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网络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

《董事网络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董事网络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29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董事网络：定义、特征和计量谢德仁 陈运森 2012-09-06 19:20:00来源：会计研究(京)2012年3期 【内容提要】董事的行为镶嵌于社会网络，本文定义了“董事通过在董事会同时任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而形成的董事网络，并从“结点”和“关系”两个维度界定了董事网络的边界；基于社会学的镶嵌理论、弱联结优势理论、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其社会网络特征，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董事的网络中心程度进行了计量；最后简析了独立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和如何基于董事网络对独立董事治理行为展开研究。本研究可为我国“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交叉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关 键

2、 词】董事网络/独立董事/社会网络分析/公司治理/社会资本一、引言以往的公司董事会治理行为与效果研究过于关注董事的个体属性特征，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的演进和公司治理的适应性变革，很多外在可观察的用以区分不同治理效果的董事会特征趋同，以至于基于此展开的董事会治理研究无法得到科学的结论。如在中国资本市场，从2003年开始，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25%分位数、平均数、50%分位数和75%分位数都集中于33%，而且在2003年-2009年的7年间非常稳定！这一比例更多的是满足了相关监管要求。现有的这些研究其实是忽略了董事与董事之间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特征产生于互相的直接联结关系以及基于直

3、接关系而产生的间接联结关系，进而构成了董事的社会网络。Granovetter(1985)认为经济人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个人行为和制度镶嵌在社会网络中，作为经济社会中重要的角色，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财务和治理的文献刚刚起步(Hochberg et al，2007；Cohen et al.，2008；Kuhnen，2009)，但作为跨学科研究，其中的诸多概念及其间关系急需很好地做一个界定。本文则试图对董事网络进行清晰界定，基于社会学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讨论董事网络的特征，并讨论如何对不同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进行定量化衡量以及如何

4、基于董事网络来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节界定董事网络；第三节分析董事网络的特征；第四节对董事的网络位置进行定量化衡量；第五节对如何基于董事网络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进行简单分析；结论在第六节。二、董事网络的定义1.董事社会网络研究现有文献的局限性简析从社会网络视角看待董事的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现有文献检验了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对管理层监督(Barnea and Guedj，2009；Andres and Lehmann，2010)、公司政策制定(Bizjak et al.，2009；Bouwman，2011；Chiu et al.，2010)、业绩和资本成本(Sc

5、honlau and Singh，2009；Cai and Sevilir，2009；Larcker et al.，2010)等的影响，但这类文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概念和逻辑关系的混乱。首先，对董事所处社会网络的界定不清晰，有文献认为公司通过连锁董事的直接关系形成了网络(Chiu et al.，2010)，有文献认为通过连锁董事产生的直接和基于连锁董事产生的第二维间接关系都属于网络关系(Cai and Sevilir，2009)，也有文献认为董事面临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关系都属于网络的一部分(Larcker et al.，2010)。其次，董事网络边界并没有明确，导致有研究人为地隔断了诸多网络关系，

6、从而易得出错误结论。如Barnea and Guedj(2009)只把董事网络边界限定在S&P1500公司，切断了很多不包括在此范围内的公司，从而使得网络位置指标有偏差。第三，董事所处社会网络的性质并不统一，有教育背景(Fracassi，2008；Nguyen，2009；Cohen et al.，2008，2010)；职业背景(Fracassi，2008；Hwang and Kim，2009)以及其他社会关系(Subrahmanyam，2008；Hwang and Kim，2009；Schmidt，2009；Hoitash，2010)。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都仅是借鉴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并未深入探

7、讨具体的逻辑机制，比如Barnea and Guedj(2009)的论证逻辑是“当董事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通过提供更严格的监督来建立声誉；但当董事拥有更多关系的时候，由于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是安全的，他们倾向于提供更软的监督”。而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正是董事获得了声誉才更有动机和能力来监督管理层，而非建立声誉之后就更不去监督了。Andres and Lehmann(2010)认为社会联结中的个人倾向于互相照顾，而且建立和维持网络联系要花费时间，所以处于董事网络中心的董事可能花费更少的时间和努力去监督管理层。但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董事网络属于非正式的弱联结为主的网络关系，

