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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话语与人物生成白朗与红高粱的比较阅读姚国杰（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摘要 ：贾平凹的白朗与莫言的红高粱是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将两部小说置于其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历史纬度和意识形态性，试图从时代主流话语、作家的个人体验、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态等方面来探讨作品得以生成的原因；从作家对色彩的选择探寻作品的美学风格及其映照下的人物性格；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世界文学典型来比较分析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白朗与余占鳌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义。关键词： 历史语境； 时代话语 ；新历史主义小说 我之所以选择红高粱与白朗这两部小说文本进行比较阅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者
2、莫言与贾平凹是在“没有一流作家”（曹文轩语）的当代文学史上还算有分量的不可多得的作家，更因为这两部分别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是当代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我不想单纯地来评价这两部小说的优劣好坏，借用福柯的话来说是“在不考虑话语对错是非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特殊话语的规律性，话语形式以及话语形式所经历的变化。” 1(P7-8)所以，本论文既是对有着各自不同的基本内涵和政治归宿的两部小说文学叙事的分析，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分析，即作为使规律和形式得以实现的基本话语单位的陈述，其主旨是探讨它们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与时代话语、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价
3、值取向有什么关系？一、 时代话语与个体体验从知识分子话语来看，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作家们意识到他们所表现和赞扬的种种文化遗存中的原始、落后和愚昧，实际上同他们改造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的承诺甚至还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悖论中，一批继起的作家便不得不放弃不堪重负的启蒙任务以及介入历史的种种关于价值判断的理性意识进入了“审美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时期。2从意识形态话语方面来看，到了80年代后期，文学已经很难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直接获取思想资源，文学也不再有能力给社会提供共同的想象关系。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策略足以维系民众的历史愿望。文学被悬置
4、于政治/经济的边界，不得不退回到它自身这种转型是政治/文化/经济多边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个历史事件起到突发性的杠杆作用。3（P305）红高粱在一个关于“我爷爷的活法”的故事中，再度引入革命历史神话抗日的故事。在这里，“抗日”不是像经典叙事所表述的那样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英勇奋战”的革命斗争，而是民族生命强力的自然表达。“革命历史神话”没有构成叙事的主体，而是作为一种伪装的代码被加以利用，它附属于“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作为“我爷爷”活法的补充而起到叙事转换的作用。在一系列关于生命存在的原始野性的表述中，在“野合”的狂欢和杀戮的痛快之后，“抗日”则是推向情绪和戏剧化高潮的理想环节。红高粱不是意
5、识形态轴心实践的直接产物，它崇尚生命强力而抓住了时代的无意识，为这个时代提示了想象性的超越社会、超越文化、超越权力的欲望满足。所以，红高粱是一次终结，也是一次开始，当意识形态不再以深刻的思想和强有力的精神起作用，而仅仅以情感宣泄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暂时的奇观，它表明意识形态轴心实践已经名存实亡。 90年代文学进入了陈思和所谓的“无共鸣，无主流，无思潮”的三无时期，白朗就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消亡情形之下生成，它借助一个“落难英雄卷土重来”的故事模式，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了更为彻底的消解，已经看不出故事具体的发生时间，大概是清末民初的样子，也无具体的权力话语的出现，只知道白朗在与官府作着不屈争斗，在看似讲
