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低工资的起因即其集体议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低工资的起因即其集体议价.docx（12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低工资的起因即其集体议价沙磊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南京财经大学liberalei 高觉民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南京财经大学gaojuemin鲍晶晶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南京财经大学jrjing327摘 要：本文在以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在若干原子式的生产者消费者当中引入了企业这样一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含有分立的生产者消费者与企业同时存在的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本经济环境，即城乡二元结构,从而分析农民工问题。通过模型比较了自给自足者、分立的分工参与者、企业工人和企业所有者这四个模式。我们认为企业工人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劳资关系）可以理解为争夺企业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所
2、带来的分工收益。由于农民工游离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而无法在劳资谈判中获得优势。农民工如果能够以集体形式参与工资的讨价还价，将有利于其提高工资境遇和生活水平。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分工，生产者消费者，企业，工资的讨价还价。Abstract: In this paper enterprises organizing production are introduced into numbers of atomic producer-consumers based on the former models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 model that cons
3、ists of divided producer-consumers and enterprises are constructed as the basic economic circumstance, i.e. the rural-urban dual structure,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rural labors. Four patterns are compared through this model, as autarkic individuals, divided participants of division of labor, workm
4、en and owners of enterprises. It is figured ou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man and owners (or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can be apprehended as a contention for the benefit of division of labor brought about by enterprise, a form of productive organization. Rural labors are rarely able to bene
5、fit from the bargaining for their dissociation of the dual rural-urban structur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wages of rural labors would be improved to some degree, if it is possible that rural labors can be organized into unions and thus take part in the bargaining of wages.Key Words：rural-urban du
6、al structure, rural labors, division of labor, producer-consumer, enterprise, bargaining of wages.一、引 言无论是Adam Smith还是Karl Marx，他们的著作中都在谈论分工。现在，分工的思想通过以超边际分析作为基本工具的新兴古典（new classical）经济学得以复活。但是在以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文献中，模型的建立都是以分立的生产者消费者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这里可以参见一系列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文献。文献综述见Yang, X and Ng, S (1998)。分工是在这些相互独立的“原
7、子”之间进行的。本文则在这些分立的生产者消费者中间引入企业，通过企业来组织这些原本分立的生产者消费者进行高效率的生产，这就出现了以往文献中没有出现过的分立的生产者消费者与企业并存的情况。我们设定上述的经济环境并不是出于偶然。一方面，它更贴近古典经济学家们两百年前所面临的经济世界，即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逐步转向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工业化生产。另一方面，我们设定的经济系统可以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简化抽象。我们用自给自足者和低效率生产者代表“乡”这一元，用高效率的组织化生产代表“城”一元，而农民工是身处两元之间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群体。企业被认为是一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其作用之一就是可以通过
8、企业组织工人进行分工从而降低生产所需的学习成本。在第二节里，我们顺着这个古典经济学的洞见，从单个工人的生产函数内生出了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接着，在第三节建立了一个包含着分立的生产者消费者与企业同时存在的模型：模型中有两种商品，若干个具有相同效用函数和相同事前生产能力的生产者消费者。不同的生产组织结构导致事前相同的生产者消费者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的模式：自给自足者，分立的分工参与者，企业工人，企业所有者。第四节里求解出一般均衡，并对结果进行比较静态分析。通过建立模型和比较模型中的四种模式，我们用形式化的语言重新解释了Karl Marx的剥削理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意于阐述或证明Marx从“剥削”问题引