8、不需花费过多的时间来维系。至于具体的董事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影响董事治理行为则更是一个“黑匣子”。2.董事网络的定义董事作为经济中的个体，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也同时受到不同社会人群的影响。为了更直接研究其公司治理角色，我们选取了董事之间互相联结形成的网络关系。由于董事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故在定义董事网络之前先厘清社会网络的概念。社会网络是指一组行动者及连接他们的各种关系(如友谊、建议和沟通等关系)的集合(Kilduff and Tsai，2003)。如果用图论表达，一个社会网络就是一张图，是结点(nodes)和他们之间关系(connections)的组合，所以一个社会网络包含了结点和线两种集

9、合(Wasserman and Faust，1994)，同时还赋予结点和线以社会学的意义：结点可以代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线则代表互相的联结关系。社会网络分析要探讨的正是各个结点之间的社会关系连带(social ties)以及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基于此，本文对董事网络的定义如下：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的集合。在董事网络中，结点就是网络中的单个董事；连带为董事之间的联结关系。如果两个董事同时在至少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那么这两个董事是相连的。董事网络有两个重要特征：首先是董事作为独立的个体本身(作为图论中的点

10、)；其次是董事之间因至少在同一个董事会任职而带来的相互间的联结关系(作为图论中的边)。在董事网络中，董事之间沟通的方式主要来自各种正式场合或私下的交流。不同性质的董事沟通方式有所区别，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之间主要通过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会议、非正式场合的沟通交流来产生联结关联；而内部董事之间由于可能同时在公司管理层任职，属于同事或隶属关系，接触、交流、沟通的时间和机会更多。需指出的是，这种联结关系产生的董事网络是松散的和非正式的。Lin(2002)认为社会网络从本源上是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因为它在位置和规则以及对参加者分配权威中几乎不存在正式性。董事网络也并不是通过正式的权

11、威性来分配权力，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针对董事的公司治理职能，在董事网络中的权威关系和非正式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董事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职能中。如樊纲(1994)所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正式制度约束比较弱的中国市场，非正式的约束可能在促进经济交换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充当正式制度的替代物而对公司产生影响(罗家德，2010)。所以这种非正式的董事网络关系对董事的治理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文定义的董事网络中，连锁董事是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互相联结的重要条件，因为如果任何两个公司

12、董事会之间都没有连锁董事，那么每个董事会的网络都成为一个孤立的点集，而只存在单个董事会内部的董事之间互相构成的关系集。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发现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超过80%的上市公司有连锁董事，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构成的网络。尽管连锁董事是整体董事网络形成的重要条件，但是具体到董事个人，如果兼任了多家上市公司董事，一般来说在董事网络中处于较中心位置的概率会更高，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董事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还需看他所联结的其他董事的联结关系，如果董事并不同时在多家公司董事会任职，也可能因其所联结的其他董事的网络关系而处于整个董事网络较中心的位置。3.董事网络

13、的边界社会网络是由结点和联结关系组成的集合，因而分别从结点和关系入手来厘清本文的“董事网络”之边界：首先是董事网络的结点边界，在定量化研究董事网络的时候，如果没有完全包括所有相关的董事个体，那么就有可能会人为地隔断某些网络结点而使定量化描述数据失真。这一网络边界比现有的关于董事的网络研究相比的优势在于网络结点更完整，他们的研究多选择部分上市公司，比如Wong and Gygax(2009)使用美国S&P 500公司，Barnea and Guedj(2009)使用美国S&P 1500公司，这就人为地隔断了同一环境下的其他公司网络(比如某个董事在S&P 1500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但与他联结紧密的

14、董事所在的公司都不在S&P 1500公司中，计算出来的该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就要比现实更小)，会使实证研究分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其次是董事网络中联结关系的边界。董事不但在公司董事会担任角色，同时也扮演其他诸多社会角色，如公司高管、行业协会领导、政府官员、高校教授、各种俱乐部成员、老乡会和校友会成员，以及“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子”等等。身兼诸多社会角色的董事自然也拥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网络联结关系，比如专业协会、校友网络、俱乐部、老乡会、姻亲和血缘关系等。本文定义的董事网络的联结关系专门是指董事通过在董事会同时任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从而区别于通俗意义上的网络联结关系。我们认为，董事的网络因定义

