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文学论文《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doc（4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 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付星星(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内容提要:崔述读风偶识是清代重要的诗经学著作,它坚持实事求是、细读文本、持平汉宋的解诗方法。以大胆疑古、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关于诗序的诸种问题,推翻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诗经的本旨。当然,读风偶识也存在疑古过勇的不足。 关键词:读风偶识疑古考证乾嘉汉学 中图分类号: 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8705(2011)01-29-32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大名人。乾嘉时期疑古派汉学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
2、生平心力所专注。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读经余论二卷,名考古异录。崔述又是乾嘉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其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读风偶识一书中。下文拟对读风偶识作一简要分疏,借此探求崔述的诗经学成就。 一、崔述读风偶识的解诗方法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指出,元明以降,朱熹诗集传立于学官,定于一尊,宋学占据了诗经学的主要地位,而汉学则日渐边缘化,值此之故,清代多数学者都是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而其最大功劳,既是在解释训诂名物上,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在此之外,清代诗经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即“名
3、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了。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的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好古的旗号,最凶的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吧?”梁启超并进而指出,崔述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P229-231。 清代学术,汉宋分途,两派宗奉的学术对象和治学方法,有明显的差异,以至于各不相让,势同水火,具体到诗经研究,也是如此。清代汉学派和宋学派的诗经学研究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都存在偏
4、隘之处。汉学以考据名物见长,义理阐发是其所短;宋学以义理探究为主,涉及名物时又难免时漏粗疏。在诗序和诗旨的取舍方面,汉宋两家也是迥然有别。严格师法对象,自然有助于本学派学术成果的传承,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泥古过甚的弊端,甚至会歪曲诗经本文以迁就师法对象的成说。这种偏颇的做法,在清代汉宋两派的诗经学研究中均有存在。崔述虽然是乾嘉汉学考据名家,但他对于诗经的研究,却并不为汉学考据方法所囿,而是突破汉宋坚厚的学术壁垒,回归诗经本文,采用细读文本,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探寻诗旨,他在读风偶识自序中明确地宣示了这种解诗方法,他说:余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
5、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但朱传合者多,卫序之合者少耳。故余于论诗,但主于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于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P228可见,崔述的研究诗经,心中不是先存了汉宋此是彼非的先入之见,而是尊重本文,大胆疑古。这就摆脱了许多既有观念的束缚,思想上就会更加自由,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更贴近诗经本旨,这种科学的解诗方法是崔述能够超越同时代的许多诗经学家,并进而获得现当代学者认同与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作为汉学家,考据学的方法也被崔述引入到了诗经研究中。可以说读风偶识是崔述大胆疑古和小心考证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部相当优
6、秀的诗经学论著。 崔述的诗经阐释原则,除了“以文论文,就事论事”,回归文本,汉宋兼采的宏通学术方法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以情论诗”。他说: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于所刺者。夫诗生于情,情生于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之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后,更无一人可免于刺者矣。P233崔述以情论诗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一个匡正,有助于祛除笼罩在诗经之上的伦理教条,增加诗经的情感因素,从而有利于对诗经文学性的发掘。当然,以情论诗,
