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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玉凯盘点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3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简介3（一）北美国家3美国3加拿大3（二）欧洲国家3芬兰3英国4（三）亚洲国家4新加坡4日本4韩国4汪玉凯电子政务需要顶层设计5记者：您一直主张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何谓顶层设计5记者：您觉得倡导顶层设计的意义何在5记者：您认为落实“顶层设计”思想的关键是什么6记者：当前困扰顶层设计的问题主要在哪里6汪玉凯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7A 成都城乡一体化对转变发展方式具有示范效应7B 城乡一体的管理为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制度基础7C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让老百姓更有尊严8D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真正的“以人
2、为本”9汪玉凯要有拆“社会墙”的远见和胆略10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墙”的出现10“社会墙”反映的本质究竟是什么10拆除“社会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11汪玉凯“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子政务十大趋势预测12三股势力交汇1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电子政务的影响12“十二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电子政务的影响12未来网络民主与网络监督发展对电子政务的影响12“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子政务十大趋势122010年看点13周宏仁在首届中国政府门户网站发展论坛发言14第一、简要回顾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历程14第二、中国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成就15第三、电子政务的发展17第四、进一步加快我国信息化的发展18宁家
3、骏国家电子政务外网成推进政府建设的重要载体20政务外网如何在新形势下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做好工作20如何发挥好政务外网作用20如何兼顾处理好政务公开、政民互动，提供安全便捷的政务服务20电子政务外网平台是否可以成为政务信息资源的交换中心、汇聚中心和集散地20叶孟：对加强县乡统计部门现代信息网络建设的思考21一、县乡统计部门信息化建设的现状21二、制约县乡统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因素221.统计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严重滞后222.资金严重不足，导致县乡统计信息化的硬件建设满足不了工作需要223.计算机技术人员的缺乏，延缓了县乡统计信息化建设步伐224.统计软件开发落后于软件技术的发展,网络资源没有充分利用2
4、2三、加快县乡统计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建议231.加快基层报送单位的统计信息化建设232.积极推进办公自动化建设233.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增加网上的应用234.建立统计信息网络建设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235.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推动统计信息化建设246.加快统计应用软件的开发247.加强统计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建设24背景资料24汪玉凯盘点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2010-7-9 信息化推进体制与机制，对一个国家的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认真研究借鉴国外在信息化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取长补短，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化推进体制机制。本文将对国际上一些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有代表性国家的信息
5、化推进体制进行分析比较，以此探索信息化推进的内在规律。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简介（一）北美国家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信息化建设成就得益于政府的促进和引导，同时也离不开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自发推动。在中央层面，美国对信息化各领域分而治之，政府有限介入信息化推进，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电子政务方面。电子政务建设是政府改革计划 “总统管理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电子政务推进体制中，总统管理委员会扮演决策层的角色；协调层的政府机构有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等；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及其下设的电子政务和信息技术办公室、联邦组织架构项目管理办公室以及电子政务重点项目办公室作为管理实施层，负责推进
6、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工作。在美国电子政务推进体制中，咨询和审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层面，美国信息化推进体制的最大特色是“自治”。美国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决策”权在地方议会，任何重大信息化项目的立项都必须经过地方议会的批准；“协调”、“管理”和“执行”的权力在地方首席信息官；“咨询”由专业的“委员会”负责；而“审计监督”由地方议会负责。加拿大加拿大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全面、分工明确的信息化推进体制。加拿大信息化推进体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层，即战略决策及协调层和政策制定及实施管理层。在联邦政府层面，加拿大的信息化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财政委员会负责信息化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并由财政委员会主席全