6、述一个土匪窝里斗的传统故事里，相反更为直接呈现民间话语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同时，注入了文学对人性和人生的思考。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影响，也许在废都无情的揭露和嘲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丧失，和赤裸裸的呈现颓废和苟活之后，想从民间的角度“重新寻求精神之塔”4(P75)。陈晓明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两股并行的创作冲动，其一是面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叙事，其二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形式创新叙事。前者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偏向于现代主义思潮。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并非来自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模仿，其根本动力来自于文学内在的创新冲动，某种意义上还是现实主义深化的结果。但不断从现实主义“
7、深化”过程中分裂出来的创新意识，不断向着现代主义倾斜。显然，两部小说都属于后一种的创作。他们出生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经历了中国当代的几乎所有运动，同样是充满坎坷的一代，以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作家有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自觉的从中外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但其文化的积淀与素养总是不能与五四一代乃至三、四十年代作家相比较。不过文弱的贾平凹、他拙于交际，不善言辞，优柔寡断，有着更多的儒气，这或许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得来；而行伍出身的莫言有着更多的血腥与暴力。贾平凹受着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这一系列的田园牧歌作家的影响,注重一直追求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来抒写中国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状态来描绘传统向现代
8、转变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莫言或许早期倾心于孙犁，但他有着更多不安稳的活泼好动的思想，他曾经坦言作红高粱在前，读马尔克斯在后。如果非要说他们小说的新历史主义观念受到西方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作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在福克纳们面前的影诚惶诚恐”，在“深化”过程中的并不断向现代主义的倾斜。张清华把他们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副产品“匪行小说”，并且认为“红高粱”系列的问世，较多的淡化和消解了寻根小说文化分析和判别的主题中心，进一步使历史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和超验领域，在观照历史的时候更倾向于边缘的“家族史”和民间所谓的“野史”和“稗史”。5不仅从故事的历史内容上民间化了，而且叙述风格的本身也
9、民间化了，与此前的许多寻根作家那种精英知识分子的严肃叙述构成了区别。他们所建构的是文化和生存的原生态，作为土匪其身上的缺点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不需要依据某种“正确”的标准来识别和改造，他们赤裸而又真实的出现。正如陈思和所表述，作家虽然站在了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上说话，表现的却是民间的自在生活状态和民间的审美趣味，注入了民间的客体世界存在，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的态度。6(P304)所以，一般说来他们具有的更多的是俗文化的取向，但这两部小说却包含着精致文化的丰富的人生意识。只不过是建立在超越传统的叙事伦理，和民间话语的基础之上，有着对威胁自身生存状态的势力自觉的反抗，反抗的血腥与悲壮，有着敢
10、爱敢恨的自我追求的女性。如果用刘小枫的叙事伦理观念来解释，就是讲述个人精力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的感觉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要求。从个体的独特命运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意义紧紧搂抱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不仅让人面对生存的各种疑难，搞清楚发生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间不可避免的冲突7(P7-10) 二、“千古文人侠客梦”地域文化与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机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莫言所在的山东和贾平凹所在的陕西都是有着悠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的地域，几乎可以代表整个的华夏文化。这种既沉重，又固执的文化的积淀深深影响着作家的创造。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
