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经营之道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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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目明清时期晋商经营之道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姓名 学号 系 别工商管理系专业 工商管理 指导教师 目 录一、明清晋商概述1(一)晋商形成的历史原因及社会原因1(二)明清晋商所取得的成就21、海内首富山西省22、有麻雀处皆有晋商23、百业俱全,享誉海内外3二、明清晋商成功因素综析3(一)诚信为本,急功好义3(二)敢于创新,不断开拓4(三)以人为本,有效管理4(四)精细运营,节俭理财5(五)团结协作,共好双赢5(六)树立品牌,做强做大5三、国内外对于晋商的研究5四、晋商成功之道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6(一)晋商的诚信经营与现代企业诚信精神7(二)晋商的创新精神与现代企业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

2、81、内部管理创新,实现企业的有效管理,最大程度激励员工82、经营创新,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市场、占有市场9(三)晋商用人之道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91、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胆魄102、告诉员工你真棒113、忠诚胜于能力11(四)晋商的精细经营与现代财务管理121、细节决定成败132、树立勤俭节约的观念,实施成本管理133、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13(五)晋商时期市场信息的掌握与现代企业信息管理131、要建立企业的内部报告系统142、建立高质量的营销情报系统143、建立完善的营销分析系统14五、结论14参考文献14致 谢16明清时期晋商经营之道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摘要:明清时

3、期的晋商资本雄厚、经营范围广、足迹涉及海内外,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晋商与普通一般的商人不同,他们不但具有着现在看来仍显崇高的商业道德,而且在当时的经营活动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超前的企业管理系统思维和现代企业精神。他们的成功开创了中国商业史的先河而且也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本论文通过对明清晋商在诚信经营、创新意识、用人之道等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小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构建及“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实践探索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关键词:明清晋商;经营;策略;启示一、明清晋商概述山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生成地,是富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和煤炭能源工业基地。山西

4、东倚太行,西临黄河,南接中原,北通大漠,是京津的重要门户。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凝结了中华民族先人们的智慧与创造,形成了厚重而独特的三晋文化遗产。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看2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要到深圳,看近百年的沧桑变迁要到上海,看500年的历史要到北京,看3000年的文化要到西安,而看中华5000年的文明要来山西,这并不夸张。相传华夏开山始祖黄帝、炎帝曾主要在山西活动。上古时期的三位圣人尧、舜、禹都先后在山西建都立业,尧都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舜都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禹都安邑,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山西还曾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多次大融合的中心地带。第一次

5、民族大融合在春秋战国时代,“胡服骑射”就发生在山西;第二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拓拔魏建都平城,就是现在的大同;第三次在宋辽金元时期,更是民族交融的腹地。而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晋商,更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200年前,当美洲大陆还是一片荒芜时,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华夏各大中城市、水陆码头,甚至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的平壤、日本的东京及南洋各地,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闻名于世。可以说晋商在明清两代曾经的辉煌是中国商业史与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晋商形成的历史原因及社会原因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南北狭长。东西较窄,属盆地地

6、区,陆地地表水源十分贫乏,因而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自唐宋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山西成为一个少地缺粮的省份。明朝的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田地14.05亩,而山西平均每人只占有田地10.28亩,少于其紧邻陕西(13.61亩)、山东(13.78亩)、河南(75.81亩)各行省。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田地又减为6.92亩。(清)王轩.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178182页人多为患,所产粮又不够食用,生计艰难。为缓解这一矛盾,明洪武到永乐年间,多次从山西太原、平阳、和汾州、沁州、辽州向南直隶的凤阳、河南、山东、北直隶及

7、北京城移民。从平阳等南部地区移民,洪洞县大槐树是个集散地,故流移外省的山西人说起他们的原籍时,都说:“若问吾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便是山西之人外出谋生的大环境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其之所以走出西口以经营为生,开始并不是基于什么营利意识。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而后,山西人不但走了出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名为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唱起来。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医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

