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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贞观政要集校叙录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贞观政要10卷40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然而，这样一部治政要籍，自问世及至五代时期，知之者甚微，长期以来存在着“三不详”的问题：编著者吴兢的生年和晚年经历不详，贞观政要成书和进奏时间不详，其书流传和版本情况不详。旧唐书虽有吴兢传，却未载其编录贞观政要。整部旧唐书没有一处正式提到这本书，只在文宗纪下的“史臣曰”中有“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一句，说明该书在唐代并未流传。北宋时，新唐
2、书、资治通鉴唐纪中虽多次提及此书，可新唐书吴兢传仍然未载其编录贞观政要，只在艺文志二杂史类有吴兢唐书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都列在“不著录”范围，表示唐代未著录，是宋代的藏书。南宋时，两大藏书家、目录家都著录了该书，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仅择吴兢书序的片语只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典故类的著录则集中反映了当时对该书的了解情况，全文如下：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1从这段著录看，南宋时关于吴兢与贞观政要的成书已经出现诸多疑
3、问。半个多世纪后，元代刻印的王应麟玉海，其艺文政要宝训类著录贞观政要，引书目的考证：序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爰命下才，备加甄录。”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纪，开元八年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罢），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2这一说法，为多者沿用，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臣却是另一种说法：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
4、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髦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3这又给人以贞观政要乃吴兢“髦年之笔”的说法。宋、元之际，不仅藏书家、目录家已经弄不清贞观政要成书的情况，就是各种传本也颇多“传写谬误”，所以才有元代戈直的“会萃众本，参互考订”，但又造成章之分合不当与新的脱讹。为什么这样一部编著自其问世，便有如此多的疑问呢？这一切，只能回到编著者吴兢所处的时代中去寻找原因。一、吴兢生平事迹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记载稍有不同，旧唐书卷102吴兢传记为：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则简化为：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卒，年八十
5、。如果“天宝八年，卒于家”的记载无误，究竟“时年八十余”，还是“年八十”？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吴兢卒于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以此上推80整年，则为公元669年，即高宗总章二年。古人惯用虚岁，“年八十”实为79岁，上推为公元670年，即高宗咸亨元年。但若为“八十余”，实际年龄至少为80周岁，则生年不当晚于公元669年。由此，对其生卒年出现三种表述情况：669749年，约669749年，670749年。根据两部唐书的记载，吴兢的生年只能是个概数，即生于公元669年前后，可以作如下两种表述：1吴兢（公元669或670749年）2吴兢，生高宗总章、咸亨之交（公元669670年），卒玄宗天宝八载（
6、公元749年）。旧唐书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当政的最后几年，魏元忠、朱敬则“深器重之”，荐其有史才。长安三年（703）正月诏修唐史，吴兢以直史馆身份奉命与朱敬则、徐坚、刘知几等共同修撰。这是吴兢史学生涯的开始。数月后，拜右拾遗内供奉。当年，共同修成唐书80卷。中宗神龙元年（705），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还政中宗。中宗以桓彦范为纳言（即侍中），吴兢代桓彦范写谢表，这就是收在文苑英华卷573中的为桓侍郎让侍中表，也是现存吴兢最早的一篇文章。不久，柳冲上表请修氏族之谱，吴兢以补阙之职奉诏预修。神龙二年（706），与刘知几等预修则天实录。不久，武三思、韦皇后势力膨胀。补阙张景
7、源以“母子承业，不可言中兴”，要中宗承袭武周之制。补阙权若讷针对神龙元年中宗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以“太后遗训，母仪也；太宗旧章，祖德也”为由，认为“沿袭当自近者始”4。在武、韦势力的挟制下，中宗动摇了“依贞观故事”的初衷。武、韦得寸进尺，欲除掉李唐继承人，“日夜谋谮相王”（即后来的睿宗），指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等与太子李重俊相“通谋”举兵造反。吴兢身为谏官表现出与张景源、权若讷不同的立场，景龙二年（708）针对冉祖雍之谋上疏中宗，指出诬奏相王是“贼臣等日夜同谋，必欲置於极法，此则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强调“自昔翦伐枝干，委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这篇上中宗皇帝疏，被保留在唐
