方面研究仍然有限。翟凡、李善同、王直（1996）较早地构建了一个包括22个部门，12个代表居民类型的递推动态CGE模型。用于模拟和评估贸易自由化之后，不同税收政策对关税替代的社会福利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结果发现，用累进个人所得税替代关税削减损失是最为
18、合适的政策选择。王直、徐滇庆（2002）建立了一个包括7部门的税收CGE模型分析了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增加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比例，在不降低生活标准和不减少国家税收总额前提下，通过递进税收政策把税收向个人所得税转移，将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王燕、徐滇庆、王直等（2001）建立了一个包括7个生产部门、22个性别年龄组类型的CGE模型用以分析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最有利的税收政策，结果发现增值税最有利于支持中国的养老金体系。郑玉歆、樊明太等（2002）建立了一个对中国税收进行了详细划分的税收CGE模型，用以分析1994年税收体制下各
19、种不同税收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该模型包括 23 类税种，主要模拟了调整消费税率、扩大增值税范围、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以及加强增值税监管等的结果。杨元伟（2000）建立了一个税收CGE分析模型，该模型重点关注于税收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总产出、税收负担、收入分配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变化。王韬，周建军等（2000）建立了一个以三次产业划分为基础的CGE模型，分析增值税等税率变动后各产业对要素需求量，以及居民消费量的变动。段志刚等（2003）以广东省为例建立了一个包括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CGE模型。研究结果发现，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并调整个人所得税负的居民区间分布，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并促进社会整体
20、福利效应的提高。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大多数中国税收CGE模型并未对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加以区分。因为税收政策分析的需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内外资企业在内的递推动态CGE模型，用以分析所得税政策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中，内资企业主要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有独资、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等；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及外商合资（作）企业、港澳台（外商）独资企业。这种划分是统计资料上常用的划分标准，也利于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文章主要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模型结构；第三部分介绍模型数据来源及参数校准；第四部分为模拟情形设定；第五部分为模拟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二、模型结构本文所构建的CGE模型包括价格模块
21、、生产活动及贸易模块、机构收支模块、均衡模块，以及动态递推模块。税收分别在价格模块、生产模块以及机构收支模块中体现。附录A1-A3列出了模型变量、参数含义及模型结构。（一）价格模块方程（A3.1）、（A3.2）表明模型采用一国小国假设，即世界产品进出口价格不受一国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在模型求解时所设定的宏观闭合中汇率被外生给定。方程（A3.3）（A3.5）分别表示总产出、Armington合成商品，以及税前总产出的价值构成。合成中间投入品价格由各种不同生产活动所使用中间投入加权得到。消费者物价指数与生产者物价指数分别为各种消费量的加权值。（二）生产与贸易模块生产模块采用两层嵌套CES生产函数，模
22、型假设劳动力在部门间完全流动，资本存量短期内在部门间相对固定。在第一层CES函数中，合成中间投入和增加值通过CES函数合成为总产出，如方程（A3.10）；在第二层CES函数中，增加值由要素通过生产得到，如方程（A3.12）。其中，在进行基期校准时实际GDP外生给定，TFP内生使得模型均衡GDP与实际GDP相等。在模型动态递推期间，TFP被外生给定，每期GDP均由模型求解而内生得到。方程（A3.11）、（A3.13）分别为嵌套生产函数所对应的FOC条件。合成中间投入品与各中间投入品之间关系采用Leontief函数形式，如方程（A3.14）。贸易方面，方程（A3.17）描述了进口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
23、不完全替代的Armington函数关系，即进口品与国内产品存在一定弹性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在出口方面，方程（A3.19）描述了一国生产总产出按不变弹性转换（CET）函数在国内消费与出口之间进行分配以最大化收入。方程（A3.18）、（A3.20）分别为Armington函数与CET函数的FOC条件。最后，进口品与国产品之和应等于合成商品，国内销售产品与出口品之和应等于国内总产出。（三）机构收支模块机构模块分别描述了企业、居民、政府收入及支出。企业及居民收入包括要素收入、政府补贴以及国外的转移支付收入。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除储蓄外的各种税后收入之和，企业支出主要用于支付各项政府税收。方程（A3.2
24、3）（A3.27）描述上述关系。居民消费需求表示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预算约束下，通过Stone-Geary效用函数推导得到，如方程（A3.28）所示。政府收入为各项税收收入以及国外转移支付之和，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以及对企业及居民的转移支付。其中，所得税率为外生变量，生产税率、增值税率、消费税率、储蓄率为内生变量，如方程（A3.31）（A3.34）。变量通常被设为1，此时若被外生给定为0，但允许变动，则模型求解时不同部门生产税率将统一变动。若与均可变动，则求解时不同部门生产税率将分别变动。这样可以在求解时方便地选择间接税率的变动方式。（四）均衡模块及宏观闭合设定方
