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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安全问题的文化反省在当代，“食品安全”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思性或批判性的概念，承载着人类对新的伦理价值的期盼，也反映了对人类生存之道寻求的心灵救赎和自我拯救。我国食品安全沉疴表明，伦理崩溃、道德框架失散，以及人生意义的缺失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个体之间的伦理关怀变为缄默与冷漠对视，信仰已被谎言彻底掏空，不但酿成体制文化的价值怪象，还催生立基于利益的权力文化秩序的兴起。（一）道德赤字化：信仰的式微与崩塌信仰是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度”，食品安全问题的密集爆发，预示着中国只是一个初级版本的转型社会，如今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骇人听闻
2、的灾难，精神启蒙尚未真正开启。随着中国文化中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对人性的压抑，导致机械式的人格特质，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由于功利主义侵蚀，致使道德失去标准，由赢者诠释道德，最终把道德庸俗化。食品安全问题的“无法无天”，无疑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人类个性的危机”（瓦茨拉夫哈维尔语）。食品安全伦理的崩溃，恰是国民整体道德体系瓦解的象征。在一个“零度道德”的社会，个人在大众文明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变成了非道德的人，这就是非道德化社会的化身，进而带来社会深刻的道德危机：人人似乎都是破坏者。俯首当下
3、，更多人们选择沉默，进入了文化的“囚徒困境”。许多人罔闻人性之幽暗和权力之悖杵，沉溺在物质的浮华之中，公共空间惟剩一地鸡毛。（二）技术滥觞化：对强制完成现代性的抗拒现代社会中，技术变成了决定社会生活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但它本身的正当性却成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数字悖论之中。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应该如何行为”，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原本，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可如今，人变成了一个虚拟的概念无意识地卷进所有的生产过程，在技术主义支撑下的隆隆机器声中，人性已遭冷落。食品安全问题表明，作为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不仅无法约束失范的社会秩序，反而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非
4、反思性和盲目性，随着它无孔不入的侵占，进一步造成空前的“亏空“和危机。由于被笼罩于技术理性的巨大阴影之下，“现代性”道德已沦为一种工具性道德。展开这一“道德谋划”的始作俑者源自具有普遍理想精神的“进步主义”，但这只能是一种带有文化强权色彩的“道德乌托邦”设计。技术主义所导致的对人的“物化”以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个体生存于其间的“生活世界”的分崩离析，陷入难以自拔的技术“阱架”。（三）伦理碎片化：生活世界“意义”的丧失随着人类社会行动趋向整体化淹没了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体，文化精神的深层断裂致使乌合之众深陷集体无意识，最终造成了行动的缺席，伦理沦为了碎片。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
5、化进程中，但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社会精神的生长点，最基本的做人之道已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换取的却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市场生活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市场方式创造出“稀缺”文化只是扭曲了的文化，由此产生食品安全伦理道德的失范和“意义的丧失”（the loss of meaning）。问题食品的大行其道，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真空”，生成新的秩序也瓦解为彻底的无序。尤其是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渗透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与原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取向发生严重冲突，激发出包括“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内的各种社会反叛行为，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汪丁丁：
6、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人人都在自保中，良心的自由被囚禁起来，“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7页。二中国文化正处于失重状态，当食品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弊病丛生、积重难返时，要摆脱这种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的系统反省，而非简单的对“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道德批判。（一）人格重构：从道德虚无主义走向道德觉醒1、对“非人性化”的对抗康德断言：“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行为是否合乎责任，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德康德，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
