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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政治倾向性 浅析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政治倾向性邵红杰摘要:小说翻译是文学作品再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材料及文本,利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及策略才能表达再创作者的目的及意图,对所翻译的小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者们就是利用这种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在其所再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凸现出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从而进行文化移植。 关键词:晚清小说;翻译特点;政治倾向性 作者简介:邵红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郑州450011)。 一、引言 由于文学作品创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创作者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立场的约束。这些作品从头
2、至尾、从内到外无不透露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创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小说翻译也是文学作品再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材料及文本,利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及策略才能最佳表达再创作者的目的及意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者们就是利用这种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可接收的形象进行文化移植。 二、翻译文本的选择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小说历来被视为是一种娱乐工具受到封建文人的轻视,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只处于边缘地位,位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诗歌。20世纪初,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我国的大门之后,不断进行武力侵犯,大有亡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物提出了西学救国的主张。
3、改良主义者为达到救国的目的,将翻译外国小说变成了颠覆传统文学秩序和价值观的工具。1898年,梁启超在其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介绍了政治小说,并进一步阐释了小说翻译的目的和重要性。 1902年他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文中将他的翻译外国小说,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作了进一步解释:“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7他指出政治小说可以抒发作者的政治思想,可成为唤醒民众、批判政府和倡导改革的工具。由于小说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中国
4、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也就此拉开了序幕。一时间晚清社会中涌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并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有时其数量竟然超过了原创作品。按照阿英的看法,在晚清时期,翻译多于创作,“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180。 陈平原也认为, 1896年至1916年这20年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统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329。由此可看,小说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以梁启超和林纾为例。梁启超是在逃亡日本的战舰上开始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分别描述了几个国家的国民西班牙、波兰、意大利、匈牙利、埃及怎样争取自由及独立。通过这些奋斗事迹的描述,
5、作者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任务。这无疑对于中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这些国家所反抗的外敌,也正好是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外强。此外,这些弱小国家有不少地方跟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相似。例如故事开始不久由主人公述说西班牙的情况,过去西班牙十分富强,威名欧洲,而现在却风俗败坏,朝政荒废。这些都能令梁启超联想到当时中国的状况。 在作者柴四郎笔下,尤其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国就与其他弱小国家一样,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迫害,正需要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这便是梁启超愿意在逃难期间即着手翻译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 林纾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6、时的动机尚不十分明确,那么,他在翻译斯陀夫人的UncleTomsCabin(黑奴吁天录)时,其动机与目的可谓十分确定。19世纪40年代,中国沿海一带成千上万的贫民被拐骗到美国开发矿山、修筑铁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付出难以承受的繁重劳动。而美国加州却通过了一系列歧视和排斥华人的法律,之后,很多华工被逐出矿区,甚至惨遭殴打、屠杀,而腐败的清政府,却不敢对美国政府提出强硬的交涉和抗议。林纾认为,华工之所以受尽欺辱,关键是中国国力太弱。1901年,他谈到了自己从事译著的直接动机:“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
