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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权稳定性和农户投资的实证分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吴斌珍导师：林毅夫教授 摘要84年后的农业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引起了产权改革是否是核心，是否要私有化的争论。其中投资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不同的观点相对应的实证分析还没有得到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各种农业投资，特别是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尝试着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的理论模型指出地权的不稳定性抑制了长期投资，但对其他投资的影响随外生约束的变化会有所不同。小调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合适的补偿机制降低了大调的负面作用，其他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方向也随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农业的低
2、比较收益对投资有着双重的重要的负面影响。实证分析证实了地权的不稳定对长期投资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大调的影响大，小调的影响小，也证实了补偿机制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得到了：小调刺激了化肥的施用，也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而大调对两者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种差异证实了约束条件的变化的重要影响，也暗示了农业的比较收益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证实了非农就业机会，村组的相对应的长期投资都显著的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进而我们对产权核心论提出了质疑。关键词：地权稳定性，大调整，小调整，长期投资，短期投入，劳动投入，农家肥，农业比较收益，约束条件，村组投资，补偿机制，集体所有制，产权核心论引言70年代末以家庭承包责任制（
3、HRS）为核心的农地制度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户享有了土地使用权和剩余收益权，同时他们也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这种变革加上其它一些相应的改革极大的增强了农民农业生产的激励，带来农业空前的高速增长,7884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 5.9%， HRS实施后的农业产量的大幅度上升使得学术界，政府对HRS给予了一致的认同，许多学者提出HRS的实施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 见Lin,1992; MacMillian, Whalley, and Zhu, 1989。 但是84年以后，农业增长的速度明显放慢， 8487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为1.4% 见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三联书店,其中的粮食产量从85年开始下降，直到89年才与85年持平见中国统计年鉴1985 1992 1999。由此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利弊。同时由于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替代了原有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广大农村已经产生了多样化的农地制度。理解地权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地权对效率产生的影响成为了研究农业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林毅夫（1992）指出农业增长的减慢主要因为改革产生的激励增加所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耗竭，农业的进一步增长开始取决于农业发展的常规要素的投资，即投入品供给的增加和技术变迁。因此，分析影响中国农户投资的要素就很重要，并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 林毅夫，“中国改
5、革后决定农村投资与农民住房建设的因素”，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三联书店。的确，关于农业增长为何减缓的争论中，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被及于了极大的关注。这一关注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农村的长期投资的急剧下降。首先是国家集体在农业上的财政投入在80年后急剧下降 80,81两年分别下降了14%和26.5%，农业支出比例由79年的13.6%降到85年的7.7%，之后有所回升，波动很大。农户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开始时快速增加，但85年农户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就下降，而后直到91年才超过85年的水平，农户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从84年的29.9%下降到了90年的11.5%