25、程（A3.37）（A3.44）描述模型均衡。模型均衡包括各种要素及商品市场的均衡，其中要素及商品市场通过价格而出清；国内合成商品数量等于中间投入、家庭及政府消费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之和。国内投资及消费需求，被表示为上述除中间投入外其余部分之和；国际收入为出口收入，本国要素的国外收入以及国外净储蓄之和，支出为进口商品及对国外转移支付；政府支出部分包括政府消费及储蓄。对于上述均衡所采用的宏观闭合为：储蓄投资闭合采用“新古典闭合原则”，即投资内生地等于储蓄，是“储蓄驱动”的；政府收支闭合为税率不变，政府余额由模型内生决定；国际收支闭合为汇率固定，国际收支余额由模型内生决定；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被设为模型
26、的校准价格（Numeraie）。（五）递推动态模块 构建本模型成为递推动态模型的原因之一在于基于IO表而编制的SAM表截止2005年，与税收政策变化时间之间存在着一定间隔，从而降低了比较静态分析结果的可比性。因此，模型首先将递推求解出政策变化前的均衡结果，以之作为基准情形，并与政策变化时各种模拟情形下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在新所得税政策下继续进行模型动态递推，分析政策对未来的影响。本模型动态递推考虑生产要素的增长，其中通过趋势外推分析得到未来劳动力供应量。 有的模型考虑了生产率增长，如翟凡(1996)。本模型动态递推期间跨度不大，因而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模型基期求解时由模型内生决定，
27、而在模拟情形及递推过程中外生给定。资本存量变化等于基期资本存量减折旧加上当年投资得到，假设各部门间资本存量相对固定，投资量内生地由上一期储蓄而决定，并受各部门资本回报影响而决定。一般均衡模型要求方程数与变量个数相等。在本文所设定的模型中共有47个方程，除动态模块中关于要素增长的2个方程（该方程不参与每期模型均衡求解），共有45个方程。内生变量个数共有55个，其中宏观闭合设定中要求固定包括、等在内的总共11个变量。因此变量数较方程数少1个，通常引入一个新的变量以保证模型有解。本模型将该变量引入方程（A3.39），该变量在均衡时均近似为0。三、数据来源及参数校准对于CGE模型而言，数据质量与模型本
28、身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IO表基础上编制宏观社会核算矩阵（SAM），如表2所示，并以之作为模型中参数校准的依据。该宏观SAM包括11个账户，分别是商品、活动、劳动、资本、居民、企业、政府、关税、固定投资、存货、世界其它地区。在细分SAM表中对账户的细分与模型的要求保持一致，即商品部门分为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三大部类；生产活动部门分为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居民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模型中税收包括生产税（主要是营业税、资源税、印花税等生产相关税种）、增值税、消费税、企业（个人）所得税以及关税。 目前我国增值税仍属于生产类型，但是由于在税收结构中增值税所占比例较大，因此在模型中单
29、独考虑上述税收划分，包括了全部税收总量95%以上的税收，反映了我国主要税收情况。表2 2005中国宏观SAM表 单位：万亿生产商品劳动资本居民企业政府关税世界其它固定投资存货总计生产53.6553.65商品36.027.312.816.148.230.3560.86劳动7.797.79资本8.198.19居民7.790.410.970.330.019.51企业7.857.85政府1.650.210.550.512.92关税0.510.51世界其它6.7-0.070.016.64固定投资1.996.33-0.230.498.58存货0.350.35总计53.6560.867.798.199.51
30、7.852.920.516.648.580.35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年IO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以上统计资料均为2006年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IO表并未对内外资所使用的中间投入进行区分，因此必须先对内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中间投入进行处理。中间投入又可分为国内中间投入以及国外进口中间投入。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按企业类型分别统计了企业最终产出以及中间投入的数量；由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可知农业中外资数量极少，因此对农业的外资中间投入作为余项处理；以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对贸易方式的分类统计为依据，划分进口用中间投入。同时利用中
31、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等外部统计数据完成对最终SAM表的编制。进行中间投入数据处理时，在能获得详细统计口径数据的前提下尽量使用统计数据，在未能获得所需统计口径数据时将采用一定的合理假设，如内外资企业在各产业中产值（或资产）比例进行划分。区分企业所使用中间投入及SAM表的编制是模型重要的数据基础，但并不是本文阐述重点，限于篇幅原因未能展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作者联系了解编制过程。并利用二次规划（Quadratic Programming）的方法分别对IO表以及SAM表进行平衡调整。关于此方法详细论述见Patrick,C.,and Zhi.W,2005, “A Flexible M
32、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odel to Estimate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Accounts”,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s,Vol.45(3),pp.539-563.模型中的参数通过两种方法获得。生产函数、CET函数、Armington函数中的份额参数、转移参数、政府转移支付比率以及各种税率用校准法确定；美国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公布了对世界各国贸易Armington弹性参数参考值，本文对各类商品消费弹性参考此数值，取值范围在0.5-3.
