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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Q与祥子形象的比较分析摘要阿Q精神与祥子性格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将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全面剖析与比较，是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阿Q是农民与游民的结合体，祥子是旧北平时代的洋车夫，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不同点，有惊人相似的国民性弱点，而且又相互交织，相互转化。阿Q与祥子的命运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如果劳动人民的国民性弱点不改造，精神上不获得解放，那么我们就不会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文化，更不会实现国民的现代化。关键词 阿Q； 祥子； 形象； 比较分析阿Q是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而祥子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主角，他们虽
2、出自不同的作家之手，但却是两个蜚声中外的著名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广泛的影响。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但“阿Q形象却超越了其自身拥有的具体的阶级阶层身份，是病态国民性在近代中国的一种典型和象征。他影射出中国民族的劣根性，他代表整个近代社会中的流行社会心理和精神特征。”祥子是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形象，他的一生经历了“精进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 这样的过程 ，揭示了个人奋斗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改变境遇的正确道路。个人奋斗顺利的时候，表现为要强上进；遇到挫折，会自私自利。参考文献：范家进著中国现当代小说点击之阿Q正传：双重赤贫中的畸形反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第1版
3、“：20”陈贵福等主编中国现代百部中长篇小说论析阿Q正传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1）第1版 “：8”同上 “：12”吴怀斌等编老舍研究资料之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7）第1版 “：703”吴怀斌等编老舍研究资料之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7）第1版 “：693”黄候兴等著三十年代作家作品论集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 四川人民出版社吴中云等著论鲁迅的小说创作论阿Q 上海文艺出版社祥子的悲剧在于他以血泪控诉旧社会对劳动者的无情压榨和摧残。阿Q与祥子都是被封建文化荼毒的悲剧人物，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弱点。如果说二十年代阿Q的发现，是先驱者鲁迅对中
4、华民族的一项伟大贡献的话，那么三十年代祥子的发现，则是后继者老舍对中华民族的又一项重大贡献。两个形象无论是从外貌还是行为，他们的不同之处都不胜枚举。可如果把两个人物形象进行重新认识、比较，就可发现在他们面目各异的血肉之躯中，包裹着相同的国民灵魂，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鲁迅曾断言，在洋车夫中可以找出阿Q的影子来。今天我们从外及里的认识这两个艺术形象，有助于认识现代我们国人的灵魂，我们也许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具有深刻针砭的作用。 一、外部行状大相径庭勿庸质疑，江南农村的流浪雇农阿Q与北方旧都的人力车夫祥子，在外部行状上，确实大相径庭。外貌特征上：阿Q生于江南农村，整天靠替别
5、人做短工维持生活，已经人到中年，又瘦又乏，生活赤贫。祥子生在农村，在北方旧都做了一名洋车夫，年轻力壮，生机勃勃，不愁温饱。生活态度上：阿Q不热爱生活，没有理想，在生活中也没有目标，过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阿Q还不务实，虽然生活十分窘迫，但却处处摆阔。“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可是在这以前，他的状况不过是穷困潦倒而已。他一旦有了钱，就神气活现，满把银的和铜的在柜子上一扔现钱，“打酒来!”可以想像的出来，他当时是多么的“阔绰”。而祥子却热爱生活，以“体面”、“要强”著称，就算是每天不愁温饱，也坚持攒钱买车，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把买车当成“志愿、希望，甚至宗教”近乎狂热的去
6、实现这一目标，用孤独挣扎编织着美丽的梦想。不管中间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有一个清醒的目标：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且祥子比较务实，为了买车，省吃俭用，不舍得吃好的、喝好的。就算是拉完一趟买卖，多挣了几毛钱，嗓子干得特别厉害，也不舍得买好一点的茶叶，即使生了病，也都是忍忍就过去了，这些只为能早一点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做人行事上：阿Q虽具有农民的质朴，但也有无赖的行径；对待强者，逆来顺受，对待弱者，凶态毕露。挨了赵老太爷的打，泰然处之，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反倒轻松些；而对待比他还弱小的尼姑，不仅要唾骂，而且要动手动脚，进行凌辱。他还为了生计当过小偷并以为荣。祥子呢，则恰恰相反，他正直善良：自己
