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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话题:励志成长 和文化 中国文化 文化差异摘 要: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在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分析了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模式选择的影响,并且就中国企业跨国化如何应对文化差异提出建议。关键词:文化差异 跨国公司 进入模式中图分类号:P1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14(2008)08-012-02进入模式的选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的重要内容,无论选择何种进入模式都意味着一定的沉没成本与转换成本。一旦决策之后,企业将不能在
2、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撤回或转变投资资源而不失去资源的原有价值,因此,进入模式的正确选择是企业国际经营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虽然有很多内部或外部的环境因素影响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模式的选择,但是在这些因素中,文化差异因素在进入模式的选择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多文化的机构”,其跨国经营必然会面对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摩擦与碰撞,这会给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阻碍。因此,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是值得关注的。Miroshink(2008)指出,对跨国公司海外业务出现的问题和失败原因的分析表明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经营决策时不能不
3、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试图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析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一、文献回顾与评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在独资与合资的进入模式之间做出选择。但是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产生影响的程度是没有定论的。已有的文献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时越希望采取独资经营的进入模式。其理由是文化差异越大,在对投资进行组合管理时增加的公司交易与经营成本使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风险越大。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文化上的巨大差距使跨国公司在进入时选择更大
4、的控制权(Hennarta&Reddy,1997)。Barkema et a1.提出一个假说,认为相对于独资经营,文化差异对合资经营造成的负效应更加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合资经营的情况下,作为投资方的跨国公司必须同时与嵌入东道国经济环境的当地利益相关者以及一家当地企业打交道,跨国公司必须面临“双重文化适应”,而在独资经营的情形下,作为投资方的跨国公司只需要与嵌入东道国经济环境的当地利益相关者打交道。但是这些结论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实证研究的证明。另一种观点则指出,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之所以根据文化差异大小来决定在东道国投资时采取何种进入模式,主要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因此,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
5、大,跨国公司在投资时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经营的模式。在文化差距大的东道国市场中放松对子公司的控制可以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交换成本的一种手段。在高文化差异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希望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投资时更愿意选择较低投资比例的合资形式以规避风险。因此,选择合资方式,跨国公司能够减少在文化差异大的市场中的风险。文化差异和在子公司中的投资比例之间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如 Brouthers&Brouthers(2003)在对西欧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东欧国家时更愿意选择合资经营方式而不是独资子公司。Kogut&
6、Singh(1988)认为,较大的文化差异增加了跨国公司采用合资的可能性,文化差异越大采用合资时失败的比率越低。Bell对荷兰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文化差异大小与否,合资经营都比独资经营更有可能性。根据Bell的解释,原因在于合资经营的原因是多重的,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投资时合资经营可以较为容易地与当地企业沟通,而在文化差异不大的国家投资时合资经营同样可以达到便利合作研究以及成本削减等目的。虽然在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究竟导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采取何种进入模式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但跨国公司显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文化环境对公司今后的生存、运营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造成的额外成本能否
7、找到其他的途径加以弥补,最终决定是选择合资还是独资模式来进入东道国市场。二、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对各国价值观和文化的测量,比较著名的有Hofstede(1980,1994),Trompenaars(1993)和Tayeb(2000)等,其中最具广泛影响力的是Hofstede的成果。Hofstede根据19671978年对116000名IBM雇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提出了4个刻画各国文化的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主义(masculinity)。其中,权力距离(P
8、D)反映了一国管理者对权力的态度。来自高权利距离国家的经理,在组织中往往以领导人自居,善于控制下属,喜欢获得较大的权利。而来自低权力距离国家的经理,并不在意是否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在组织中愿意和低级别的同事相处。因此,来自高权力距离国家的投资者一般具有控制性权力偏好,比较喜爱控制程度高的独资进入模式;相对而言,来自低权力距离国家的投资者比较喜欢控制程度低的合资进入模式。个人主义(ID)反映了一国管理者与人合作的态度。来自个人主义色彩强烈国家的经理,比较关心个人利益,相信成功来源于自我的奋斗。而对于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国家的经理来说,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善于与人合作。所以,个人主义指数越高的国家
9、越倾向于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不确定性避免(UA)反映了一国管理者对待和处理不确定环境的态度。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规避的,通常会采用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来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他们往往比较谨慎,并不愿意采取控制程度高、风险相对较大的进入模式。而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低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喜好型的,他们并不关心风险的高低,较少采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避风险,因此,他们愿意采取风险程度更高的进入模式。所以,不确定性避免指数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男性主义(MS)反映了一国管理者对社会中男性角色的态度。如果一个国家中的男性居于主导地位,