8、会要卷62、册府元龟卷545中，全唐文卷298全文存录。景龙四年（710）六月，安乐公主欲韦皇后临朝称制，自为皇太女，乃合谋毒死中宗。韦皇后密不发丧，自总庶政。李隆基很快平定了诸韦之乱，由其父相王即位，是为睿宗，改元景云。几经动乱，“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5，成为普遍的心声。姚崇、宋璟“协心革中宗蔽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6。吴兢官转起居郎。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7 职为起居郎的吴兢，对于是否“依贞观故事”的分野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认识清
9、醒。经过两年左右的较量，李隆基一举尽歼太平公主势力。玄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倚重贤相姚崇，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8。这几年，吴兢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修史如故。接着，以母丧去官。朝廷几次“夺情”欲令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表示要恪守“三年之制”9。虽然“停职还家”，却”匪忘纸札”，坚持修撰。开元三年（715）守丧期满，以长垣县男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10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同刘知几重新修定则天实录30卷，新成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姚崇奏请褒赏刘知几、吴兢。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继任。史称：“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11。紧接着，监马怀素奏
10、请整比图书，编次书目，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参预编次。陈振孙说贞观政要书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今天也有文章指出“陈氏所云，未免过于武断”，并引旧唐书同卷（卷102）韦述传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奏用“卫尉少卿吴兢并（韦）述等二十六人”一段文字，但同时又断言“旧唐书吴兢传与新唐书吴兢传确未载录吴兢曾任卫尉少卿一事”12，实在是不应该出现的疏忽。各种版本旧唐书吴兢传中，在“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句之后，紧接着清清楚楚地写着：“历卫尉少卿、左庶子。”13新唐书不载此官，岂可殃及旧唐书！开元七年前后，吴兢授著作郎兼昭（修）文馆学士。开元八年正月，宋璟、苏
11、颋同时罢相，源乾曜、张嘉贞接替。五月，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这就是吴兢书序中所说“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爰命下才，备加甄录”。吴兢受命，“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正式编录。此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即吴兢提出辞去史职，请求外任。他的这篇乞典郡表保留在册府元龟、全唐文中，文字不长，特转录如下：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至于理人之政，在兢尤所详晓，望令试典一郡，刺举外台，必当效绩循良，不
12、负朝寄。又，兢父致士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14吴兢是一个嗜史如命的人，怎么会写这样一份表章上奏呢？从“掌史东观，十有七年”推算，以其长安三年（703）为直史馆算起，至开元八年（720）整整17年，正是张说以并州长史兼修国史之际。吴兢所说“久妨贤路”，欲辞史职，与张说兼修国史不无直接关系。乞典郡表呈上后，玄宗很快批答：“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15，不准其请。但为增其父俸禄，下诏“以其父郑州长史处敬为凤州刺史，仍听致仕”16。开元九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先前，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长安三年九月张昌宗诬
13、陷魏元忠，引张说作伪证，“赂以美官”，张说“许之”。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都正告张说“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当武则天要张说与魏元忠、张昌宗对质时，张说改变初衷，说是“昌宗逼臣使诬证之”。武则天斥责道：“张说翻覆小人”。此时，张说以宰相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假装说刘知几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当面从容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地称赞吴兢：“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找吴兢，“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7则天实录虽然未改，但
14、吴兢深知张说是“翻覆小人”，要长期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修史，一定会有无数“小鞋”在等着他。果然，吴兢“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18开元十一年，张说取代张嘉贞为中书令，成为玄宗此间最宠信的宰相。这一变动，反映了玄宗从“尚吏”到“尚文”的重要变化。旧唐书张说传以其“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司马光称“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19，都说明“玄宗的重视文治，以张说的用事为真正的转捩点。”“在太平盛世，好大喜功的君主，往往要粉饰文治，张说以其人适当其会”20。十三年（725），吴兢“丧终”，为太子左庶子。从此，便不再担任史职了。这之后，吴兢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他的“直”。当年十月东封泰山，玄宗途中“
