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拟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沟通的研究蓝图——从实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初拟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沟通的研究蓝图——从实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doc（13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初拟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沟通的研究蓝图从实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作者： 叶蓉慧 阅读：327次 关键词： 跨文化 多元文化 传播 互动 华人 语用学摘要本文提出以实用语言学(pragmaticism)的角度研究华人社会为跨文化传播的出发点,针对华人社会与社团中沟通互动时所的语言使用来分析与阐释互动沟通的现象。在多数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沟通的模式与标准多依照使用语言的沟通习性与思考模式而定。但是,在华人社会中,使用华语与英语的环境与习惯,却可能因历史,政治或各种时空场合的变换,而形成同曲不同调的情况。欧美对于语言使用与交换过程中所造成的说话权配置,权力拉锯与互动角色的形成与定位,在双语教学及社会语
2、言学的研究中均有讨论。虽然,在双语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所分析强调的母语使用与非母语使用者(以下以母语/非母语替代)的互动现象,并不完全适用于华人社会中以华语沟通的情形,但是在了解语言使用与表达方式如何建立华人社会互动中的共同模式并定义此模式的角色等症结议题上,欧美的研究成果值得提供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现象更多的思考面向。本文首先以推论理论(inference theory)试以社会语言观点讨论跨文化传播与互动之重要议题;其次,微观就母语/非母语研究中的外国人谈话(foreigner talk),沟通不良(miscommunication)以及意义磋商(meaning negotiation)
3、三大跨文化互动主题进行文献数据的汇整,期望从非母语/非母语的语用互动文献中,将这些因素放置在华人社会中进行讨论,并为未来研究华人社会的互动勾勒几个值得进一步着手探讨的方向与远景。 关键词跨文化；多元文化；传播；互动；华人；语用学 根据时代杂志2001年的年鉴报告显示,全球有8亿的普通话人口,远超3.3亿的西班牙语及3.2亿的英语人口。八亿的华语使用人口中,多数人的母语为各地或各种族的方言,或是所居住的地主国语言,加上英语在国际场合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使得双语(bilingual)或多语(multilingual)使用成为生活中的事实。自从中国大陆经济转型后的市场前景与影响力成为全球重视与注目的焦
4、点,在亚洲地区,华语在亚洲地区将有取代英语,成为第二大重要外语的趋势(Pease, 2001)。两千零一年四月号的亚洲人商业杂志(Asian Business)也指出:中国大陆市场的对外开放,使得华语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相对增加。有人认为,光是在亚洲,就至少有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与新加坡四个华语社会,未来的商务场合中,华语能力虽不可能一夕间取代英语,但也可能攸关攻占亚太市场举足轻重的关键(Pease, 2001)。 换个角度来看,英语也仍旧在亚洲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无论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中,或是东南亚国协中,各国海关的申报单,飞航控管或海巡协议,国际合约或是技术论文,英语的使用攸关着未来,机