7、权负责，总理亲自挂帅领导。财政委员会秘书局负责电子政务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同时还负责跨部门的电子政务的协调发展。财政委员会秘书局下设首席信息官负责政府信息化工作的整体规划，拟定有关法律、法规及组织电子政务项目的实施。而信息化建设工作，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发展、全面上网等工作由加拿大联邦工业部负责管理，提出建设目标和建设规划，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并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同时，加拿大公共事务与政府服务部为加拿大政府机构提供IT服务，并积极推进和实施政府采购电子化、政府信息共享服务，“政府在线”等电子政务项目和服务。除了决策、管理、推进机构外，咨询机构和审计机构在加拿大的信息化建设过程
8、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联邦政府设立了首席信息官外，加拿大各部门、各省及省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都设立了首席信息官一职。在推动各部门和地方的电子政务建设和信息管理、服务提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欧洲国家芬兰芬兰在国际上一直处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前列，这得益于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崛起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芬兰就成立了所谓的信息社会咨询委员会；1995年芬兰政府提出名为“芬兰迈向信息社会 国家策略”。2003年9月设立了信息社会委员会，它是政府的一个协调沟通机构，为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调控的作用，并且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行政管理机构、组织机构、商务活动之间架起沟通
9、的桥梁。信息社会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席，委员会下分7个部门分管不同的领域：电子商务；电信和数字电视；信息社会到创新社会；电子政务；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信息通信技术；教育、研究、生产；应用技术。芬兰中央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推进体制采用的依然是决策、协调和管理实施三个层级结构。财政部和信息社会委员会是电子政务的决策机构。协调层主要由财政部公共管理局和政府信息管理小组构成。英国英国最早的信息化机构可追溯到1957年建立的“技术支持组”。1995年英国在内阁办公室内成立了中央信息技术组，1998年英国政府提出了“信息时代政府”的目标，并于1999年3月正式发布了标志着英国电子政务战略全面开始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
10、。此后英国政府信息化推进体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99年5月建立了信息时代政府推进委员会。英国首相任命电子大臣和电子专员。电子大臣全权负责国家的信息化工作，电子专员具体负责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2004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对英国现有的信息化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电子政务组，取代了原来的电子专员办公室，并设电子政务大臣来领导。这次调整标志着英国电子政务建设战略重点和领导机构的重大变化。发展至今，英国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主要由政府信息化推进部门、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通信监管部门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内阁办公室负责政府信息化推进工作，具体职能由所属的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承担，贸工部是
11、信息产业主管部门，通信办公室负责电信和广播电视业的监管。（三）亚洲国家新加坡新加坡的信息化推进机构为1981年成立的国家计算机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隶属于财政部的法定机构，其核心职能是促进公民服务的计算机化，同时也在政府部门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起到促进和协调的作用。1999年国家计算机委员会与新加坡电信局合并成立“新加坡信息开发管理局”，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进行管制和促进，战略目标是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全球信息通信中心之一，并制订了“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蓝图”。目前，新加坡公共服务21系统委员会是新加坡信息化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理亲自挂帅。信息化实施机构主要是ICT委员会、公共领域ICT指导委员会、公共领
12、域ICT审查委员会和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等。上述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提升整体应用效益、信息化工作措施、信息化项目管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建设电子政务的核心理念是“众多机构，一个政府”。电子政务都是由政府主导，统一行动，同时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推进电子政务相关工作。日本日本的信息化管理体制以国会立法为基础，以首相为决策核心，以内阁下设的IT战略本部为决策机构，以政府部门为执行主体，在首相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各部门协调行动。2001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以下简称IT基本法）。依据IT基本法，日本在内阁设置“高度信息通信网络推进战略本部”，负责IT重
13、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IT战略本部是日本信息化管理机制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本部长由内阁首相兼任，是推进日本信息化发展的政府最高领导人，对政府各部门行使最高指挥权和监督权，负责日本信息化发展的最高决策。日本在内阁官房建立了IT办公室，专门负责信息化的领导与协调工作。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则是日本信息化管理机制中的具体执行机构。地方的信息化事务通常是在总务省地方支局的指导下自主管理。韩国韩国自二十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三个阶段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1990年代中期基本奠定了公共部门信息化框架，企业、金融、服务业等民间部门信息化也得到迅速发展，1997年后，政府把建设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列为建国五大目标之一。