15、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把老乡关系、校友关系或者各种关系的综合作为联结关系。董事网络和“董事的网络”、“董事的社会网络”以及其他董事的其它特定网络的区别在于对“董事董事”联结关系含义的区别。我们将董事网络的联结关系限定为至少在同一个董事会任职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通过其他维度定义的连接关系(比如：亲属、老乡、校友等)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董事的社会网络。在对董事的社会网络进行大样本实证研究之前，必须考虑所定义的社会网络能够准确地衡量。董事的其他网络关系大多属于私人连带关系，无法准确地分析(比如在某个会议互相认识而产生联结关系)和全面计量(每个人都扮演着诸多社会角色，很难对模糊的网络联结关

16、系进行考察)，而董事之间通过同时任职产生的网络能够找出互相之间的直接联结关系，且通过公开数据可以搜集并较系统地计量。当然，董事个体的其他网络关系无疑也会对董事的治理行为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董事的网络关系类型不影响本文对董事网络特征的分析。三、董事网络的社会网络特征分析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类型，董事网络也同样具备其他社会网络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因此可以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理论来进行分析。1.基于镶嵌理论的分析以镶嵌观点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重点是在一个网络之中的个人如何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Granovetter，1985)。社会网络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同时又“嵌入”在网络中，受到社会

17、网络关系和结构的限制(罗家德，2010)。这种观点避免了低度与过度社会化，从而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为了更清晰地描述董事网络的镶嵌特征，我们绘制了图1，假设总共只有A、B、C三个上市公司，那么图1描述的就是整个上市公司的董事网络图，其中，A公司有3个董事，其中I11和I12为内部董事，O1是独立董事。B公司有I21和I22两个内部董事以及O1、O2和O3三名独立董事。C公司则拥有I31、I32、I33和O3四名内部董事以及一名独立董事O1。该董事网络中，O1分别是A、B、C三个公司的独立董事，O2是B公司的独立董事，O3是B公司独立董事及C公司的内部董事。独立董事O1在做公司治理决策时毫

18、无疑问会受到其个人属性特征的影响，比如他是财务会计背景的大学教授，那么在涉及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公司治理职责就是专家；假设独立董事O2也是同样背景的教授，那么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研究中很可能就认为独立董事O1和O2在B公司都发挥了同样效果的公司治理作用(在其他背景类似的情况下)，但有可能在A公司中内部董事I11是法律背景，C公司中内部董事I33是行业专家(假设B公司和C公司属于同一个行业)，那么在与I11和I33交流和沟通过程中，O1能获取关于法律和行业层面的信息和专业知识，但O2由于只在B公司任职，无法直接接触和获取类似信息和知识。在其他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独立董事O1在B公司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比

19、独立董事O2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加有效，这就是董事网络镶嵌观点所需考虑的因素。我们从社会网络观看待董事行为，认为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的董事网络的影响，董事治理行为的这种嵌入性调和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它一方面保留了在公司董事会决策中董事的个人自由意志，认为董事会依据自身的专业背景、知识积累和偏好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又把其治理行为和决策置于其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强调在董事做一项具体决策之前，固然有自己的理性计算和个人偏好，但其理性和偏好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他会和所处的社会网不断地交换信息、获取专业知识、受到影响和改变偏好，所以董事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镶嵌”在互动

20、网络中，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2.基于弱联结优势理论的分析Granovetter(1973)提出了联结强度的概念，将联结定义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因为发生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并将其分为强联结关系和弱联结关系。强联结容易在性别、年龄、职业身份、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而弱联结则容易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由于群体内部相似性高的行动者对事物的了解通常是相似的，因此通过强联结所获得的信息冗余性和同质性往往比较高，而弱联结是在相似性比较低的行动者之间发生的，其分布范围更广，因此与强联结相比更容易充当跨越社会界限获得信息、知识和其它资源的桥梁，也更

21、可能将某些群体内部的重要信息传递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其他个体，所以，Granovetter(1973)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联结，弱联结关系之所以“强”，原因在于它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关系，传递着信息，而强联结常常处于群体内部，维系着组织内部的关系。图1董事网络联结关系图在董事网络中，我们把公司董事会成员大概区分成内部(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由于内部董事属于公司内部成员且大部分都是公司管理层，开会、工作等接触机会多，时间也长，互动频率高，自然亲密程度也高，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属于组织内的强联结关系。而独立董事一般为高校教授、会计和法律职业人士、其他公司管理层或行业协会领导等，相

