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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渔村文化特征论渔村文化特征论 我国有将近500万平方公里海域和5000多处岛屿，海岛面积共有8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2.8万多公里，地理位置处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地带，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和前哨。 浙江地处我国的东南沿海，有2100多个大小海岛和2200公里长的海岸线。在海岛和海岸上散布着众多的渔村，聚居着密集的人口，是我国渔村较为集中的区域。 渔村是村落家族中的一名重要成员。渔村文化研究在整个村落文化研究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深远的意义。本文拟从浙江的渔村实际出发，专就渔村文化特征方面进行必要的探讨，以便为确定和制订渔村文化发展战略，开展和推动渔村文化活动提供某些依据。 渔村的地域生
2、态特征 渔村是“村”的一种特别存在模式，有其区别于别的村落的明显特殊性。它在所有村落群体中是高度个性化的。从地域角度看，它总是分布在沿海的滨海地带和大小各式的海岛上。远离海岸的陆地决无渔村。当然，这是指海洋捕捞而言。渔村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成和存在方式，必然构成其与众不同的地域特征和生态特征。自然存在形态是文化存在形态的母体。因此，了解并把握这种特征是研究渔村文化的前提和先导。 从地域上考察，渔村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是偏远性。就一个县而言，渔村一般远离县城。同陆地隔断的海岛必定孕育渔村；在海岸线上，依山傍海、腹地狭小、便于进出、可作避风的港湾和滩涂边上星星点点、散散漫漫地分布着渔村。腹地广大的
3、沿海区域，因为可以构筑塘坝，有利于发展较为安全可靠的农耕业。很难形成单一的渔村。“天涯海角”多渔村。相对而言，渔村较一般的农村总是交通更为不便，分布更为偏远。这就自然形成了它的偏远性特征。 二是封闭性。海岛上，环顾四方是茫茫的大海，大风来临，舟楫不通；海岸上的渔村，大而言之几百户、上千户，小而言之几十户、十几户，因是陆地的“尽头”，有的公路不通，要翻山越岭才能接触外部世界，即使公路已开通，车班也稀。由于这种“孤立”和偏远，自然形成了封闭、半封闭状态。正是由于这种封闭、半封闭状态，使渔民心理和渔村的文化传统长期凝固不变，造成了文化发展的滞后现象。当然，这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是相对的、变化的。在远洋
4、捕捞作业时，它又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它可以和港台甚至国外发生“交往”，从而在文化上进行互渗、互补。但总体上看，渔村是封闭的。 三是辽阔性。海岛渔村自不待说，四周是浩瀚无际的大海，极目远眺，海天一色，呈现出无限的辽阔性。就是海边渔村，虽然居住地狭窄拥挤，但靠山面海，居高临下，视野也极其开阔。这种生存环境辽阔的特性，对渔民性格、文化心理和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四是奇特性。海岛和海边渔村环境的奇特优美是众所周知的。潮涨潮落、波平波兴、海眠海怒，美丽壮观，惊心动魄。沙滩、怪石、浪花和奇草异木，无一不显示其奇特优美的个性。这种地理风貌的特殊性是构成渔民性格和文化心理丰富性的成因之一。 如果说
5、，上述地域特征主要是体现了“自然”的属性，有利于揭示自然与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那么下述的生态特征主要是体现了“社会”的属性，有利于探究渔民自身的生存状态对渔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群体文化意识形成的作用和影响。 渔民的生态特征，大体有三： 一是不稳定。渔村的生存状态因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广大农村和山村相比是很不稳定的。渔村置身海中或紧靠海边，常受台风袭击，有时风急浪高，击岸破堤，拔树摧屋，险象环生。笔者在浙南温岭县某渔村所见，家家屋瓦上密密匝匝地排列着小石块，以免瓦片被风刮走。其惊险之状可见一斑。海岛海边无高树，且很多山岚林木不茂，究其根由皆因风力强劲所致。 渔民的生产是流动的，岸上、海上交
