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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李白作品翻译的论文节选自：在信息化全球化下的语言冲突及影响作 者： 章级勋 日本城西大学引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英语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且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尤其是个人计算机（PC）和互联网的普遍运用，英语语言和文化几乎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并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进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两种语言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甚至冲突， 特别是在翻译方面。这其中有些可能会归因于翻译者个人的翻译资格跟能力，但在更多情况下，语言本身的性质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从译本上所读的未必是国外同行所想勾勒和表述地真实画面跟心声。如下，我们的研究案例
2、将会做详细阐释。关键词：语言差距，信息化，全球化第一章 谁是李白 ？李白 李白，Li Po，李太白 （公元 701762）是中国唐代（公元 618907）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一些诗歌是中国学生的必读之物，并且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英语。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译者对李白的诗歌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李白的诗歌有很多不同的译本。例如，李白最受欢迎的诗歌之一 静夜思就可以以汉语拼音的形式翻译如下： Chuang qian ming yue guang， 床前明月光， yi shi di shang shuang。 疑是地上霜。 Ju tou wang ming yue， 举头望明月。 d
3、i tou si gu xiang。 低头思故乡。 但是在这首诗的英语翻译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九种不同的版本， 其中三个版本出自中国译者，另外六个则由外国译者完成。（略）虽然上述的一些译者已经去世，但是学者跟翻译家们关于谁的版本更好或者更接近李白原著的讨论仍持续着。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李白是谁，“原始的”李白是什么以及李白诗歌表述了什么真情实感，仍是一个没有权威可靠解决方案的难题。（我们认为Giles 的翻译在上述版本中是最好的）。同时，当中国的学生试图逐字逐句把上述的英文版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衍生出各种各样中文版本的诗歌，不幸的是，没有一首诗是李白的原著。第二章 世上有多少莎士比亚
4、？李白不是唯一的案例。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作品的翻译也充分体现了翻译和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的困难性。此外，可能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过程中恰逢中国社会文化革命， 现代化以及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据中国学者的研究，第一部中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发表于1842，即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年（18391842）。可以理解，当时的读者寥寥无几，不仅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读不懂，也是因为翻译者使用了当时统治阶级清朝（16441911）的满族语。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语言版本在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1901）的两年后，于1903年刊
5、登。有趣的是译者，中国文学大师林纾（林琴南，18521924），竟不会读英语。他成功的秘诀是团队合作：首先，他曾在英国学习的一位朋友帮他口译了由查尔斯.兰姆（17751834）和他的妹妹玛丽安.兰姆（17751864）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然后由林纾用优雅的中国古典汉字进行整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白话文跟英语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莎士比亚戏剧被翻译成中文并在舞台上表演。到现在为止，至少有五部完整的莎士比亚作品已发表：中国的一个版本（六册）含有三十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由一位非常年轻、博学、勤奋的译者朱生豪（19121944）翻译完成，发表于朱生豪在二战期间（19391945）不幸身亡后。
6、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莎士比亚译本第二版（十二卷）主要以朱生豪的第一版为基础，于1954 年发行。第三版（十一卷）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后，于1978年发表，这个版本赢得了首届中国国家级刊物将的荣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人们对于经典外国文学，尤其是英语作品的渴求跟热情空前高涨，继而被公认的最新简体中文版（第四版）也于1995年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完整的中国传统版本的莎士比亚作品（四十卷）1976年在台湾出版。这个版本的译者是梁实秋（1903-1987),另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和学者。令人惊讶的是，从1903年到1967年，梁秋实投入了超过三十
7、年的时间去翻译这部作品，这不仅表明了作为一个译者的坚强意志，而且还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读者对莎士比亚作品深深的爱意。梁秋实翻译的英文文本最近几年已被引入内地。当然，莎士比亚的英译作品在过去的几个世界也许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但是在中国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和观点。除了朱生豪和梁秋实，几乎每一个中国的老师，作家，评论家或者学生都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找到自己的英雄。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莎士比亚存在于不同的人眼中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纵观整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存在着数以百计讲着不同语言的莎士比亚。同时，莎士比亚已经被世界上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语言跟观点去阐释。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全球化跟信息化最伟大的象征之一。