22、对于公司董事会的内部董事之间的关系来讲，认识时间要短、互动频率也少，主要是靠董事会议和专门的委员会会议以及私下的各种交流来进行沟通。由于独立董事都有自己的主要职业，与所属公司关系达不到“亲密”的程度，独立董事的选拔要求是与公司没有利益往来，其治理作用主要是靠声誉(Fama and Jensen，1983)，所以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以及独立董事之间的互惠交换程度也低，因此我们认为同一个董事会中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为董事网络的弱联结关系。由于同一公司董事会中的内部董事之间的关系建立比较稳固和持久，互相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背景都类似，进行治理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信息冗余”现

23、象，相互联结获得的信息、知识、资源等同质化程度高。而独立董事主要的职业和精力都不在所任职的公司，知识背景和精力与内部董事都有较大差异，掌握的信息与公司内部董事相比异质性较大，特别是如果独立董事兼任多家公司职位的时候，接触的知识和信息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从而能给公司董事会决策带来更多样化和丰富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容易充当董事网络之间的“桥”功能(Cai and Sevilir，2009：Farina，2009；Chuluun et al.，2010；等)。图2不同类型董事网络关系为了更好的说明董事网络的具体特征，我们把图1描述的董事网络图拆分说明，如图2所示，实线表示强联结关系，虚线表示弱联结关

24、系。在A公司中，由于内部董事I11和I12接触的时间、频率等都比较频繁，属于强联结关系，而独立董事O1并非全职在A公司，平时在A公司工作的时间较短，与内部董事I11和I12接触的时间和机会也不多，主要是通过公司召开董事会、各种专业委员会和临时的碰面以及私下沟通为主，与两个内部董事的关系属于弱联结关系；B公司与A公司相比更复杂一些，其董事会有5个董事，两个内部董事I21和I22，以及三个独立董事O1、O2和O3。一般而言，三个独立董事除了平时与内部董事接触不多之外，互相之间的沟通时间和机会也较少，所以独立董事互相之间也属于弱联结关系；C公司同样也是5个董事，但只有O1一个独立董事和O3、I31、

25、I32、I33四个内部董事，四个内部董事之间属于强联结关系，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之间都属于弱联结关系。三个公司中，O1同时担任A、B、C三个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与A公司有两条联结关系、与B公司有4条联结关系，与C公司也有4条联结关系，共有9条联结关系(其中O1和O3同时在B公司和C公司董事会任职，则只算作1条联结关系)；O2只担任B公司独立董事，有4条联结关系，O3既担任B的独立董事，同时也是C公司的内部董事，与B公司有4条联结关系，与C公司也有4条联结关系，共有7条联结关系(道理同前)。三个董事对比可知，O1在三个公司都任独立董事，在图1的董事网络中拥有最多网络关系，且都是弱联结关系，O3次

26、之，且同时拥有强联结关系和弱联结关系，O2拥有的网络关系数量最少。所以O1了解对所有3个公司的行为决策和公司治理信息、知识等。在其中任何一个公司发挥公司治理职能时，其掌握的信息、知识等的异质性和广泛化特点就会体现在具体公司治理决策中。举个例子，如果A公司首先实施了对管理层的业绩型股权激励计划，这种具有较大创新的知识可能O2和O3并不知晓，但在B公司也需要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时，O1便能借鉴其在A公司了解到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知识。3.基于结构洞理论的分析Burt(1992)指出个人和组织的社会网络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无洞结构网络，即网络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与其他所有个体都有联结关系，网络中的任何

27、两个个体之间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这种形式一般存在于小群体中；另一种则是有洞的结构网络，即网络中的某个个体与某些个体建立直接联结，但也与其他部分个体未发生直接联结，因此在个体之间就出现了关系间断的现象，这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就是所谓的“结构洞”。充满结构洞的稀疏网络比密集网络更具有优势：在关系稠密的网络中，每个行动者所能获得的信息都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的冗余性信息，而在关系比较稀疏的网络中存在一些结构洞，处于结构洞地带的行动者能够得到处于结构洞两端的不同的关系稠密地带的信息，能够得到大量异质性信息，并有利于行动者利用这些差异化的信息取得先行优势或主导地位。在董事网络中，每个公