15、数驰射为乐”。职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上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仍“依贞观故事”劝谏玄宗，说“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伏愿陛下遵而行之。”同时指出，“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较其优劣”21。第二年六月上大风陈得失疏，进一步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22。显然，这是“尚吏”一派的主张。其间，张说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被弹劾，罢中书令之职，但修史如故 23。3个月后，吴兢上请总成国史奏，追述自己从长安三年以来参预修国史的经历，“以丁忧去
16、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的遭遇，私撰国史的情况（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特请朝廷给楷书手和纸墨，以便抄录成书。玄宗未复其史职，只是诏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后张说致仕，亦诏其在家修史。宰相李元纮以其二人，一个在家修史，一个在集贤院撰录，使“国之大典，散在数所”，奏请令其二人“就史馆参详撰录”24。二人虽然都回到史馆修撰，身份却不相同。张说是以修国史的身份进行修撰，吴兢却未明确其兼任史职。张说“志在粉饰盛时”，吴兢旨在“直书”、“实录”，这也水火不相容。玄宗始终任用张说修国史，正是看中了他“志在粉饰盛时”这一点。相反，“享国既久，骄心浸生”的玄宗，对于吴兢总用“贞观故事”进行规谏，
17、越来越加厌烦。吴兢惟一所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在史馆的机会，尽可能地采录各项史料，以备日后总成国史。开元十七年六月至八月，源乾曜罢侍中，封安阳郡公，张嘉贞去世，监修国史为新任中书令萧嵩。缅怀张嘉贞、源乾曜两位“良相”，又能够避开张说向玄宗进书，吴兢便写了上贞观政要表，连同贞观政要一并呈上。没有想到，玄宗不仅不予理睬，还将吴兢本人“出为荆州司马”，仅“许以史稿自随”。贬出京师之后，可以考知的吴兢经历大致如下：由于“许以史稿自随”，吴兢的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国史修撰上。“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25这说明，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萧嵩罢相之前，吴兢在荆州司马任上所撰国史为65卷
18、。接下来，吴兢一面续修国史不辍，一面辗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台州（今浙江临海），属江南东道，上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属江南西道，上都督府。饶州（今江西波阳），属江南西道，旧唐书志三为下州，新唐书地理志五为上州。蕲州（今安徽蕲春），属淮南道，旧唐书地理志三为中州，新唐书地理志五为上州。新唐书又以吴兢“累迁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而未提及台、饶、蕲三州。舒州（今安徽潜山），与蕲州为邻，在蕲州东，亦属淮南道，旧唐书地理志三为下州，新唐书地理志五为上州。旧唐书在叙吴兢累迁四州后，紧接着写道：“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通常，“加银青光禄大夫”总是与其人在某方面（如修史等）有
19、功劳相关。此时则应当是吴兢续修国史有功，才得到嘉奖。根据刺史的任期时间和传文“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吴兢迁相州长史、晋爵县子，应当在开元二十九年前。旧唐书以吴兢此时封“襄垣县子”，新唐书则在贬荆州司马之前“进封长垣县男”，均有不当之处。据苏颋授吴兢谏议大夫制26，吴兢封长垣县男在守谏议大夫之前，即在开元三年（715）前后。旧唐书无封“长垣县男”，而新唐书无“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吴兢既先已封“长垣县男”，则旧唐书“封襄垣县子”当作“封长垣县子”为是。天宝元年改官名，以州为郡。相州改为邺郡，吴兢由长史晋为太守，随即入朝为恒王傅。在恒王府数年，“意犹愿还史职”，但李林甫“
20、以其年老不用”。吴兢只能“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但“又伤疏略”。天宝八载（749），卒于家中，时年八十余。吴兢卒后，其子进吴兢所撰唐史80余卷，被认为“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下面，根据现存有关吴兢的文献，将其生平大略列表如下，以便观览：吴兢（公元669或670749年）长安三年（703） 直史馆修国史，右拾遗内供奉。神龙元年（705）
21、; 为桓侍郎让侍中表。 &
22、nbsp; 转迁右补阙。 柳冲请修姓族系录，吴兢以补阙之职预修。神龙二年（706） &
23、nbsp; 预修则天实录。景龙二年（708） 上中宗皇帝疏。景龙四年（710） 转起居郎。景云三年 先天元年
24、（712） 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知国史事。开元元年（713） 母丧守制。开元二年（714） 三上让夺礼表。开元三年（715） &n
25、bsp; 服阕起复，以长垣县男守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开元四年（716） 与刘知几重新修定则天实录，新成中宗实录、
26、; 睿宗实录，姚崇奏请褒奖。 &nbs
27、p; 上谏畋猎表。开元五年（717）前后 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编次书目。 &
28、nbsp; 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开元七年（719） 授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开元八年（720） 张嘉贞、源乾曜命其撰录贞观政要。
29、; 上乞典郡表。开元九年（721） 以著作郎修国史。 &nbs