5、会与金钱。仅管英语仍在亚洲的许多官方场合中所延用,亚洲经济周刊(1996)的观察认为,亚洲人使用英语的主要动机并非与英美人士沟通,而是将英语当成是亚洲统一性的方言,便利其它亚洲社会与人民的交流。因此,光是在亚洲境内就产生各式的洋泾滨(lingua franca)式的日式(Japlish),新加坡式(Singlish),香港式或中国式英语(Chinglish)。 华人互动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无论英语或华语,多非其母语。四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中,香港与新加坡就曾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继而又因为其它政治或意识形势等因素又积极推行华语。而大部份的华语人口真正母语既非华语(普通话),也非英语,而可能是各类方
6、言。此外,英语在香港及新加坡所发展出的形式也与英国,美国的英语产生形式上的差异;同样的,四个华人社会的华语形态也因社会状态与习惯而有不同的表达与诠释习惯。这些差异与习惯所衍生社交性、情境性的讯息诠释,互动气氛及因语言使用态度,方式所相互产生的角色关系,正是本文所欲探讨的多元文化互动沟通的主要议题。 本文提出以实用语言学(pragmaticism)的角度研究华人社会为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出发点,针对华人社会与社团中沟通互动时所使用的语言来分析与阐释互动沟通的现象。华人社会中的成员虽与中华民族在血缘上有程度不同的渊源与连结,然而,中华民族组成民族众
7、多,加上迁移后的受地主环境(host environment)影响与同化,以及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各种合作,分工,交涉的场合中常形成复杂微妙的多元文化互动。在华人沟通,交涉与合作的同时也正在营造,聚合(converge)并且调整成为情境性(situational),暂时性(temporal)与概念性(conceptual)的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 building)(Casmir & Asuncion-Lande, 1989)。华人社会虽交换同一种语言(华语或英语),但是却依循着不同的文法,互动,语次交换(turn-taking)规则,使得既有的认同感(old iden
8、tities)必须放置一旁,新的沟通策略与习惯又亟需建立,以在新形成的第三文化中获取注意与权力。Gumperz 与 Cook-Gumperz (1982a)也提出:当经济或政治需求迫使居住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沟通时,人们需要具备维持,调适各类情况的能力,以对个人或社交控制权做出判断。新的语言策略与沟通方式通常混合了双方原有的标准与价值,或企图掩盖或显现出原有的归属群体(group membership),获取说话权的一方,以及响应的一方也同时显现出互动之相互关系(mutuality),平等地位(equality)与言行热诚(cordiality)( Gumperz 与 Cook-Gu
9、mperz, 1982a)。 在多数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沟通的模式与标准多依照使用语言的沟通习性与思考模式而定。但是,在华人社会中,使用华语与英语的环境与习惯,却可能因历史,政治或各种时空场合的变换,而形成同曲不同调的情况。欧美对于语言使用与交换过程中所造成的说话权配置,权力拉锯与互动角色的形成与定位,在双语教学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均有讨论。虽然,在双语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所分析强调的母语使用与非母语使用者(以下以母语/非母语替代)的互动现象,并不完全适用于华人社会中以华语沟通的情形,但是在了解语言使用与表达方式如何建立华人社会互动中的共同模式并定义此模式的角色等症结议题上,欧美的研究成果值得
10、提供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现象更多的思考面向。本文首先以推论理论(inference theory)试以社会语言观点讨论跨文化传播与互动之重要议题;其次,微观就母语/非母语研究中的外国人谈话(foreigner talk),沟通不良(miscommunication)以及意义磋商(meaning negotiation)三大跨文化互动主题进行文献数据的汇整,期望从非母语/非母语的语用互动文献中,将这些因素放置在华人社会中进行讨论,并为未来研究华人社会的互动勾勒几个探讨的远景。 推论理论 Gumperz (1992)认为沟通过程中语言的传递与被诠释的方式皆受限于情境(context)之中,对于沟