7、因为曹宅的事，钱被孙侦探抢了，却坚持不偷曹宅的钱财，穷死也不能偷，遇到比他还弱小的老马祖孙俩倾注了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主动为他们买羊肉包子充饥。他还具有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造成车坏主人伤时，他引咎辞职，情愿退工钱赔偿主人。正象文中所说“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对外抗争上：阿Q不能正视现实，不能进行切实的反抗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常常以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在幻想“阔的多、儿子打老子”中求胜利。而祥子却不同，他被虎妞引诱，逼其成亲，受到虎妞的性欺压与经济上的钳制，独立人格受到了贬低，只好压抑正常人的人性和需求。尽管如此，可祥子却不甘俯首认输。他
8、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虎妞强加于他的性纠缠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抗、挣扎，还迫使虎妞为他买了一辆车，即使他已经陷入了虎妞的圈套，但他仍不改自己作一个独立劳动者的初衷，不愿依靠虎妞的经济优势，在老婆手里讨饭吃，更不愿受她的钳制。所有这些，都表明祥子在命运的捉弄面前不甘失败，竭力挣扎和抗争的生活姿态。以上说明，阿Q和祥子虽然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由于阿Q对待生活是消极的、被动的，而祥子对待生活是积极的、主动的，这些使得他们的外部行状大相径庭。二、封建文化的积淀阿Q与祥子生活的时代不同，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尽相同。可是如果将他们深入加以剖析比较，就会看到，在他们面目各异的形态中，却包裹着相同的国民灵魂，在他
9、们身上肩负着几千年来封建文化所造成的民族心灵重荷。首先，封建文化的积淀之一“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灵魂，“主要表现为阿Q的客观现实处境的处处失败，十分悲惨，而在他的主观幻想世界里却“常处优胜”，自我满足，他的一生本是一本奴隶的血泪帐，而在他的主观世界里却是一部得意的英雄胜利史。”他自高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不肯正视现实，只求在精神上取得自我安慰。阿Q生活很贫苦，却要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在吃了亏以后，总是神往精神胜利的幻境，取得心满意足的得胜快感，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挨打后，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就给自己一个“儿子打老子”的理由。阿Q是个连姓赵权利都被剥夺的失败者，
10、却在心造的幻影中保持优势，“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阿Q运用自己的独特方式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使自己处于不败的地位，这是何其不幸，何其愚昧!祥子的身上同样也有“精神胜利法”。祥子在奋斗屡屡受挫、受到欺侮时，他就想：“恶人都遭报应，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于是屈辱的痛苦化成了胜利的愉快。而奋斗失败时，他又想：“要强有什么用呢？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借用此精神胜利，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开脱，进行自欺，以达到
11、阿Q式的心理平衡。阿Q与祥子都有“精神胜利法”，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一无所有、一无长物，没有家族、亲友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保护，他们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他们在现实的物质生存中总是失败，只要他们还愿意活在那个世态炎凉的传统世界上，他们就只有借助于精神的方式精神胜利法。其次，封建文化的积淀之二奴性十足。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人分等级，人出生环境便决定了是主人还是奴才，是贵族还是贱民，主人贵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奴才贱民受苦受死是天经地义的事。阿Q与祥子身上都刻着“奴才”的烙印。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阿Q却认为“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是“本家”，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第