11、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大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经历的齐鲁文化。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8(P78)毋庸置疑在莫言的小说中带有更多的齐文化的色彩，从余占鳌的作为，抢妻娶妾、杀人越货，不屈抗日可以形象的看出。而三秦文化同样植根于
12、贾平凹心中，其生长的商州，界于陕南关中之间。陕南山清水秀属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其民精灵秀雅，长于生计。关中为历代建都之地，民风淳厚，虽存礼让之风而民多守成，拙与经营进取。陕北为塞上，土瘠地寒，生民苦焦，其性暴烈，不屑琐事，多出造反英雄。而白朗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熏染下孕育出的拥有多种文化性格的生灵。 两地都是多出土匪和造反英雄的地域。同时这种地域也就有利于侠义情节的滋养，产生侠匪侠盗或者是大英雄。把社会的安宁，命运的得救寄托与他们的身上，况且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时时处与命运抗争，任何人都只能在很小范围内把握自己的命运，承认有所不能，愿意有所不为，然后在可能的范围内“尽人事”，或许是明智的。所以，人类
13、的处境并不怎么乐观。于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成为最好的麻醉和解脱的良剂。同时比较有意思的是雷达把白朗编进了贾平凹小说的侠盗卷。看来二人可以称的上侠盗了！中国的文人具有难以割舍的“侠”的情结，从司马迁以来的“豪侠任气”到以武行侠观念的形成，铸就了“千古文人侠客梦”。如陈平原先生所说，“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为所欲为，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才会产生一种被拯救的欲望。神也罢，佛也罢，上帝也罢，真主也罢，都是人类被拯救愿望的客体化。无所不能的神灵未免过于虚幻，打抱不平的侠客更切近人世间。”9(P3)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不缺乏侠客
14、英雄崇拜的心理，荆轲、项羽、瓦岗英雄、水浒好汉历来是被津津乐道的对象，都被侠客化。不能否认白朗与余占鳌两人都是勇武过人、技艺超群，枪法非凡，其身上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者的任性而为、快意恩仇英雄气魄和民族的强悍意识。侠是目的，武是手段，武的结果是来张扬侠。白朗屡打盐池、保一方百姓生存的平稳安宁，余占鳌的浴血奋战、不屈抗日，他们都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侠客，是老百姓生存的精神寄托。但余占鳌富有更多的野性成份，很少做思考（在第一次想杀白脖子时例外），只在行动；而白朗充满着内心的忧郁和苦闷。敬天命与尽人事表面上看有点矛盾，其实不然。对“天命”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敬畏，可以抑制过分膨胀的“自我”，减少
15、盲目的冲撞，顺应生命的自然。三、白的肃穆，红的狂放“语言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它自身的节奏感，色彩感，亮度感，银色，字面美感以及种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就足以具有可供审美的资格。”10(P314)“红高粱”、“白朗”，从单纯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或许就能感觉到这两部小说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一红一白，具有强烈的原色色彩比较效果。红象征着狂放与不羁，有着云雷奋发的热烈崇高，白象征着肃杀与萧瑟，更有弦泉幽咽的悲凉凄婉。在两部小说中作者淋漓尽致的发挥了语言色彩的美学效果，并将其贯穿于氛围的渲染，人物性格的塑造和遭遇的折射。莫言有着极其强烈的色彩感，更偏重于视觉的夸张，善于将听觉的形象迅速转化为视觉的形象，如形容子
16、弹尖锐的呼啸声“绿色的声带上长着红色的穗子”。其色彩的感觉更是贯穿与整篇小说的主题的表达，那一大片无边无际红得如血的高粱世界，它辉煌得使你眩目，残酷得让你心底发颤。一股股血腥气从高粱地里喷散出来，令你不能不感到恶心。所有的局部意象：高粱世界，战争与血，残酷的剥人皮，夕阳下的花轿，酒与性都统一在红色的基调里。浓烈的红色首先给人强烈的刺激，进而使人骚动和不安，以及亢奋，再进而进入一种辉煌的境地。小说中的红高粱作为一个象征体，一步步地诱导了读者这样的心理历程，通过对读者情绪的调动把抗日战争那段辉煌而残酷战争上升为审美的境界”。11(P321) 同样“爷爷”具有高粱般鲜明的红色性格，“爷爷”好杀嗜血，
17、迷狂激荡，坚挺不屈；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作坊内十五年风雨狂心魄激荡，墨水河伏击战血流成河，黑土化成了稀泥，“爷爷”充满着辽阔高粱地般生命力的狂张。贾平凹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朴素节制，简洁自然，中国传统文学的丰韵、风神之美在不自觉中得到运用。不着颜色，信手白描，却依旧能表达情致，体悟生命。白色的色感光明，性格朴实、纯洁、快乐，白色具有圣洁的不容侵犯性，如果在白色中加入其它任何色，都会影响其纯洁性，使其性格变得含蓄。同时白色又象征着平等与死亡。白朗穿着一袭白色团龙长衣，登的是一双白色的深面起跟鞋，潇洒、浪漫气息表露无疑，那是一种悠然的轻松，温柔的缠绵儒雅气质。旗面上绣着