30、p; 张说“祈请删削”则天实录，答以“若取人情，
31、 何名为直笔。”开元十一年（723） 父丧解史职。开元十三年（725） 起复为太子左庶子。 &nb
32、sp; 上请东封不宜射猎疏、谏十铨试人表。开元十四年（726） 上大风陈得失疏、请总
33、成国史奏。开元十七年（729） 上贞观政要10卷（上贞观政要表、 &nbs
34、p; 贞观政要序）。 出为荆州司马，许以史稿自随。开元二十一年（733）前 萧嵩奏取
35、所撰国史，得65卷。开元二十九年（741）前 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 续修国史，修订唐春秋30卷。&n
36、bsp; 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长垣县子。
37、; 迁相州长史。天宝元年（742） 为邺郡太守。天宝七载（748）前 入
38、为恒王傅。 别撰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
39、 隋史20卷。天宝八载（749） 卒。
40、; 子进其所撰唐史80余卷。 &nbs
41、p; 藏书及吴氏西斋书目遗外孙蒋乂。二、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商榷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篇首所引直斋书录解题、玉海、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代表自宋至清的三种说法。陈振孙著录说：“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这是目前所见关于贞观政要成书中宗之时的惟一记载，但紧接着陈振孙就对“神龙中所进”提出质疑，认为“当考”！王应麟带着陈振孙的质疑，引用书目的考证：“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纪，开元八年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罢），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否定了中宗时进书说，采用了开元八、九年间进书说。 清修四库全书，根本没
42、有考虑中宗时进书一说，主要针对“开元八、九年进书”说提出质疑：“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髦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以贞观政要为吴兢“髦年之笔”成为开元、天宝之际进书的一种依据。对上述三种说法，下面分别商榷。（一）中宗时进书说首先，从直斋书录解题说起。直斋书录解题目录类著录宋代书目（不含金石、书画目录）16种，只对南宋中兴馆阁书目、馆阁续书目提出批评，认为馆阁书目“中兴以来庶事草创”，“其间考究疏谬”；馆阁续书目“纂续前录，草率尤甚”。所以，陈振孙认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人们都误以为玉
43、海关于开元八、九年进贞观政要是王应麟的考证，其实这是北宋李淑在邯郸书目中的考证。玉海卷49唐贞观政要、太宗勋史合条这样著录：“志杂史：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太宗勋史一卷。书目：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始君道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会要：元和二年”都是引用的唐、宋的著录，并非王应麟本人的考证。那么，所谓书目，何以知道一定就是北宋李淑邯郸书目呢？通常认为王应麟所引书目是中兴馆阁书目，但这又与陈振孙引馆阁书目相矛盾。请仔细看玉海同卷书稍后的天圣三朝宝训条，王应麟清楚地写着：天圣五年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正史、实录外
44、，录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六年五月，曾奏委李淑修纂，宋绶、冯元看详。九年二月，淑又奏直集贤院王举正同修。十年正月（即明道元年），敕以三朝宝训为名。明道元年二月癸卯书成，凡三十卷，监修国史吕夷简诣承明殿上进，赐编修官王举正、李淑章服。康定元年四月十八日，淑又言：宝训欲先读第一卷政体27玉海引书目著录说：“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为政要。”仁宗天圣五年（1027）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正史、实录外，录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为贞观政要。”书目著录与王曾奏言，文
45、字如出一辙。委李淑仿效贞观政要修纂三朝宝训，李淑必然了解贞观政要的流传和版本。皇祐己丑（1049），李淑还编录完成邯郸书目。28由此知道：1）王应麟所引书目是李淑邯郸书目。2）李淑非常了解北宋贞观政要的情况。3）从李淑书目中的考证知其所见贞观政要是有表、有序的完本。因此，王应麟引邯郸书目对贞观政要的了解，要比陈振孙引馆阁书目对贞观政要的了解更为可靠、可信！换句话说，北宋时，根本没有中宗时进书的说法！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原田种成开始系统研究日本现存贞观政要各种古写本，在成书时间上形成“两次进书说”，主要观点如下：1）日本现存贞观政要古写本，最古、最完整的有南家本、菅家本两个系统，是根据从唐朝传入的“吴兢真本”传抄的。2）南家本、菅家本之外，异本（写字台本、藤波本）卷第四篇章与各钞本、刊本全异，而且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还有“景龙三年正月 日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崇文馆学士臣吴兢等上表”26字，推断为中宗时吴兢最初上进的原本（称之为“初进本”），上书表是为向中宗奉上“初进本”而作；“开元初”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新增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命其撰录，修改上进，为“开元初年的再进本”，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3）“初进本”和“再进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