11、通动机与意义的推论(inferences)均与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s)息息相关。所谓推论(inferencing)为对沟通动机之预设性与建议性评定,而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则在沟通过程中由互动顺序(sequences),管理方式(management),及意义的磋商过程中相互建构而成。推论过程中则视语汇交换为以情境网络为根据(contextualization-based),实时,并仅在对话层次上之推论,而非为显示文法,语言知识及使用方式,修辞习性之知识而钻研于对话交换时语序组织的规律行为(Gumperz, 1992a, p. 2
12、31)。因此,情境网络(contextualization)即对于社会文化对话活动的鉴别,有助于对话者将讯息(message)与语序交换之形式至于相关情境线索中,以衡量其意义与意图,由情境网络线索,过去之经验,语言的特质与习惯之对映,建立起对话者互动之共同期望(co-occurrence expectations)(Gumperz, 1982)。以Gumperz的说法,情境网络线索仰赖语言中的韵律性(prosody)(如,音调,抑扬顿挫),并行语言(paralanguage)符号(如,速度,停顿与迟疑,及同时性对话),以及字汇形态(lexical forms)或表达形式(formulaic e
13、xpressions)来传达(Gumperz, 1992a)。 情境网络线索在沟通过程中之所以受用之因在于,沟通者在过程中不断地做各种推论与归纳。Gumpez (1992)认为,对话者在每日的沟通互动中,甚至跨文化沟通时,至少就认知层面(perceptual level),语言行为或顺序层面,以及框架活动层面进行推论过程。认知层面的推论主要针对讯息被诠释解读前,视觉与听觉讯号在特定情境中的意义推测,例如语气的强调。Gumperz, Aulakh,与Kalman (1982)以英国本地英语使用者的角度来分析马来西亚裔的社工人员在自然情境下的对话中,在字汇使用,句法,韵律性上都较为特殊。Gumpe
14、rz等人认为:即使使用相同的语言,不同文化对于相关讯号的认知以及讯号所赋予的价值均有所不同,而这些讯号系统使用(如一再重复 “yes,”以及沟通节奏的时而激动时而退怯)的差异足以造成听众在认知层面上,对于其能力认知上的沟通不良(miscommunication)。 语言行为或顺序层面的推论则是从沟通过程语言行为(包括选用字汇与互动顺序)的臆测,解读,以及对其动机与用意的揣测。换言之,除了互动中所说的话语外,其情境,韵律性,语法及字汇的选择皆为推论的根据。Gumperz (1992)分析一位非英语学生在语言中心与英语教师(英语为母语)以英语争执对话中发现,该段争辩过程的沟通问题在于双方使用不同的
15、情境网络策略,造成对于对方之动机与意图产生误解。两方所使用之情境网络策略以其本国的母语特质,习惯及诠释解读方式,直接挪用至互动过程中。对英语母语者而言,停顿与速度变换的交互使用是为增强争辩效果的策略运用。然而,对于非英语使用者而言,打断谈话意在恳求,而非挑衅。在教师不了解如何诠释无止尽的打断谈话,且学生无法了解停顿与速度变换的并非期待发言的邀约讯号时,冲突与误解便由此而产生。 框架活动层面进行推论过程则包括从认知或语言行为两层面,依情境与关系特质来理解某些不明之沟通行为。也就是以广义的角度,将在考量情境与各类讯息系统的情况下,将现象整体中所包含的认知,行为,顺序均纳入推论的范围。Gumperz
16、与Cook-Gumperz (1982)以一个包括两位母语使用者及三位印裔非母语使用者之委员会议之对话,由认知,行为,顺序层面来分析在跨文化沟通之互动现象下,被认为(以英语使用者之观点)有效率的非母语使用者应用英语的修辞结构(如:附和或否决,或重新引述前一说话者之谈话)来弥补外国人的口音与语言不流畅之缺憾。反观被认为较无效率之参与者似乎假设听众已经了解他们的逻辑及存在于他们个人心中的修辞结构,并在委员会的争执中使用英语中并不熟悉的强调语调及个人情绪,而这些韵律与修辞策略却不为听众所接受与谅解。Gumperz与Cook-Gumperz (1982b)不仅将互动者彼此间的认知,语言行为与顺序,情境
17、网络纳入分析,且一并将共同对话期望(co-occurrence expectation),沟通弹性(communicative flexibility),及语言转换之干扰(interference)等相关议题均纳入分析中。他们认为在未合理体认并预期对方之表现与行为,或在聆听解读时抱持弹性所产生沟通不良的状态下,共同对话期望,沟通弹性(communicative flexibility)及语言转换之干扰等相关议题皆影响对话双方对于各层面推论的能力。 在跨文化/种族传播中,沟通不良的问题不可仅单纯的归咎于语言的流利与否,而应追溯至来自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如何适应并接纳对方的修辞传统与韵律线索
