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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凭栏听雨，忧忡断肠试述毛泽东晚年诗词创作 摘要：1959年毛泽东诗词创作进入晚年时期，作品主要可以分为时事评论诗、借物言志诗、感事抒怀诗和咏史诗等四类。数量虽然不是很多，却充分展现了诗人心境的较大变化，充塞沉雄悲壮之感。并且在其一生的诗词创作中，晚年诗词反复出现寰宇、虫妖、风雷等一些比较固定的意象元素，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进入晚年时期的划分标志和整个晚年时期作品的诗词创作风格两方面进行讨论和分析，从而给诗人晚年的作品一个综合客观的评价。关键词：毛泽东诗词 晚年 风格一毛泽东晚年的诗词创作我们通常从年龄、时代、人生遭遇、创作风格等方面来区分诗人的创作阶段，但是对毛泽东来
2、说如果按年龄，时代来区分意义不是很大，因为这两种划分方法都很难在其诗词创作中找到创作主题、风格发生转变的规律，所以毛泽东研究界研究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说到他晚年的错误的时候，常常从1957年开始。原因是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常常成为文化时代的转折点。具体到诗人的创作，诗人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经历也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创作走向，但二者毕竟不完全相同，况且诗风的转变同其政治思想和实践也并不总是同步的。更重要的是，诗人是用作品说话，谈论毛泽东晚年诗词，更贴切的划分，应该着眼于其作品题材、主题和风格的演变，通过挖掘作者在创作上特有的心态情结，提炼出其作品中比较一致的思想倾向，寻找出作者着意思考和表达
3、的题材内容，进而凸现出其晚年作品的主要特征、主流形态。因此，本人更赞成把1959年作为毛泽东诗词创作进入晚年时期的划分标准。从1949年以来，纵观诗人的十余年的作品无不豪放大气，诚挚坦荡，雄视万方，极富改天换地的内容美；其字句锤炼得体自然奔流，在形式美方面也呈现颇高造诣，给人明朗开阔之势。但1959年之后毛泽东的创作思维逐渐开始转变，此后的大多作品都表达一种渐趋激烈的心理冲突。这主要和作者当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心境有关：意识形态上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政治力量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走势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对立和斗争，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思维框架，使晚年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
4、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并由此产生一种反击心理。这个阶段的作品自然受这种情绪的影响，使毛泽东晚年的创作思路也走进了一条主题更加鲜明的通道：按自己的意志，去揭示命运，张扬斗志、掌握未来。正是这条通道，划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创作两个截然区别的时期。1959年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变化期，标志着毛泽东诗词创作进入了晚年阶段。在此阶段，诗艺有所下降，作品充塞沉雄悲壮之感，诗人晚年主要是以领袖和导师的巨人形象出现在诗篇中：“今日欢呼孙大圣”的鼓动，“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号召，“不须放屁”“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断喝，“苍松怒向青天发”的进军号角，都较明显的带上了指令、运动的
5、色彩。诗人诗风的骤变也是在这个时期。比如“读报诗”与到韶山、登庐山创作于同一时期但风格变化之快令人惊异。这和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读报诗”均关于中苏关系的分歧，面对中苏冲突，国际势力的和平演变以及国内的“右倾”思潮，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和思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其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凡此种种，使这位“忧忡为国痛断肠”的政治家，产生了一种感觉：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走到了一个叉路口，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已经和必然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障乃至包围，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反击战，将决定着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影响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特殊命题被
