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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景德镇瓷器,明(1368-1644),洪武(1368-1398)建文(1399-1402)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泰昌(1620)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瓷都景德镇,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刊行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唯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七（刊行于明崇祯）“陶埏白瓷”条
2、载：全国瓷器“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中华四夷，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明代学者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也作了类似的记载：“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彝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成因,优越的自然条件。其位于江河交汇处，四面还山，交通便利，具有丰富的粉碎瓷石的水力资源。明代浮梁县境及其附近婺源等地都蕴藏有丰富的制瓷原料较好的技术背景。较好的机遇。入明之后，由于多种原因，景德镇以外的南北各大窑场日趋衰落，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优秀工匠汇聚景德镇。,洪武二十六年曾明文规定社会各阶层的器用制度：“凡器皿，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金，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余皆用瓷、漆、木器，并不许用硃红及抹金、描金，雕琢
3、龙凤；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瓷、漆”，六品以下的官员与士庶日用器皿多为瓷器，,明初景德镇瓷器,洪武-建文（1368-1402）,陶厂与御器厂,御器厂始设年代争论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宣德正德,明初朝廷需要大量的瓷器,文献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于对外国事交流：明史卷三百二十三，“洪武初，七年冬，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件，就其国市马”，洪武九年夏，李浩回国“言其国（指琉球国）不贵纨绮，唯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赍多用诸物”。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十六年，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其王遣使来贡。十九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明年敬等还。”,二是用于祭祀礼仪活动
4、明初需要大量祭器：拟明史稿卷一，“洪武元年春正月，命制宗庙祭器，曰礼”。而祭器中瓷器是重要部分：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洪武二年八月：“今拟凡祭器皆用瓷”。明史卷四十七，“洪武元年定，每庙登一，铏三，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共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于殿东西。”,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如式烧造解”；“洪武十七年，饶州府解到烧完，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附余一百五十件，行太常寺收贮”。这些史料充分说明，明初朝廷需要大量用瓷，而且这些用瓷并非是元朝留下来的，是新烧造的。,那么，这些瓷器是来自于何处呢,大明会
5、典卷一九四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一条可以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明初朝廷用瓷来源于景德镇等地，即，景德镇负责烧造部分朝廷用瓷，这也在其他的一些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如在明初南京故宫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胎土洁白细腻，釉质匀净，装饰绘画以及制作造坯，都很考究的洪武官窑器。”,二是，否定了洪武二年建立御器厂之说，因为，御器厂是专门为服务于皇帝而固定设置的，如果数少就在本地烧，数多就要到南京重新置窑烧造，那建御器厂还有何必要？因此，“洪武二年建立御器厂说”曾经因为此条一直被多数人所否定。,三是明初
6、景德镇必然存在相应为官方服务的瓷场，负责生产贡瓷。这点还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白瓷板瓦，另一端用黑褐色铁料书写如下文字：寿字三号，人匠王士铭，浇凡道名，烽火方南，作头潘成，甲首吴昌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提举周成，下连都”，又，“1994年68月，洪武黄泥层，有一残瓦上有用含铁料书写的题记：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提举周成，作头潘成，甲首吴昌秀，浇色匠凡（樊）道名，风火匠方南，万字壹号，人匠羊（杨）远二，下长原都。”景德镇御器厂故址也出土了“官匣”，“外壁留有一长方形戳记，方框中印有官匣二字”,陶厂,1、文献依据 景德镇御器厂故址遗存下来的崇祯十年碑刻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作了更为明
7、确的记载：“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乾隆七年浮梁县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又，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的陆万垓江西省大志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这是最早记录御器厂始烧年代的文献。,考古依据,不见洪武地层堆积区，出土瓷器也相对较少，在历次发掘中也很少见洪武瓷片 唯一发现的那个单独洪武堆积坑，发掘者认为是永乐至宣德早期打碎掩埋的，“除一坑为洪武朝的外，其余23坑均为永乐朝的。这批小坑的掩理时间应在永乐至宣德早期。”那么，可以认为，明初陶厂所烧造瓷器无论好坏，必然是悉数出厂，落选品也不用掩埋，或是根本就不存在所