18、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Gumperz与Cook-Gumperz (1982a)称这种直接或间接由对话者与情境中调整共同对话期望的适应过程为沟通弹性(communication flexibility)。许多类似的研究均证实类似的推论过程羁绊着跨文化/种族传播的和谐与流畅(Gumperz, 1982; Gumperz & Cook-Gumperz, 1982b; Tyler & Davies, 1990; Meeuwis, 1994)。所谓语言转换干预或Meeus称之为语言转移(language transfer)代表对话者将个人母语中的文法特质或韵律习惯直接转用在使用外语中。这类的语言转换干扰
19、不但阻碍不同语言或文化背景听众的推论,并且影响听众对于说话者的能力认知。 双语或多方言的非主流族群常因语言的转换干预而饱受主流社会的歧视与诬蔑。Gumperz (1982)以分析一位菲律宾外籍医生在英国因被控疏于向社工机构报告儿童受虐的法庭纪录中发现, 菲律宾医生虽具备英文口语表达流利与书写能力,但在供词中不断产生母语(Tagalog)中现在与过去时态混淆使用,yes/no插入词语(yes/no interjection)及s/he代名词误用,以及韵律系统的转换干扰。使被告医生的证词常需要检察官或法官不断的要求澄清,造成被告说法前后不一,反复不定的印象。另一个以英语主考官面试四位应征者的研究发
20、现(Gumperz, 1992):两造(主考官与应试者)间最大的沟通障碍并不应简单的归咎于缺乏语言知识或存有偏见的问题,而在于对话磋商过程的失败。从其中三位落选的印裔应试者与主考者的语次交换 (turn-taking)与顺序(sequence)组合,对话磋商,干预以及情境脉络线索看来,双方的修辞习惯差异使得两造双方皆无法由情境脉络线索捕捉对方的本意,并达到双方的各别期望。 社会语言架构下的跨文化传播 由推论理论以及相关研究中发现,跨文化传播所产生之问题并非单纯地归咎于语言问题,而是使用并解读语言的方式,以及对于互动过程的期望产生落差及转换干预所造成。与日俱增的外语学习(second-langu
21、age acquisition)研究已将研究焦点由过去单纯分析影响学习者行为之相关因素转移至学习者与他人互动的过程。Long (1983a; 1983b)与Varonis, Gass (1985a; 1985b)的研究皆证实:母语及非母语使用者的语言行动(linguistic activities)及修正性互动(modified interactions)为学习外语的重要基准。Zuengler (1991)明白指出过去对于母语/非母语的跨文化互动仍在一个未具理论基础的框架中描述母语使用者或非母语使用者的说话行为。本文的第二部份藉由讨论跨文化传播中外国人谈话(foreigner talk),沟通
22、不良(miscommunication)以及意义磋商(meaning negotiation)三大主题,企图从归纳母语/非母语互动与对话之特性与特质,进而讨论华语社会中因语言使用而可能产生的跨文化现象。 外国人谈话 外国人谈话指母语使用者为帮助非母语使用者的理解所做的语言调整及妥协。Ferguson与DeBose (1977, p. 103)定义外国人谈话为语言社群中被普遍同意并认为合适于对外国人使用的语言变化;使用于理解能力有限之语言社群外人士(Ferguson, 1971, p. 43)。根据此一定义, 外国人谈话主要强调谈话内容(包括在特定场合中的对话内容)及语言特质(指沟通场合中实际的
23、语言使用方式)。Lattey (1989)认为在英语及德语中,外国人谈话包含简约化(simplifying),澄清化(clarifying),与表达性鉴别化(expressive identifying)三阶段。使用于英语的简约化指用句的简单与简短,字句顺序的重整,且避免省略字句或思考(Ellis, 1985; Hatch, 1983; Larsen-Freeman, 1985)。同样的,在德语的外国人谈话也有以名词取代代名词,简化字汇及将字句调整为主词+动词+不及物动词的顺序(Lattey, 1989, p. 95)。互动时,澄清化过程意指对话者间的意义磋商。在英语中,重复或重述,简化与分析
24、式的意义阐释(paraphrase),减慢并清楚夸张的发音,均被为外国人谈话的澄清化过程。类似的特质也发现在德语中(Lattey, 1989)。表达性鉴别过程则为外国人谈话中最难定义的过程。虽然,在英语及德语中均曾发现以称谓来区别,加强表达对于外国人的同情或拉进彼此差异(如英文中的sweetie或honey,与德语中的du),然而对于表达性鉴别过程仍处于假设的阶段,尚无足够实证性研究验证或说明此过程的存在特性。 Long (1981)比较母语使用者与其它母语及非母语使用者在谈话结构与相关句法(syntactical),语态(morphological)差异时发现,母语使用者与非母语使用者对话时
