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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特征 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2、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 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
3、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
4、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
5、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
6、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以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
7、脆弱。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
8、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
9、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典型代表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1、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考验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
12、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科院12月12日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建议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蓝皮书指出，每年7月世界银行都会对国家的分类进行调整，根据该行2011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后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又从低中等收
13、入国家变成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会伴随经济增长乏力、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现象，这一现象首先于拉美地区出现，继而在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出现。蓝皮书建议大力提高我国中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口替代；进一步提高低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同时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意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创新链建设。经济风险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
14、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
15、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
16、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2001年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社会风险“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
17、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
18、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正视风险“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
19、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
20、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化解风险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
21、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
22、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23、，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学家认为的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
24、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相连的，也是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相通的。要实现中国梦，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后找到的正确道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解决发展问题、改善民生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6%，第三季度达到
25、7.8%。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及国际体系改革。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中国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