12、二天，阿Q就被赵太爷打了嘴巴，剥夺了姓赵的权利，然而他却“得意了许多年”，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却反觉“轻松些”，着了赵太爷的大竹杠，仍一无挂碍继续舂米，被把总抓到大堂，竟身不由己跪下画圈，无故被杀，也泰然处之。祥子很本分，不争胜。刚买好的车被乱兵抢走，只是暗暗落泪，攒的钱被孙侦探顺手牵羊敲诈勒索，也忍气吞声，受大仙欺骗，以致虎妞难产而亡，仍低头认命，最后小福子被逼上吊，也是自认倒霉，懊恼了事。他认为，一个拉车的，“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再次，封建文化的积淀之三家族至上。中国人都仰仗祖宗，把祖宗当成惟一的护身符，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阿Q与祥子虽然孑然一身
13、，却一心想着为家族延续香火。阿Q对于女人，他一点儿也不懂得爱情，只要“困觉”，以便于传宗接代。祥子自从被虎妞诱惑后，心里一直有个阴影，挥之不去，最使他憋气的是虎妞还是个破货，而自己却非要娶她，觉得自己死后没脸去见自己的父母。可是当虎妞快要生孩子时，他立时奉她为功臣，并“觉出自己的尊贵，仿佛没有什么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了小孩，生命便不会是个空的”。因为这样为家庭延续了香火，家族可以继续传递下去。然后，封建文化的积淀之四因循守旧。中国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末期狂妄自大，盲目排外，不愿与西方交流，关闭国门，因循守旧。阿Q与祥子生活在旧中国的二三十年代，脑子里受着封建文化洗礼，认为以前旧的习惯皆是好的，新出
14、现的事物都是坏的，死抱着原来的老传统，死守着原来的旧思想，而且还特别严重。阿Q进过城，呼吸过城里的新鲜空气，见过世面，可他却同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反对一切违反未庄习惯的事物，甚至对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时不加葱叶加葱丝，女人走路扭得不好看也大加责罚。自然对于假洋鬼子剪掉头发，身穿洋服而深恶痛绝。认为假洋鬼子的老婆敢陪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而不愿发迹以后娶她。遇到一男一女讲话，更是觉得有违人眼，不仅怒目而斥，还要掷石头以示惩罚。而祥子身处新文化的中心，整天和新文化打交道，不象阿Q仅仅进过几次城。可就是在这样的新环境中，还保持着旧习惯的“乡下脑壳”。他崇拜的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
15、而且在买车过“双寿”时，头一个买卖绝对不拉女客，就算是过年上街，“也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他身在北京，可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守着电话不打，甚至也不喜欢接电话，靠着银行，却不把攒的钱存入银行，仍然将钱装入瓦罐放在床头。最后，封建文化的积淀之五愚昧无知。阿Q与祥子面对到来的新的革命与战争表现了极其严重的愚昧无知。阿Q依古训，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要被杀头，看到杀革命党，甚至还比手划脚，后来看到这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惶恐起来，于是又神往革命，演出了一幕投革命党的闹剧。“阿Q的愚昧使他不知道因何失业和挨饿，认为是小D抢了他的饭碗，分不清敌我友，不知道应该联合谁，打击谁，他把小D和赵太
16、爷一样看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把王胡和赵秀才、假洋鬼子等量齐观”，“第一个该死的是小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而祥子，身处当时的政治中心，却从来不关心政治，连发生在身边的战争也不注意，也不管战争是怎样的毁坏田地，他关心的只是多拉一两个客人，多挣几毛钱，在遭受意外打击以后，他感到困惑不解的只是别人“凭什么”欺侮他。当孙侦探勒索他的积蓄，他的唯一疑问仍然是“我招谁惹谁了？”第一次丢车后为了急于买车，他和别人抢生意，甚至为了钱，他可以投击革命，出卖人命，甚至叛变革命。阿Q与祥子“把阶级对阶级的矛盾都看成了只是个人与个人过不去；把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又看
17、成纯粹是偶然碰上的无妄之灾”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再加上他们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丝毫公共心，没有远大的生活理想，对待革命多为戏剧的看客，没有清醒的认识到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些什么，对待事情不问是非曲直，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从眼前利害出发。对于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一无所知，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处于极其被动、处处挨打的境地。以上说明，阿Q与祥子的心理有着某些相通之处，他们都来源于封建等级制度和落后的愚昧心理，都是共同的文化心理给他们所造成的心灵重荷，这使得他们的灵魂，惊人相似，难以区别。三、水乳交融的相通性阿Q与祥子他们不仅有明显的差异性和惊人的相似性，而且他们之间还是