10、而女性只负责和处理一些支持性的社会活动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男性主义国家。在男性主义国家中,人们喜欢炫耀;喜欢比较外在的东西。在女性主义国家中,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人们认为关系和合作比金钱更重要,更关注于生活的质量。本文沿用Hofstede这种划分方法,选取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中的部分国家与我国的文化指数进行对比研究。文化维度的各项指标如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PD指数方面,亚洲国家普遍高于欧美国家,根据Hofstede的结论,由于自身的文化特点,亚洲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模式,而欧美国家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合资的模式。在ID指数方面,亚洲国家除日本外都
11、比较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合资的模式,而欧美国家的ID指数较高,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模式。ID指数对跨国公司采取的投资模式的影响与PD指数的影响正好相反。在UA指数方面,韩国和日本的较高,新加坡的指数较低,而其他国家与中国一样处于中间水平。较高的UA指数决定了韩国和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合资的模式,而新加坡较低的指数决定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采用独资模式。在MS指数方面,除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都和中国的MS指数值接近。高的MS指数决定了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模式。综合上述各项指标的影响,可以看出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方面,来自
12、于中国、新加坡、韩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合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来自于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以中国的文化维度各项指标值作为基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程度。新加坡、韩国、日本在前两项指标与中国的差异较小,而后两项与中国的差异较大,德国、英国、美国与中国的各项指标差异正相反。将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差异数值的绝对值加总来综合考虑文化差异,可以看出新加坡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最小,其次为韩国,而日本、德国、英国、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较大。因为没有直接的各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本文借鉴
13、潘镇,鲁明泓(2006)的调查数据,就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进行说明。潘镇,鲁明泓(2006)对1990-2000年间江苏省的3452家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从总体上来看,来自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外资建立独资企业的比重要高于来自美洲地区的外资。其中欧洲地区外资选择独资模式的比重为49.09,亚洲地区的外资选择独资模式的比重为47.96,而来自于美洲的外资选择独资的比重只有38.23。如表3,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中,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合资,而与我国文化差异较小,则倾向于采用独资的进入模式。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第二种观点,说明各个国家在中国选择进入模式时,更
14、多的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通过对跨国公司母国本身的文化维度和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影响的分析表明,两者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模式选择的影响不同,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模式选择起着更大的重要作用。但是从历年我国吸引外资所采取的进入模式(见表4)也可以看到,随着外资企业进入年限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的形式。这是因为对初次进入东道国的投资者来说,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随着投资者在东道国运营时间的增加,对东道国的文化、政策制度、经营惯例的认识逐步加深,投资者在实践中将逐步获得关于如何在东道国经营的隐性知识,并将这种隐性知识规范化、流程化,
15、形成组织自身不可模仿的战略性资产。因此,在投资者后续的进入模式选择中,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减少,文化差异对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强度将降低,文化差异从最初的主要考虑因素降为次要考虑因素。这是同一变量在不同时期对进入模式影响的强度变化。三、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启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国外投资经商和设厂,相应的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和经营的安全问题也开始变得日益突出。由于中国文化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企业要实现走出去的战略,尤其需要对投资和经营的东道国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研究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中文化差异的作用
16、,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助于做到知己知彼,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谈判策略。通过以上的研究,得出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首先,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东道国与母国社会文化环境越接近,文化差异越小,那么投资风险也越小,进入模式越倾向于选择独资。这是其它国家在我国进行投资时的规律,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文化差异较小的亚洲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以寻求最小化的风险规避和最大化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其次,由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差异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前应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文
17、化特征和对外资的政策,尽量减少于由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带来的较高的初期进入交易成本。同时为了尽快的融入东道国的环境,降低文化差距带来的风险,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国家,应更多地采用合资的进入模式,以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在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中,必然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组织设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更孕育了极大的潜能。我国企业要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必须清晰地把握文化差异对进入模式的影响,这对正在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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