33、0之间；对模型中CES生产函数先进行对数线性化，之后利用1992-2005年数据样本，再用计量法估计确定关于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对生产函数的估计最主要问题是资本存量的估计与确定。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存量统计数据，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如贺菊煌(1992);邹至庄(1993);王小鲁和樊纲(2000); 张军和章元(2003); 宋海岩(2003); 陈志国(2005)等。本文进行生产函数估计时采用了上述研究成果。 四、模拟情形设定本文中对模拟情形的设定及比较分析包括比较静态及动态递推分析两方面，相应地，基期及模拟情形也有所不同。（一）比较静态模拟的设定在我国税收实践中，内资企业实际平
34、均所得税负约为22%-24左右，外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为10%-13左右，因此内资企业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约24.24%差距。假设政策实施后实际执行税率与名义税率25%之间仍保持该差距。利用模型递推求解出税收政策不变时的2008年均衡结果，以此结果作为比较静态分析基期，并与各种设定的模拟情形求解均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所设定的模拟情形如表3所示。表3 模拟情形模拟情形描 述S1企业所得税率变化；其它间接税率固定；政府财政盈余（赤字）、国际收支余额可变动；汇率固定S2企业所得税率变化；生产税率可变动；政府财政盈余（赤字）、国际收支余额固定；汇率可变动S3企业所得税率变化；增值税率可
35、变动；政府财政盈余（赤字）、国际收支余额固定；汇率可变动S4企业所得税率变化；消费税率可变动；政府财政盈余（赤字）、国际收支余额固定；汇率可变动模拟情形一：该情形模拟当所得税率变化，其它间接税率保持不变时的情形。模拟情形二：S2模拟企业所得税政策变化后，为保持政府财政余额及国际收支余额与基期相同水平，同时允许生产税率可变动时对主要宏观经济的影响。模拟情形三：该情形类似于S2，但允许增值税率可变动。模拟情形四：该情形类似于S2，但允许消费税率可变动。对于上述模拟情形的设计进行如下解释：S1模拟了实际中可能出现的情形，即企业所得税率发生变化，而其它间接税率保持不变时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宏观闭
36、合条件为税率与国际收支余额外生给定，政府余额及汇率内生给定。对于模拟情形S2S4，由方程（A3.29）、（A3.40）可知，为满足政府收支平衡宏观闭合条件，在固定政府余额的同时，必须使得政府收入由模型内生地等于政府支出与盈余之和。因此宏观闭合条件相应地变为政府盈余和国际收支余额固定，税率及汇率可变动。（二）递推动态模拟的设定递推动态分析将比较所得税政策不发生变化时的递推结果（基准情形），与政策变化后递推结果（模拟情形）之间的差异。其中，递推模拟基准情形即是对比较静态中S1情形的递推。表4给出了动态递推基准情形中包括宏观闭合在内的主要假设。表4 标定基准情形中主要假设类别假 设宏观经济变量- G
37、DP内生- TFP外生人口增长- 根据1994-2006年数据及人口增长预测外推获得政府收支宏观闭合- 政府财政余额内生- 各种税率外生国际收支宏观闭合- 国际收支余额内生- 汇率外生五、模拟结果及分析模型利用GAMS（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软件求解，将模型定义为MCP问题（Mixed Complementary Problem），使用GAMS软件中的PATH求解器求解。（一）模拟情形结果的分析模拟后主要宏观经济变化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整体上S1情形下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和冲击明显小于S2、S3、S4情形下。在S1情形下，所得税政策变化
38、后对居民收入、消费带来正向影响，其中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增加大于农村居民，这可能与政府对城镇居民转移支付大于农村居民，以及企业就业人口中城镇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有关。S1情形下，对GDP及固定投资略有影响，但是相对于基准情形，其变化程度很小。与S1模拟情形中其它变量相比，政府收入与政府盈余波动较大，尤其是政府盈余相对于基期有较大幅度减少。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内资企业占绝大部分，因此在其它间接税率不变时，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降低对政府收入影响较大。但是，尽管相对于基期，政府财政收入与盈余有所减少，由于经济增长因素的存在，与政策变化前一年相比，政府财政收入及盈余仍保持增长。表5中模拟结果显示，S1情形下并未对内
39、外资企业就业带来较大波动。因此，对所得税政策变化的模拟结果显示，企业所得税政策变化并未对经济带来较大冲击。表5 各模拟情形下主要宏观结果宏观经济变量基期S1S2S3S4国内生产总值244325.15-0.031%-14.279%-12.420%-4.851%居民消费95557.820.112%-13.290%-12.695%-4.822%农村居民28441.410.086%-13.478%-12.873%-4.928%城镇居民67116.400.124%-13.210%-12.619%-4.776%居民收入125060.580.113%-13.283%-12.688%-4.818%农村居民33