25、,在延续话题(topic-continuing)与开启话题(topic-initiating)动作上有明显差异。母语使用者与非母语使用者的对话时,除了对话较为简短外,话题改变也较为频繁,提出的问句也比直述句多。在讨论到为何频繁使用yes/no问题与提供选择性问题时,Long提出三点理由: 一、使用问句当做开启新话题的示意行为可让非母语使用者了解新的说话语次(new speech turn)即将开始。二、在英语惯用的习惯中,问句或选择性的问题也是最好示意对方答话的讯号。三、提供选择性问题也可减轻非母语使用者耗心费力的思考,对话者只要由前一语次中所提供之选择中择一作答即可,也可视为是种强制非母语使
26、用者参与互动的方式。 Beebe与 Giles (1984)的人种语言模式(ethnolinguistic model)中提出:母语使用者在与非母语使用者互动时常因较优势的语言能力或较高的社会语言地位而在互动时成为主动并具支配主导的角色。研究发现,母语者与非母语者对于谈话内容的专业娴熟程度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主导形态(Zuengler, 1989)。Zuengler与Bent (1991)也证实:在互动应对过程中的控制与主导特质可由说话的数量,背后与填充管道,打断与拒绝打断对话,以及改变话题等行为来观察检视。在对于内容理解与娴熟程度相当的状态下,两方角色呈现出互补现象母语者为主要发言者,而非母语者
27、则为成为附和的听众。虽然,非母语者试以背后管道(back-channels),填补停顿(pause fillers)等行为显示出在对话中的主动参与态度,但也反应出非母语者未能将参与的意愿口语化,而以上述行为来取代。反之,在两造双方对于对话内容专业与熟悉程度并不相当(非母语者较母语者为熟悉谈话内容与主题)的情况下,熟悉程度较高一方的参与态度较为积极。 沟通不良 沟通不良(miscommunication)已经是众人普遍公认的沟通问题(Gass & Varonis, 1992; Gumperz, 1978; Gumperz, 1982)。Gass与Varonis (1992)认为沟通问题分为两类:
28、 一类为拒绝接触(non-engagement),也就是沟通双方避免与对方碰面,或是碰面时避免触及困扰性的主题;另一类的沟通问题即为沟通不良,指说话者本意与听话者的诠释产生错置(mismatch),而此类的错置即为误会(misunderstanding)或片面性了解(incomplete understanding)。误会通常发生在对话者未察觉说话者本意与听话者语意阐释产生悬殊差异的状况下;而片面性的了解则在错置状态产生时,被一位或多位当事者察觉到沟通出了问题(Milroy, 1984)。Bank, Ge与Banker (1991)认为导致跨文化传播中沟通不良之因大致不出下列四类范围:文化差异
29、,语言过失(linguistic failure),语用策略失败(failed pragmatics), 以及群体定位(identity)问题。 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沟通不良问题主要是因为沟通双方对于意图与诠释方式因文化习惯而产生干预现象。跨文化传播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沟通不良问题症结在于非母语者将其本国母语的文法及韵律习惯转移至使用其它外国语,产生语言干预之现象,同时对于缺乏跨文化语言与文化知识的母语使用者在解读诠释对方讯息时发生错误(Gumperz, 1975, 1982)。研究者由不同的研究分析发现,沟通不良的现象通常发生在说话者以不同的非语言讯号系统表达其本意,而听话者无法将接受到之讯息做连
30、贯或合理的解读(Gumperz, 1982; Tyler & Bro, 1993)。Tyler与Davies (1990)分析韩籍助教与美国当地大学生之沟通不良互动数据后发现,韩籍助教使用的争辩策略为其母语(韩语)的归纳式(inductive organization) 辩论逻辑与社会语言使用传统(socio-pragmatic norms),也以同样的方式与逻辑来解读美国学生的反应;韩籍助教的表达与争辩方式,以美国学生的观点看来则为冷漠,威权及具防御性。对于美国对话者而言,非母语使用者的对话结构线索(如:归纳式的对话结构,或难以辨别的直述或评论语气)为他们最难理解与诠释的部份(Tyler &