6、，98年的10.4% 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2, 1999。但化肥没有出现类似的下降，而且住房投资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但我们有必要指出：8590期间，化肥的增长率也放缓，机耕面积，灌溉面积8590年的增长率比7985要高。而85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机耕面积，灌溉面积，购买生产性固定机械投资都出现了下降，之后又开始回升。(7985年化肥的增长率8.7%，而8595期间为 7.3%；灌溉面积7985增长率-0.4% 8595年为1.1%；机耕面积7985年增长率-3.3%，8590年为7.0%)。根据和中国统计年鉴86 92 98计算得到。 Wen(1995)否定了住房投资在生产队时期受到
7、过渡压制，60年代早期的生育高峰，已经住房的高收入弹性等假说，提出土地不稳定性是农户长期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时刺激了住房投资的增加；但Feder,etc(1992)的计量模型发现地权对住房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见图1，图2。图1.图2.同时，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也在减少。水井的数目在实行HRS后就没有增加过 Stone,(1988), Wen (1995)。89年全国绿肥面积下降到了6千万亩，占耕地的4%，比85年减少900多万亩，比 70年代中期下降了70% 农民与土地历史.现实.未来，中国农业投入问题研究，Wen(1995)。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中国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在下降 (人民
8、日报海外版，1988/1/28),88年全国亩均有机肥降到了1.5%（比82年减少15%），明显低于欧美的2.5%4%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6/15)，但亩施化肥1415Kg，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倍多。事实上，农家肥施用量的下降在那些非农就业机会少的地方也同样存在，但化肥却增加的非常快，92年的化肥比79年将近翻了一翻。中国的多数土壤降低了0.51个肥力的级差，70%的土壤有机质无明显提高 (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投资的下降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使得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地权制度的影响和效率张开了激烈的争论 Wen(1995)指出，农家肥施用量的下降和化肥的上升，有效灌溉面积的下降，机耕面积的下降
9、都表明了农民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下降,同时将其归咎于地权的不稳定。Kung等认为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机耕面积在85年下降后又在86年后开始增加。而水库的失修，灌溉面积的下降是由于实行HRS后，集体不能再强迫农民进行无偿的公益劳动。而农家肥的总量还是在上升的，只是比例下降了(从1975年的约70%降到了90年代的少于40%)但比例的下降是农业转型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并不能简单归于地权的不稳定，劳动力的影子价格的上升是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化肥的增加同时还由于供给的增加从而价格的下降，更由于其节约劳动的特点，以及对产量的极大刺激作用。一派认为地权制度是农村问题的核心，迫切需要改革。土地的集体所有
10、引起的不断调整，各种权力的限制导致农民的地权的不稳定和不完整，直接导致了农民投资积极性特别是长期投资的下降。他们还认为八十年代后期的农业增长停滞是地权的不稳定，也即产权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其政策建议是推行土地私有化 Wen 1995, Yao and Carter,1996; Rozelle and Li,1998; Zhou,1994; Feder et.al.,1992; Johnson, 1995; Prosterman, Hanstad, and Li,1996，Anning Wei(1997)，Prosterman (1994)。另一派认为产权制度对中国农村目前的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并不
11、同于经营性的农场行为，其对中国的农户投资以及产量的下降的影响是否是主要的，关键的是一个还未得到证实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信贷市场，其他市场都还不完善，也没有一个土地的注册系统和完善的法律体系，现在实现私有化不会有很大的收益，可能反而是无效的，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且农民并不热衷于私有化 Kung,1995; Kung and Liu,1996; Dong,1996，蒋中一、陈子光1997。Lin等对85年后粮食产量下降有不同的看法，也对土地稳定性的说法有所质疑 林等提出78-84年，机耕面积下降，化肥的使用的增加，这是由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体制变迁，使得劳动的有效供给大大增加，对劳动替代性