9、申出的其它比较激进的观点。第五节开始讨论农民工的工资集体议价问题，工人组成团体在工资的讨价还价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评价。最后一节我们在模型之外更广阔的维度下展开叙事，对中国农民工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简短的评述。二、企业生产函数的构造Adam Smith对国民财富性质与起因的研究的第一章讲的就是分工。Smith举了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例子，就是大头针的制作。按照Smith（Smith, 1776）的叙述，大头针的制作过程被分解为18个不同的工序，每道工序的人只要熟悉大头针的部分制作过程就足够了，并且重复简单劳动可以熟能生巧。Smith在这里所讲的分工是通过企业这种方式组织劳动者生产一种产
10、品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另外一种分工是不同的个体或生产性组织生产不同的产品并进行交换。下面我们把Adam Smith对企业组织工人从事分工生产的思想进行形式化，从单个工人的生产函数内生出企业的生产函数。首先考虑单个生产者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这里我们采用一种形式简单的有着固定学习成本的生产函数（1）（表示生产时间，是学习成本，）这个生产函数劳动的平均产出是，可见这是一个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 个人同时独立生产这种产品，其生产函数为（2）。在一般情况下，个人生产一种产品，如果分为个工序，并且假设每个工序的学习成本为，单个人生产“个产品”的生产函数为（）（3）（下标表示这是“半个产品”的生产函数，那么个人
11、联合生产的生产函数为（）（4）。为了下面求解问题的方便，我们假设工序的分割是连续的。也就是说人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可以把生产过程分为道工序，（4）可以简化为（）（5） 这个假设在大头针的生产中似乎不太符合现实，在如今高度现代化的生产中倒是显得更为合适。这就是无限可分工生产函数。对比（2）和（5），假定，可以看出同样是个人生产同一种产品，通过把一个产品分成很多部分进行生产，可以有效的把总的学习成本从降低到，从而提高每个生产者的专业化程度（专业化程度通过扣除学习时间后投入生产的时间来衡量）。构造方法背后的含义就是Smith讲的那个很简单的故事：企业通过分割工序，组织工人分工生产从而得到每个工人的较
12、高的专业化水平，以及较高的生产效率。构造的方法虽然很简单，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即使给定生产某种产品的工人的数量和单个工人的生产能力（即（1），不同的生产组织结构仍然可以得到不同的事后总和生产函数（比较（2）与（4）、（5）两式）。在这里我们猜测，企业的存在理由之一就是可以试验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可以找到最优的组织生产的方式。最后要强调的，我们构造企业生产函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资本品的投入对生产函数的影响。如果考虑资本品的投入，我们的分析就会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即企业所有者获得资本投入带来的报酬，而工人获得劳动投入的报酬。但在这里，即使在没有资本品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企业
13、来组织工人进行分工生产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不同于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地方。三、一个包含企业和原子式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型现在考虑一个由个具有相同效用函数的生产者消费者构成的经济系统（）。为了避免整数问题，我们设定这是一个测度为的连续统。这个经济体生产和消费两种商品和，每个人可以独立的同时生产两种产品或其中一种产品。经济系统中每个人的生产能力都是一样的，生产一种产品的生产函数为（6）（表示生产时间，是学习成本，）。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是（，、是商品的消费量）（7）。采用CD效用函数意味这两种商品缺一不可，比如分别是衣服和食物。、的权重相同，说明两种商品同样重要。但是权重相同这一假设并
14、不是我们的分析所必须的，更多是出于简化模型求解的考虑。个人里面有个人分别进入两个工厂生产，工厂雇佣个工人进行联合生产，其生产函数采用（5）的形式，规定，即（，）（8）。上述经济系统中的人有四种可选的生产消费模式还存在其它一些模式，比如一边在企业工作拿工资，一边在家自己生产。这里没有严格的证明就忽略了这些现实中很难出现的模式。模式（I）是自给自足，一个人同时生产和两种产品。这种模式一共有人。模式（II）是分立的分工参与者，他们不受雇于企业进行生产，而是独立的生产和两种商品中的一种，然后通过市场交换另外一种产品。这种模式一共有人。模式（III）是受雇于企业的工人，个工人进入工厂生产（），且（9）。
15、受雇于企业的一个典型工人支付的劳动量为，工人劳动的工资率为（）。模式（IV）是企业所有者，他们建立企业雇佣工人进行组织化的生产。企业的企业所有者给工人支付的工资率为。模式（IV）人数很少，因此在的连续统中测度为零 把企业所有者设想为很少，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也不是理论本身的应有之意，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一个近似。至于为什么企业所有者数量远远少于工人数量，以及下文涉及的为什么企业所有者有企业利润的剩余索取权则不是本文所能讨论的。根据各参数的定义有（10）。下图是四种生产消费模式之间的关系图，图中只画了一个代表性企业。()表示生产和出售产品，通过市场购买产品。假设分立的分工参与者生产的产品和企业生产
16、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时并没有差别。由于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像其它新兴古典模型那样考虑交易成本，所以企业所有者用自己工厂的产品去市场上交换其它产品，等同于先出售自己企业的产品获得收入，支付工人工资后剩下利润，再用利润从市场上购买两种消费品。很显然，存在交易成本的时候，企业卖出产品再买进同样产品会因为交易本身而白白付出成本。此时存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会如文定理（Wen，1998)所描述的那样，不会卖出和买进同种产品。模式（II）分立的分工参与者一共个人模式（IV）企业所有者a市 场a工人模式（III）模式（I）自给自足一共个人工厂四种模式的最优规划如下： 模式（I）个人选择自给自足，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最优
17、规划问题是（上标表示人的模式是自给自足（autarky），下标表示商品的种类）： （I.1） (I.2) (I.3) (I.4)模式（II）（）和（）是模式（II）下的两个子模式。设有个人是类型（），个人是类型（），且。类型的最优规划为： (II.1) (II.2) (II.3) (II.4) (II.5) 上标表示此人个体属于模式（II）的子模式()，下标表示商品的种类。表示商品的产量，表示商品的供给量，表示对商品的消费量。类型为()的生产者消费者的最优规划仿此。模式（III）受雇于企业（）的一个典型工人的最优规划为： (III.1) (III.2) (III.3) 规划中参数的上标表示工人
