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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传中的忠义观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和歌颂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以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为题材，生动地描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英雄的形象，尤其是在思想和见地方面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它直接鼓舞了封建人民大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因此，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
2、；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
3、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李逵，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
4、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5、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
6、是农民起义说。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
7、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