28、司董事会的董事都可以看成一个小团体(clique)，每个公司的非兼任董事与其它公司的董事之间就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连锁董事的关系间接地交流，这样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就充满了每个公司董事小网络性质的结构洞，此时连锁董事通过在不同公司董事会任职而在董事信息传递网络中间形成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所以整个上市公司董事形成的网络具有诸多“结构洞”优势，而连锁董事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而使整个董事网络的信息沟通畅通，信息异质化和交流性得以提高。通过图1可以发现，如果O1并不同时兼任A公司和B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A公司的内部董事I11和I12跟B公司的I21、I22、O2和O3就不再有联

29、系，A公司和B公司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洞，独立董事O1便是连接A公司董事和B公司董事的桥梁，毫无疑问，充当桥梁的行动者属于弱联结关系，O1跟A公司和B公司的所有董事都是弱联结关系。如果O1和O3都不再兼任，分别只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那么图1描述的董事网络中的三个公司将互不联系。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拥有连锁董事的公司在2001年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超过50%，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近85%，这意味着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构成的网络。而在所有连锁董事中，我们分别对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独立董事占所有董事比例在2001年为15%左右，2002年55%左右，从

30、2003年一直到2009年都在65%-70%之间，这说明从2003年独立董事制度规范之后，在董事网络中扮演结构洞的“桥”作用的连锁董事中，独立董事占据主要位置，作为在董事网络中占据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的角色，独立董事作用更加突出。4.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Lin(2002)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在社会网络背景中考虑，即作为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和/或重要组织结构位置的社会关系而获取的资源。而且，社会资本可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突出了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我们认为，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声誉、信息和知识以及战略资源三种。第一，网络位置是获得

31、声誉的一种重要方式(Freeman，1979)，在董事网络中拥有不同网络关系和不同网络结构的独立董事其对声誉的获得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结合社会网络对声誉的具体影响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剖析：首先，如果董事居于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能获得更多有关于治理行为的信息和知识以及在董事会的决策影响力(将在后两小节详述)，从而积累的关于董事会中公司治理领域的专家声誉较高，未来潜在的拥有额外董事席位的概率更大，这就是董事网络带来的专家声誉资本；其次，就是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声望的获得。Kilduff and Tsai(2003)把在社会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称为明星。Lin(2002)认为

32、社会网络带来的声望具有符号效用，行动者即使不能使用或动员镶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这些资源，它们也有很大的符号效用，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社会关系可以被他人确定为个人的社会信用的证明，部分社会信用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网络的符号效用、认知平衡和获得社会信用的证明都预期在其它情况相同时，处在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所能获得的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声望也越大。同时，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确信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共享相似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感的支持，而且为个人使用某些资源权利的资格给予了公共承认(Lin

33、，2002)；最后，董事网络中如果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比较高，以他为中心的董事就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小团体，小团体的成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即所谓的精英圈子(Davis et al.，2003；Nguyen，2009)。已有研究发现精英圈子的成员容易产生一种“关系认同”(汪建和，2007)。周建国(2010)就发现，在中国人际交往已经从传统的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关系信任”过渡到以“同事、同行和朋友的朋友”为纽带的“关系认同”。在董事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或者说网络中心度高的独立董事会更加在乎其他精英对自己的认同感，从而更加努力地参与公司治理。独立董事相对于管理层和大股东的独立性程度是因所处的社会网络

34、关系强度和结构位置的差别而有差异的。如果独立董事处于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那么他认识更多其它公司的董事(认识的董事也具有很强的社会网络关系，而且能通过较紧密的网络密度形成精英圈子的忠诚度并获得因此带来的社会资本)，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比如更多的潜在董事席位等。Cashman et al.(2010)发现如果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未来更可能获得额外的董事席位。由于没有了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后顾之忧”，同样在面临着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压力情况下，较不易于屈服于各种制约，对管理层的“要挟”更不敏感，有更强的与大股东或者管理层“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董事会决策时会更加独立。第二，Lin(2002)认为处于某种战

35、略位置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提供其它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而嵌入在董事网络中针对董事公司治理决策有用的信息可大概分类为：在监管层面，有国家、行业、地区的产业政策、各种法律法规信息以及监管制度的变化；在投融资层面，有各种投资机会和投资项目信息、兼并收购机会和被收购方的关键信息及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信息；在战略经营层面，有行业趋势、新兴产业机会的核心技术、市场条件和其它核心市场数据等，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不同公司董事的关系来获取。此外，消费者、供应商和公司竞争者的行为等信息同样可以通过董事网络传递。董事由于自身知识框架的差别和知识不对称，并非完全了解各种完善和先进的公司治理机制知识，比如