8、、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庞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明代是山西商人走向辉煌的时期。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天时是指明朝实施“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上文说过山西人原本不想经商,他们恋家也保守,山西人之所以能经商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当时明政府为了保护边疆大修长城,而山西又是长城的重要部分,故在此一段长城驻扎了80万大军,这样其军需补给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明政府为此颁布了一个名叫“开中制”的优惠政策,鼓励商人运粮换盐,山西人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涉足商海,接受了初步的启

9、蒙,为以后晋商三百年的繁华揭开了序幕。(日)寺田隆庆.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3740页地利:地利是指山西在当时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途经山西,其次是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处具规模,这为晋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用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人和:人和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10、人际环境。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相助,再加上晋商独特的经商头脑和勤奋的经商精神,很快的,晋商就开始“威震”全国。(二)明清晋商所取得的成就1、海内首富山西省“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 丁言模.天下晋商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3页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在商居于末的“士农工商”式传统社会结构中,山西人当时这种对商业利益毫不掩饰的追逐,令时人为了侧目不已。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这里是全国名副其实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在清朝晋商富甲天下的时代里,

11、财主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而不是太原,其中又以平遥最多。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重要银行家多于太谷定居,所以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把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英)科大卫.山西票商在中国银行史的作用A.太原: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7页康熙末年晋商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山西由商致富成为富省,还表现在那些富商州县的城镇和乡村,建筑房舍改观,一座座高楼大院矗立其间,一排排店铺建筑,宏伟富丽,显示着主人的富有,像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太谷北洗曹家大院如今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2、有麻雀处皆有晋商“凡是麻

12、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于中国的大地上,他们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他们对中国商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资格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特书。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经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

13、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到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确实是“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178180页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创制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如张家

14、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客观的。3、百业俱全,享誉海内外明中叶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就生产关系来说,是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慢发展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缓慢发展,使商品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直至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或者说是一个活跃期。山西商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享誉海内外

15、的。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其“足迹遍天下”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商经营行业广泛,某些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经营行业广泛而且一些行业为其垄断,使其信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商帮。在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铁器、铜器、陶器和粮食、食油、盐、茶、棉布、丝绸、烟酒、纸张、皮货、颜料、煤炭、药材、干鲜果、酱菜等商品,山西商人无所不经营。山西商人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长途贩运者和销售者,容工商业为一体,甚至可以说是开创了现代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雏形。二、明清晋商成功因素综析晋商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开始出现。晋文公时,山西的榆次、安邑(今夏县)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

16、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汾阳、临汾、平陆等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马可波罗行记载称,当时元朝的“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入明时,平阳、泽州(今长治、晋城)富豪甲天下。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时期,晋商在零售业以及流通领域成就非常突出,晋商的商铺和商路遍布全国,盛极一时。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和最具规模的金融连锁集团也都诞生在这个时期的山西,晋商的繁荣以及晋商文化的延续,的确是值得深思。晋商为何能够在500年里长盛不衰?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在下文中,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

17、对晋商的成功做个剖析。(一) 诚信为本,急公好义晋商首先是一批有德的商人,他们提出的“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 “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世代商人,直到今天还引发了全国对于诚信经营的思考和探索。在当今社会,商业文化的灵魂越来越多地被利益颠覆,诚信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呼唤诚信。“诚信”在明清时期的晋商上却有着充分的体现,他们是诚信的领跑者。这种诚信并不是简单传统意义上的对于“义”的推崇,不是那种道德楷模式的重义轻利,而是一种商业社会必需的运作基础和游戏规则。它并不是儒家伦理修养的结果,而是现实的选择、规则的要求。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

18、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有的晋商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年老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这种品德在其它地域从未见闻。”梁启超也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19、”(英)科大卫.山西票商在中国银行史的作用A.太原: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9页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大盛魁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双方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需办到。有人把山西旅蒙商成功的原因总结为“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良好的品德和经营理念为晋商日后的发达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是晋商得以发展的最无可辩驳的理由。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