31、 Bro, 1993)。 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过失指对话者无法制造令对方理解的音节,字眼或对话。Meeuwis (1994)分析韩国与荷兰工程师一同以英语参与在职训练的跨文化研究归纳出双方的沟通不良起源于双方在yes/no的混淆,突显主题(topic prominence),与响应行为等社会语言(socio-linguistic)与社会语用(socio-pragmatic)习惯的干预。在Meeuwis的分析发现,在回答是或否的问句错误经常造成沟通时的诠释困难,尤其是许多东亚语言(如:中文,日文与韩文)以及非洲的班图(Bantu)语,回答对方是与否的问句是根据响应者欲回答的肯定与否定答案而定,与英
32、语中依肯定或否定问话者的问句来回答。另一个经常造成沟通不良的语言过失在于韩国对话者经常将韩语中韩语中将句尾声调上扬的习惯用于回答对方质询时,造成荷兰对话者难以辨认到底是直述句还是问句。有些时候将主题不断地在句首重复或以韵律性的加重语气也让荷兰的对话者以荷语的口语标准解读为怀疑或嘲讽。Long (1983)认为母语使用者对于非母语者行为解读若能由对话与互动结构中适时的修正将有助于理解。就母语使用者而言,获得话题的控制权,选择较为明确的主题,将主题简化,引领进入新的话题,并确定非母语者是否理解等策略是为减低跨文化互动时的沟通问题。同时,接纳非意图性的话题转换,要求对方澄清,确认自己是否了解对方的意
33、思并能容忍对方偶尔发生的意义模糊,皆能弥补这些沟通上的问题。 在各类场合中不当的使用语言及其韵律性特质(如:发音,声调的扬升,强调)称之为语用策略失败。Gumperz (1978)认为许多沟通不良的情况导源于双方对于彼此惯用的韵律线索,直指性代名词(deictic pronoun)与yes/no插入语的使用方式与习惯不熟悉。以一位伦敦的印裔司机上车时对乘客说:Exact change, please时以印度语言的习惯,强调句尾please中最后一个音节。这样的语用策略则普遍的被乘客反应为粗暴且具威胁感(1982)。Tyler与Davies (1990)也认为对话策略中语言及语用层面的错置会潜在
34、的损害互动时双方的认知与结果。以韩国助教与美国学生的争辩为例,在大多数美国人视sorry为表达遗憾的说法时,韩籍教师在使用sorry后又紧接着but,使得美国学生视这样的响应方式为冷酷。 在跨文化传播中,最后一种导致沟通不良的状态则因群体定位问题所造成。有许多的学者认为沟通行为(如对于语言的选择)可反应出心理与社会层面的群体定位(诸如民族语言定位认同感与刻板印象)(Gile, 1977; Giles & Johnson, 1987), 然而这些发现仍停留在臆测与假设性的讨论,尚未实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特别检视沟通不良与群体定位之关系。 意义磋商 意义磋商指对话者在对话过程中遭遇到讯息理解或解读
35、的困难时,在互动中修正或试图重新建构整个互动,以帮助双方理解讯息的涵义(Pica, 1994, p.494)。学者们(Gass & Varonis, 1985; Varonis & Gass, 1985a, 1985b)称经历或修复理解困难的过程为磋商。换言之,磋商的过程与动作在讯息不清,意义不明的情况下,提供对话者澄清与阐释的机会(Gass & Varonis, 1991)。Varonis与Gass (1985a)认为:意义磋商的过程在跨文化互动过程中较为常见之因在于,使用非母语时常有难以解读或理解的对话产生。换言之,最危险的跨文化传播情况是双方缺乏背景,语言系统或信念的共识与知识,却又不进
36、行意义磋商。两位学者认为,两造(母语及非母语者)对于谈话主题及诠释对方说话方式的熟悉程度,加上积极投入参与皆有助于增加意义磋商的机会与有效性。 外语学习研究发现：意义磋商的过程不仅提供互动双方专注于特定的意义与形式,也帮助非母语者增进对于对话原文中某些字汇与句法的意义(Pica, 1994)。磋商的过程通常由以下六种形式做开端：明确表达不了解(如：抱歉！什么？我不懂。);重复前一个句子;非语言响应(如:保持沉默或以拉长的嗯);摘要(你的意思是说);表示吃惊(真的?是吗?);南辕北辙的不当回答;完全性的纠正(你说你但是我没有)。此外,磋商也发生在语次及语次间句法及发音的修正(Norrick, 1
37、991; McHoul, 1991; Schegloff, 1991); 重述对方的意思;将讯息分隔(Pica, 1994; p. 507),或打断对方语次(Yeh, Ash & Lee, 1996)。非母语者语言使用的道地(nativeness),流利及对话之母语者的掌控程度皆影响参与方式及意愿 (Beebe & Giles, 1984)。Zuengler与Bent (1991)认为非母语者在与母语者讨论到个人较感兴趣或较具专长的相关话题时,会以填充声音(如:oh, yeah)与背后管道(如:mhmm, I see, sure)来参与互动。Norrick (1991)发现较具语言优势的一方通