14、韩国建立了众多机构的合作协调之下的信息化建设推进体系：总统亲自主持的“信息化战略会议”，是国家信息化最高决策机构、最高指挥机构和监督机构，主要负责确定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方向，协调政府各部门间的政策和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国务总理亲自主持的“信息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分别由财政部和经济部部长及总理总助理担任。除了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以外，韩国政府的每一个中央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部门，负责信息化的活动，诸如信息化规划和实施、项目改进等。汪玉凯电子政务需要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一个听起来颇费思量的命题。其实，它并不是本文造砌的新词，而是随着我国近几年来政务信息化深入展开，一些政府部门在实践中自
15、发地认识到并已开始实践的一种思想。 实践中产生的认识毕竟是朴素而零乱的，理论上加以概括和归纳则非常有必要。如何界定电子政务的顶层设计的含义，其意义何在；贯彻顶层设计意思的关键是什么；困扰顶层设计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汪玉凯（下文简称汪）。 记者：您一直主张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何谓顶层设计 汪：电子政务的“顶层设计”思想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务信息化实践的深入而逐渐产生的一种认识。它与“整体规划、业务流程再造和梳理”等理念和想法一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我认为顶层设计思想就是一个地方电子政务总体规划的具体化。实施
16、电子政务，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总是首先要做一个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则是总体规划的一种实现手段。因为如果光有规划，缺乏具体的实现手段的话，则在总体规划之下很可能又造成各自为政、分兵把口的局面，造成资源难以共享，信息难以互联互通的后果。 记者：您觉得倡导顶层设计的意义何在 汪：电子政务推进如果没有一种整体性的顶层设计，而任由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话，会造成条条林立、信息孤岛。以前我们搞的“十二金”工程，就有点偏向于强化部门行业，通过实践，发现整体设计、顶层设计更重要，因此我觉得下一步应该在继续做好“金”字工程的前提下，做好其上层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以确保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不管是内部办公还是对外服务，
17、顶层设计对政务信息化建设的成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网建设过程中，如果说没有统一的顶层设计、规划的话，那么各部门各自为政，软件、接口、体系标准都不一样，会导致互联互通实现不了，内部办公效率低下；顶层设计对于外网的意义则更为突出。政府在办理一些面向社会的事务时，很多时候需要多家单位之间的协同来处理。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则“协同办公、并联审批、串联审批、互联审批、混合审批”等等都是一句空话。 我认为，当前中国政务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部门设置比较多、职能交叉比较多，此种情形下，“顶层设计”的意义尤为突出。 记者：能否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顶层设计思想？ 汪：从目前来看，有些地方除了“电子政务”以
18、外，还提出什么“电子党务”。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么多概念，中国的“电子政务”是一个广义的电子政务，它涵盖了政府、人大、政协、纪检等部门。从实践来看，凡是搞党政一体化网络结构的地方信息化建设往往都搞得比较好，如四川、青岛，但还是有不少地方的网络是党政分开的，政府搞一套、党委搞一套，而且越到基层这个问题表现得越严重。 顶层设计思想具体表现为一个政府就应该以一个统一的平台出现，而不应分立为多个部门。可以叫做“网上税务、网上工商、网上海关、网上银行”，也可以叫“网上党务工作”，但不应该出现“电子党务、电子人大、电子政协”等等说法。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取舍问题，其内涵是建设一种党政一体化的网络结构。我
19、认为，除了中央层面比较特殊，政府和党委系统在信息化建设时搞两套系统还情有可原以外，从省一级以下，包括地级市、县，绝对不能在信息化过程中搞两套分立的系统，凡是搞两套的，都是有问题，都是一种结构性的浪费。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在建设电子政务的过程中，把包括党委、政府在内的所有部门都吸收到一个统一的网络框架下，这就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所谓“顶层设计”并不是一个新造的概念，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为防止诸如“党政分开”等现象的再次发生，保证中国政务信息化的平稳、健康发展，目前还要在理论上加以进一步的概括、归纳。 记者：您认为落实“顶层设计”思想的
20、关键是什么汪：要贯彻顶层设计的思想，首先须解决组织机构、组织领导问题。一套良好的信息化管理体制能避免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的资金浪费，也是实现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 从长远来看，建立政府领域的首席信息官制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但目前来看，首先要解决电子政务领导组织制度设置不规范的现象。我认为凡是党政一体化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如北京、青岛，都有一个既属于政府、又属于党委的共同机构在发挥着领导作用，像北京市委市政府信息中心，它就是既属于北京市委又属于北京市政府。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认为，贯彻顶层设计思想，解决诸如网络结构党政分开等问题，首先必须设立一个“党政一体”的机构，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领
21、导机关。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化领导小组一般是党政一体化的，既有党务成员参加，又有政府成员参加。但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办）的人员构成往往仅由政府参加，我认为它应该涵盖政府、政党、人大、政协。人大、政协的业务相对单一一些，但也不应忽视他们的需求，至少在信息化领导小组中有他们参加。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顶层设计思想给电子政务建设所带来的最大的节约是“结构性的节约”它用一个“党政一体”的信息化领导机构取代了分立、重复的机构。 记者：当前困扰顶层设计的问题主要在哪里汪：为了贯彻统一规划、实现顶层设计，当务之急是国家应该尽快对政务信息化的网络结构进行重新定义。中国的政务信息化搞了这么多年，大部
22、分人都达成共识，认为中国电子政务的网络结构应该是“三网”即内网、外网和专网。但国家对此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外网”到底是什么，“内网”、“专网”到底各是什么，各自的边界如何划分，内网建到哪一级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我认为，内网必须最小化，严格限定内网就是走涉密信息的，非涉密信息就不要在内网走。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一套属于国家机要局的机要网，已经延伸到县一级。但是它和政务内网还不完全一样，机要网取代政务内网从目前来看还是有相当困难的。政务内网内部确实也有许多涉密信息。因此，内网有必要设立，只不过应该严格界定只走涉密信息。 外网，应该是直接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门户网站，在外网