20、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才是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称雄全国五百年的成功之基。(二)敢于创新,不断开拓晋商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其个人品质和经营道德方面,在经营方式上晋商也可谓是眼光独到、想人所不敢想,为人所不敢为。最早的股份制的提出,以至后来的银行的雏形-票号,都是晋商的杰作。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勇于创新的经营思路有很大关系。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创新、敢于创新、不断开拓,而这正是一个企业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明清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乔致庸,敢于突破陈规,运用全新思维面对人力资源上出现的管理障碍、矛盾冲突等问题。他一改从前的规则,不顾各店掌柜反对,打破商界

21、中的陈规陋习,在新店规中提出:学徒出师四年以上愿继续在本号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这个让所有伙计入身股的新店规一定,震动了复字号内外,也震动了当时的整个商界。乔家复字号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这一新规是中国民营股份制的先声,极大的激励了员工的积极性也造就了富甲天下的乔家商号。创新常被誉为一个企业的灵魂,古往今来,无数成功的企业在成长的道路上,都是摸索并尝试着新的办法,建立新的制度,改变经营体制,发挥好管理这门艺术,才能使其在日后的路上越走越平坦。晋商在500年的时间里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他们的兴旺发展便在预料中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曾经概括出晋商成功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有走

22、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创新意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三)以人为本,有效管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伯乐”,晋商就是这样一群卓越的管理者,他们的用人原则是:避亲用乡,择优保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论出身,有能力就要用。从乔致庸提拔伙计出身的马荀做商号大掌柜,到太谷曹家用人不疑选用两次赔钱的掌柜,再到得一士而商兴的日升昌票号一个个经典的案例,堪称管理学上的典范。管理者的性格就是企业的性格,晋商的用人风格,一言蔽之就是“不拘一格”,让天下人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晋商麾下人才济济。(四)精细运营,节俭理财谈起晋商,人们多认为他们“小气”,故谓之“老抠”,然而事实上,晋商绝不仅仅是

23、一个“小气”可以概括的,单看那些气势恢弘的大院高楼,就知道他们骨子里有的并不只是小气,在需要“大气”的时候,他们绝不会吝啬自己的银子。晋商的理财之道更具体的概括应该是“节俭”。清朝康熙皇帝对晋商的节俭就有过评价:“晋风多俭,积累易饶。”笔者认为,说晋商的小气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成本的严格控制,对于自己生活习惯的严格自律和对于属下掌柜伙计的严格要求。乔家商号第三代传人乔致庸在接手家族产业后,为了在包头重建商界秩序、留住人才、惩治歪风,其大刀阔斧地对陈旧的店规进行重修,不仅更加规范和强调了祖上定下的不得逛窑子、不得喝花酒、不准捧戏子、不准任用私人等店规,而且要求掌柜和首先必须在勤俭自律等问题上做好带

24、头人。晋商的节俭并非是吝啬,而是为杜绝浪费,每一个最细枝末节的地方正是资本的来源。低成本、高效率,即可将节省的一切资金用于扩大生产。(五)团结协作,共好双赢晋商乔家商号第二代传人乔致广曾一度将乔家带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原因就在于与竞争对手达盛昌在包头争做高粱“霸盘”(垄断)生意。而其弟乔致庸接手后短时期内使得乔家商号重整旗鼓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懂得了商业利益的共享。无论是开辟茶路还是开辟丝绸之路成功后,乔致庸都是以高姿态与众商家利益共享,不做“霸盘”,最终得以实现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明清时代的晋商已经逐渐认识到竞争只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目的。特别是各家商号日益成为相互依存的事业共

25、同体时,各商号之间的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必将取代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关系。在竞争合作理念的指导下,企业通过优势互补,最终形成“双赢”、“多赢”的局面。(六)树立品牌,做强做大品牌的同义词是质量和信誉,品牌可以使一个企业松柏常青、活力永驻。而早在明清时代的晋商中就已经有了创建品牌的意识,其中的尤以乔家的“大”号茶砖为代表。乔家的“大德兴”商号在当时将千古不变的一斤一块的茶砖制作成了一斤一两一块,但是还只标明一斤,并且在茶砖上写一个“大”字,用来突出自家“大德兴”的名号,让过往的客商都知道这是乔家的茶。后人总结,大德兴商号最终能够成功,在品牌建设方面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品牌身份识别(“大”号茶砖)、品