6、替往返，即使在海上作业一时，也不可能固定在某一海域，始终处在流动状态中。当代捕鱼，虽然可以依托先进的通讯和接收工具，可以使机器作动力，但大海性格多变，且说变就变。此外，还常有无法预测的意外事故。因此，这种流动的海上作业，常常带有不可预测、不稳定和危险的性质，渔民的冒险精神和粗犷豪爽性格的生成与他们在海上的这种特殊生存状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是周期性离合。渔民生存状态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渔民与亲人总是周期性、群体性的离别与聚合。捕捞期、渔汛每年甚至每月都是周期、有节律的。尤为有趣的是渔民个体的离合与群体的离合同步进行，要走一同走，要回一同回，呈现出极大的群体性。渔民生态的这一特征，同农户、山民
7、是大不一样的。农民、山民的离别是无规律的，个体化的。即使有群体的约定，也是偶然的、不常见的。再如牧民，他们的生态也有流动的特征。但他们的流动是整体性的流动，在流动中家人也不发生分离。 渔民这种异常特殊的生态，对他们的感情生活和特殊文化心理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三是失衡与单一。休捕期和每一次返航归岸，渔村的生态趋向平衡，渔村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除此而外，渔村是个失衡的单一世界。海上作业环境是绝对的男性世界。海上作业与世隔绝，一条船就是一个世界，船上十几号人就是整个世界人口，几十平方米的甲板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天地，生活的单一和单调可想而知。后方基地，即他们的居住地，却是一个女性世界。换而言之，是
8、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陪衬着丧失海上生产能力的男性老人和童稚的世界。他们的任务是守家、养孩子、盼亲人。此外，也许还有修补渔网之类的辅助性劳作。作业“精英”都在船上，船上是一个“强者”的世界，充满着阴柔之色和安闲之态。海上和渔村，一方面是“强”集结，一方面是“弱”的组合，是双重的失衡，双重的单一。这种不健全的生存状态对渔民文化心理的形成也会产生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生态的产物，必定会打上地域和生态的烙印，并逐步地、自然地形成地域和生态特色，这是不言而喻的。 渔村的文化心理特征 渔村独特地域特征和生态特征，是渔民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前提条件。而渔民作业环境的无限辽阔性和
9、居住环境的狭窄封闭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在渔民的心理上自然引起激烈持久的碰撞；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传承延续和地域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侵袭，又形成另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在渔民心理上也会引起激烈持久的碰撞！这种种碰撞，使渔民的文化心理更趋复杂和多样。 一是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之一，具有普遍意义。但是，渔民的鬼神崇拜更具必然性和不易改变性。这种文化心理特征的形成，是渔民群体文化心理长期积淀的结果，已被渔村群体心理所认同，已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定势，甚至已成为集体无意识。 长期以来，由于工具的落后，也由于人对主体和客体认知的局限，尤其是海边生活和船上生产的不稳定性
10、，船上渔民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岸上亲人也因此经常处于惊骇之中，祈求神灵护佑成为他们唯一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每一次顺利返航，都是神力所助，而每一次海难都是鬼怪所迫。对神的敬仰和对鬼的畏惧已成为相反相成的渔村民俗心理定势。畏惧有强大的震慑力，也能转化为崇拜。这种心理反映在文化上，就产生许多有趣现象。走进渔家几乎家家供着“菩萨”，或贴着神像，遇到某个“节日”，敬神就成为无须约定而又声势浩大的群体性行为。敬神能得神助，吃神吃过的食物能消灾，已成为他们的信条。在文化享受上，爱看神怪小说和神话剧等等。从敬神开始，进而扩展到敬仰神化人物，如古代的关公、岳飞等。当代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已被神化而得到供奉，成
11、为新的品位很高的“菩萨”。毋庸讳言，敬神心理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又扩散为更多更广的迷信。例如各种禁忌，鞋子和碗盆不能口朝下；筷子不能搁在碗口上；有的地方初一、十五不出门，也不接待客人等等。 这种鬼神崇拜的文化心理势必反映到渔民的文化喜好、文化选择和文化需求上来。 二是互恋。由于渔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相分离，周期性、节律性地在海上作业，亲人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分离。由于这种分离，亲人、尤其是夫妻间经常处于间歇性的企盼和等待之中。时空的隔离不断加深了双方的思念和情意，这种思念和情意又不断强化了双方的性欲求。久而久之，渔民和其亲人间自然产生了“互恋情结”。男子历经艰险，为家人带来财富和幸福，女子细微和