23、上实现。 另外，专网也应该在网络结构中有它的位置。大量的不涉密、完全是业务上的东西可以放在专网上。现在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部门，大都是以专网形式向下联通。有些专网其业务主要面向老百姓，其形式跟互联网靠得比较近，这就带有外网性质，如工商、税务。有些专网带有内网形态，比如公安。 网络结构问题涉及到电子政务的全局，影响太大了。这些问题需要尽快由国家给予明确的定义。只有把网络结构清晰化了，每个网络的边界划清晰了、包括网络的概念使用也要统一规范，才能更好地实现顶层设计、更好地推动互联互通、更好的推动资源共享。 汪玉凯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成都在城乡一体化七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世界现
24、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纳入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高度。2003年开始的城乡一体化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促进了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从而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支撑。著名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来到成都商报与成都全搜索网站联合举办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网上论坛”在北京的直播室，就此进行了分析点评。A 成都城乡一体化对转变发展方式具有示范效应主持人：成都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城乡统筹实践一直受人关注。3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统筹城乡的改革样本对此进行了调查。请问您怎么看待城乡一体化对于建立加快转变发展
25、方式的现实意义？汪玉凯：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不可能避免的重大问题，是必然的过程。以成都为代表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意义很大。正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不易，所以才选择成都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据我所知，成都这几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十七大把城乡一体化作为一个大战略提出来，过去主要提工业化、城市化，从现在起，特别强调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我认为对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金融危机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为继了，必须改变。由出口、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共同拉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综合协调带动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目前整个经
26、济社会发展中最主要的任务。加快“城乡一体化”，更注重内需，就是县、乡镇各个层面扩大消费需求，这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再加上民生方面，农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也发展起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非常大。城乡一体化深刻影响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脱原来传统、粗放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正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目前成都搞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很具有示范效应。B 城乡一体的管理为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制度基础主持人：成都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一大制度保障，打破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格局，对规划、农业
27、、交通、财政等30多个部门进行归并调整，并实施乡镇区划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撤并了30%的乡镇，实现了城乡一体统筹管理，这对成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起到什么作用？汪玉凯：成都构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举动。我个人理解，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要建设以老百姓、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构建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政府，这非常关键。各地都有很多创造，但成都这样的创造至少在服务型政府构建方面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因为把1000多项行政审批减到100多项，把那么多非行政审批的许可项目减少79%，过去一个投资项目要盖100多个章，耗一个月，现在就几个小时，这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这种改革
28、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义很大。一是大大减少了投资者的成本，办事手续精简了，效率提高了；二是政府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到第一位，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位置摆正了，更好地改善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地方良性发展；三是由过去严格的管制，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转到服务的轨道上来，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投资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四是通过“城乡一体化”构建服务型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对启动内需、带动经济结构转型，拉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主持人：目前，成都已经初步建立了城乡一体的行政、财政和社会管理体制，推动了原来注重服务城市的政府职能向农村有效延伸和覆盖。您怎么看这种实践