6、提了出来，这就是“防止和平演变”。于是，这个变化理所当然地奠定了毛泽东晚年诗词创作的思想基调。转折的标志，就是“读报诗”。它开启的国际题材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无疑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沉淀和延续下来，并随着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日益表面化，和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逐渐走向错误，越来越深刻地构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调，越来越明显地浓缩为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防修反修”、“继续革命”。于是50年代那种明朗开阔的风格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无疑把自己的创作空间也逼进了越来越狭窄的境地，使这个时期的作品整体蕴藏着激进、沉郁、悲壮之感。二作品的风格特色综上所述“读报诗”开启了毛泽东的晚年诗作之
7、门，这一阶段的作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时事评述诗，以“读报诗”为标志；第二类称之为借物言志诗。包括写于1961年至1963年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和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等六首。第三类大体可称之为感事抒怀诗。包括七律答友人、七律有所思等八首；第四类属于咏史诗包括七绝屈原、贺新郎读史、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等七首。从题材内容和创作意图来看，四类作品虽各有侧重，但皆表现回应和反击的主题。“读报诗”是毛泽东对50年代末国际反华势力围攻的感触和回应，也是他晚年政治心理变化的起点。如同有学者认为诗作刻画鬼态及伎俩，是直接写赫鲁晓夫的，欲打鬼者先画鬼，反修必须认
8、清修正主义者面目，这也不无道理。就作者的创作心境看，却使毛泽东诗词变异出一种新的品类。“读报诗”在风格上驱雅入俗，寓庄于谐，此种风格在1965年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又一次显露出来。“借物言志诗”的题材依然是国际，但诙谐不再，对党面临的局势和中国未来命运的感受，多了几分沉重。政治形势中的双方冲突，在这类作品中总是比照而出：有“便有精生白骨堆”，就有“金猴奋起千钧棒”；有“已是悬崖百丈冰”，就有“犹有花枝俏”；有“高天滚滚寒流急”，便有“大地微微暖气吹”；有“蚍蜉撼树谈何易”，也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作者借景感物，托物言志，着力通过两种力量的对比，映衬抗压不屈的豪情，捉妖打鬼的信心，体现“继续
9、革命”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情操。和“读报诗”相比，这些作品更能含蓄的概括、体现出毛泽东此时思想的升华，更吻合诗境，突出象征意蕴。“感事抒怀诗”的创作，常因具体事件引发，又回到了实际层面，题材也从国际转回国内，可视为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现实状态及其决策心理的描述。总之，这类作品表达的主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对人、做事以及达到的目的要求。七律答友人运用古代神话传说描写故国山水，以柔和的色调与舒缓的抒情来表达内心激情，但诗中也隐藏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但这并不影响诗人心中理想的期待。七律有所思所表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信而又悲壮的一种心境。诗人有信心赢得这场革命，但心中却难掩孤独和悲凉。凭窗听雨默立沉
10、思，纷乱复杂的感情跃然纸上，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还有深深的忧患，深切的渴望，深远的期待。至于“咏史诗”，体现的是毛泽东在进行政治斗争时，对历史的借鉴和思考。诗中雄视万古，谈笑从容，试图通过揭示历史规律来掌握今天的命运，同时也借古喻今，张扬和期待某种理想的政治人格。其中的贺新郎读史，在诙谐谈笑间阐述人类历史中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沉重主题，这当然不是来自偶然的灵感而是有意的引古证今，把历史引向现实。在毛泽东看来，充满血腥味的冲突、对立、进而悲壮的斗争，自古皆然，于今尤烈。于是，在60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震荡中，一首读史悄然打开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灵窗口，并对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充满希望和信
11、心。1973年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依然是历史观的一种宏观表达，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评价历史上的治国之道（“儒法”之辩）。除此之外，毛泽东的其他咏史之作都是感慨人物的。看来，政治运动的成功，需要的总是遇难不屈。但诗人毛泽东在最后政治斗争中，悲壮乃至孤独凄凉的感受，也已翩然浮现。由于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而形成的激进心理，使其作品始终充满着与国内外“帝修反”作斗争的诗学张力，而不像50年代抒写历史巨变和歌颂建设的作品那样气魄宏伟，诗意盎然，故其笔下营造的氛围转而显得凝重和急促。在诗词意象构成方面，毛泽东晚年之作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元素，如：寰宇-“玉宇澄清万里埃”、“芙蓉国里尽朝晖”