12、的需求下降，对土地的需求(在土地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对其他可增进土地生产力的要素的需求)上升。而85年之后的农业产出的下降则是因为向HRS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84年已释放完以外，国家牌价的急剧下降是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劳动力的加剧外溢和肥料使用增长率急剧下降的原因)。不同的观点相对应的实证分析还不多，也还没有得到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三个层次的分歧争论并不是简单的支持私有化还是反对私有化，事实上有几个不同层次的分歧。以下我们分析不同层次的问题，同时用农业研究中心在99年8月份的调查资料来简单考察各个问题 这次的调查涉及了全国6个省(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和浙江)12个县36个村82
13、4户，取样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 地权是否稳定？首先是地权是否稳定的争论。支持私有制的人认为地权是不稳定的。许多次调查的结果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认识 除了文中给出的调查，还有一6省56个村的调查发现78.5%的样本村平均4年调整一次(蒋中一、陈子光, 1997)。 1992年湖南四川的400户农户的调查表明近89%的样本村曾调整过土地(Kung，1995)；。1988年的全国性的调查（300个村）显示：95%的农村在实行HRS后实行过调整，平均3.1年一次。从此有所谓的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调的说法 (Yang，1995；Kung，1994)。 1994年国务院的发展研究中心关于浙江，河南，吉林，
14、江西的80个村的调查表明大约70%的样本村曾调整过土地。尽管93年中国政府要求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禁止因为人口的变化而大调整。但是调查显示到96年底，只有约一半的村完成了延长承包期限的工作，而且其中只有20%和中央政府要求的一致是30年的承包期，其余的多是10年，5年，甚至更短 南方日报， 1997，5/2 p.10.。但是Kung等怀疑土地调整的规模和效应被人为的夸大了。在94年80个村的调查中的多一半的农户拥有同一块地的时间达7年以上，到93年底所有村平均只调了1.5次，而且在所实行的调整中，近70%的调整只涉及了那些人口有变化的农户调整方式本身对农户地稳定性地感觉的影响是不同的。K
15、ung(2000)，指出经历大调整全村农户和地块打乱重分和全组农户和地块打乱重分)的农户比没有经历大调整的农户觉得现有土地的稳定性(在本轮承包期内不会被收回)和土地将来的稳定性(本轮承包期后还能拥有现有地块)都更差。同时他们指出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不纯粹取决于使用权的稳定与否，真正影响大的是农民对将来地权稳定性作出的预期。而预期和调整的关系并不明确 Kung(2000)发现以前调整过土地的农户和未调整过土地的农户对现有土地是否稳定和土地将来是否稳定的回答上没有系统的差别。龚启圣、刘守英等还发现61.9%的样本户不认为他们的土地会在合同结束前被拿回去，并由此指出农户并没有明显感到地权不稳定。我
16、们的资料给出了村，组，农户三级的调整次数和调整形式。我们发现一个村内组和组的调整次数也有所差别。附表1给出了组的调整次数，附表2给出了调整频率分布。其中的大调整是指把集体的土地按合法人口重新分配，即动面积又动地块，小调整是部分土地在部分农户间的重新分配。小调整有多种形式，有的预留机动地，通过机动地进行小调整；有的在人口增减户中对调，有的用推移法，有的实行动帐不动地。首先我们发现样本组之间的差别很大（方差很大），依大调为例，一直都没有经历大调的组占到了33.3%,但是大调整2次以上的也占到了32.3%。其次就平均而言，调整还是很频繁的，但平均的6次调整中5次都是小调整，而小调整的平均涉及人口和面
17、积分别只有42%和14%（见附表3）。组里给出的小调整的频繁程度是惊人的（调整10次以上竟占到了20.8%），但是我们也看到农户经历的小调整并不多（见附表4），平均只有1次，比大调整还少。农户经历的大小调的比例关系，我们的数据和1994的调查有非常类似的结论朱明，尉安宁通过94年的四省调查数据发现在农户土地调整的三种形式中，所有土地全部打乱充分的占了57.6%，只调整人口发生过变化的农户的土地的占40%，动帐不动地占0.2%,其他占2.1%。：全村农户和地块打乱重分和全组农户和地块打乱重分分别占了24%和29%，而个别农户和个别地块间调整占了29.4%(全村范围为1.1%,全组范围为28.3%
18、)。如果看农户的预期，发现多数农户预计到土地调整还将继续，而且预计25年的时间间隔的人最多（附表5），但是这里没有区分大小调。通过和农户经历的大小调次数和组给出的大小调的次数的相关分析中看到，时间间隔和小调的相关性都是显著的，而和大调的关系不太显著。这样可以初步判断这主要是针对小调的预期。 必须注意到土地调整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虽然以前有些学者认为土地调整是干部的行为，但是我们的调查（见附表6， 附表7）和其他几次调查都表明土地调整是农民所普遍认可，而且是自身有这样的要求的。如果是自我选择的，那么调整的同时必定会考虑到调整的成本和收益。学术界认识到，调地的收益有所谓的保障作用，公平的心理满足
19、，同时某些调整方式可以用以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完成上级的任务等。而成本就有组织管理成本，还有农业效率的损失，包括土地长期投资的损失，阻碍土地流转等。农民可以通过改变调整方式来增加收益，减少成本。因此虽然调整频繁，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的损失不会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从表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户主要都倾向于根据人口变化调整，而在此基础上农民还是有意识，有要求加强土地的稳定性。农户普遍偏好6年以上的承包期。认为应该实行永久性的承包期的比例也较高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户并不偏好于大调整。Kung，Liu也指出村干部和农户对这些成本都是有所意识的，并尽力降低调整的成本（Kung & Liu 1997）。这对稳定性产生什么