29、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作用？汪玉凯：成都在这方面改革探索的重要作用就在于逐步真正城乡一体化了，并且在政策制定中，逐步向体制、制度安排一体化来发展。这对保证城乡之间的各种要素流动、对保证城乡居民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非常重要。这样农村也能够享受大体公平的政府服务。如果中国的7亿农村人口不能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成都这样的一种政策设计向农村延伸，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和直接。从国家战略上来说，要使这些公共资源能够相对均衡地分布，需要我们投更多的钱在农村，这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力量是很大的。这对我们未来，不仅对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很深刻的影响，也会对我们整个经济
30、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打破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格局的地方实践，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奠定了制度基础。主持人：作为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基层，乡镇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关键。成都从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理顺县乡关系、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减轻乡镇财政负担着手，全面深化乡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行乡镇的“转型、瘦身、减负”，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体制和机制保证。请问，您对此怎么看？汪玉凯：成都的改革首先理顺了乡镇和县这两级政府的关系，夯实了政府治理的基础。各个乡镇的工资都是由县上承担的，保证了公共服务在县域范围内比较公平、公正。并且使乡镇政府集中精力搞公共服务。这对整个经济社会
31、良性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C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让老百姓更有尊严主持人：实施决策民主公开，对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成都采取邀请市民参加听证、公示、讨论和网上咨询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最近，成都还在网上晒了政府的“权力清单”，方便市民监督。请问您怎么评价？汪玉凯：成都是要建一个“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这个大目标肯定首先是要关注人的，就是关注人的生活形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生活状态和体现以人为本，肯定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这几天，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和网民交流时，他说要让中国人生活得有尊严，我觉得尊严是一个有深刻内
32、涵的词语。对于成都市民来讲，不仅仅要满足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精神需求，人是要表达的，要参与的，他思想自由不自由，能不能参与，有没有表达途径，这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成都这次改革基本上没有喊很多政治性的口号，而是让市民参与，广泛地了解民意，甚至让老百姓对基层政府进行公推、投票，这些东西就保障了公民参与的诉求。我们平时都讲老百姓是权利主体，我们如何保障这个权利主体的权益，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能够广泛地参与，能够真正扮演权利主体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成都这次改革按照现代政府理念满足老百姓参与的诉求，让老百姓表达，通过信息公开、信息透明，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
33、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得有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老百姓的参与，不能保障老百姓的表达，老百姓不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老百姓对整个公权力不能监督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成都把权力运行暴露在阳光下，让老百姓能够参与，我认为这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和途径。就像温家宝总理这次政府报告里头所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最终是不能成功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成都这种改革和探索，促进良性社会的运转，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作用至关重大，因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制度支撑。D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主持人：成都最近提出了建设世
34、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您怎么看？汪玉凯：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定位特别有内涵，“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这三句话，全国城市中都没有这样提的，角度非常新锐。这个提法传承了成都市自然的区位影响和文化底蕴，同时又和成都市这些年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全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息息相关。我很认可这样的定位，“自然之美”使人类和自然之间能够平衡，这是很宝贵的一种意识，是很高远的定位。而“社会公正”更重要，难能可贵，在当前来讲切合实际，切中时弊，从政府来讲如何保证公平公正，要通过政策、法制来保证社会利益的均衡。“城乡一体”则是更清晰的定位，成都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已经很深
35、刻地证明了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城镇化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还会很大。只有加快城乡一体化，才能使城市化、工业化良性发展，走向现代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对城乡一体化的深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它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到了战略规划层面的高度。成都这三句话定位非常有新意，没有落入其他城市定位的俗套，表现出相当的成都个性，这种个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很有意义。汪玉凯要有拆“社会墙”的远见和胆略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墙”的出现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改革曾经给他们以极大的希望。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人们