18、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水乳交融的相通性。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灵魂，是他赖以生存的法宝，至死前的“画圆圈”都在用“精神胜利法”。可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不是痼疾，当现实环境偏向于他时，他在思想上立刻丢掉了精神胜利，而转向了物质胜利：革命刚开始阿Q和未庄的人样害怕，但是一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害怕起来，便开始向往革命，向往有一天能够爬到未庄主子的宝座，要取赵太爷、举人老爷而代之。而且一旦爬上未庄主子的宝座以后，他首先要杀的就是赵太爷、举人老爷。他此时不再满足于“先前比你们阔多啦”，而是要满足于其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威福、子女、玉帛。这说明阿Q不是永远甘为人下，而
19、是当外界压迫稍微小了些，他便要象祥子一样做现实的强者。可残酷的现实社会并没有给阿Q这样一个机会，而是无情地碾杀了他要做现实强者的愿望，因此他只有寄托于精神胜利，在自己精神胜利的幻境中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祥子呢，以“体面”“要强”著称，一心想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作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作一个现实的强者。其所谓现实强者，充其量只是爬上胶皮团主子的宝座，做一个暂时做稳了的奴隶。同样现实社会也没有给祥子这样一个机会，而是把他打入了阿Q式的现实惨败境界，于是他便把外在愿望转化为其内心状态来满足，把屈辱当成光荣，取得心理平衡。如上文提到的面对奋斗失败，他想：“要强有什么用呢?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
20、?何不得乐且乐呢?”从而消除失败痛苦。由此可见，祥子只是在顺境中想做现实强者，而在逆境中他只能采取阿Q式的模式精神胜利法。而阿Q虽说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一直采取精神胜利法，可一旦遇到顺境，便也要求做现实强者。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待顺境都发奋图强，对待逆境都精神胜利。假如祥子继续生活下去，那么他必定又是一个阿Q，所以祥子即前阿Q；假如阿Q继续生活下去，遇到顺境，他必定又是一个祥子。阿Q由祥子处走来，却又要向祥子处走去，假如中国一直如此，便会形成一个怪圈，阿Q和祥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四、封建文化造成的恶果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阿Q与祥子既存在难以混同的差异性，又存在着难以区别的共
21、性，这两个形象是各自独立的，但就某些方面来讲，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分辨的相似之处。阿Q与祥子的这种共性与差异性、相通性与独立性，为我们提供了打开鲁迅与老舍这两位艺术家伟大艺术心灵的钥匙。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作为五四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早在留日时期，就认为中国自立之本，自强之道，在于立人。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塑造阿Q的形象，是想暴露国民弱点的。“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
22、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阿Q头上的“光”，照出了中国国民心灵上的黑洞。”这里所说的“国民”，不仅仅指农民、游民等被压迫人民，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他们在生活中虽有不平，但无力反抗，只好在想象中寻找某种精神上的寄托。这就是鲁迅所痛心疾首，大力鞭挞的“国民性的弱点”。老舍作为“五四精神”的忠实继承者，从不隐讳“五四”和鲁迅对自己的惠泽。他认为，改造国民性才是救国之道，他把改造国民性与批判封建文化结合起来，着重揭示封建文化所造成的民族心灵重荷。他创作小说的动机，就是要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恶果揭露出来，“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
23、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灭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由此可见这个恶果就是封建文化网络中人性的被扼杀、被泯灭，即国民灵魂的麻木，颇具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鲁迅与阿Q是要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以警示国人，从而催国人奋起，以大无畏的气概来实现人的解放，洗刷和改造国民灵魂。老舍写祥子与鲁迅当年写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是同样沉重的，因为作家既要否定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又要指出依靠他们的盲目个人奋斗方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鲁迅和老舍借阿Q与祥子的形象，是想警示国人，中国封建文化不仅阻碍国民的心灵健康发展，而且已经积习为我们国民的心灵弱点，即使时至今日，我们国民身上仍然有这种国民弱点的存在。只有改掉这种国民性的弱点，彻底摆脱封建文化所造成的民族心灵重荷，使人民的精神上获得真正解放，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文化，才能实现国民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