7、为大众一号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4这种动机,几乎贯穿了他以后的翻译生涯。 在林纾看来,翻译小说,可救亡图存。为此,他大量地翻译了有关反侵略的作品,对受到侵略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寄予同情,并对他们顽强的反侵略精神予以赞赏。更重要的是,他想以异国人民反侵略的精神来激励本民族的志气,使民族振作起来,自立自强,这才是他翻译此类作品的真正目的。在林纾的众多作品中,以黑奴吁天录影响最大,效果最好。 三、翻译策略的选择 译者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活动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操作的。这样一来,在选择原文文本之后,译者在面对原文时,势必会遭遇到与自身翻译目的相抵触的表现形式。在晚
8、清译者看来,翻译是为了救国图存,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原文加以删改,以使译文文本符合译入语的社会文化语境,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我们还以佳人奇遇为例。众所周知,晚清翻译风尚以意译为主流,但是梁启超在翻译过程中,大多采取的是一种极为忠实的翻译策略,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原著以及原作者甚为喜欢,尊敬有加。可是,这是一部政治小说,而内容又涉及到中国,那么原文作者跟译者对中国的政治立场是否一致?特别是梁启超并不是普通的译者,而是一位对中国政治有直接影响的政治家。事实上,梁启超翻译这篇小说的目的并不在于中西文化交流,也不是向国人介绍这篇文学作品,而是要借助这篇小说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因此作者与译者政治立场的相
9、同之处和分歧在翻译过程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小说的第十回至十六回,译者进行了很大的改动,这主要是因为佳人奇遇原著的主调变了,由原来的争取合理国权而改为宣扬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定会产生冲突,梁启超处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牺牲忠实来捍卫中国的政治立场。这部小说的后半部有不少地方批评和攻击了清政府对日本和朝鲜的政策,阐述了柴四郎的“兴亚大计”,旨在对清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梁启超显然不能接受这一态度,作了大量的删改。例如在小说结尾时,谈到清政府与日本的战争,译者是这样翻译的:朝鲜者,原为中国之属土也。大邦之义,于属地祸乱,原有靖难之责。当时朝鲜,内忧外患,交侵迭至,乞援书至中国
10、,大义所在,故派兵赴援。而日本方当维新,气焰正旺,欲于东洋寻衅。小试其端,彼见清廷之可欺,朝鲜之可诱也,遂端扶植朝鲜,与清廷寻衅。清廷不察,以为今日之日本,犹是昔日之日本,亦欲因而惩创之,俾免在东洋狂横跳梁多事也。不谓物先自腐,虫因而生,国先自毁,人因而侮。歌舞太平三百载,将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腐朽而且不通世故之老大病夫国,与彼凶性蛮力而且有文明思想之新出世日本,斗力角智,势固悬绝,故一举而败于朝鲜,再举而陷辽岛,割台湾,偿巨款。我日人志趣远大,犹以为未足也5128这段文字出自于日本人之口,看起来非常荒谬,一方面是用一些贬义的词汇来形容日本的扩张行径,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的形势深表同情,特别是确认
11、朝鲜原为中国属地,中国出兵支持,完全处于“大邦之义”,这些文字不可能出于一位强调国权的日本作家笔下,而是一位具有明确政治立场的中国政治家对原著的重写。 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黄继忠将其译为汤姆大伯的小屋,也有人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而林纾的译名反映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及孤立无援的境地,体现了译者深深的忧患意识。对照原文和译文,我们还可以发现林纾有意删减了一部分内容。例如在第30章开头,作者对黑奴市场进行了一番描述。 林纾译: 屋中凡扫严洁,惟门外周以围栅,荫以蓬席,男女杂坐其下,此即奴场之外郛也。 黄继忠译: 黑奴在市面上行情很好,因此给他们吃得好,把他们洗得干干净净,对他们照料得非常周到,为的是到
12、了拍卖那天,一个个养的肥头大耳,身体壮实,容光焕发。 新奥尔良的奴隶堆,从外表上看,跟别的房子差不多,收拾得很干净,堆栈外面有一个棚子;棚子下面,每天你可以看到几排男女黑人在里面站着,作为堆栈里面那些等待拍卖的黑奴的样品。 经过对比,我们发现林纾的译文省去了前面叙述奴隶主如何为了把奴隶卖个好价钱而对他们照料周到的情形。林纾的删减是有他的意图的,即着重叙述黑人的悲惨生活,警惕国人切勿重蹈覆辙。若将奴隶主“善待”奴隶的情形一一译出,难免会使黑奴所受煎熬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形势下,国弱民穷,如果全盘译出则必然降低本书的激励性和历史沉重感,同时也与林纾的翻译目的和所预期的翻译效果背道而驰。 四
13、、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晚清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均受到其特定译入语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他们所处的客观历史文化状况决定了译者的态度。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又受制于文化的诗学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翻译作品时必然要根据这些要素作一定的变形,这也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和译者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4王晓元.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J.中国翻译, 1999(2). 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