7、从经学的范围里把诗经分离出来,还诗经以文学性的样态,这在明代诗经学研究中已经初露端倪。另外,清代官方学术虽然仍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王学和考据学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与排斥却是接连不断,在理学向朴学转变的过程中,新的理学观也在悄然兴起,戴震等学者“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的观点未必不是当时卓越汉学家的共同诉求。崔述值此学术潮流转折之际,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刺之诗教,倡导“以情言诗”,反映了崔述敏感的学术嗅觉。运用这种阐释方法获得的诗旨,有时比美刺说更贴近诗经文本。如君子于役,崔述就指出该诗是“夫行役于外,而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宣公,抑何其煆练也”P233? 二、崔述读风偶识的学术成就
8、崔述读风偶识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详论之如下:1、对诗序诸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 诗序可以说是诗经研究中聚讼纷纭的话题,也可以说诗序问题,是诗经研究的重要命题。如果说清代诗经学是中国古典诗经学的终结,那么,以总结性为特色之一的清代诗经学必然会对诗经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命题作出整合,而诗序即在此整合之中。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就是对诗序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性批评。关于诗序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曾有过简要的论述: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者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传诗,即今毛诗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
9、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3P119崔述认为诗序“为卫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P230。 崔述本着无徵不信的原则,依据后汉书儒林传所云:“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今传于世。”4P2575既然后汉书有明文记载诗序出自卫宏之手,那么郑玄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宋代二程夫子认为孔子作大序,当时国史作小序,均不可信。崔述甚至对后人的争论感到困惑,他诘问到:“后汉书明文可据,如谓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其无徵之言是从也?”P230崔述不
10、但对诗序的作者问题进行了清算,而且对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将诗序划分为大序、小序的做法也表示反对。诗经周南关雎前面有一篇总论性的文章,学者往往将其划分为大序、小序两个部分,代表性的划分有两种。其一,旧说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为关雎序,谓之小序,剩余部分为大序;其二,朱熹将“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总论诗经纲领,其余部分为小序。对这种强分大小序的做法,崔述均表示反对。他从文章章法布局入手,通过研读这篇文章,指出该篇文章章法井然,不容割裂,他说:余按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3 雎而因及全诗,
11、而章末复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收尾完密,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至“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则”字为转语,若于“诗之志也”画断,则此文上无所承,而“然则”云者,于文义不可通矣。P231崔述的分析非常精妙,自古以来,学者都是从内容意涵方面分析这篇诗序,崔述从文章内在的逻辑结构、文气连贯等辞章学观点入手,指出诗序非但不是孔子、子夏所作,并且也无大小序的划分,后人强分、小序也是猜度臆断之举。 传统诗经学研究者还将诗经每篇之前解释诗义的简单文字定义为小序,隋书经籍志称小序子夏所创,毛公和卫宏作了进一步的润色
12、引申。后来学者据此将小序又分为两部分,认为小序的首句是子夏、毛公所作,或以为太史所题,剩下的部分是卫宏所序。对此崔述也极力反对,他说:余按序之首句与下所言相为首尾,断无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时刺乱者,语意未毕,尤不可无下文,则其出于一人一手无疑也。P231我们不难看出,崔述认为诗序无大小之分,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小序更是不能割裂为二,它们都是首尾完俱之作,出自一人之首,且诗序作者既不是孔子、子夏,也不是毛公,而是东汉儒者卫宏。传统学者之所以不敢正视这一事实,乃是因为尊崇诗序太过,担心言卫宏所作,会引起学者的轻视,为了增加诗序的可信度,往往将其作者附会到更远古的孔子、子夏等大儒身上。但又无法掩饰范晔
13、后汉书卫宏作诗序的历史记载,只好把诗序分为大序、小序两个部分,小序的首句也被单独列出,分别冠以不同的作者,就这样制造出了诗序双重作者的格局,以求可信度和历史真实的统一,并最终导致了诗序的问题愈发复杂搅扰,争论不清。经过崔述寻源溯流式的清算,诗序问题的历史真相也就更加清晰了。 2、批评毛诗诸种谬误,凸显三家诗的价值。 崔述廓清了诗序作者问题上的种种诬枉之说,其实也消弱了诗序在诗经阐释学上所占据的霸权地位。他指出诗经原本有四家,毛诗最为晚出,去历史真实也最远,诗序也与古作者无涉,其作者卫宏所处之东汉初年距离诗经产生的年代有数百年之遥,未必能切合诗经本旨,他反问曰: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