12、悦地满足丈夫休整期间的各种需求，这是一种双向的“互惠”，是互恋的纽带。经过离别的情感储存和调谐，产生“离别效应”，渔民夫妻的感情生活更为和睦，渔村很少发现夫妻争吵的。浙东南的海岛和沿海渔村流传着许多望夫、盼夫、寻夫的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种互相思恋的心态，其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婚姻家庭的关系上。由于婚姻家庭的美满和谐，必然激发他们对整体生活快乐和文化消费享受的更高追求。这又自然关系到他们的快乐情趣指向和文化选择。比如，渔村一般喜爱吉祥喜庆和团圆结尾的戏剧节目。据笔者所知，浙南的某些渔村，最后一夜是禁演悲剧的，即使以团圆喜庆结尾，如果中间有死人，那人必不可死在台上，而要死到幕布
13、后去，而且演后还要请老爷扫台驱鬼。 三是求乐性。求乐本是人的本性和共性，是所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但渔民的求乐心理却更为强烈，更加特殊。男性渔民海上生活的艰险、封闭和单调，令人生厌。捕捞丰收、胜利返航、家人团聚又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快乐期待和快乐享受都寄托在返航以后。留守在村的女性和老者，她们尝尽了企盼和担忧之苦，也将快乐期待和快乐享受寄托在返航以后。农耕的收获大体是可以预估的，可渔民运气不好，一无所获，甚至还要赔上生命。运气好，满舱的鱼虾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渔民看来，丰收既是生命换来的，又是上苍赐予的，他们需要尽情地欢乐和庆祝。求乐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既是追求家人团聚之乐，又是追求物质生理享
14、受之乐，同时还追求各种文化娱乐，以实现精神快乐和心理愉悦，所有这些快乐都是他们在海上作业时很难得到的。因此，他们追求这些快乐的欲望也就显得特别强烈。 渔村的文化活动特征 渔文化是渔民多元文化心理融合，是经过长期荡涤和汰选的文化历史积淀。它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包容着民俗和宗教的意蕴。在当代，尤其在现时，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渔村文化开始同现代的外来文化相交汇而实现了“异质同构”，渐次生成一种应和着现代渔村新文化。这种新的渔村文化， 就其活动而言，主要是一种男性文化，以满足男性需求为出发点，并显示出阳刚性的特点。这是渔村文化活动的主导方面。但是随着渔村经济的发展，渔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特
15、别是观念的更新和女性的文化活动外，也开始组织社会性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女性和老年男性的文化需求，又显示出阴柔性和舒缓的特点。如从文化活动的总体考察，则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动态性特征。所谓动态性是和写写画画等静态性相比较而言的。渔民长期生活在海上，常年累月搏击风浪，知难而进，出生入死。大海孕育了他们豪爽、粗犷、强悍和好动的性格，并练就了一副强健壮实的体魄。所以，他们特别喜爱热闹、猛烈、雄壮、竞技性强和动作幅度大的文化活动样式。如民间舞蹈，体育活动以及号子、锣鼓等雄猛的器乐。这种动态性特征充分展示了渔村男性文化的“刚性”特色。 二、群体性特征。渔民每年大约有200天左右时间在海上作
16、业，一般以单船或对船组合为基本生产单位。与世隔绝的生产环境、单一的生产方式，不变的人群结构和贫乏的文化生活与渔民豪爽、粗犷的性格以及人所固有的群体性习惯、趋异心理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青壮渔民返航回家以后，虽然迷恋于夫妻间的甜甜蜜蜜，但也不甘深居家室，而要走出家门去寻找和参与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以补偿他们在海上的寂寞，借以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愉悦。为此，每逢渔船回洋，渔村便有请剧团演戏、放电影或搞体育竞技的习惯。那些受现代和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青年渔民虽不十分喜爱节奏缓慢、漫声细语的传统女子越剧，但演出为他们创造了上千人、甚或数千人的大群体聚会机会。现场上那种熙熙攘攘、拥拥挤挤无比热闹的氛围使他们激