36、反恶意收购的“毒丸计划”、业绩型股权激励政策、通过薪酬差距扩大管理层激励力度的知识等，也并非完全知晓各种公司政策比如战略制定的重要方向、利用会计政策的改变(如R&D的费用化与资本化、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来达到各种目的等，董事则可能通过董事网络的关系强度和网络结构来获取这些知识。而且，董事网络可能是有价值增值的创业创新知识传递的重要机制，一个公司商业实践的成功或失败能够给另一个正考虑实行类似决策的公司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公司可以通过董事网络学会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率的技术和创新性的薪酬结构(Larcker et al.，2010)。第三，除了声誉、信息和知识，董事还能获得镶嵌在董事网络

37、中的其它对公司运营和战略发展有用的直接资源。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了独立董事获取资源(关键在于信息、金融和物质)的能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Wernerfelt，1984；Smith，2009)。董事之间的网络关系能够改善合约，这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发生：首先，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谈判以要求更好的合约条款。比如，两个公司从事的有利于双方的交换行为可能因为董事社会关系的存在而加强(Mizruchi，1996)。其次，董事间的社会网络可以降低签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一个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供应商公司也担任董事则能够降低双方供销合约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目标公司的投入成本。此外，独立董事可能拥有通过董事网络传递的重要

38、和有用的商业合约关系，这能够成为有用商业关系的来源或者其它经济利益的来源(政治利益)，从而能够提高公司的整体经济业绩(Larcker et al.，2010)。在转型经济中，公司面临高度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企业通过连锁董事或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络可以获取安全可靠的资源，从而有利于公司作出正确的决策，确保经济效率。依然用图1进行说明，在图中独立董事O1同时在三家公司董事会任职，O3同时在两家公司董事会任职，拥有最多的网络联结关系(分别为9条和7条)，不仅如此，从网络结构位置上看，O1和O3董事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如果其他董事不经过O1和O3，不同公司的董事就没有联结的渠道。而O1和O3对比，O1不仅

39、拥有的网络关系数量更多，而且在网络中所处的战略位置更加中心(不经过O1，只有B公司和C公司的董事互相连接，如果不经过O3，所有其他公司的董事可以通过O1进行互相连接，且连接的路径更短)，同时拥有更多网络关系和更中心网络位置的独立董事O1无疑在董事网络中拥有更多的信息通路，能获得更多的有关公司治理的信息和专业知识，且处于网络中资源交换和获取的关键位置。四、董事网络的计量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度分析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结点的重要程度通过指标进行刻画。Kilduff and Tsai(2003)把中心度指标定义为行动者通过下列途径之一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程度：与许多其他行动者相联结；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结的其

40、他行动者通过该行动者联结起来；能以较短的距离接触到网络中的许多其他行动者；与居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行动者有紧密的联结关系。与该定义对应的中心度指标便是社会网络分析中常用的四种定量化工具(Freeman，1979；Wasserman and Faust，1994)：程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和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中心度分析方法在经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较广泛的运用，但在金融财务和公司治理领域才刚开始引起学

41、者重视。我们借鉴这四个常用的网络中心度指标可以计算董事网络中每个董事在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所处的中心程度。以上四种中心度指标各有优缺点：程度中心度最容易理解，为某董事直接与其他董事相联结关系的数量，体现了网络中个人的活跃度，但并没有考虑非直接的关系，且对每个结点都同等对待。中介中心度强调了对董事网络中不同联结关系的控制度。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董事个人到董事网络中其他所有人需要多少步，考虑了整个网络中潜在的接触，但有人会批评说超过两步的个人联结就没有真正联系了。特征向量中心度用递归加权的方法(Recursive Weighted Method)衡量了连结数量的“质量”。Wasserman and

42、 Faust(1994)指出每个指标都是中心度概念中的一个方面，人们不应该单独使用任何单个中心度指标，每个指标都有优点和效用。Freeman(1979)也指出，每个指标都部分地基于自身特有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分别基于不同的交流心理、政策或经济性。为了更全面的衡量网络中心度，可以将四个指标综合考虑(Wasserman and Faust，1994；Larcker et al，2010)。而且，自我中心社会网(egocentric network)只能分析董事社会连带关系，却不能分析网络结构，整体网络(whole network)则可以分析董事在整个董事网络的战略结构位置(罗家德，2010)。将四