40、947.470.086%-13.478%-12.873%-4.928%城镇居民91113.110.124%-13.210%-12.619%-4.776%固定投资144754.14-0.205%-24.595%-23.570%-2.710%政府收入42897.21-2.621%-11.980%-11.673%-7.431%政府支出37004.560.026%-0.512%-0.086%5.809%政府盈余5892.65-9.417%0%0%0%内资就业人数765540.370.001%1.448%1.520%-0.610%外资就业人数14620.86-0.049%-12.435%3.014 %-
41、3.885%注：（1）表中基期单位为亿元，其中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2）按2005年价格水平进行调整；（3）S1S4中数据为相对于基期变动百分比若政府为维持与基期时相同的财政盈余，则在企业所得税政策发生变化的同时允许其它间接税率进行调整。表5中S2S4模拟情形分别给出了当生产税、增值税、消费税变动时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其结果显示，整体上，所得税政策变化后，为保持政府财政盈余不变，S2、S3情形下对经济变量的负向影响大于S4。S2、S3情形下对于GDP、居民收入及消费、固定投资均带来较大负向冲击。S2|、S3对内资企业就业带来正向影响。但是相对于基期，S2较大地影响到外资企业就业。在情形S4下，对
42、包括GDP、固定投资、居民收入及消费在内的宏观经济变量虽然带来负向影响，但是其幅度明显小于S2、S3。上述模拟情形对经济所带来冲击，可能与模拟情形设定及税种特点有关。当所得税政策发生变化时，为维持政府盈余不变，需相应提高内资企业生产税率及增值税率，同时降低外资企业增值税率。由于生产税率与增值税率的生产性特点，同时，这两项税收占我国企业税收的大部分，其变化对投资、消费、就业的影响也较大。通过对比S2S4可知，当政府财政盈余保持不变，为减少对经济的负向冲击，消费税变动将是较生产税、增值税更好的选择。但是这些模拟情形下对经济的负向冲击影响均大于S1情形下。说明为保持政府财政盈余不变时，其它间接税率调
43、整对经济带来较大影响。对于任何一项政策而言，对居民社会福利的衡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通常采用希克斯等价变化（EV，Equivalent Variation）以反映该变化。该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其中为支出函数，为间接效用函数。因此，上述两类指标分别度量了居民在原有价格水平和新价格水平下的福利变动情况。各种模拟情形下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如表6所示。表6 社会福利变化及占GDP和税收总额的百分比基期S1S2S3S4GDP税收GDP税收GDP税收GDP税收EV农村居民634.080.0000.002-0.109-0.677-0.256-1.527-0.275-1.610城镇居民1856.41-0.00
44、2-0.013-1.082-6.7030.1751.0420.2241.311合计2490.49-0.002-0.011-1.191-7.380-0.081-0.485-0.051-0.299注：（1）表中EV基期值单位为亿元；（2）S1S4中数值为各种情形下EV变动占该情形下GDP及税收百分比表5示，相对于其它情形，S1对整体福利影响最小，同时对农村居民福利略有改进。S2对两类居民福利及整体福利均存在负向影响，其中城镇居民福利减少大于农村居民。S3、S4对城镇居民福利有所改进，而农村居民福利有所恶化，整体福利水平略有恶化。上述关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模拟情形分析发现，如果所得税率变动，为保持政府收
45、支盈余不变而允许其它间接税率可变动，则对居民福利而言，消费税也是较生产税、增值税更利的选择。当所得税政策变化，其它间接税率保持不变时，但政府盈余可变动时对社会居民福利影响水平最小。该情形下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还略有改进。因此，实际中情形中所得税政策变化并未带来居民福利的巨大变动。（二）递推结果比较分析递推分析中，作为对比的模拟情形与基准情形有相同的宏观闭合假设相同，即，政府余额及国际收支余额内生，各种税率及汇率固定。基准情形中所得税率为原税率，模拟情形中所得税率新税率。其它间接税率相同且保持不变。表7显示了在税收政策变化影响下的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表7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递推结果比较宏观经济变量20082009201020112012国内生产总值-0.031%-0.058 %-0.086%-0.114%-0.142%居民消费0.112%0.093%0.073%0.053%0.032%农村居民0.086%0.067%0.046%0.025%0.014%城镇居民0.124%0.105%0.085%0.065%0.044%居民收入0.113%0.094%0.074%0.054%0.034%农村居民0.086%0.067%0.046%0.025%0.014%城镇居民0.124%0.105%0.085%0.065%0.044%居民储蓄0.116%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