18、属于企业，下标表示该工人消费商品的种类。如，表示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在商品上的消费量，表示生产商品的企业的工人的工资率。模式（IV）工厂（）的企业所有者的最优规划为： (IV.1) (IV.2) (IV.3)四、一般均衡的求解及其意义求解模式（I）的最优规划得到： （11） （12）为了使模式（I）的解有意义，这里必须要求。在（II）（III）（IV）三个关于个体的最优规划上建立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满足如下条件：（i）工资率相等，否则工人会从一个工厂流向另外一个工厂。（ii）利润相等，否则资本家会改变工厂规模。（iii）市场出清条件：（13），商品的需求等于供给。（14），商品的需求等于供给。由模
19、型的对称性可以求得均衡结果为：（15），（16）（17），（18），（19），（20）， （21），（22），由于我们没有使用等效用条件，所以根据给出的条件，并不能确定企业所有者的利润和工人工资各是多少。我们只能把（17）（22）代入模式（III）和（IV）最优规划中的约束条件(III.2) 和(IV.3)，得到下式： （） 如果工人的份额，工人将选择模式（II）而不进入工厂做工人。从而的范围是： （a）同时可以得到的范围 （b）四种模式的解的情况见下表（其中，参数的上标被省去）：模式（I）模式（II）模式（III）模式（IV）（或）的消费量（最少）（最多）（最多）（最少）效用（最小）（最大）
20、（最大）（最小）通过（）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劳资关系。显然，比较这两项，多出的（23）就是企业组织分工带来的剩余。（）反应了工人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零合博弈关系：双方对一个固定大小的“蛋糕”进行瓜分。而这个蛋糕又是由双方共同努力得到的，工人付出劳动参与企业内分工，企业所有者建立企业组织工人从事生产。由（a）（b）以及（）可以看出企业所有者的消费量和工人消费量存在一个讨价还价空间。在极端情况下（25），（26）。这意味着工人进入工厂工作获得的消费量刚好与模式（II）一样，而企业所有者获得了较高的消费量。根据Karl Marx的描述（Marx，1867）如果资本家通过政治运动把模式（I）中的个自给自足的
21、人和（II）中个人从土地上赶走，那么这些人不进入工厂的话就会死亡。这样，（a）式中的下限就可以更小，设就是恰好使工人不至于死亡，并且能够繁衍后代的最低消费量，则（a）可以重新写为（）（这里已经变化，必须计入新加入工厂的工人。下同）。时，资本家获得的商品消费量达到了最大，即 (27) Marx认为这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其著作中对此进行了大量而生动的描述。本文的这个模型从非“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用形式化了Marx所描述的景象，但是本文作者也不认为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理由。因为毕竟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企业所有者（或称之为“资本家”）即使在没有投入资本的情况下，也是有作用的
22、，那就是建立企业组织工人生产。没有“资本家”也就没有工人，要不就是国家承担组织生产的功能，那就是计划经济，要不就是退回到自给自足或小作坊式的生产。我们的模型暗含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低工资的起因。首先，我们把二元结构理解为模式（I）、模式（II）与企业并存的经济状况：在一个经济系统内部，一方面是自给自足者（模式（I），或者是小作坊式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模式（II）；一方面是工厂组织工人进行高效率的生产，并且工厂之间也彼此分工。此时，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二元结构中，既可以回到乡间以模式（I）和（II）生存，也可以进入城市以模式（III）生存。由于模式（I）和（II）中的生产者消费者的生产效率低，
23、获得的收入也低，因此他们进入企业与企业所有者讨价还价的保留效用就会很低。五、通过集体谈判提高工人待遇我们通过计算资本家消费量对工人人数的弹性来说明少量工人在与资本家谈判的时候将处于不利地位。不妨设取得最大值即 (26)，代入（）得(28)对的弹性为(29)时，。这说明少量加入的工人对企业所有者消费量的变化影响甚微，他们自然在劳资谈判中不会获得有利地位，因此工人以个体的身份加入工厂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 我们先假设企业所有者能够获得的最大消费量，然后通过计算和分析对的弹性，得出结论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认为最初的假设是自我维持（self-sustaining）的，即企业所有者的确可以获
24、得的最大消费量。并且可以证明是稳定的。我们的讨论继续在上述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系统中展开。现在我们假设有个没有进入工厂生产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与企业所有者进行工资谈判，由于刚性的组织纪律，这些人必须同时决定是进入工厂还是继续坚持模式（II）。如果个人全部进入工厂生产（各有的人进入一家工厂），则重复上面的步骤可以得到（其中，表示新加入的工人获得的消费品的数量）：(30)不妨设原来的个工人的工资是刚性的，他们获得的工资是最少的保留工资，即(31)。企业所有者不招收新工人时，其保留消费量为（27）。（27）和（31）代入（30）得： （） （c） （d）比较（b）和（d），是加入个工人之后，企业所有者消费
25、量的增长区间，区间长度为。这个区间就是工人团体与企业所有者进行谈判的空间。 为了求解的简便，我们认为个人组成的集体采用“一致通过”原则，并且这一点也为企业所有者所知道，这样就避免了投票决议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会使结果更有利于工人一方。现在我们只要考虑一个典型工人个体就可以了，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加入企业给他带来的净效用增加为（31）。企业所有者吸收个工人带来的净效用增加为（32）。Nash议价均衡由下面的最优规划给出 将（34）代入（33）求一阶条件即可求解这个最优规划。但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这里并没有能够求出具体的解析解，因此下面只能定性的说明问题。： （33） （34）最终（） （35）
26、（） （36） （35）中的是企业所有者的保留消费量，（36）中的是准备进入工厂的生产者消费者的保留消费量。和必须满足， 是新增加的个工人带来的分工净收益。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单个农民与企业所有者就工资展开讨价还价将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个体能够一定程度上组织成团体参与讨价还价，那么这个集体中的个人将会相对于“单干”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六、农民工加入工会：现状与未来相对于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低工资似乎还是可以忍受的。农民工现实中的诸多困境在上文长篇大论的模型里面根本无法体现。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们抛开模型，而是在一个更开阔的维度下，对农民工问题的现状与未来，以及值得研究的问题做一个