18、的是白色的狼头，代表着的是高贵，主人的狼一般万物之灵的气质。“强烈的阳光照着万山丛岭，满世界里似乎有丝丝缕缕的白线晃。”“地上的虚土浮腾，惨白得又像是大火后的灰烬”，表象来形容天气之酷热，其实营造氛围的压抑。地堡监狱中压抑的性欲同样是白色，在即将崩溃的刹那间戛然而止，犹如火热的钢板放进了冰水，冒出的是缕缕白烟。狼牙山煮酒论英雄的浩歌却成为白色挽歌，象征着纯洁、静谧的白色已被现实的悲伤与死亡所浸染，它弥漫着更多的是凄凉阴冷的气息。小说的色彩映照下，显现着白朗性格的原色白色，其生性纯洁，不受污浊，在污浊的社会里，其白色充满了思绪和疑虑的旋涡，又是那样的不可预见与深不可测。文章的色彩定义了两部小说的
19、基本格调，表了壮美和崇高两种不同的美感，也折射着人物的两样性格。四、白朗与余占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众学者力图从各个角度来读余占鳌，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钱理群先生在他的论著丰富的痛苦中论述的主要观点，依据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个具有原型意义的著名的世界文学典型来从精神上来对其分析探讨，唐吉诃德代表着信仰与理想，哈姆雷特代表着怀疑与分析。12(P6)白朗更趋向于哈姆雷特，从外表上他同样拥有“健美的身材，高贵的品格”。狼与朗谐音，白朗的山寨为狼牙山,其旗为白狼头旗，狼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陷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着，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的秩序和价值体系，与社会保持距离，对抗万物的孤傲
20、，又同样具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意识。只不过孤傲的心灵被残酷的现实所击倒，在自我意识的不断膨胀与不断的消沉中， 被难以报答和救赎的亲情、友情、人情所打垮。于是开始了哈姆雷特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因自己的孤傲和清高害死了自己的好兄弟陆星火和刘松林，葬送了三千弟兄的性命，并有许许多多善良无辜的人们受到了连累，有骨气的老板娘一家，重义气的丫鬟所以在重聚狼牙山寨本为庆功，当一段段的隐情被缓缓的倒来时，白朗孤高的心灵于是变遭受到愈来愈沉重的煎熬与拷问，我真的是王中王，我真的是传说中的风流、潇洒倜傥的白朗大王吗！英雄的失足是常有之事，而真正的英雄可以再度的崛起，重塑辉煌。当重聚狼牙山寨，大摆庆功宴时，而白朗自己
21、的意志和毅力却变得如此之渺茫，这一切之一切是有无数人的生命得来！麻风病晚期的夫人送来了钥匙和短刀，丫鬟的流言和上吊使黑老七患上了精神的衰弱和恐惧。陆星火的血性与勇于就死鼓舞了大家，刘松林的刺杀使其更为诚惶诚恐，还有老板娘一家的牺牲，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姓名却为自己丢掉姓名的弟兄在胜利之后的本为颂歌的时代，自我意识和孤傲的心理再度上扬时，却最终由生命的外在形态上的英雄转化为生命内在形态上的自省，进行了深深的自责和反思，对一己的心灵进行了强烈的烛照和逼视，神化了的英雄自我意识的强烈膨胀与英雄虚无的深刻斗争与挣扎，从而实现了一种生命意义上的超越。鲁迅先生认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不仅是悲剧性的，（完全不能决定把
22、握自己的存在），而且带有极大的荒谬性（被一个不可知的力量随意抛入这个世界）。正是从人的个体生命的“无归宿中”发现了了“人”的被放逐”的悲剧，归根结底，这是一种自我的放逐。所以鲁迅影的告别中的“我”要在“黑暗里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不仅世界是黑暗和空虚的，人的自我个体生命也仍是黑暗和空虚而已”，正是出于人的自我个体生命的彻底绝望，其才那样酷烈的追索自我生命的本原：“挟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 ，本味何能知？”如其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与天上看见了深渊”。“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于是其枪化为银鱼游去，人也萎靡。银鱼的游去也标志着白朗时代的结束，一切在他
23、者和自我的否定声中离去，抑或解脱？于是具有不压于精致文化的精神思索和精神的厚度。天元寺之塔的裂而复合、复裂，最终的坍塌同样是白朗的精神历程的起伏象征，暗喻着精神的最终消弭。白朗有着更多的是哈姆雷特般的犹豫、疑虑和忧郁。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论述到“盖自然之贼人，恒不如人之自贼，纵有超轶之贤，气质性情，不无偏至，偶以外缘来会，造作恶固，辗转牵连，不能自主，而终归于灭亡，为可悲也。” “犹疑猜妒、虚荣野心，皆人情所常有，但或伏而不发，偶值机缘即见溃绝决。”13(P206)时好时坏的不可琢磨的心理，死与不死之间的犹豫，此起彼伏的英雄心理充分表达的是白朗的多重性格和徘徊不绝的思绪。对自己的结拜兄弟刘松林的
24、猜忌，相信了刘松林出卖兄弟而求荣的假象，浑然不知兄弟为自己牺牲了生命壮举。难以想象在刚刚作完废都纵欲之后的贾平凹，又是对白朗的性欲如此之压抑。或许是在废都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所作出的一种调整。在这里我们认为其做过和尚有着心性的磨练，迫不得已落草为寇。孤傲清高，不欺侮弱小的英雄心理，天生具有的贵族意识，英雄不近女色的传统观念，兄弟因女人而离去而成为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使他有着更多的犹豫和疑虑。在地堡的女人面前他一开始便具有怀疑和猜忌。黑老七怎能让自己的夫人专来送吃送喝百般伺候一个仇敌？是有了另一层的阴谋，这阴谋又不是为了降服他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搜索不出这女人对他有过的任何恶意和可供怀疑的痕