36、体验着改革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墙”。这种被人们称之为信任解体的“社会墙”，既表现为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政府产生的种种不信任感，也表现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乃至社会角色之间所产生的隔膜、猜疑和互不信任。以致一个原本善良的社会举动，如帮扶、救助等，有可能被误解，甚至演变出令人寒心的结果。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面对“社会墙”的出现，我们首先要有理性的判断。笔者看来，中国“社会墙”的出现，从客观上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步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价
37、值观念的解构与建构，多元利益的分化与调整，被人们称之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现象的出现，应该说都与这样的一个高度流动与变化着的社会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墙”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也可以说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要付出的一些代价。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面对“社会墙”的出现，中国的党政机构并没有熟视无睹，而是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种种举措拆除这些无形的“墙”。比如，打破城乡之间的壁垒，实现城乡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缩减贫富之间的鸿沟，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正视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改革户籍限制等等。特别是以人
38、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等，进一步彰显了我们拆除“社会墙”决心。应该说，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当然，在充分肯定我们努力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从其复杂性来看，这种“社会墙”现象的后面，既有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滋生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社会的毒化，也有政府与民争利使政府的形象受损；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由于过度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所出现的见利忘义，也有社会犯罪率上升、社会成员缺乏安全感对社会产生高度的紧张和不信任；既有贫富差距扩大，直接增加了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也有社会弥漫的仇富心理所导
39、致的贫富之间的情绪对立。从严峻性来看，由于“社会墙”的广泛存在，不仅直接影响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影响社会的整合，而且会造成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某种情绪对立和不信任，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的各级党政机构对“社会墙”的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社会墙”反映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尽管人们对“社会墙”的产生、危害可以做多种分析和解读，但笔者认为，更本质的东西可能是两个：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问题；二是社会道德对社会的约束力问题。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和公正来看，这是决定一个时期政府与公众关系最核心的指标。一般来说，如果政府公共政
40、策制定体系有完善的保障公平正义的体制和机制，有强有力的纠错能力，即使社会并不富有，但公众仍然能对政府有比较高的信任度。反之，如果一旦公共政策制定的天平发生了不适当的倾斜，即使社会富裕了，公众仍然对政府会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和分离倾向。目前中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现实，说到底症结就在这里。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确实存在着富人、强势利益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的现象。所以有人说，目前中国社会的上层在走向精英化，即政治精英（党政领导干部）和财富精英（富人、大老板）结合，政治精英掌握权力，财富精英掌握金钱。财富精英对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央称之为官商
41、勾结。其次，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一方面少数政府部门利用其公共政策制定权，为自身谋取各种利益，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部门利益绑架公共利益的现象。党政部门自身的特权难以废除，自身改革滞后，政府行为严重扭曲、变形，甚至出现了诸如“华南虎”、“躲猫猫”、“钓鱼执法”等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的事件。另一方面，公众的利益在强势权力下，又常常被“合法”地侵害，如少数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等。因此，政府公信力下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公共政策公平公正天平倾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从社会道德对社会的约束力看，任何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不可能只有法
42、律一种调节社会行为的工具，而必须有另一种，即社会道德对社会行为的调节。社会道德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调节作用，是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即使在社会成员普遍存在逐利倾向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其作用依然是稳定和持续的。这在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基础秩序赖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反过来，一旦社会道德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约束力，就可能导致基础社会秩序被撕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好的法律，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同样，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不同群体以及社会角色之间的互不信任，其症结也在这里。中国“社会墙”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还在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公平缺失与社会群体互不信任之间的相互交织
