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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 内容提要 本文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加以考证。认为，九图虽非是书所应有，然亦非门人所依附。九图乃易学启蒙初版旧图，完全为朱熹编纂无疑。同时又对九图源流进行辩析，一一指出其原委与演变过程。强调了朱熹对邵雍先天之学的推衍及对后世的影响。最后指出，考辨九图具有现代意义。认为区分各是各的先天学，将有益于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 朱熹周易本义乃诠释经传之作。由于是书自元代以后内容提要本文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加以考证。认为，九图虽非是书所应有，然亦非门人所依附。九图乃易学启蒙初版旧图，完全为朱熹编纂无疑。同时又对九图源流进行辩析，一一指出其原委与演变过程。强调了朱
2、熹对邵雍先天之学的推衍及对后世的影响。最后指出，考辨九图具有现代意义。认为区分各是各的先天学，将有益于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朱熹周易本义乃诠释经传之作。由于是书自元代以后立于学官的地位，其影响程度非其它易学著作可与之比拟。正因为如此，清乾嘉学派的先驱人物之一胡渭，以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为靶的，著易图明辨以攻其非。今见四库全书本周易本义，是依南宋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刊本誊录。卷首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九图。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是否为本书所应有？又是否出于朱熹之手？这的确是需要考证明白的问题。一、九图非周易本义
3、所应有朱熹于周易本义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例、启蒙”，又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曰：“河图、洛书，详见启蒙”。周易本义筮仪中有“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之注。朱熹属蔡元定起稿之易学启蒙，初刊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是时周易本义尚未成书（1）。朱熹既然让读者参看易学启蒙所列之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和卦变图，则证明周易本义原本没有这些图。这即是说，此九图不当为周易
4、本义所应有，而应该是易学启蒙之图。然而，今见明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和清周易折中易学启蒙，有河图、洛书，有六横图而无“伏羲”大小二次序图，有伏羲八卦图与伏羲六十四卦图而无“方位”之名，有文王八卦图而无“文王八卦次序”图，有三十二幅变占图而无“卦变图”。即从图象异同看，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今见易学启蒙有其五图，而不见有三“次序”图和一卦变图。朱熹言“伏羲画卦自然次第”，是“从两仪、四象加倍生来底”。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作图，而“两仪”至“六十四卦”六横图则以原卦画符号作图。我们读文公易说杂问答答袁枢可知，当袁枢得到初版易学启蒙，即就所列易图提出“河图洛书是
5、后人伪作”、“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七八九六不可为四象”、“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专为邵氏解释”等问题。其中所谓“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与“黑白之位尤不可晓”，即是指以黑白方块所作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而言。“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盖乾、兑、离、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乾、兑、巽、坎之中爻皆白，离、震
6、、艮、坤之中爻皆黑，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乾、离、巽、艮之上爻皆白，兑、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则为卦，则八卦备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画、五画之时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辩可知：袁枢所得易学启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图。此二图正是今见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从答袁枢提及“卷首旧图”之语（2），可知其图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图而言。由此可以断定，此九图原为初版易学启蒙之图。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之后，于再版
7、易学启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改画作六横图，以三十二幅变占图取代了卦变图，又删去了文王八卦次序图并对其它图名有所更改（改称伏羲八卦方位为伏羲八卦图；改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为伏羲六十四卦图；改称文王八卦方位为文王八卦图）。二、九图乃朱熹编纂之图四库全书总目易图明辨提要：“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其说尤明，则朱子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也。”然而，此说多有不确。“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与门人讲论甚详，而此九图曾无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何以绝不致疑也？本义之叙画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
8、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参邵子说。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至朱子所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由王氏此说，可知其是不曾读答袁枢而发议论。又朱子语类与文公易说多云“伏羲画卦”，仅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伏羲只因此画
