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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不揣浅陋，笔者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和观察，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
2、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和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
3、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
4、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
5、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
6、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
7、 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
8、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
9、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
10、亡”。 6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莫名其妙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说的语汇。 这个过程留给人们的启示是： 1以制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 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东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无可讳言，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受到外来力量的
11、冲击。这是事实判断，顾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设可以自行转型，是不值得讨论的假问题。 3接受或抗拒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是17世纪以降世界性的课题。这是关系国家盛衰和国民福祉的生死选择。中国是在20、21世纪之交才大体作出无法逆转的选择。迟滞、曲折来自过时的本国的阻力。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
12、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
13、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所受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