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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谁？我是谁？ “我是谁？”这里的“我”，不是现实中的我，而是理念上的我，是形而上的我。追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确定我的定位及其行为，既要认识我的属性，又要认识到该属性下的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还要认识到出现冲突时，该选择确定自己的行为。 人在社会学上的存在意义有两种：一是生物意义上的我，一是社会意义上的我。生物的我，满足于物质的享受，生存是其第一需要。社会的我，更多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体，但归根结底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之所以追问“我是谁”，恐怕有这样一些原因：生物的我和社会的我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社会的我到底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何定位或把握。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人不清楚，才导致行为的失
2、当。 那么，生物的我和社会的我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即何者为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何者优先。 生物意义上的我，是我存在的物质体，为了维持其存在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而每一个人都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就是其固有的获得必要利益的法律保障，每个人维持或维护其生命健康的必要行为都是正当的，也就具有了免于指责或追究的原因，如休息、正当防卫等等。 社会意义上的我，是我存在的精神需要，即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或位置，如俗语所说的“树活皮、人活脸”。人活在世上，不为行尸走肉之类的单纯地活着，而在于生活，因着一种生气或活力，或曰“精气神”，是为体现其社会价值。在自己所在的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一定的行为来体现意义或价值。当然，
3、社会意义上的我之行为都是和他人、社会有关联的主观意识的外在体现。该行为可能是一定权利的行使，也可能是一定义务或职责的履行。其权利义务可能是法律上的、也可能是道德伦理上的。不符合法律或道德伦理的行为是被谴责或究责的。一般地说，危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序良俗、危及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的行为属于该被谴责或究责的行为。 当生物意义的我与社会意义的我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何者优先呢？这需要区分不同情况来分析： 首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第一，当我与他人冲突时，如果都是合法利益的冲突，应该以尊重他人的合法利益为重。如医生出于对非传染性患者负责的态度建议其住院治疗，而患者拒不接受的，此时应当以患者的选择为
4、准。如果有一方非法，则优先保护合法者的利益。第二，当我与社会的公序良俗发生冲突时，应当以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为原则，而不论我的利益是多么合法。第三，当合法的我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如果这里所说的国家是一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权力时，则应当以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为重。因为国家权力的本源是人民权力，其行使的宗旨是维护人民的利益，或套用时下政治口号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即国家权力不得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果所说的“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时，则应以维护国家大局为重，牺牲小我的利益。如遇到外敌入侵时，就舍小家保大家，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 再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我与他人的非法律责任问题的冲突应
5、该如何处理：首先看双方的社会地位关系，如果辈分不同，则小辈应当尊重长辈，以谦和的态度说理，而长辈也不该倚老卖老，应以关爱之心态来面对矛盾；如果是上下级关系，则适用行政管理的规则；如果是贫富者的关系，则贫穷者不应以“仇富”的心态或处处需要人同情的弱者心态去面对矛盾或冲突，应当以不卑不亢的面目理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作为富人，也不应以“老子有钱，我怕谁！”的心态欺强凌弱，而应以感恩的心态回报社会、回应社会的正当需求。如果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则女人不应动辄“河东狮吼”或撒泼耍赖、更不该随便投怀送抱，男人也不应动辄用拳脚说话。男女之间有差别，绝对的平等不可能达到。相对来说，不管男人愿意不愿意或实际上是不
6、是，男人都是社会、家庭的强者，是要承担更多社会和家庭重担的人。好男不和女斗，是中国人的伦理。对女人大度一点、忍让一步、多担待一些是社会对男人的期待。而与男人相比，女人本身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生存环境的劣势使得她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此时，男人的理解、理智会有助于矛盾或冲突的解决。 从道德伦理角度看我与他人的冲突，除了看社会地位关系以外，还要看冲突的利益是什么性质的。如果是一己的私利与家庭或社会大局的冲突，一般以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大局为重。做出这个选择的难题在于判断家庭和社会的大局是什么？一般的矛盾冲突如何取舍容易判断，如有家室的人到底要不要与他人保持情人关系。而复杂的是遇到逻辑学上的“两难选择”命题，即选择一个或另一个或不选择都会有某一利益受损，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还是看到底哪个利益优先。此问题的解答前已有述，不再重复。 我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的组成分子，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做好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