9、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伏羲当时画卦，只如掷珓相似，无容心。易只是阴一阳一”、“方伏羲画卦之时，止有奇偶之画”、“伏羲当时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等十余处。焉能谓“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事实上，我们参考文集与语类则发现，恰是许多讲学语录，特别是给友人的信件中，均体现出九图的构建思想。岂可谓其“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所以，谓门人将易学启蒙旧图采入周易本义卷首则可，谓“门人依附”则不可。易学启蒙虽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给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看待。如此，凡易学启蒙旧
10、图与新图，皆当视作由朱熹牵头编纂。周易本义虽不当有此九图，然图说之义却体现于诠释的文字之中。释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四八，天九地十”曰：“此言天地之数，阴阳奇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又释“大衍之数五十”曰：“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乘地十而得之。”又释“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则是语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三图的文字，又加之让读者就易学启蒙看此三图之注，则知此三图并非门人依附而作。周易本义释说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
11、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这与伏羲八卦方位图说同义；释“帝出乎震”一章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这又是指文王八卦方位图而言。此二图亦见于易学启蒙，则亦非门人依附而作；释“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曰：“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此则是以“一贞八悔”之贞卦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释“顺”、“逆”之义。非见此二图，则难明其诠释之义。又易学启蒙旧图之中有此二图，以此则知此二图亦非门人依附而作。（是朱熹将朱震所列伏羲八卦图，即王湜、杨甲所列先
12、天图，改称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至于文王八卦次序和卦变图二图，亦是出于朱熹。“熹盖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方知圣人只是见得阴阳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写之，初未尝有意安排也”（3），这里是朱熹自白创作“黑白之位”二伏羲次序横图之意；“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惧，不敢妄为之说”（4），这里朱熹自白以卦画求“文王八卦次序”而不可得之事，于是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时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为六子，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个道理”（5）。文王八卦次序图正是准说卦乾坤三索而为六子之义而作。朱熹既有此说，则必有此图。“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为止，于卦辞多有不
13、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6），“此讼卦变自遯而来，为刚来居二。此是卦变中二爻变者。盖四阳二阴自遯来者十四卦，讼即初变之卦”（7），“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此自彼卦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8），此则是朱熹就卦变图说话。“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是变尽了又反来，有图见启蒙”、“卦变独于彖传之词有用，然旧图亦未备。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然其间亦有一卦从数卦而来者，须细考之，可以见易中象数无所不通，不当如今人之拘滞也”（9），此则是就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说话。我们以易学启蒙参证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
14、郑仲礼、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叶永卿等书信，即可知九图全为朱熹编纂之图，考其原当为易学启蒙初版旧图。至于采入周易本义卷首，则很可能是始于吴革刊本（即四库全书之原本周易本义，刊于公元65年，而朱熹于00年去世。所以，九图采入周易本义，当为朱熹离世之后事）。三、九图辩证我们说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是朱熹一手编纂，一是易置刘牧河图、洛书；一是易名邵雍先天图；一是准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与“震兑横而六卦纵”之说而出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二图；一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义而创为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一是准说卦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义出文王八卦次序图；一是推衍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而出卦变图。
15、今分图辩证之。1河图与洛书北宋刘牧提出“象由数设”的主张，著易数钩隐图，自“太极”至“八卦”皆以数求象而为之图。其“河图四象”为六、七、八、九黑白点数，先各取其三以为坎、离、震、兑，又以所余三、四、五、六配乾、巽、艮、坤之画，谓之“四象生八卦”。是书所谓“河图”即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为腹心”的九宫数，所谓“洛书”二图即是五行生数与成数的黑白点数图。其后，李觏删定易图论序将刘牧“洛书”二图合为一图。至南宋朱熹则主张当初圣人“伏羲”则黑白点图书所画的是“先天八卦”，而不是刘牧以数推衍的“后天八卦”。于是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图”、九宫数为“洛书”，并盛言如何以黑白点图书
