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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清代后期湖南减灾防灾 分析清代后期湖南减灾防灾清代后期湖南屡遭水、旱灾害侵袭，灾害发生时往往粮食奇缺，粮价飞涨，饥民遍野，社会危机四伏，极大威胁正常的社会秩序。据统计，清代后期湖南因饥荒引起的社会危机19年次86，其危机程度不同，大小不一。轻者如饥民聚众吃大户、抗粮；重者如饥民暴动，抢劫米铺，甚至联合会党起事。其中影响深远的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由米价暴涨、城乡饥民要求平粜、到哄抢米店，捣毁巡抚衙门，酿成了辛亥革命前最大的一次民变。可见，大灾之年，饥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未妥善解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如果在丰收时节，储备谷米，防患于未然，那么，灾年饥荒严重情形会大大降低，出现社
2、会动荡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减小。因而，减灾防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广积谷米。（一）仓储“民有九年之食，王制首重盖藏。87”仓储历来被统治者重视。卞宝第抚湘多年，他认为“仓储米谷关系民生根本，必须未雨绸缪，88”并要求官吏对各州县常平仓、社仓“认真整顿，废者复之。缺者补之，随时稽查。凡官仓，民仓未动之款，不得变价提用。至于仓谷已缺，绅民捐资弥补者尤应加意保全，务使仓谷丰盈，以期有备无患。”凡有侵吞挪用，查明后，必须从重惩处89。为了保证积谷备荒这一措施顺利实施，湖南地方官还颁布命令，禁止用谷米作酒。湖南巡抚恽世临就多次颁发禁用谷米
3、作酒的饬令。他闻湘人“近日嗜酒之风有加无已”，估计每年因酿酒“耗谷不下数百万石”。城乡居民为利所驱使，“添设店铺，数倍从前”，致使湖南“足米之区”，“民鲜盖藏”，导致从同治元年(1862)春夏间起，米价陡涨，“几至市无粜卖”90。为杜绝此类事件，他命各府、州、县不得再用谷米酿酒，违者严惩。在同治二年（1863）其在饬属劝办积谷备荒札中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有旱潦，民无菜色。盖积其有余故能防其不足也。现届场谷将登，亟
4、应捐积义谷，以备不虞，凡有业之家，毋惜微资，共成盛举，非祗济人之急，亦即保家之谋。”并制订出十条章程，督促各属军民人等，合力办捐91。一曰：“各州县都团区里名目不同，大抵以甲为断，一甲之内，周围不过十余里，其中田亩虽多少不同，均应按照租数据实查明，每租谷一石，捐谷二升或三升，不得徇私。”二曰：“所捐积谷应择甲内公地或最为殷实之家建立义仓，凭众收存其仓，祗期结实不可过费。”三曰：“各甲寄庄田业田主隔居远者 ，即著田户照算扣留，送交经管归仓，不得违抗。”四曰：“各县地方向有社谷一项汇其归并积谷，收存无容
5、，另立社长，其有侵吞不缴者，汇甲内公正绅耆禀官从严追缴，以归划一。”五曰：“各处神庙向有公田，多系迎神演戏之用。凡遇荒年，视此嗷嗷，神灵亦不安妥。此次捐谷，应于庙内公田，每石捐谷壹斗，以示区别，其余各项公田每二三之例。”六曰：“经营积谷应甲内殷实老成二三人轮流分管，认真收放或三年一换，或五年一换。一经公举，毋得有所推诿。”七曰：“收捐积谷归仓之后，由经营造立清册，凭从核算，禀报地方官立案。如有侵蚀，汇甲内公正绅耆禀官严追究办。至于胥吏人等，不得下乡需索，以免扰累。” 八曰：“收放积谷先知会通甲， 示
6、其凭众收放，以免疑议。”九曰：“当谷贱之年，出陈易新，以小暑为期，佃种之家凭从书立字据，借领谷石限定秋分，每石加失耗二三升，挑送归仓。其并未佃种与无业者不与。若遇荒歉或减少平粜，或借、或赈，随时办理，仍于丰年捐还。”十曰：“地方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变通办理者，亦听其便。”章程下发后，各州县捐谷建仓，备荒卓有成效。次年，据长沙，善化，湘阴，浏阳等数十州县上疏禀报，所劝积谷已上仓者共61万余石92。由于恽世临、卞宝第等湖南地方官员的重视，湖南各州县积谷备荒颇有成效。以常平仓、社仓、义仓分别说明。常平仓以政府
7、财力于丰年购谷米，灾年赈贷，一般设于州县。“常年平粜，皆以存七粜三为率，闻有地方燥湿不同，随时酌粜，存七粜三，存半粜半，存六粜四，及不限额数者，如遇丰岁或酌粜十之一二，或全行停粜，遇歉岁、或逾额出粜，皆令报部查核。惟不得空仓全粜。其平粜丰岁每石减市价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秋收后以粜存价银采补。93”如咸丰十一年（1861）武陵有常平仓两座，一座为常德府所建，一座为武陵县所建，共储粮68227余石94。同治五年（1866）桂东“县署内计仓二十间，储谷六千石外，官民捐输谷一十七石四斗五升。95” 社仓一般社于乡村，“系士民捐置，听士民自为
8、经理”，“当青黄不接之际，准农民借领”，“秋后征收还仓”96。同治元年(1862)宁乡水灾，“巡抚毛鸿宾檄宁乡募富民谷，分储各社仓，通计三万石。97”同治七年(1868)平江人李元度自军营归里，捐积年公余银1万两，立广仁仓，共计仓廒21间，屋5间，贮民斛谷万石，春夏散放，秋冬收回。98 “义仓亦系捐置99”，由官府派人管理。一般社于县城或乡镇。道光三十年（1850）长沙陈本钦奏请湖南巡抚骆秉章督率官绅，“会议集资筹捐积谷建立义仓”，“预为荒歉之备&rd
9、quo;，后由陈本钦经理其事，在省城常平仓侧建东仓四间、西仓六座、看守仓谷人住屋六间、铺面四间，并制备器具采购谷石，“历年修葺费钱五千三百三十一串零，皆由官绅捐助”。咸丰八年（1858），移交绅士李概经营，“实存谷七千七百三十五石”。同治元年（1862），省府长沙“青黄不接谷价腾涌，前府宪丁详请动用仓谷减价平粜，以济民食”，概等即将仓储谷石全数出粜，“除气面、廒底不计外，实出谷七千六百七十九石，得钱八千四百四十六千九百文，后谷价日益翔贵，籴谷之价，浮于粜者五六百文，遂由概等捐赀以补前项，存数之不足，采买净谷六千石，合历年由盐茶局发银买谷三万四千石，共储谷四万石。”同治八年（1869）水灾，次年荒歉，“石谷价至二千六百零，民不聊生，因碾储备仓谷于城内减粜，各乡谷价稍落。有备无患，此其明验云。”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