20、影响还有待于研究。地权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主要因素？第二个层次的分歧在于地权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有多大？除少部分学者对地权对土地长期投资的负面影响持怀疑态度外，这一关系得到了基本的认同。湄潭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在湄潭，在1987年前，农户很少投资于terraced fields,即使他们的非农就要机会很少，而在87年后，湄潭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地政策，8790年，谷地(paddy land)A级的地和B级的地分别增加了2.27%和4.07%。而C级地减少了6.04%。旱地也有类似的地质变好的变化，有机肥的施用量90年比87年增加了55%。(Zhou 1994； Gu，199
21、3)。我们的调查也显示了这种正向关系。耕地的承包期越长，你对土地的投入会越多吗？会可能会不会不知道71.8%5.6%20.3%2.1%但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地权稳定性是否是主要因素，关键的因素，其影响程度有多大？支持私有化的人认为地权的不稳定是主要因素，影响很大，而反对私有化的人则认为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产权不是主要的，影响也不大。作者认为影响土地投资的还有以下几种因素： 投资需要在中国，农民耕作的土地基本上是已经开发的土地，对长期投资的需求不是很强。同时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量的集体投资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到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户虽然成为了投资的主体，但是一方面农民仍可以利于集体
22、时期留下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集体仍组织着不少的长期投资，尤其是水利等基础建设。我们的样本村中提供统一灌溉的有47%，统一进行水利设施建设的有61%。这种安排对于小规模农业而言不失为一种好的习惯。毕竟农民受资金的限制，缺乏独自进行大的长期投资的能力，同时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不少土地固定投资也不适合让农民个人进行投资。农民也有集体投资的预期。这种集体投资和农户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规模农业形成的投资行为无疑是有别于农民企业家进行大片开荒以及西方大农场经营行为的，也同时会影响产权制度改革引起的效果的差别。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有长期资金类投资的农户的确很少，修水沟，修水渠的几乎没有，即使在那些集体没
23、有做这种投资的地方。村组的投资集中在修引、排水沟，修水塘，打井，修排灌站。在集体投资中有不少农户参与的集资或参与的义务工，但这种农户投资不受稳定性影响。在集体投资少的长期投资上，农户还是做了一些投资，特别是要求资金少，规模损失不大的投资，其中施农家肥的施用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龚启圣，刘守英(1996)指出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即使农户认为将来的地权不够稳定，农民一般不会在一轮土地来临前放弃对现有土地做合理的投入，如农家肥。见表1，2。表1. 94年以来的长期投资或投工值大于0的农户数 (总样本771)绿肥农家肥打井机井维修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梯田其他数量投工日数量投工日数量投工日投资额数量投工日投资额
24、数量投工日投资额数量投工日投资额数量投工日投资额数量投工日投资额47375664215139502114033616164440171820表2. 村组投资值大于0的数目打井修排 灌站修引、 排水沟修水坝修水塘平整土地、梯田土壤 改良亩均 平均标准差大于0的组的数目(样本数96)数量1493421521投工7728213211.082.62上级拨款124211013.8578.06村组投资548161022.31149.84农户投资177170120.3554.00大于0的村的数目(样本数36)数量125245541投工831635312.424.82上级拨款6311420022.1948.1
25、3村组投资549331038.84154.66农户投资826331014.5237.20 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无疑是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杜鹰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农民的投资预期不仅仅是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更大的是投资效益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规模问题。首先重要的是农业的比较收益。其次是各个投资本身的生产率的问题。低的比较收益促使农民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非农业，即使非农业的投资或就业机会有限时，低的比较收益也促使农户行为短期化，降低长期投资，它同时意味着农户（的投资行为）对非农就业机会，非农投资机会的敏感性。Lin（1992）就提出84年产出放慢的原因除了HRS转变的效应释放完以外，劳动力的
26、加剧外溢和化肥使用增长的下降也应对停滞负责，而国家牌价的急剧下降可能是产生这两个趋势的主要原因。国家牌价背后的隐含就是农业的比较收益。我们的调查显示，就98年农户的主要作物而言，化肥及各种费的开支占到了总产值的40%以上，亩均净产值只有403元，如果考虑用工的价值（用当地小工工资来衡量），亩均净产值竟然是负的（不过各地差异比较大）。如果再考虑到长期投资，长期投工，以及负担支出，收益就更少了。同时我们看到，98年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比非农劳动天数和劳动力的比例都要高（见表3）。表3. 农业的支出比例，净产值VariableNMeanStdDevMinimumMaximum主要作物的化肥占总产值