14、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阙其所疑。三百篇经秦火以后,岂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是当楚汉之际,居于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后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P232在读风偶识通论诗序部分,崔述还胪列了诗序不足尊奉的五条原因,除了作者的晚出外,还有诗序好强不知以为知,以美刺论诗违背了诗生于情的诗学原则,诗序还好取左传之事附会之,诗序以篇次前后确定盛世衰世的做法也无根据可言。 与毛诗学派,尤其是诗序牵强附会“乖谬特甚”相较,三家诗因为时代近古,有时反而表现出比毛诗更为合理,某些观点也可以用来补毛诗所未备,崔述说:齐诗、鲁诗
15、皆自汉初即著于世,鲁固孔子所居,齐亦鲁之毗邻,盖皆传自七十子者。书出既早,则人见之者多,而傅会较难。且当汉初朝廷尚未敦崇经术,则其说本于师傅者为多。其后经学益重,诸家林立,务期相胜,传其学者不能无无傅会以逢时者,然大要为近古。韩诗后起,已非齐鲁之比。毛诗之显又在其后,书出既晚,则师弟子私相授受,虽多增其旧说,傅以己意,世亦无从辨之。 婴,燕人;苌,赵人,亦不能逮齐鲁间闻见之真也。P232以文献的时代先后来区分其价值,即文献越早,其可信度和价值就越高,反之亦然,这本来就是汉学家惯常运用的考据方法,这种方法有时难免会出现错误,但其有效性也是十分明显。即以崔述的诗经研究为例,他就运用了早出的三家诗订
16、正了晚出毛诗的一些错误之处,比如他说:三家之诗虽不传,然见于汉人所引者尚多,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班氏以南仲为宣王时人,马氏以出车为宣王时诗,玩其词意,考其时势,皆得之。P232在读风偶识通论二南部分,崔述再陈斯旨,关雎篇毛诗学派将其系之文王之士,而齐鲁韩三家诗则系之康王之士。对于此诗的创作时代,崔述以为当从意见较为统一的三家诗而黜毛诗学派的观点,毕竟鲁地乃是孔子故里,师授更为纯正近理,且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必阙,若史记记载无误,那么鲁诗的系世必定优于毛诗。 崔述生活的时期,正是乾嘉汉学日渐隆盛之时,汉学家的诗经学研究对象往往是毛诗,代表性的成果有马瑞辰
17、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诗毛氏传疏。崔述敢于在毛诗学派占据主流之时对其大肆批评,并宣扬三家诗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崔述独立的学术精神,而他对三家诗的推重,也启示了之后三家诗的研究者,晚清魏源、王先谦等人致力于三家诗的研究,未尝没有受到崔述的影响。 3、以扎实的文献考证推翻了前人谬说。 梁启超评价崔述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可见,以考据名家的崔述,其诗经学论著也不时凸显出他的考据学功力。 以诗序所涉及之诗经周南部分为例,关雎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崔述以为关雎序有很多疑点,首先,周南之汉广、汝坟
18、等诗所言江汉、汝坟都不是周朝旧地,为何可以列入王者之风的范畴之内?而召南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穠矣咏“王姬之车”,明确地显示是周人所作,为31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其目为“诸侯之风”?其实郑玄和朱熹也觉察到了这些矛盾之处,但因为泥古太甚,过于信奉二南为文王时作品,故此不得不辗转曲折以为调和之论,郑玄说“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朱熹觉得郑玄的说法仍未贴切,进一步弥缝说“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5P1,但是同样是南国之诗,为什么汉广、汝坟两篇可以断定其杂之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穠矣明明是周人之诗,却要说是是得之南国呢?这些问题都是郑玄
19、、朱熹这些诗经学家感到困惑和难以解决的。其症结皆是由于毛诗学派的误导,齐鲁韩三家诗确认二南是康王时代之诗,如果能够接受三家诗的观点,破除对毛诗文王说的迷信,那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另外,崔述还指出,古来诗经研究者以二南为文王时诗,其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风、雅划分的依据。 他认为: 风、雅之分分于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畿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词之体,亦名之为楚词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于雅;
20、风也,则列之于风;南也,则列之于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P237从地理学入手,否认了文王教化自北而南说;又从诗体的角度阐发了风、雅那是诗经的两种主要体裁,其分体依据与诗作所处之地理位置是天子之畿抑或诸侯之国无涉。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崔述彻底纠正了毛诗将二南系于文王时的错误做法,对诗经学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贡献。 三、读风偶识的不足之处 任何一部学术论著,在光彩夺目的成就背后,总有些难以掩饰的白璧微瑕,崔述的读风偶识也不例外。清代学者唐鉴就曾指出崔述为学中的一些偏失,他说:“先生学主见闻,勇于自信,虽有考证,而从横轩轾,任意而为者亦复不少,况其间得者,又强半为昔贤所已言乎?”6清史稿儒林传继承了唐鉴对崔述的评价,其词略有出入,即“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