8、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伟大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已被不止一次的翻译成中文。一个作家享有的声誉和影响力越大，他的作品的版本和解释就会越多。即使这些作品的清单仅限于政治和经济学，我们也可以发现几乎每个时代的不可名数的伟大作家;如孔子，耶稣，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因此，那些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们似乎也是引起翻译和全球信息化的讨论最大，最久，最激烈的来源。首先，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矛盾和争论由他的同胞在国内提出；然后其他语言的版本，类似的问纠纷会蔓延到国外。不像那些在国内的争论，由不同的观点而引起的争论在国外往往会更激烈，因为这些争论不仅只局限于读者，也存在于
9、译者之中，更存在于读者跟译者之间。因此相互的理解和误解同时变的全球化。其实交流跟全球化有两个益处：一是缩小或消除人们之间的歧视；二就是在人们之间创建新的差异或扩大他们之前就有的差距。批评译者也许是安全的，因为他们为国际文学和观点的交流以及误解和争吵做出了贡献。换句话说，译者将自己个人的立场，倾向和喜好强加于原著之上。甚至是非常中立的没有偏见的译者在试图在别人的著作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时候也会很容易的犯错误。当然，有时在语言方面，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以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某些类型的补充或遗漏，转换或更正都是可以合理接受的。翻译，就像一幅画或照片，是一个重建的行动，必然会或多或少
10、的不同于原来的。第三章 我们需要善于运用一种目标语言吗？批评翻译者是不公平的。误解不仅存在于翻译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而且存在于在非英语国家的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标准英语教科书中。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的英语教科书进行了个案研究。被研究的教科书是新概念英语，这是一套非常受欢迎的教科书，共四卷，由LG亚历山大编写，由朗文楼在1967年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被引入中国，作为一个自学者和大学生的教科书。从那时起，这本教科书的销售已经超过百万，在英语方面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继在1985年出版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翻译之后，第二和第三个中国版本分别在1993年和1997年被刊登。为了看到语言的差异，
11、我们研究了这三个中文版本翻译的开发技能，即教科书第三卷的中文译本。我们发现，有多达几百的差异，在翻译，不仅在文本本身，而是在产品上。当然，作为最专业的翻译人员和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的翻译无疑可以被视为中国优秀的复制品，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确的结果、不同的风格以及选择的字句。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版本是更接近原来的英文，而其他版本更容易理解的中国读者。一些不同的词的用法显示一个翻译似乎更喜欢优雅的中国的解释，而其他喜欢更多的俗语。似乎，而不是一个教材新概念英语，也有在中国至少有三个正式的教科书，它是很难判断的翻译应该比别人“更好”。.第四章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最后沟通的差距和误解的基本来源是在语
12、言本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语言是唯一的沟通方法。其他手段，如手势，态度，声调，举止，或眼睛的表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沉默不说话，在某些情况下比许多口若悬河的发言拥有更强大的实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未必是沟通的最准确的方法。更重要的区别是，“爱”可能意味着“性激情”和“性关系”，但其实在汉语中“爱”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如果没有信息化和全球化，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永远不会把“性行为”与“爱”联系到一起，因为一直没有短语，如“做爱”是直到最近才在中国使用的语言。相反，“爱”自古以来就是普遍被用来形容精神条件的。更清楚的是，在中国传统“性的行为用的是其他特定的词描述;“爱”以前通常视为一种感
13、觉，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主要是由心脏引起的感受。第五章 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和翻译的普及为我们从外界学习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和强大的方法。现在连普通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地说出一些英文单词，如Windows XP，Excel，Word或USB。此外，电子英语，汉语词典，在线英语课程，计算机辅助英语学习和测试系统已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误解和扭曲，这大多是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天然差距”导致的。如果我们忽视或过分强调把信息技术或机器翻译，这种差距可能会变得更大。在研究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些分歧，我们也许能够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如下：首先，翻译（或
14、IT或机器）通信无疑具有积极影响，对地球上的人民的距离缩小，但是，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误解的来源，自然差距可能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此外，任何试图消除这种天然的差距的行为和尝试可能都会无果而终。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差距，就不会有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了。因此，第二个结论是，不管我们可能作出多少努力，我们可以从我们翻译作品或本国语言写成的作品中理解的也仅仅是一个60到70的最大差距。最后，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在沟通文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能读到的译作不是他的原意，而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意见或他的意图，也可能是误解甚至可能出现相反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任何时候，当我们试图完全了解一个人，我们要做的是不止一次地听他的话和演讲，而且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和行为。当然，从类似的结果可我们以发现，在我们研究在本文中有中文和英文以外的语言。这样一个“天然差距”，在语言和文化已成为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同时如果我们想重建在“圣经”中提到的通天塔，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来缩小这个差距。这样未来将变得更加简单和直白。到那个时候，该塔将成为我们在新千年构建合作、和谐、和平世界的重要帮助。我们能做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