27、的比例7350.210.1301.94主要作物的化肥及各种费占总产值的比例7610.40.220.012.79粮食作物的化肥及各种费占总产值的比例7150.400.220.032.10亩均用工量(播种面积)74019.414.00.7791.8主要作物亩均净产值(播种面积)740403303-2173704主要作物亩均净产值(减去用工)685-64390-2641120794年以来的长期投资额58370.08772.2201680094年以来的长期投工日5894.4921.890240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8070.510.69017.73非农劳动天数占总天数的比例8230.410.3201非
28、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8240.40.3401亩均负担(不包括两工)82492540322亩均负担(包括两工)82416920801736负担占纯收入比重(不包括两工)7990.131.17032.9对于各个投资的生产率，Yao等的提出农家肥、水利投资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产量的贡献很小，对增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面积、人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姚洋1998）。因此在农户追求产量最大化的情况下，对投资贡献小的投资自然就会下降。这种下降并不受地权不稳定性的影响规模问题也是投资效益的问题。虽然农业的所谓规模经济在学术界还存在不少争议,但土地的过分细碎化，分散化无疑对规模性投资如生产性机械持有量，打井
29、等会产生较大影响。 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的看到细碎化的趋势。84年全国户均耕地8.35亩，平均9.7块，块均0.86亩,从我们这次调查的数据看,98年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六省户均2.446亩，平均4.92块，块均0.497亩。规模问题和稳定性问题有所关联。土地调整中小调往往加强细碎化，分散化，而大调则反之，而且根源都来自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是规模影响土地投资的途径并不和稳定性有关。负担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投资效益的问题。首先是农户作物选择的限制和定购任务 85年,国家取消对粮食的统购政策，92年取消了粮食的统销政策，但直至今天,一些地方，特别是主产区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还有不少定购
30、任务。有些地方还强制农户种植某种作物。在这次调查中,回答集体曾要求必须种植某种作物的农户占20.4%，而96年后还受到这种强制的农户占到了15%，而且其中91.8%的农户按要求种了。而定购任务占粮食总产出的12%。这种外生约束势必使得农户不能实行最充分的资源优化，也就影响了农户的边际收益率。其次的负担是各种税费。这种负担不仅使本来现金收入就很低的农民能用于投资的资金更加减少，同时如果负担随地走，那么这样的负担还使得农户不愿意耕地，进而降低了农业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农民的负担太重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官员的共识。据这次调查显示，98年三年平均的人均总负担（不包括两工）为1
31、04.1，占人均纯收入的13%，亩均负担达到了92，如果考虑两工，则负担更重（见表3）。同时占农民负担主体的农业税（28%），乡统筹（33%），村提留（24%）都分别有80%、36%，32%的比例是按耕地面积分摊的。 非农就业机会非农就业有两种影响，一种是静态的，即当期使农户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的非农业，而减少的农业投入，这种竞争不仅是劳动力的竞争，也有资金的竞争，如果是兼业的话，会增强农业粗放经营的倾向。另一种影响是动态的。如果农户预期下一期可以找到一份非农工作而减少甚至放弃种植业，那么当期的长期投资的未来价值就下降了，所以当前的选择就是减少长期投资。除非有非常完善的土地市场，农民可以将当期的长
32、期投资未来收益在交易中兑现，这种影响对固定于土地和不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都有影响。姚洋等将这种效应称为投资反悔效应（姚洋1999）。这和前面提到的“低的比较收益促使农民在有非农业的投资或就业机会有限时的行为短期化”的含义是一致的。虽然我们的取样偏于纯农户，但是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用非农劳动力的比例还是用劳动天数的比例计算的样本户的非农就业机会超过了30%（见表3）。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家庭副业（我们的样本显示家庭副业的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16%）。所以非农就业机会对投资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投资补偿前面曾提到，农民可以通过调整方式的变化来增加调整收益，减少调整成本。在处理长期投资的问题上，农民有
33、两种方式来减少个人的损失，同时减少调整的阻力。一方面选择小调，另一方面可以对有投资的农户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即可能通过物质补偿，也可能通过调整可能性的变化来实行。如何补偿足够，那么即使是大调整，对投资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同时我们发现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严重，农户之间存在着较好的监督。当前的土地投资可以在下一轮调地中加以考虑，一个对土地做了许多长期投资的农户有可能在下一轮调地的时候得到相应的照顾，比如分到较好的地，或者对其实行小调，同样那些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地农户在下次调地的时候会受到惩罚。我们发现在问及“如果你知道明年某块地要调出去，你在这块地上施农家肥的情况会是”的问题时，有不少人回答
