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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收入。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我听得入迷，却忘记说话了。会议后，主持人给我来电话，说会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约李昌平来作一次对话。我告诉他，李昌平先生是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学者又不是当权者，根本没有资格同李先生对话。再加上要到香港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来。前几天我从香港回来，主持人又给我来了电话，说李昌平先生已经到北大
2、在线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讲演，不仅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十大问题，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只是现在已经有人对李昌平所提的主张持有不同的意见了，主要是说他在向*和当权者为农民乞求利益。主持人还说，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周末称之为是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的，这与目前主流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来讲讲这个问题。几次邀请，我不得不答应来到这里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讲讲农村调查体会和农村政治状况的看法。这些观点前几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铭铭教授主持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讲过，你们这里有的同学可能听了。大体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上次我侧重讲如何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是方法论方面的，这
3、次重点讲农村政治状况。 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无论是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还是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所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曹锦清先生在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表现出 。 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曾惊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
4、行示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
5、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个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 第三，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
6、；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和村委会次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
7、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方面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多人，将名干警包围
8、。上千人还追到镇*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多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名民警和干部被打伤，另外多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机关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关部
9、门了为制止这次聚会，派出大批警力，赶到镇*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件则是镇*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名“减负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洲农民通过与*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全县西部近数万
10、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户、名乡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党政的事件，镇党委、*、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幺样的苦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利益主体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