38、常会主动开启磋商的过程, 被要求澄清的一方通常会感受到挑战性与威胁感,然而,只要在互动过程中能感受对方磋商的动机为善意协助,此类的威胁挫败感也会随之降低或消失。 讨论华人社会中的跨文化传播语用现象 在推论理论以及跨文化传播中所经常面临遭遇的议题中,因语言符号的使用习惯与熟稔程度所造成的韵律习性及对于情境网络的推论与运用,使得跨文化互动过程中具有下列几项特质。本文的第三部份将以上述理论与研究发现加以归纳综合后,置于华人社会使用华语或英语沟通的情境中,藉以对于华人社会的跨文化传播与互动提出一些初探性的研究方向: 特点一: 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中的简约化与澄清化阶段。 Varonis与Gass (
39、1985a)部份证实了非母语使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确有澄清他人对话以增进个人对于互动情境与理解力的动作。Varonis 与Gass (1985), Meeuwis (1994)也相继证实:非母语者互动时相互澄清与磋商彼此意义的过程与动作明显较与母语者互动时频繁。非母语者在什么场合(where),面对什么对象(who),如何澄清与磋商(how),以及为何要求澄清与磋商(why)不但反映着非母语者在心理与社会认知,其要求澄清与磋商的形式也显示跨文化互动时建立共同期望之模式。 Beebe,Giles (1984)及Norrick (1991)的研究中也提出,开启澄清与磋商过程的一方通常为较具语言优势或
40、权力象征的一方。然而,在沟通双方皆为非母语使用者,或语言优势并不显著(如中港台皆使用华语)时,什么样特质的沟通者会主动启动澄清过程?非母语/非母语的互动研究中,并没有文献与研究致力于了解对话者简化与澄清的过程所使用的语言(verbal)及非语言(nonverbal)特质表达形态。就中国人的高网络文化之沟通(high-context culture communication)特性由情境网络来解读对方的本意是为文化中较为常见的模式,而非直接的要求对方重述。值得进一步在华人社会中了解并探讨的是:华人使用英语或华语时是否以其它间接或委婉的形式要求澄清对方的意思?亦或略过澄清与磋商的过程,以其它的方式
41、达成互相理解的目的。 特点二: 多元文化互动角色定位之关键。 在Gumperz的母语/非母语的互动分析中(如:Gumperz & Cook-Gumperz, 1982b; Gumperz, 1982; Gumperz, 1992),母语者挟语言之优势,及对于互动结构与程序的熟悉,不但对非母语者互动的期望与实际行动少有妥协,且对于对话的成败后果具有决定权。所谓的语言流利(linguistic fluency)是以说话停顿修正(repair)与速度所造成的印象(Riggenbach, 1991)。换言之语言的流利并不代表句法的正确性。对话的内容中以yknowI mean或类似的口头禅来填充维持表达
42、的完整与流畅也可能造成流利的印象。语言的流利虽然与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相关但并不是判断语言及沟通能力为一且绝对的指标。 值得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是: 一旦互动双方使用的皆非母语,而为一共同外语(如:英语),或双方皆使用官方语言(如:华语),在使用习惯与沟通结构已存在文化差异时,语言的流利是否仍然为主导互动的关键?若依东亚社会中的社交与沟通方面来推论,语言及知识能力虽影响参与的态度,但是长幼阶级差序(hierarchy)以及与对话者的关系(intimacy)在华人社会中是否协同定义互动角色(Yum, 1988)?对于华人社会中情境网络如何帮助凸显互动对话中的主导性及支
43、配特质,值得再进一步的描述与探讨。 特点三: 多元文化互动的参与意愿及行为。 纵使Zuengler与Bent (1991)的研究中已证实特定的话题范围影响母语/非母语的参与行为,然而,仍未有明显证据证明:对于谈话主题较具研究会影响参与的意愿。特别是在非母语/非母语的互动中,以语言能力与流利程度也许已不是互动中权力分配的主要因素时,互动时所讨论的话题是否改变互动时的角色结构及参与行为颇值得进一步深究。 除了对于话题的熟识程度影响参与意愿外,语言使用的熟练程度对于参与互动的行为也产生影响。De-Babcock (1999认为,所谓的参与,可由谈话的数量而定,但也可由质量来衡量。她比较香港大学生使用
44、广东话与英语两种语言的决策讨论过程时发现,在所有参与实验的学生英语皆为全国语言检定为A级的情况下,英语程度较高者(highproficiency),在英文的决策讨论也使用较多的语次发言,但是英文程度较低者在广东话及英语讨论中的参与程度明显偏低。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任何华人社会中。在多文化的互动讨论中,不熟用于英语或华语的参与者在参与的对话数量及质量上似乎会失去平等的参与机会。 特点四: 多元文化互动中,对话者社会文化及社会语言差异抱持弹性行为。 根据前述文献(Gumperz, 1982a; Gumperz, 1982b; Gumperz & Gumperz-Cook, 1982; Meeuwi