34、不变，其中有人给出的原因是：不施下一轮可能会分到差地 Kung等也在江苏省洪泽县96年的调查中发现这样一个案例:调地的时候，一些农户反对另一户人家参与重新调整，因为地在其耕作的时期被破坏。(Kung 2000)。另外，农民对“如果你在土地上作了长期投资，你认为大调时你是否应有优先权保留这块地”问题的回答中，有76.5%的人回答是，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是有再分配中考虑原来投资的补偿意识的。在一个流动性弱，规模小的村中，投资补偿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不确定性少，定价比较容易。 土地市场可以折现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土地市场的存在除了降低前面提到的投资后悔效应外，还有静态的将土地配置
35、到最能发挥其效益的农户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最优的投资水平，对农户投资强度的影响应农户原来的资源限制而不同姚(1998)提出土地的自由转让可以缩小农户之间在劳动力和土地投资强度方面的差距，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农村的土地市场发育并不完善，转出的比例大大低于转入的比例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农民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转出土地(土地的口粮和保险功能)，转入户的许多土地是从集体那里转入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转入限制少，转出限制多。不同的原因对于土地市场对长期投资的影响可能很不一样。如果这种转出的低比例是因为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市场本身没有进入限制)，则投资后悔效应应该很小，因为转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如
36、果这种转出的低比例是由人为的限制造成的，那么结果可能相反。（见附表8）。而且土地转让基本是短期的（转让期限1年的占44.1%，没有确定的占34.7%，6年以上的占5.1%）。在缺乏土地市场的时候，某些形式的土地调整起着类似的资源调整的作用。调查表明，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都是效率损失的。样本组中，有13.6%的组是因为地块过于零碎而大调的，另有6%是因为规模经营而大调，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不完善的土地市场的作用。这样的调整对土地投资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94年的四省的调查显示浙江省的农户(65%)更希望承包期更短一些(5年或更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短的承包期可以使得土地随着人口变化和农户的需
37、要灵活变化。有7.5%的村调整的原因是劳动力外出、地块太分散，以及培养大农场。这些被认为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调整。Kung(2000)。Benjamin, Brandt（1998）提出在不完善的要素市场下，土地的调整提高了公平性的同时，提高了效率。可见，影响土地长期投资的因素非常之多 Feder1992提出的模型指出了地权通过三种渠道影响投资，除了前面提到的地权稳定性对投资激励的影响和土地市场的影响外，还有土地的抵押价值对投资的影响。既土地越稳定，抵押价值越大，农民更容易得到资金进行投资。中国农村的土地抵押信贷非常少，这种影响几乎可以忽略。或许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私有，土地规模有所扩大时，这种影响
38、会凸现出来。，即使地权对土地投资有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是主要的，关键的，还是存疑的问题。本文将这个问题上做一尝试。地权对产量的影响？最后的分歧在于地权对产量的影响。赞成私有化的人认为80年代后期的减产由地权制度导致的长期投资的下降引起。虽然地权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但是影响农业产量的还有其他一些投资，包括短期的与土地相关的投资（例如化肥），生产机械投资，以及农业劳动投入。这些投资之间替代或互补的关系使得某种投资对外生变量变化的反应会因为其他投资的反应的不同而不同。在资金没有外流到非农投资的情况下,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下降很可能伴随着其他资金投资的增加，因此农业的总产量很可
39、能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Carter，Yao，1998； Jacoby, Guo Li, Rozelle,1998）。 已经有不少的文章围绕地权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影响问题做了研究（Brandt, Huang,Li,and Rozelle,2000）。理论上, 最早由Alchian,Demsetz 1972提出地权对投资激励的影响。而后Feder(1992), Wen（1995）,Yao（1996）等都做过证明，认为不稳定的地权降低了与土地相关的长期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导致这些投资的下降,但是都是单一的针对长期投资或劳动力或两者，没有将短期的受稳定性影响很少的投资考虑