26、牌战略规划(诚信品牌的确立)、品牌定位(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品牌核心价值设定(为国为民)、品牌延伸(由丝茶生意品牌向票号生意的拓展延伸同时也是服务天下的承诺)、品牌的保护与危机管理(包头复字号信誉的重塑)等方面都有现代品牌意识的雏形和比较突出的表现。明清晋商在品牌建设上的举措,虽然是不自觉的,但是当时产生的效果却是非常鲜明的,也是值得当今的企业学习。晋商在数百年前就有了这些超越时代的意识和举措,那么他们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国内外对于晋商的研究我国国内对晋商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主要是对票号的研究,出版有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民国26

27、年)、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32年)等专著,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这一阶段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或过于简略,或局限于资料排列,没能深入研究晋商及其票号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第二阶段是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的,晋商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内国研究晋商的学术成果交相问世,主要有刘存善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张正明和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等。这些研究对晋商的足迹作了追寻,并初步理清了晋商发展的脉络,为晋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进入9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国内再度升温,尤其在山西,形成了持续的晋商研

28、究热风,可谓盛况空前,成绩斐然。主要出版有葛贤惠、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王尚义等的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刘建生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等。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晋商研究更趋细化和深入,其视野和深度都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国外对于晋商的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术界出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气象,中国的学者越来越多的走了出去,而国外的学者也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悠久历史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

29、是日本学术界对晋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了系列研究,其成绩主要有寺田隆信的专著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论文有清代的山西商人(史林60卷1期,1977年)、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张正明等译,晋阳学刊1983年2期)、苏州的全晋会馆(史泉第24辑1991年),资料汇编有滨下武志等的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东洋学文献丛库第60辑)等等。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道共同推动了晋商研究的深入。 张正明.中国晋商研究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7175页这其中以寺田隆信的成就最为卓著,他在1977年所著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认为,研究山西商人应当以回答他们在什么样的社会

30、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又是在怎样的市场结构里得以成长、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应重点研究山西商人如何看待商业,并以怎样的态度去经营商业,他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营业组织,他们和封建政权结合的途径和作用,他们获得的高额商业利润的去向等问题,并致力于晋商研究与现代企业经营相结合。这在当时将晋商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欧美对于晋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层次较高,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大卫教授,就曾多次来到山西,深入到山西的乡村角落,探询晋商及山西历史的运行轨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著作山西票商在中国银行史的作用等。他从独特的研究角度,对票号与银行的区别及其发挥的不同作用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指出票号的没落不能笼而

31、统之地归结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款项另有汇兑渠道。美国学者陈锦江在其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一文中认为票号资本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票号资本家;第二类是南帮票号的资本家;第三类则是现职官僚直接投资的票号,利用其官势开拓经济利益。不论何种票号资本家均与政治权力相关。形成这种作法的原因是清朝政治特权的存在和缺乏保障私有财产、商业活动的法律。所以商人的任何私有财产都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在此一状况下,政治投资总是商人最关心的。因为没有政治特权,不但无法发展财富,连保全财产都成问题。研究晋商但不单纯研究晋商,从中可以发现很多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四、晋商成功之道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近30年

32、来,中国商业社会很多企业都在亦步亦趋地从西方管理经验中获取理论和方法。2005年台湾管理学家提出的“中国式管理”、“中国式思维”等概念,似乎向大家暗示:我们对自身商业文化的继承并不成功,我们似乎完全丢掉了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今天我们重新来研究已经远去数百年之久的晋商,不仅是对中国商业史知识的丰富和完善,而且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对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因此也就更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一) 晋商的诚信经营与现代企业诚信精神中国有句古话说:商道即人道。在明清时代的晋商看来,做生意首先要做的是人的生意。虽然身为旧时代的商人,他们的身上却有着许多

