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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诵之、弦之、歌之、舞之诗经选讲导读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本文为本人所撰诗经选讲的导读部分，选讲十万字，辅助於蒋庆先生所编中华经典基础诵本诗经选（出版社/2004）。蒋庆先生诵本诗经选共辑选诗九七首，计一百零四课，是为儿童读经、诵经的注音大字本。作为诵本辅助出版物的讲本系列，原亦拟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因故中断；本人所撰选讲即该讲本系列的诗经部分。毛诗序、关雎注评，另附於导读后。诗经本来只称诗，是一部周代的诗歌总集（部分可能商末的作品，如商颂），后来列为了经典，自西汉时代就直接称诗经了，就如易又称易经一样（易经还称周易）。就象一个人的青春少年时代总是喜欢诗一样，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早期文明，自
2、有了正式的文字后，周代的华夏先人对生活世界的感受与记载也往往喜欢付诸诗歌这种形式，（所以有“史诗”的说法）。而周代的朝廷又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和民风民俗，所以周王室曾派人到周天子所分封的各个国家、地区采集民歌等诗歌作品，上叫做“采诗”，或者也称“采风”，故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du）徇巡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诗经，就是大约西周初年至春秋时代的优秀诗歌之汇编，现在存世的诗经大约编定在春秋时代，距今大约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世家中说周代的诗经原来有三
3、千多篇，并且说当时传世的诗经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和编删，是孔子把三千多篇选编为三百多篇的。诗经究竟有没有经过孔子的实际选编或删节，因为没有十分充足的证据或史料，所以我们也已不得而知了（孔子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样的话，见论语子罕，此表明孔子整理过诗经等）。但诗经最初的篇目比三百多篇还要多，应是符合历史真相的。不过现在传世的诗经却只有三百零五篇了，加上小雅里有篇名而无文辞的六篇则为三百十一篇（该六篇称“笙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和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一致，和春秋晚期以及战国、秦汉时代也基本一致，也就是只有三百多篇精华而已，所以古人往往取其整数而说“诗三百”
4、，比如孔子称“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司马迁则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诗经里的诗，在周代（前1046-前256）是用来歌唱的，往往配上和，所以古人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毛诗故训传）。但是因为乐曲难以历史性地保存和，所以配套的曲子都失传了，只留下了诗的文字部分。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原文，实际上就是周代歌曲的歌词而已，所以它们都是有韵律的；即使按现在的音去读，不少篇章也依然呈现出显著的节奏感。这三百零五篇诗作，一向被编为三部分：风、雅、颂，其中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风多为民歌性质，小雅多为宴歌性质，大雅多为赞歌性质，颂
5、多为祭歌性质。风小雅大雅颂，它们依次越来越庄重、严肃、恢弘，即诗的人文精神或情意气质逐步具有崇高性和超越性：由民间的一般生活上升到贵族以及朝廷的宴饮、礼赞，再上升到对祖先或天地神灵的庄严祭祀诗经的编排结构或内容分类是风、雅、颂，而诗经的主要手法或修辞方式则是赋、比、兴。前者指题材，后者指词章，统称为“六义”。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那么究竟何为赋、比、兴呢？朱熹在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6、。“赋”本义是聚敛、聚集，这里指集中地叙述景状或抒发情意，聚焦式地予以吟唱或咏叹；“比”的本义是亲近、紧密，这里指类比、比喻、援例、引申等；“兴”的本义是起、作，意思是引发、感发、作兴、兴起等。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叙述雎鸠的亲昵相伴，再叙述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这就叫“兴”（xng）；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是借硕鼠来暗喻贪婪的盘剥者，这就是“比”；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就是诗人情感的直接咏叹与抒发，这就是典型的“赋”。打个通俗的比方，诗经里的风、雅、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通俗歌曲”、“高雅歌曲”、“严肃
7、歌曲”；而诗经里的赋、比、兴，则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着说”、“暗着说”、“弯着说”。“兴”就是托物兴起、借景抒情，而“比”是两相类比、借此言彼，诗经里先“兴”、“比”再“赋”的写作手法随处可见，尤其是“比兴”的手法在国风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然赋、比、兴往往是交叉运用）。南朝的锺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是从自然现象的景物或景象开始咏叹的，然后再进入对人的生活事件与内心世界的咏叹，具有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交融的显著特征，我们称其为有鲜明而清新的“自然主义”倾向。古人概括说：“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这种由自
8、然景物、自然景象感发到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或者“物我”的印象与感情相互投射的情趣，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与意象，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秦汉以来的诗歌乃至戏曲等，都深受其影响，故诗经堪称中国艺术的鼻祖与泉源。礼记王制说周代的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经在春秋时代是文化教育的必修内容，所以论语、史记中有不少涉及孔子与诗经的内容。比如论语•泰伯记载孔子主张人文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论语阳货则分别记载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为”指学习和实践）。论语阳货又记载他告戒
9、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诗歌是人文教育的开始，它不仅至少可以让我们多识记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且可以感发和培养人的情感与美德，教给我们许多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培养我们从事的思想能力、能力。春秋战国时代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是要频频援引诗经尚书来说理的，不学诗经那怎么行呢？学了不灵活运用又怎么行呢？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诗经在人文教育、文化生活乃至国家政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诗经自然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了。秦亡汉兴以后，汉王朝对历史文化非常重视，并下令收集、整理经过战国的动荡以及秦的“焚书坑儒”而侥幸遗存的各种儒家典籍（包括诸子百家），崇尚儒家思想和讲习儒家经典的风气又一度兴起。西汉时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