40、在内；实证分析方面，对于非洲传统农地制度的研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Bruce et aL.,1995），而对中国的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还存在不少分歧。本文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地权制度以及其他因素对农户长期投资和其他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还将分析对产量的影响。在理论基础上，我们做了系统的实证分析。文章安排如下：第二节提出基本的理论模型；第三节进行计量检验；第四节是计量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理论模型 1. 模型和基本结论假设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这个收入即包括现金收入，又包括一些无形资产如土地的肥力等，这些无形资产在有交易市场时可以折现成现金。农民在第一期做出投资选择追
41、求当期收益和以后收益折现之和最大化。农户有多种投资选择: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前者包括短期的与土地相关的投资Id，长期的与土地相关的投入Ic，农业生产机械投资Im，非农投资是S=A-Ic-IdIm，A为除去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可以是储蓄或者借贷。另外还有劳动的分配,设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表示为L，用于非农的劳动时间为 是农户的劳动时间禀赋（我们假设农民用尽其劳动禀赋），同时如果有土地市场，农户还可以选择耕作面积T，（出租，为分得的土地）。土地调整影响农业投资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从而影响当期投资，但这种影响只限于功效超过一年的中长期投资，我们简称为长期投资。由于长期投资的收益延伸到现期生产以后的时期，农
42、户在即期决定该期的投资量时就必须考虑投资在以后各期的边际收益折现。这对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Ic的影响尤其显著。对于生产机械投资，由于在调整前后始终归个人所有，所以不管调地与否，Im都能发挥作用，但是各种农业投资之间有互补或替代关系，因此土地调整会通过影响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而影响了其它农业投资，农用生产机械投资是其中的一种。非农投资因为与农业投资在资金上的竞争关系也会受到影响。我们首先考虑没有土地市场的情况，此时农户耕作所有的土地，同时为简单起见，我们先不考虑机械投资。考虑到调整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调整的影响不同，我们对于调整形式做了大调（农民失去第一期的土地）和小调（第一期的土地部分调整）的
43、区分，同时引入随投资变化的补偿。同时我们引入村组的投资，来考虑投资需要的因素。投资效益中指出的规模问题，负担问题，我们会在后面加以说明。下面是模型的数学形式： 其中是农业生产函数，是二阶可微的凹函数，一阶导为正，二阶导为负，交叉导数为正。R是资金的机会成本，（如果是借贷就是利率，如果是非农投资，就是非农投资的平均收益率），w为非农工资，Ic0是由村组投资形成的农户土地上的长期投资。为第一期分到的土地。各项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们这里所用的回报率包含了风险的因素，即R，w都是含风险的真实净收益率。产出都用价值来衡量，即设价格都为1。对于不稳定性，农户在当期并不知下期是否调地，只是有一预期，我们将对
44、下期土地打乱重分的预期概率表示为P，小调的概率表示为P1 。这样土地没有变动的概率就是1PP1。当土地在第二期没有变动时，农户当前投资延伸到下期的资本存量的价值为，这一价值函数类似于最优化的价值函数（可以写成），这一价值在农户的继续耕种中得到体现，如果有土地市场，还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折现成现金。如果第二期进行小调，那么如果该农户的人口增长率n小于村的人口增长率m,这家将被小调出一部分的土地，其土地只留下了，相应的其长期资本存量也只有，（这里的一个隐含假设是Ic是均匀分别的，现实中由于地块多，可能小调没有造成损失），因此相应的价值为，对于那些nm的农户，小调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其结果等同于小调的概
45、率为0。如果是打乱重分，农户土地上的长期投资也随之损失，但是会得到一份补偿,假设这份补偿是Ic的增函数，0, 0。 我们也假设是二阶可微的凹函数，一阶导为正，二阶导为负。以前的模型大都以土地的调整减少了农业产出来引入不稳定的影响，但这与现实不是很符合，一般调地后原有的土地的产出仍归原主所有,因此当期投资的当期产出是几乎可以完全兑现的。我们这里的损失缘自-S0，农业的各个资金项投资的收益率就等于其机会成本R。表示非农就业的约束是紧的,此时即使非农就业的工资比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农户也不能再转移劳动力,此时有0Y/Lw1,极端情况，农户将尽可能的使用劳动直至Y/L=0(因为我们假设劳动不产生负
46、效应)。则表明农户还可以向外转移劳动力，这样就有Y/L = w1 。 YY0 表示农民的最优生产量在粮食定购量之上，使用权的限制不起作用。当YY0，使用权的限制起作用，则即使农户的最优生产量低于粮食定购量，农户仍须将一定量的资源用于农业生产, 此时农户只是选择各种投资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Y0,因此这一限制对资金类投资的影响和资金约束类似,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和非农就业约束类似。可以汇总如下：资金约束紧A-Ic-Id=-S0R资金约束松A-Ic-Id-S0=R非农就业约束紧0w1非农就业约束松=w1其中, 是短期投入的资金回报率，也代表了农业的资金回报率先假设约束（3）（4）是松的,有一阶条件和库恩塔克条件： 比较没有不稳定性式的一阶条件很容易看出，不稳定性引起的影响体现在，即它减少了农户的长期投资的总的边际报酬,因此农户将降低长期投资以提高边际报酬率,在没有资金约束时,其报酬率最终等于R。同时我们看到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