45、s, 1994; Tyler & Davies, 1990),不同的逻辑和语言习惯皆足以导致讯息诠释时的误解。在个人传递讯息与推论解读他人讯息并将其合理化的复杂过程中就即为学习对方的社会文化及社会背景的确强人所难,然而从情境网络中建立新的规则形式与期望;或以共同之外语规范(norm)及形态当做互动的标准,解读与诠释讯息的过程应可减少许多误解甚至冲突。针对于参与互动的趋同(converge)与趋异(diverge)行为,沟通调节理论提出:互动者对于对方的认知(包括刻板印象,能力估计),与对方沟通的动机与意愿,甚至于沟通的场合皆牵动着沟通双方调节语言语非语言的沟通行为(Giles, Couplan
46、d & Coupland, 1991)。华语的使用,因历史因素的分隔,在语音,语法,词汇甚至口语风格的差异甚大(佟秉正,民81; 游汝杰; 民81),在互动与对话过程中,语言使用与风格的差异对于参与,调节互动的行动与意愿也为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研究跨文化互动之方法性议题 正如语用学界对于各国的英语形态(Rajagopalan, 1997; Singh, Dsouza, Mohanan & Prabhu, 1995),母语及非母语界定方式,以及研究分析者的角色与立场所做的呼吁及讨论,此部份将从讨论母语/非母语或非母语/非母语互动研究中分析者研究立场与互动情境的掌握的重要性来讨论华人社会多元
47、文化互动的研究角度与分析方式。 研究者的文化与诠释偏差 过去,对于跨文化互动之研究场域,多以教室或可控制性的空间为主轴(如: Gass & Varonis, 1985; Pica, 1994a, 1994b; Varonis & Gass, 1985a, 1985b)。无论是在母语/非母语或非母语/非母语互动,以实验调查或民族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分析的标准通常都是以一个掌控权力优势及偏见的母语使用者的角色来检验并解读互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分析者从未曾参与任何跨文化互动 (Singh, Lele & Martohardjono, 1988; Wagner, 1996)。 Wagner (1996
48、)称被这些掌握文化及语言优势的研究者,将非母语使用者视为提供语言数据的白老鼠,而非血肉之躯。换言之,无论是Gumperz或是其它对于跨文化互动的分析学者皆不自觉的以个人文化诠释与解读的方式加诸于每个跨文化传播的沟通问题中。 为避免母语使用者以个人社会文化的偏见描述与分析语言互动数据,更多的研究者认为:研究者参与文化互动的资格与经验(membership knowledge)才是确保分析描述跨文化数据中立的基本条件(Moerman, 1988; Seedhouse, 1997; Wagner, 1996, 1998)。Seedhouse (1998, p. 92)在分析一段德国及希腊的跨文化互动
49、时,也同时解释了参与文化互动的资格与经验之所以重要之理由,他认为互动与文化通常代有反思性的关系(reflexive relationship);选用特定的字汇,主题及特殊形式的互动动作的过程才是真正的跨文化,而这些过程,唯有具互动资格与经验者才能体会并有权加以诠释。 研究者互动资格与经验的正当性(Legitimacy) 在分析诠释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分析者互动资格与经验也常受到批评与质疑。以美国民俗人种学者Moerman以参与观察者的角度分析泰国语言社群研究角色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与质疑(如: Hooper, 1990-1991; Mandelbaum, 1990-1991)。虽然结合了参与观察与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Hopper对于Moerman大胆的以我们来指称自己及泰国的族人以印象深刻(I am impressed)来形容。互动资格与经验的正当性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是,若能辅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