16、之数配“伏羲八卦”。刘牧之前，一般视“河出图，洛出书”之说为祥瑞，谓圣人以此而神道设教。汉儒中，则有直以八卦为“河图”、洪范本文为“洛书”者。虽成书于哀、平之际的纬书中有以河图、洛书命名者，然其内容却与黑白点数无涉。刘牧出于以数推象的本意，以黑白点数衍图而附会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此则纯系刘牧个人臆见，于古毫无根据，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易置图书”。实际上，恰是朱熹、蔡元定为着以黑白点数配“伏羲八卦”，而易置了刘牧（和李觏）的黑白点图书。朱熹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的依据，多站不住脚。系辞仅言天地之数，并不言数的方位与五行属性。又九数亦天地之数中数，何以知九数必为“洛书”而
17、不可为“河图”？张行成、魏了翁皆谓九圆十方，安知邵雍“图圆书方”之说不以九数为“河图”？郑玄只注小戴礼，北周卢辨注大戴礼明堂篇：“记用九室，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仅凭“法龟文”三字之注，又怎能指实九个黑白点数便是“洛书”？陈师道后山谈丛言关子明易传乃北宋阮逸伪撰，又如何可作为驳斥刘牧的“证据”？凡此数条托古的依据既不能成立，则朱熹黑白点图书实脱胎于刘牧，已很明白。只不过易置其名称而已。胡渭易图明辨引雷思齐易图通变之语，曰：“若其后而至于以书谓图、以图谓书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以此语评价朱熹所谓的河图与洛书，似不为过。2.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周易本义释乾卦曰：“伏羲仰观俯察
18、，见阴阳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则是阐述卦画累加成卦之法，又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亦是阐述爻画累加成卦之法。朱熹为了形象地表达这种爻画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创作了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横图，列于初版易学启蒙卷首。并针对袁枢之疑辨解曰：“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又曰：“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曰
19、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10），由次说可知：以一画为仪、两画组合为四象，实自朱熹始。为着能“递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横图方能“令人易晓”。“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为四，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11），此说亦是只适用于以黑块替换阴爻符号之图。如果仍以传统卦爻符号作图分段，阳爻符号“”分二分四分乃至分三十二，皆可视作二、四乃至三十二“阳爻
20、”，而阴爻符号“-”分二之后即非二“阴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中以二画为仪，终以四画为仪，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成八卦时又以四画为仪，成六十四卦时又以三十二画为仪。与其一画为仪、二画为象说矛盾，因而袁枢方谓二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朱熹以纯理性说“伏羲”一阴一阳叠加生卦。然而，阴阳乃物之性，无载体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屡屡对友人说，是因“康节之说”而得其画卦次第，此乃是对邵雍“加一倍”卦之生变方法的误解。观物外篇语录：“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
21、”，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
22、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13），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
23、”、“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八卦图）和先天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14），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
24、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3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伏羲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文王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此处所谓“邵子曰”并非直接称引。“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方是邵雍的本意。虽有说无图，然而“乾坤定上下
25、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这一语录却说得明白，乾坤定上下之位，并非“乾南坤北”。在邵雍观物的眼中，说卦“天地定位”一节所言，是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日东出，月西降，东南多泽，西北多山，这即是当初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所作之八卦方位，因而有“明伏羲八卦”之说。朱熹则从平面二维角度理解“乾坤纵而六子横”说，谓“乾南坤北”，实与邵雍本意相悖。乾坤乃天地，天地定上下之位，不可能定南北之位。邵雍谓说卦“起震终艮”一节，是“明文王八卦”，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
26、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朱熹“乃入用之位”之说，即据此而发。至于以“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为“后天之学”，亦是朱熹的界定，并非邵雍本意。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又有诗曰：“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功夫。”准此，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范畴。说卦“天地定位”一节与“起震终艮”一节，皆有文字之迹，皆是“今之周易”内容，必属后天之学无疑。准此二节之义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亦是后天之学图。邵雍所创先天图本身有卦画之迹，其图亦是后天之图，只是因其
27、可用来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谓“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15），分别以说卦两节文字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显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说卦两节内容为“易之本”与“易之用”，皆是指周易体用而言，从无将“伏羲八卦”界定为“先天八卦”之说。“至如邵氏以此图为文王之学，虽无所考，然说卦以此列于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则邵氏分之以属于伏羲、文王，恐亦不为无理。但未晓其根源，则姑阙之以俟知者，亦无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论而轻排之也”（16），由朱熹此言，既曰“姑阙之以俟知者”，又曰“不必率