27、简述。0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认为，种种迹象显示，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我们的社会崛起，它被命名为“新工人阶层”。报告还注意到，农民工的集体意识在增加，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中。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定社会群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经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福利保障、事故赔偿，等等这些问题一再通过新闻媒体出现于我们眼前。这些问题比本文所论述的工资集体议价问题更为尖锐，更为现实，往往关系到个体农民工的生死存亡。事实上，我们经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没有关注农民工通过组织化的方法来维权。这也反应了我
28、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需要企业家精神，呼吁要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还必考虑工人的利益，我们也必须为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营造良好的环境。目前把企业家问题和工人问题放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还不多，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视角超越其中任何一方，而把两类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纳入一个框架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的调整主要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即通过国家颁布劳工标准，通过行政力量来强制实施；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即由工人自我组织，用自己力量和资方谈判、交涉。对两种途经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通过颁布劳工标准，使用行政手段往往带有“一刀切”的弊端，不能因地制宜，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弹性
29、。因此本文作者认为通过“低度立法”明确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其余交由农民工自己去解决更好。具体论证需要后续研究的跟进。但是行政力量并不是无孔不入的，很多时候鞭长莫及，所以依靠农民工自己（往往是以权益受损害者的角色出现）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为可靠。政府不应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偏袒任何一方，而应该明确双方应有的权利，然后通过双方自己讨价还价确定利益的分配。我们认为资方和劳方的力量应该势均力敌，不能一方过于强大。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资方的力量较劳方强大，资方获得丰厚利润，而劳方只能维持较低（如果不是极低）的生活标准。而现在有些福利国家的工会几乎垄断了整个劳动力市场，劳方又显得过于强大。我们今天制定的政策，会
30、直接影响劳资关系在未来几年内的演化，最终形成难以改变的劳资关系格局。如何在劳资力量之间获得良好而有弹性的平衡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而西方的那段劳资关系演变史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智力资源。目前农民工的工会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农民工自发组成的工会，一种是农民工加入带有官方色彩的工会。还有一些如同乡会之类的原始组织也承担着类似工会维权的作用。通过回顾西方国家的工会历史，我们可以对两种形式的工会进行比较。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引导那些自发组成的工会，能让他们为工人合理、合法的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积极转变官方工会的职能，让它能够真正充当农民工利益的代言人。通过政策上的扶持和引导，不同的工会进
31、行组织试验和优胜劣汰，最终可以找到比较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会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目前正处于逐渐明朗的过程之中，不久的未来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劳资关系处于怎样的稳定结构，都与我们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诸君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1)Nash, J. K. (1950),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18, 115162.(2)Smith, Adam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32、 Chapter I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1981), TH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2004 Liberty Fund, Inc.(3)Wen, M. (1998),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sumer-Producers, Economics of Special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 in K. Arrow, Y-K
33、NG, X. Yang ed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4)Yang, X and Ng, S (1998),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 Survey”, in K. Arrow, Y-K NG, X. Yang ed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5)Young, Allyn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38, 527542.(6)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vs. 新古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7)马克思, 卡尔(1867), 资本论，第I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陈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