25、迹，即使一切是一种假相，有着别一种阴谋”，其实他对地堡堡主的夫人的行为和她对自己的深深爱意，一直处于一种不信任中。最终让其死在自己的刀下，和哈姆雷特的未婚妻死在自己剑下一样，同样具有反讽的、催人深思的效果， 或许这真是爱情怀疑的悲剧。这里固然有着人类的独立思考，探索与追求性，但也不可能真正的达到哈姆雷特的“彻底抛弃一劳永逸结束一切矛盾与痛苦的自欺欺人的精神幻梦，用彻底的怀疑眼光来看待已知和未知的一切”14 (P216)的真正境地。而往往在不自觉间流露出的是人性的弱点，但白朗对死亡的思考中却真正具有了这种意识。同样白朗具有对死亡的恐惧和犹豫，对死亡价值的重新思考，对撞崖的老鹰的思考，“这曾经驮着
26、朝霞飞度过万重山，曾经呼啸着从高空冲下抓住蟒蛇的老鹰，其死后兔子又会怎样的撕咬它，蚂蚁又会如何爬满全身？”是想到英雄落难后的悲哀与无奈。“由此觉悟到，古时多少英雄豪杰在战后引剑自刎，以为死得壮烈，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逃避吗？而后人的这么论说也是一种可怜的怜悯罢了！”自己的押解被成千上万的人目睹，最后再自杀掉，那就十分地窝囊了，那算什么能屈能伸的大英雄呢？如同哈姆雷特杀死叔父、未婚妻，但其自己也死在了雷欧提斯的毒剑之下，怨怨相报的复仇，但真正的复仇之后，便会有了生命的快感吗，同样是迈进了一直所恐惧和担忧着的死亡，担忧着别人的误解，只能悲惨的成为“骄傲的死神永久幽窟里的丰美盛筵”。白朗并没有死
27、去，但再也不是那个潇洒风流的白朗大王，顿时间变得委靡、颓唐，失去了人生的生机和活力，在你不是白朗声中离去。或许”当我成尘时，你将见我微笑”的意蕴，这也正是英雄主义的虚无性释然。白朗的最终隐去以得贾宝玉遁入空门的神韵“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实则是”因空见色，因色生情，自色悟空的循环”。肉体虽在，灵魂已逝，所以真正的悲剧是精神上的大悲剧，红楼梦展开，白朗离开安福寺的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种生命感觉：人生无从解脱。15(P214)余占鳌和唐吉诃德相似就在于侠义的情节其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一无反顾的精神。唐吉诃德”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厉害关头。”16 (P8)。余占鳌
28、魁梧健壮、血性方刚、情感奔放。为了维护自己的朴素的尊严16岁杀死了与母亲相好的和尚，单身闯匪窝，设计杀死冷麻子，用土抬扛，汉阳造、钉耙对抗鬼子的机枪、汽车正规军，而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唐吉诃德具有渊博的知识，受经过后天得来的骑士精神的影响，同样具有着侠义的情结，更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理想，为此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余占鳌更多的是由生命的本能驱使其争强斗勇，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体现出的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反抗的暴力欲望。虽然最终失败，富于了传统传奇故事的肝胆侠骨色彩也不免合于中国民间项羽式虽败犹荣的本色英雄式人格理想。 在这里更让人觉着余占鳌的如同高粱地一样辽阔的充满狂张的生命力。所不同的是唐吉
29、诃德一般是在想像中战斗（与”巨人”风车搏斗，与羊群作战），而余占鳌是真刀真枪的来干，在结束别人生命的同时以自己的生命为底价。有着对暴力和欲望的迷醉，他那狂浪的酒神精神给匮乏生命强力的“种”的一代注入了大剂量的雄性激素，给渴求“自我意识” 的时代心理提供了“英雄主义”的最后镜像。所以之前的学者往往注重从尼采的日神与酒神来诠释他，其实他从真正的精神来源来说，依旧民间生命的强悍生命力。只不过唐过于幻想化是一个有着知识的骑士，而余则是自然状态下的具有原始风情的狂放和不羁。余占鳌的战斗性却暗合了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17(P643)的美学精神，生命的意义是在现实的真实搏斗中产生与实现的。，敢于
30、正视正是敢于“搏斗”的前提，而生命的价值（幸福）的获得又总是与此相联结。举首投足间杀了吃饼的劫道的毛匪，得到了奶奶的初步青睐；高粱地里劫道“设伏”大胆野合，产生了生命快感；冒险夜闯作坊，杀死单家父子获得了和奶奶相爱的机会；作坊内大胆表露，放荡不羁，巧制佳酿，才获得了真正的爱情。爷爷与奶奶的爱情是在爷爷的不断争取与搏斗中产生的。流血抗日，不惧死亡才成为民众心目中的真正的英雄。这里有狂热的生死搏斗，有悲壮的炮火硝烟，有着为生存而奋起反抗暴力的欲望，这反射出的是民族生命的强力，得到的是难以改变的民间的逍遥快乐的民间的自然生存状态。“唐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没有理性，
31、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18(P8)而余占鳌与罗汉大叔又是非常规性下的一种特殊的主仆关系。他们没有主仆的名分，但一个却在行使主人的权力，一个也在尽着仆人的义务。如果说余占鳌只是感觉行动，却不思考，那是经验的、感觉的、身体的、超验的、终极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理性，而罗汉大叔则对余的性格有着更多的补充，对其生活的环境与文化的底蕴有着更多的诠释。罗汉大叔则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反抗的方式，不对声响，勤勉塌实，与余张扬放纵的个性相比，更重守成与经营，都是高粱酒作坊乃至作坊里女人不可缺少的男人，但是他绝不容欺侮，有着坚强而又坚韧的个性。对牲畜的爱与恨，从爱护到破坏，又流露着其功利实用