28、然肆意立论”，则知其将此二图反复列于易学启蒙之不慎。4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此图即是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伏羲八卦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其后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与王湜易学列之，称为先天图。邵雍三十七岁移居洛阳之后，对弟子张岷讲学，称此图为“先天图”。前此于共城将此图授予王豫时称之为伏羲八卦图（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是郑夬贿王豫仆而窃之。朱震则自郑夬书中录出）。朱熹之所以改称此图之名，是因为有以先天图中间空处为“太极”的主张（17），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邵雍主浑天说，以“天圆地方”相函之图为“太极”全体，而朱熹则主张“母生子”说，以一为太极。正因如此，方
29、要将先天图内方图“取出放外”。正是出于这一主张，方改称六十四卦方圆合一之图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伯温述其父学曰“止有一图，以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18）。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图，六横图乃朱子作。朱熹谓“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19），则是指此图而言。在朱熹看来，先天图是从六十四卦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20）。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方会有如此困惑：“易逆数也，似康节说方可通。但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21）观物外篇：“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
30、”、“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邵雍就先天图六十四卦圆、方之图说顺逆之数。圆图象天之运行，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逆数之”，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时”之说。方图形地之生化，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顺数之”，起乾历兑、离、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因而有“天之阳在北，地之阴在南”之说。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逆数”，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显然，朱熹的“”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观物外篇：“数往者顺，若顺天
31、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这是邵雍就先天图象天之圆图释说卦所谓“顺”、“逆”之义。此处所谓之“左旋”与“右行”，是“图皆从中起”（乾与姤之间为“午中”，坤与复之间为“子中”）。右行之逆即今顺时针方向，左旋之顺即今逆时针方向。乾、坤为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以“卦之生变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与起震至乾，皆先见子女而后见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顺天而行”起乾至震与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后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可见，邵雍所谓之“左旋”与“右行”皆是一“”型模式。而朱熹囿于“横图一向皆逆”的
32、局限，以“”型模式说顺逆，自然“圆图又只一半逆”了。圆图“阴阳消长之数”为起震一而积坤六，岂可谓只是一半逆？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以乾为祖，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
33、、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由此“卦之生变”可知，巽是变乾初爻而得，坤是变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阔而围成小圆图，大圆图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图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有象天之大圆图后，以“一贞八悔”分为八段自下向上叠成方图以形地，则即成天圆地方之图）。正因以“卦之生变”围成圆图，所以圆图象天运行时方有“逆知四时之谓”的“”型模式。朱熹有关“先天图”的主张，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别传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
34、以中间虚处为“太极”，下标“天根”，上标“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图”。自章潢将“黑白鱼”形图改称为“古太极图”（22）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图”中“太极”二字替以“黑白鱼”形图者（23）。邵雍创为“天圆地方”之先天图，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太极全体”，天地为两仪。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则是有天无地，以“太极”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两仪”，显然与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学”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观物”与“唯理”之不同。5文王八卦次序图朱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横图，又以“卦画求之”文王画卦
