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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禁（遏籴）与禁遏籴 米禁（遏籴）与禁遏籴米禁（遏籴）与禁遏籴是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相互排斥的荒政举措，却共同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救荒史中，是何种原因造成这样的两种对立措施并立于救荒中呢？究竟它们在救荒中扮演何种角色？有何作用？处于何种地位？这是本节重点探讨的几个问题。（一）米禁（遏籴）与禁遏籴并存的根源禁遏籴是一种顺应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原则的措施，其特点在于允许商人牟利，通过商人求利的行为使粮食供需达到平衡，粮价自然下落。每当灾荒发生时，米价必然腾贵，此时若鼓励地区间的粮食流通，使丰稔之地的粮食流向灾荒地区，以达到赈灾的目的。因此，灾荒年份禁遏籴，不失为平抑粮价之良法。一些有识之士将米禁与禁遏籴
2、加以比较，指出米禁的种种弊端，分析禁遏籴的优处所在。宋朝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一书中批评了赞同米禁的言论，针对“遏籴固非美名，然听他处之人恣行搬运，不加禁止，本州本县自至艰籴”的认识， 他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狭陋之论。”各地如互不救恤，粮食不互通有无，“此间之米不许出吾界，他处之米亦不许入吾界，一有饥馑，环视壁立，无告籴之所，”饥民便会起而作乱，祸害社会，危及统治。28清朝惠士奇说：“一郡之储有限，而天下之积蓄无穷，不能通无穷之积，而徒遏有限之储，其罄也可立而待。”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让谷米尽量流通，&ld
3、quo;菽粟之流于天下，犹如血脉之流于一身，流则通，遏则壅”。因此他主张：“遏粜不若广籴”。29清朝唐梦赉也认为：“夫籴者，非强人而籴之也，有粜者，而后有籴者，”人们之所以粜米是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封粮也，以纳米也，以买布也，以买絮也，以办人事往来也”。然而，“禁籴之令一下”，各地犹如“五官百骸十二经络，节节不得流通，”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无人不困矣”。他又立足于“四海为一家”的观念基础上分析：&ldquo
4、;夫一县则不为邻县荒俭计，而在抚司则均其属也；一府则不暇为他府荒俭计，而在抚司则均其属也”，呼吁各地互相救恤，“一方少收，四方有来籴者”。30清朝陆曾禹更是尖锐地抨击遏籴是“不近人情之事，皆胥吏贪污者之所为也”，31提出“以经济为心”，32用经济的手段，使谷米货畅其流，在以“重农抑商”作为主流观念的社会里，能有这样的见识，确比当时社会的认识高出一筹。对于形成反对米禁、提倡禁遏籴认识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二点：第一，儒学思想是其理论支柱和基本内核。儒家学说及其经典中涉及救灾的内容虽不多见。
5、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儒学的仁政、重农等主张都构成了救灾思想的理论前提和核心内容。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是传统救灾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他们推崇禁遏籴的立论依据也大都是“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的观念，出发点都是在如何维护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宣扬朝廷的爱民之意，体现君主至上的价值观。其思想贯彻了儒家的道德主张和伦理原则，对荒政措施的判断，都处在伦理道德的视野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未能注重中国当时的经济，以及在其基础之上的政治状况对
6、荒政的决定作用，完全以道德标准代替经济、政治标准来评判米禁，得出的结论不免有失偏颇。第二，虽然他们还没有从思想上充分意识到禁遏籴是商品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结果，但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商品流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而主张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禁遏籴。很显然，禁遏籴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荒政作为上层建筑，应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董煟、唐梦赉等人提倡的禁遏籴思想固然可贵，但“天下一家”的纯道德伦理性的说教未免有点空洞，缺乏坚实的基础。笔者以为米禁能长期存在并得到社会和政府的亲睐，根本动因应从中国自给自足的
7、小农社会中去寻找。大致来讲，一层是经济、政治之成因，一层是伦理观念之成因。第一，米禁存在的经济、政治成因。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有的研究者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粗略地划分为几大结构：基础层次是以“耕织”相结合的小农家庭；基本层次是“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的自然村；中间层次是介于自然村和整个国家之间的县和省级行政单位；最高层次才是全国。33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由千百万个在不程度上都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或城镇所组成的。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划分为四个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自守状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8、的水平也从来都没能改变这种状况。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封建时代的“大一统”只能是一种松散的“大一统”，而且“合久必分”，常常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中国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地区间的松散联系，加之地区内部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凝聚力，导致灾时地区间的互不相救的现象时时发生。因此，米禁的盛行表面看来是由于民众或政府为保护本境免遭灾荒蹂躏，盲目性地采取自我保护性措施的结果，实质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及政治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米禁存在的伦理观念成因。松散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封闭性的小农经济仅是形成
9、米禁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不可忽视：精神或伦理方面的“义利之辨”和“重农抑商”的观念。如前所述，评判米禁与禁遏籴的标准大多是伦理道德。就观念上来讲，米禁首重自我保护，强调私利；禁遏籴却注重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强调道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中，也一直存在着“义”和“利”两种观念。义，是指道义，强调的是精神道德范畴。邻里相助、帮危助困、扶难济贫是中国传统美德；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一条基本道德原则是贵义贱利。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
10、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重义轻利成了中国两千多年伦理思想的准则。利，是指利益、功利，属于物质价值范畴。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于是便产生了对物质的追求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它所关注的是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性质上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尽管历代统治者都鼓吹仁政、舍生取义的道德思想，但义和利作为一种社会思想观念，在争论中是相持不下的。主张重利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明朝丘浚持人性好利、爱财的论点，他强调：“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财者，人民所同欲也。”人人如此，而“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如果一国之内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愿望得到利和财，就可以实现一国的最大福利，“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34丘浚的重利观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实践中，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以施“仁政”相标榜的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等等方面，很多情况下都是从功利角度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禁遏籴固然符合了儒家“舍利取义”的思想，但并不能完全左右人们的行动局限于这一儒家道德框架。而米禁在各朝各代的盛行恰恰反映的是重利观念的流行，无怪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实功实利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