12、、“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小小寰球”、“天地转，光阴迫”、“试看天下谁能敌”、“彩云长在有新天”、“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试看天地翻覆”、“可上九天揽月”晚年毛泽东似乎总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创作视野和诗意胸怀。似乎只有“寰宇”这样的空间舞台，才能装载他所吟咏的物象，否则，便不足以体现其胸襟之博、目标之大。因为其敌充斥寰宇，其志在改变寰宇，其斗争的成功与否，也就有了非同小可的世界性意义。虫妖“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只缘自己是狂蜂”、“独惜神州出蠢虫”、“便有精生白骨堆”、“妖为鬼蜮必成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不怕鬼
13、，不怕魅”、“冻死苍蝇未足奇”、“有几个苍蝇碰壁”、“万怪烟消云落”这些反反复复的“虫妖”比喻，完全可以用1958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批阅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写下的一段话来解释：“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这里的“餮蚊”只是“虫妖”的另一种表述。其衍生之处，在毛泽东稍后的视野里，也不仅仅是港台和西方，而是扩大到了“寰宇”。虫妖布阵相逼，所以要抗击。以虫妖比喻“帝、修、反”、“封、资、修”，一则突出他们的恶毒和龌龊，一则表达出诗人对他们的轻蔑和不屑。风雷“
14、一从大地起风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风雷动，旌旗奋”、“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黄绿走旌旗”靠什么一扫虫妖，风雷荡涤而已。意思很明确，风雷，比喻“继续革命”者的化身和能力，是“愚公”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是实施抗争的自信和整个斗争过程的壮观场面。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1“寰宇”“虫妖”“风雷”，好像一个三角架，稳定地支撑起阶级斗争路上的毛泽东的诗兴诗趣。以寰宇为舞台，以风雷扫虫妖，这就是毛泽东晚的诗意比托，也是作者晚年创作的定势思维，最主流的作品意象形态。但这样的比托模式，虽然气势磅礴，但流于大言大词者过多；虽然激越，却弥漫着忧患（“国有疑难可问谁”，“
15、故国人民有所思”）；虽然豪壮，却布满悲凉（“鬓雪飞来成废料”、“壮志未酬事堪哀”）。在诗词创作之路上的最后一段行程，毛泽东的诗兴诗趣事实上已明显不如从前了。形势力不从心，局面无法收拾，诗人的内心充斥的是沉痛和悲凉，作为革命领袖的诗人心忧年暮，这样的状态，自然要影响到他的创作。最明显的是刺激创作灵感的对象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除了1965年重上井冈山之行的两首，理应是真切实感的触景生情以外，毛泽东的晚年创作，较多的是阅读之后的感慨，比如读报、读史、读文件之类。这与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长期局限在书房和办公室里有关，哪怕是七律有所思这样的作品，也是从文件中了解北京形势后的创作。靠阅读而来的诗兴，也促使
16、毛泽东晚年较多地出现改诗现象。诸如：1958年改陆游的示儿，1959年改鲁迅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1972年改李攀龙的怀明卿，1974年又改李白古风梁甫吟。这些改作，有的是刻意为之，有的是随口出之。改作虽也算诗兴诗趣，但毕竟不像原创那样必须苦思冥想。而其所改内容，也都是直指现实的政治矛盾，毫不遮掩作者批判敌人和对手的功利用意。改诗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进入佳境的创作在毛泽东晚年已非易事。到1973年，即使创作如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也是直白地大讲道理，颇违“含蓄”诗品了。诗词创作虽可传达理念，但过于坦直粗放地刻意抒发政治思考，毕竟不是一种创作佳境，难免伤及诗意。毛泽东晚年在认识上虽然也强调，“诗要用
17、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在进入创作状态时，常常是急于传达理念，释放激情，却又较少寻找到丰富独特而又恰到好处的物象来对应比托。于是，只好反复出现“寰宇”、“虫妖”、“风雷”这样的意象元素，从而使作品达到“思与境偕”或“意与境浑”者渐少，“与形不合”或“与境不偕”者渐多，有的虽理不障，但境却隔。所以丁毅先生说毛泽东晚年诗词“在内容上虽繁缛艺术上却显得单调”，“缺少情景交融之作”。毛泽东此前的不少好诗，是改出来的。稿成后，他不仅自己改，也常常请一些诗坛大家修改。但是从1963年起，他的新作就很少像过去那样给人修改了，所以此时缺少反复推敲的毛泽东晚年诗词作品在艺术
18、水平上有些枯涩似乎就不足为怪了。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59年开始以“读报诗”为标志进入晚年时期，此阶段诗人的创作激情明显不如从前，作品艺术水平也有所下降，过于坦直粗放的抒发政治思考并且不断运用像寰宇，虫妖，风雷等固定意象，但这主要与诗人晚年的政治思想和工作生活的客观环境有关，我们不能苛求诗人超越当时的客观环境，所以毛泽东依然无愧于天才诗人的称号，作为天才诗人的英雄毛泽东的勇武形象，将在人民的记忆中永生，作为民族英雄的杰出诗人毛泽东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经典和丰碑。参考文献：李凡人：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发展论纲丁毅：毛泽东诗词论扎，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交流论文，黑龙江伊春，2002年。陈晋：2002年7月在伊春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暨黑龙江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公木：毛泽东诗词200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