7、社，2005年，第10页。诚然，没有通过普遍的道德法则达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相容，秩序只能成为人心中的“一道坎”、“一个绊”，而不能生成基于“爱”或“美善”的和谐。所以，古人指出，道德是一种“遵道而行”的价值选择：“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荀子解蔽）道德哲学的使命在于唤起个体内在价值选择的自觉，使个体的理性欲望得到满足，使个体的价值选择成为社会价值选择的起点，进而形成社会成员之间“求同存异”的价值交往机制。不得不指出，人心会被物欲遮蔽，“非人性化”使人类变得工具化、碎片化。当下的中国，工具理性正在侵蚀人文精神，它使人的独特性丧失，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个人责任与道
8、德的维度几乎全然缺席。道德说教和社会自我调节难以挽救如此大面积的肌体失能。在一个公权力失控的国家，人和人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市场经济无从扎根。那些将个人自由无限推广，将道德律令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的学说，终究只是伪自由及其变体。2、建构内在的个体建构内在个体不能靠强化道德法庭，而应从道德感出发重建道德律。这样，即便他律不存在，人的自律或良知仍然可以为道德行为奠基。真正的政治必须向道德宣誓效忠，只有道德才能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德康德，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9页。而一旦放弃了自由、平等价值原则的指引，我们也就放弃了反思、批判的权利。构建真正的内在个体，需要
9、很多具体细微的建设，也需要真正的信念。这种信念来自于每个人挫折重重的自我探索，而不是某种空洞的、集体的“信仰”。食品安全治理，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作为具体个体的人身，以“立人”为基础，以重新定义“个体”为支点。食品安全监管，其实是“反抗个体奴役”，反抗对个体生命、尊严、自由的奴役和伤害，这是不能以任何名义和理想为由来突破的底线。食品安全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由上而下地来推动，只有“理性”与“心性”二者结合，才能使价值导向体现人的真正“本性需要”，并保证人类沿着正道发展。（二）社会重建：从熟人社会走向契约社会1、“私德”、“公德”的重塑“道德的存在不是为了维系社会的运转，而是让人成为人。”（帕托切克语
10、）公与私的区别在于“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梁启超：论公德，1902年3月，载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新民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霍布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一开始就从方法论上已经明确了国家的基础是个人，公德也一定是以私德的保护为基础。在公共道德重建中，将人当作自由、理性的主体，这样，立法者才可能通过使公民养成好的习惯使之成为道德的公共个体：一方面自觉服从合法的权威，另一方面与他人紧密合作。当今中国，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被权钱裹挟。“公”为权力统摄，“私”被金钱宰制，社会表现出一个高度偏“私”的状态，说到底还是公共生活秩序危机，而非个体的私人道德危机
11、。公私之间如何定位，本身就是一个文明自身不断摩擦、划界的一个过程。公共生活总在“私”之前或之先，纯粹的“私”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仅靠道德感召，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在道德问题上势必面临着相当沉重的决策负担。要形成一个个有德行（virue）的公民前提是先有一个化“私”或聚“私”为“公”的公共空间，而建设一个现代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2、公民意识的锻造公民社会是一种拒绝前现代社会包袱的社会秩序，它不只是一个坚持个体要求、缔结个人利益契约的场所，它更是一个建立关于好社会和社会正义共识的伦理空间。为此，罗蒂(R.Rorty)将公民社会称作为一种“世俗人道主义的文化”，认为
12、公民社会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道德价值。中国的食品安全一再表明，属于公共伦理的食品安全危机，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性遗传”，道德不会泯灭，只不过有时要被唤醒。首先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其中最亟待建构的应该是严重缺失的公民意识，它不仅针对个人伦理的操持，还指向公民对于社会责任的坚守。三“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意味着面临对社会的双重呼唤，既需制约权力的“公民社会”，也要驾驭资本的“能动社会”。马克思早已提醒
13、：“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当人能将“个体之我”与“群体之我”甚至“人类之我”贯通起来时，他就获得了普遍性和无限性，这是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德性。因此，要让饱受“有毒食品”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常态，我们更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将自身视之为权力、欲望驱使的对象，逐渐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借助于对人性的重新审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面对食品安全这类攸关人类命运的紧迫问题时，“道”不能再保持缺席状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从“如何谋求幸福”到“怎样才配享受幸福”的转变。人类要实现自我救赎，不是不加分辨的盲从，更不是对现代文明身份的放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在无可更改的历史宿命面前，平凡而坚韧的努力将彰显出自己活在真理当中的尊严。龙应台指出，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是另个无可回避的方面。(曾天雄系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湘南学院教授；曾鹰系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湘南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