32、的人生的态度，也表现着在齐鲁文化孕育下的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与唐吉诃德的与其梦中女神杜尔西内娅一己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不同（壮硕的农村姑娘看作娇美无比、尊贵无比，为她忧伤、憔悴饿着地、肚子终夜思念，而她心中根本没有唐吉诃德）“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大胆奔放、火热真挚的相爱，表现出的是生机勃勃的生命激情，并且成为了贯串小说前后的主要线索。“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段，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扎根开花。在黑土上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奶奶完成自己的解放，她跟着鸽子飞着，她的缩得只如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盛着满溢的欢乐、宁静、
33、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她虔诚地:说天哪！我的天”奶奶的死辉煌、壮烈，但并不痛苦，相反充满着神圣与欢乐，生命的意义在这里得以凸现，由此而丰满、沉醉。”19“于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杀那间将一切并合：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祸福与诅咒”这是一首悲凄的哀歌，也是全文中最过于凄美，又最具震撼性的乐章。奶奶的死表现出了莫言对死亡的观点，同是也是对余占鳌心灵的烛照，两个同样大胆张扬、敢作敢为，相亲相爱的人一定会有着心有灵犀吧！高粱红了，“我奶奶”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于此奏出了人生最辉煌、最神圣最具震撼力的乐章
34、。同时达到了以一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个体的超越，完成了对精神家园的回归（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命运之神也会召唤“我爷爷”的回归），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逍遥”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我奶奶不仅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更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同时高扬生命意义的旗帜。在白朗与哈姆雷特身上有着更多的精神上的相通，而唐吉诃德与余占鳌是在精神表象相似下的民族文化的差异。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一篇风靡近二十年的小说中竟然缺乏这种科学理性的思考精神；在一部多种版本不得一见的小说中竟然蕴藏着丰富的精神意蕴，所以形式的现代性，不能代表着思想上具有了形而上的现代意识。贾平凹与莫言有着自己的艺术手法和意
35、识的独创和发展，但不够发生蜕变；他们同样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但不足以成为旗手；他们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但不能成为思想的大家，尚处于承接断裂、开拓创新的初始阶段。他们对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意识流手法的学习是其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感性得来，而非系统的理论学习。往往愿望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相当的差距。正如陈晓明所说“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现实，使得任何试图创新的文化都大打折扣，它不再能形成巨大的有效的历史冲动。它是新时期有过的庞大的精神实践遗留的产品，它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对人类精神生产活动进行有效的缩减后的剩余物。”20(P321)也许，这两部小说正是一种剩余物中的精华。参考文献：1转引
36、自李扬.抗争宿命之路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25 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J 钟山.1998.4 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36 20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年.4 陈思和. 鸡鸣风雨 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8徐北文. 济南简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9 陈平原.千年文人侠客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 陈思和.笔走龙蛇.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12 1618 塞万提斯全集第六卷.杨绛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31415钱理群.丰富的痛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17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9 季红真.神话世界的人类学空间释莫言小说的语义层次J.北京文学198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