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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特别是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至上权威，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一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
2、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3、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 ”2（P
4、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
5、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这些著作中，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急就篇提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
6、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这就是说，为仕宦所必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诗经等儒家经典占有核心地位，人们从小就应培养读经入仕的思想。我们知道，汉武帝独尊经学、以经取士之后，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甚至几乎发展到非通经学，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别是在西汉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过经术而进身。士人学子也普遍意识到读经与入仕的关系。曾以洪范察变的夏侯胜就常对弟子们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汉书·夏侯胜传）这种氛围，自然会对学童的启蒙教育有所影响。因此，本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经学之旨，急就篇极力渲染刘汉皇朝的威德和业绩：&ld
7、quo;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从书中似乎亦可窥见经学自身的演变。汉武帝尊崇的经学，实际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经。直到元成之时，古文经学尚未走上前台。在社会上，人们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贤并进，博士先生。”5还有它罗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见“易纬中颇有姓名与此同者 ”5（颜师古：急就篇注）。这说明，与今文经学密切关联的谶纬之学对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资。应该说，
8、这些都透露出经学领域今文经学独盛的信息。二汉代语言文字学的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经学的兴起，归功于古文经典的陆续发现。相对于今文经典，这些古文经典或收藏于秘府，或流传于民间，处于在野地位，未设博士，不列学官，但却引起一些好学深思之士的兴趣。为了研习、宣传这些经典，他们随即致力于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义。应当承认，此举对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动。刘向、刘歆父子在其间占有重要地位。刘向虽在总体上属今文学派，但却对古文经典很感兴趣，并有所研究。桓谭新论·识通提到：“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6
9、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群书，曾用古文经校勘今文经，尤其重视二者在文字上的相异之处。倾心于古文经的刘歆则建议哀帝将左传及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立于学官。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他特别强调：“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4（汉书·楚元王传）作为一种经典诠释学，古文经学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其对经典字义的关注和精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古文经学的宣传就是对语言文字学的重视。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不仅正式拉开了经今古文学之争的序幕，而且也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重要契机。刘向、刘歆还在七略中首次将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
10、称作“小学”。“小学”的定名，颇有利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发展，有利于语言文字学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在王莽专权的汉平帝时期，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一度得势。“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4（汉书·艺文志）与刘向、刘歆父子大体处于同一时代而潜心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古文学家确实不少，如张敞、桑钦、杜邺、杜林等，只不过他们的著作今已亡佚。当时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考释语言文字最有名的，当推与刘歆相知甚深的扬雄。据汉书·艺文志，扬雄曾“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4。遗憾的是，这一著作亦已散佚。其著名的方言一书则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