8、谓的“落选品”,存在修复瓷 太祖朱元璋崇俭 明史卷八十二志五十八，“明初，上供简省，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又，明史卷三，“（洪武十五年）广平府吏王允道请开磁州铁冶。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杖之，流岭南。”,洪武二年说,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陶录是清后期文献，而明确记载陶厂资料的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刻则为明朝文献，从文献学角度来讲，早期资料通常更具资料价值，此为其一；其二，陶录一书也受到诟病，陈浏匋雅卷一曾评论道，“后有蓝浦者，篡袭诸家之说，慁（混）以恶札，辄
9、易其名，曰景德镇陶录，体例极为芜谬。”因此，仅以陶录所言作为“洪武二年置御器厂说”的文献依据是缺乏说服力的。结合前文论证，陶录应是误把陶厂当作了御器厂。,陶厂与御器厂的区别,地位不一样陶厂是各地数个地方制瓷机构中的一个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大明会典卷九吏部八：“所属境内若有窑冶去处，须要各另开报：某窑出产或铜、铁、锡岁办若干，烧窑去处，所烧是何器物，或砖或瓦、碗、楪什物等项名色，逐一开报。”而御器厂是中央直接在景德镇设置的皇家制瓷机构，地位是独一无二，只此一家，不多赘
10、述。,两者性质不一样“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说明，陶厂是中央不与地方制瓷机构发生直接联系，如需要瓷器，并非直接下达任务给陶厂，而是由饶州府负责，是生产贡瓷的地方制瓷机构；而明前期御器厂，则是由中央下达命令，直接管理,是生产御用瓷的制瓷机构。如，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记载，“（正统三年十二月）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这个规定由都察院出榜而非地方政府，说明御器厂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两者产品性质与质量不一 陶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洪武瓷有精美的，也有质量一般的，如中国陶瓷史描述洪武青花瓷特征时写道，“一般的青花色泽偏于暗黑”，
11、更甚至存在修复瓷；而随后几个朝代的御器厂所制瓷器，均不计工本，精益求精，能出厂之瓷器皆是杰作。,两者落选品处理方式不同 洪武瓷落选品并不掩埋于御器厂，而是绝大部分都出厂，上述洪武瓷质量参差不齐，正说明了次品不用打碎掩埋而是可以出厂不见洪武地层堆积坑/区，说明洪武不存在打碎掩埋制度“明代御器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至迟在永乐时期就确立了打碎掩埋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洪武与其后几朝对次品或剩余品处理方式的不同。已发现的或混积于永乐瓷片堆积中的洪武瓷堆积，掩埋时间为“永乐至宣德早期”，这说明目前已发现的洪武瓷片并非在洪武时期打碎掩埋。,两者存在时间和规模不一 时间上，陶厂存在时间最长不过三
12、十余年，并且非每年定期烧造，“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而明御器厂长达两百余年，原则上是定期不间歇为皇家烧制（因个中原因短暂停烧现象）。规模上，“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说明了陶厂规模很小，属于“有命则供，无命则止；量多赴京，量少置窑”状态；而御器厂自永乐起就初具规模，“永乐间部使祁鸿筱事至厂建堂日秉成。立门四，东日熙春，南日阜安、西日登川、北日待诏。”可见永乐时的御器厂有大堂、围墙，十分正式和严肃。,御器厂规格较陶厂更高 通过维护御用瓷的至尊来凸显至高无上的皇权，更具政治意义。如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三十四记载，“明宣德二年，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张善因把所造御用瓷器多以分馈其同列
13、而被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循”及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九，“禁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又，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喻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货，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这说明明前期御器厂管理极为严格，生产的瓷器地位也很高。,永乐开始书写底款，“在明御厂西墙沟道下发现了一个书写“永乐元年”题记的釉里红盘口瓶的残片”，另，“永乐时期的一件红釉靶盏的盏心处印有清晰的“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永乐时期少数瓷器上印制或刻写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相反，被确认为洪武时
14、期的瓷器在历次发掘中至今不见一件带年号瓷。从一定意义上说，御用瓷书写底款也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象征，这也反映了御器厂瓷规格比陶厂高。,洪武青花,明代总体特征：造型一般较丰满、浑厚、古朴、线条柔和、圆润，较清代厚重；釉肥厚滋润，“亮青釉”为主，笔意疏简，不如清朝精细1361起年控制江西地区色泽、纹样图案花纹较单调，以花卉纹为主,胎底玉壶春瓶、执壶及口径在20cm左右的大碗，釉底糙底，有乳突。碗盘类红色护胎釉，刷痕,龙纹,“（洪武三年）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明太祖实录 卷55）,（洪武六年）“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御赐者许用，即不许托此再造。”（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二十六年定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瓷漆。百官床面、屏风、槅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纹并金饰朱漆。”（明史服舆志卷68）,釉里红,主流器型大色泽开片底足“黄溢”：火石红,军持,（釉里红与青花）石榴尊,忍冬纹,佛教艺术东传而来，源于希腊的“阿堪突斯(acanthus)”叶纹,云冈石窟,洪武瓷基本鉴定要点,胎底除玉壶春瓶、执壶及口径在20cm左右的大碗有釉底外，其余皆为糙底。扁菊纹牡丹花叶变化蕉叶变化足墙变化梅瓶颈部变化,粗碗类沿元底足斜削，细器已改为平削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