43、个指标综合也考虑了对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董事网络的同时刻画。五、拓展性研究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由于自身性质的不同，在董事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独立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整体董事网络中起着关键结点和“桥”连接的作用，研究董事网络对董事治理行为的影响首先值得研究的对象是独立董事。这是因为，首先，据我们统计，中国上市公司中内部董事兼任现象较少，且较常发生在“同一系族”的不同上市公司，2003-2009年连锁董事中的独立董事比例为70%左右，独立董事作为董事网络中的“桥”的作用突出，占据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而内部董事在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的位置往往流动性不大，属于相对孤立的个体，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44、，网络特征不明显。其次，弱联结优势理论认为独立董事掌握了董事网络中的大部分弱联结关系，这种弱联结关系不仅起了信息沟通的作用(Granovetter，1973)，也掌握了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攫取(Lin，2002)；而结构洞理论显示在董事网络中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连锁董事扮演了“桥”的核心作用，所以在董事网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网络更具优势，在获取和发挥异质性资源作用中起了主导作用。再次，董事会治理更多地突出了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Armstrong et al.，2010)，其中独立董事扮演的角色又非常关键。内部董事大部分同时也是管理层(或者在控股股东任职)，更容易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而降

45、低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能力(Fama and Jensen，1983)，特别是在中国作为内部董事最重要代表的董事长更多的是扮演了CEO的角色而不是董事的角色(Firth et al.，2006；叶康涛等，2011)。而独立董事是其它组织或公司有经验的专家，更为重视声誉，且他们同时拥有管理技术和决策制定技术，能发挥更有效的监督(Nguyen and Nielsen，2010)。所以在实证研究中，为了更直接地研究董事的公司治理行为，选择董事网络对独立董事的决策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如前面的分析，不同网络中心度的独立董事获得的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有着重要差异，进而对其治理行为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6、那么独立董事获得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其公司治理行为呢？Lin(2002)认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增强了行动的效果的原因一般有四种：第一，是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在通常的不完备市场情况下，处于某种战略位置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提供以其它方式不易获得的信息。第二，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对组织的管理者施加影响。第三，社会关系可以被组织或代理人确定为个人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entials)的证明，部分社会信用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最后，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确信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个体，是一个共享相似的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感支持，而且

47、为个人对某些资源权利的要求提供了公共承认。在董事网络中，独立董事通过网络联结关系而获得的不同社会资本同样可以通过信息流动、决策影响力、社会信用证明和身份强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能力。具体来说，针对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于独立董事的“不作为”、“不独立”和“不懂事”看法，我们认为，董事网络通过治理动机和治理能力两方面影响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行为。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有声誉、信息和知识以及诸多战略性资源，由于董事网络中社会资本的获取具有结构效应，在董事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更强，具体来说，首先拥有更高的社会声望和关系认同，这种网络位置给独立董事带来的声誉增加以及

48、潜在更大的声誉受损风险促使他们更有动机去参与公司治理决策，使得独立董事更“作为”；其次，由于网络关系能给董事带来更多职业机会(Cashman et al.，2010)，所以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受管理层“要挟”的概率下降，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能力较强，在董事会的决策影响力提升，从而能有效防止管理层机会主义使得独立董事在主观上更加“独立”；再次，独立董事治理有效性的约束是信息(Adams and Ferreira，2007)，在董事网络中网络中心度越高的独立董事，所获得的发挥公司治理职能所需的各种信息、专业知识就越多，从而能更好地发挥专业能力，提高其公司治理的客观胜任能力，使得独立董事更“懂事”。综合来看，董事连锁网络通过声誉激励、主观“独立”能力和专业胜任能力三个具体方面，通过影响独立董事的治理动机和治理能力来对独立董事的具体治理行为及其效果产生作用。图3董事网络与独立董事治理：分析框架2010年12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公司治理论坛”中首次评选出了上市公司十佳优秀独立董事(分别为秦荣生、王联章、宋思忠，张铁岗、孙笑侠、贡华章、陈清泰、钱颖一、李若山和韩武敦)。我们的研究表明，这10位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中排在前25%(从高往低排序)，其中7位排在前10%，5位排在前5%。这数据说明本文所计量的董事网络中心度指标具有一定的准确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