43、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信任解体的社会极有可能放大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面临公共治理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互不信任，也有可能加剧社会的离散感，使政府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难度加大，对政府正常的权力行使也会形成很大的威胁。拆除“社会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正视“社会墙”，关注“社会墙”，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解决“社会墙”和拆除“社会墙”。应该看到，在中国改革发展经历了30年历程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经过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转折越来越明显。我们不仅面临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政府的转型，同时也面临着更深刻的社会转型。如果说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
44、在无形中构筑种种“社会墙”的话，那么，未来如何拆除“社会墙”的问题必将成为我们新的使命。正像每一个阶段都有自身特殊使命和任务一样，在下一个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在解决”社会墙”的问题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遭受严重挫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各级党政机构不仅要重视解决“社会墙”的问题，而且必须有切实可行的举动，使其尽快见到实效。当然，对于如何拆除“社会墙”的问题，或许有很多路径可以选择，但笔者认为，从加快党政自身改革切入也许是目前最佳的路径。在此基础上，下决心改进党和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系统，彰显
45、公平和公正，给民众以信心。与此同时，要用新的价值体系，重构社会基础秩序，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变为整体的系统政策和规范，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很显然，进行这样的变革既要有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远见和胆略。笔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财富方面已经创造了辉煌，在构筑现代化的精神财富方面同样可以创造新的辉煌!汪玉凯“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子政务十大趋势预测2010-1-20 三股势力交汇当下，中国电子政务正处在三股作用力的交汇点：一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正对电子政务建设产生影响。二是“十二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的进展对电子政务的发展也将产生
46、影响。三是未来网络民主与网络监督也必然影响电子政务建设。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电子政务的影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目前，经济复苏的迹象非常明显，中国经济正带领世界经济复苏。在充分肯定中国救市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政府的潜意识中，并没有真正摆脱经济增长方式的传统思维；二是救市的重拳并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驱动型；三是救市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导致市场化改革的中断；四是救市可能进一步强化垄断行业的地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的转型体制是: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南沿海带动内地的梯度推进战略转变为“点面结合
47、”的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十二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电子政务的影响“十二五”期间，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可能在下面几个领域。第一，政府主导经济的管理模式需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第二，政府组织结构有待调整，以深化大部制改革，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的横向权力结构为重点，理顺关系，优化结构，规范政府行为，克服和抑制部门利益。第三，在城乡一体化大战略下，加快省直管县改革步伐，减少行政层级，强县扩权，管理重心下移，为未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体制保障。第四，
48、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事业单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服务水平。第五，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提高政府公信力。在制度建设方面，强化政府自身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提高政府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公众的广泛参与提供制度保证。未来网络民主与网络监督发展对电子政务的影响近年来，网络民主快速兴起，网络监督异军突起，是政府高层始料未及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老百姓借助网络参与民主监督，过去一个人给政府部门提意见，可能不会受到政府重视; 现在一个帖子发出去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上万或更多的人在网上回应。在网络民主和网络监督实行过程中，它对政府影响非常大。未来政府建设肯定不能忽视互联网的影响力。“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子政务十大趋势(一) 电子政务建设的重心下移，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和省直管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过去电子政务建设主要是在高层政府、中央、省级，甚至包括地市级，到了县一级相对较弱。中国有4万多乡镇、2000多个县和县级市，这是未来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