35、次第而不可得，于是曰“三索而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图即据说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说而出。显然，此图是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图而作。然而以此图并不能围成文王八卦方位图。因此朱熹发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晓”的意见（24）。今观诸子百家之书，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准说卦所言离南坎北之位。至刘牧乃用“河图”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图不可得，遂谓此八卦方位布置“晓不得”，实在是钻入所谓“先天之学”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学者黄宗羲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
36、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曰曷言齐乎巽，不可晓，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晓，如何阴阳来此相薄，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言万物之所说？凡此数说，有何不可晓？巽当春夏之交，万物毕出，故谓之齐。观北地少雨，得风则生气，郁然可验也”。又评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先入于中，故曰主张太过也。”此评可谓有见。朱熹于易学启蒙新图中删除了这一文王八卦次序图。此举似乎说明，此时朱熹已经认识到此图有不妥之处。邵雍只言说卦所言离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来，乃由体入用之位，并无什么“文王八卦次序”说。严格说来，此乾父统三男与坤母统三女之图并非什么“次序”（说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
37、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6卦变图朱熹研究卦变有三个过程：一是准彖传之辞而谈卦变；一是本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推衍所谓“先天卦变”；一是本焦延寿易林之法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九图中之卦变图则是本李挺之相生之法推衍“先天卦变”。南宋时期流行一种说法：因邵雍曾师事李挺之，遂谓李挺之卦变为“先天卦变”（25）。于是朱熹便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下卦之序而推所谓“先天卦变”。我们看九图中之卦变图，一般对其各卦参差不齐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是朱熹有意以“先天八卦”次序为下卦特意安排的结果。看“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来”例，泰至否二十卦之下体正是乾、兑、离、震、
38、巽、坎、艮、坤之序（否至泰下体之序反之）。而其它例下体之序亦是本“先天八卦”之序安排，只是因卦数限制，或缺首尾或缺中间之卦。事实上李挺之卦变之法并非“先天卦变”。其六辟卦生卦之法本脱胎于虞翻以十辟卦生卦之法。而邵雍先天图所寓“卦之生变”却是自得之学。朱熹不明先天图是由逆爻序卦变之法而得，以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为蓝本，广为推衍而得卦变图。其图仍是以辟卦生卦，虽下体本“先天八卦”之序，然其与邵雍“先天卦变”相去甚远。易学启蒙再版时以三十二幅一卦变六十四卦之图取代此卦变图。此举似乎说明朱熹对这样一幅“明易中之一义”图并不满意。此卦变图，一不可用以释彖传刚柔内外往来之说，二有沿袭李挺之之嫌，三不得邵雍
39、“先天卦变”之旨，弃而不用，可谓明智之举。四、九图辩证的现实意义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
40、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
41、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见其精。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则得益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笔者因研究
42、易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见凡涉及易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26）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
43、赋予的责任。我想，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注释：（1）周易本义“已略具备”的时间是淳熙十五年。至庆元四年（1198）还“不甚满于易本义”（2）答袁枢：“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旧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词说。于此看得，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只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3）答郑仲礼，文公易说卷十九（4）（11）（15）（16）（19）答袁枢，文公易说卷二十三（5）朱子语类卷七十七（6）朱子语类卷六十七（7）朱子语类卷七十（8）文公易说卷二（9）文公易说卷二十二（1
44、0）答程迥，文公易说卷二（）文公易说卷十九（13）文公易说卷一、卷二（14）答叶永卿：“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正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此作图之大旨也。”文公易说卷一（17）“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语类卷六十五（18）易学辨惑（20）“但圆图自有些子造作模样，如方图只是据现在底画，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作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当初画底。”文公易说卷二十一（21）文公易说卷十七（22）图书编卷一（23）见翼元所列“先天图”（24）“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如离南坎北，离坎却不应在南北”文公易说卷二；“齐乎巽，晓不得”、“坤安在西南不成”、“乾西北也不可晓”、“问：战乎乾何也？曰：此处大底难晓”文公易说卷十七（25）林至易裨传：“长杨郭氏序李氏象学先天卦变曰：陈图南以授穆伯长，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尧夫、陈安民，安民以授兼山。”（26）任继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91年月8日周易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