17、动、陶醉和满足。有趣的是，许多青年并不专心看戏，戏演得好坏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出钱，为演出奔忙，仅仅是为了这种巨大而热闹的场面和台上台下漂亮的脸蛋！这种情景大约是渔村所特有的。 三、吉祥欢快性特征。旧社会，渔民出海，向有“三寸板里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之说。新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渔民出海是人身安全虽然有了较大的保障，但历史沉淀下来的迷信思想和宿命观点仍然禁锢着他们的头脑。同时，渔民的性格乐观豁达。因此，反映在文化情趣的指向上，他们总是喜欢那些吉祥、欢快的表演，而忌讳那些悲苦、死丧的内容。他们喜欢“笑”，不喜欢“眼泪”。不是先苦后甜或大团圆结局的戏不能讨得他们的欢心。尤其如舟山等地庆贺渔船丰
18、收回岸的“谢洋节”和其他各种庆典活动，他们必定要选择那些喜庆吉祥和欢快热闹的剧节目，以祝平安和凯旋。 四、民俗性特征。民俗是一种超稳定的时空传承，是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具有非法约性的软控功能。广义地说，民俗渗透在生活之中，当然也蕴含在文化之中，在村落文化活动中，这种民俗性特别尤为明显。在渔村，许多民间岁时节俗都要举行富有民俗色彩的文化活动，有的规模浩大，热闹非凡。再者，带有某种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斋天、祭海、敬龙王、庆观音生日等民俗祭祀活动，渔村也是十分讲究的，时候一到，雷打不动，场面蔚为壮观。许多渔村都有自己约定俗成而又代代相传的喜庆节日，如象山县昌国等地的传统灯会，完全是民俗性的。此外，渔村文化
19、活动中的许多节目，生动描绘了渔民的生产和生活状貌，再现了渔村的“民俗生活相”，其民俗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五、涨落性特征。显然，“涨落”是一个比喻。其实，所有的村落文化活动都有涨落现象。在农村，文化活动一般集中在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和政治节日，其余时间则较少。由于关系到政治节日的政治和现实意义，这些节日的文化庆祝活动，往往由党政领导通过乡镇的文化机构组织实施，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而在渔村，文化活动多半是民间自发的。按照他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对政治节日的文化庆祝活动不发生兴趣，此类活动相对较少。每当男性渔民回岸、大渔汛过后的休捕期、传统民间节日，渔村文化活动“涨潮”，活动密集、热烈、多样，有时持续时间很
20、长，如玉环县和温岭县某些渔村有请外地剧团连演一二十天古装大戏的盛况。这时的渔村象是“奔腾的大海”。男性渔民出海和大渔汛，渔村文化活动“退潮”，整个儿渔村显得平静而冷清，此时的渔村又象是“宁静的港湾”。渔村文化活动这种涨落现实是异常明显的。 六、被动接受性特征。一般地说，渔民失学较早文化偏低。同时，又因渔民长期在海上作业，环境艰险，生产繁忙，不但产生生理紧张，而且造成心理紧张，他们的表演欲淡化，自我表演能力也随之被弱化。除了竞技性较强，又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体育活动外，他们绝少参与文艺表演。渔村普遍文化形态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单向的接受和观赏，以满足感官刺激和心理安慰为快。从年龄和性别上划分
21、，男性青年喜好节奏快、刺激性强的歌舞者渐多，而一般女性和老人在心理上仍然保留着一块传统的文化领地戏剧。在渔村演出戏剧，有时要日夜连演，而每次夜场演出均须在大戏前加演小戏或歌舞，一般应有三至四个小时的时间长度。此外，渔村中有许多无师自通的戏曲“鉴赏家”，是高明的“接受主体”。在演员表演中，哪一个字唱错了，哪一句腔唱拖了，哪一个程式不对了，甚至哪一步走多了，他们都能给你指点出来。 被动接受仅仅是一种事实，并不是可喜的现象。随着时代的步伐，渔村整体和个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可属个体支配的闲暇时间的增加，渔民的文化潜能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只要引导得法，这种现状是应变的，也是可变的。 总之，我们对渔村文化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渔村文化特征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三个互相贯通、互为因果的侧面加以论述，不是全貌。渔村深层文化意蕴和文化特征的发掘和阐释，有待于行家们创造性的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