33、现代经营意识,他们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守信、取利。这样的意识对于现在许多以追逐利益为至高准则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警示。如果在企业的发展成长过程中过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塑造,只会得不偿失。而那些将义、信、利完美结合的企业无不在最后获得了更加丰厚的回报。今天我们来重新解读“义、信、利”三字,才发现其中蕴涵的实在太多。从今天的管理角度来解读,其至少包涵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商业道德先行,是做生意的基本出发点2信誉第一,是商业经营的基本保障3商业利益,是经营行为的核心4站在消费者角度,提供最满意的产品产品质量要诚信今天,众多企业家们大叹市场开拓的困难,经营的艰难,个中缘由不能不令笔者深思。在目

34、前的商业社会中,宏观经济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诚信经营的市场秩序。无论是站在时代风头浪尖的高科技行业,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传统行业,“诚信”二字是每个企业所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经营规范。因诚信经营而发展壮大的企业数不胜数。同样,因缺乏诚信经营的理念,也造成了不少企业“败走麦城”。哈根达斯是世界闻名的冰激凌集团公司,在进入中国的十多年里,哈根达斯凭借精致的造型,号称原装进口的冰激凌原料,以及令人嗔目的价格,还有那浓浓的小资情调赢得了无数白领的青睐。哈根达斯在中国的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占领高级冰激凌市场近乎80%的市场份额。然而深圳质监部门根据群众举报,竟然在一个无牌无证的地下加工厂发现这里就是

35、哈根达斯深圳品牌经营店的正宗“加工厂”。随后的半年里,哈根达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急剧下滑,很多城市新开张的哈根达斯不几天便开始停业整顿,哈根达斯在中国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一夜之间危机四伏。 卢泰宏.行销中国:困惑与创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126页在反思这一商业诚信危机事件时,笔者不禁想起一则某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一部分消费者表示在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采取“报复对方”的手段。处在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报复”即不再购买该品牌的产品,以及尽可能广泛地把该品牌的缺陷和带来的负面感受传播给周围的人,以使别人对该品牌也失去信任并不再购买。这就是西方管理学中著名的“250人”理论,即每个消费者背后

36、其实都隐藏着250位潜在消费者,得到一名忠实用户即有可能再得到250名用户,反之如失去一位消费者则可能失去250位潜在用户。因此,笔者认为,像晋商这样的近代优秀民族企业的经营道德值得借鉴,他们坚持“义、信、利”的思想也应该成为现代企业奉行的准则。当今的市场竞争具有全球性、集中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成功要归结于诚信,诚信即企业成功的前提和先决。在过去,企业和市场主要依靠有形资产来拉动,而现在则很大程度上依靠诚信这种无形、无价的资产来推动。各种商业活动都应该围绕诚信来展开。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商业诚信都属于稀缺资源。而那些真正能够坚持诚信经营的企业,他们的道路一直都走得很宽、很广

37、。而且不仅在企业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需要依靠诚信来作为自己发展的支撑,因诚信的缺失给我们带来的损失非常惊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就曾指出,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经济秩序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其中有1000亿损失是由会计信息失真造成的),这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 摘自新华网2003年1月7日正所谓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社会无信不稳,国家无信不强。整个社会都在呼唤和需求诚信的回归。(二)晋商的创新精神与现代企业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 中国古代就有“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

38、的说法,因而激励了秦国的商鞅变法,为秦的帝业开辟了道路。到了明清晋商这里,他们也同样会在经营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也会面临窘迫的困境,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一个“变”:变规章,变制度,变机制,变管理,变营销策略,一切从改变开始。改变、变革意味着企业自身存在不合理或者不适应市场的弊端。无论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还是重新洗牌,都有很大的困难。万事开头难。不管是推广新政策、新制度,还是开拓新市场、新渠道绝非一件易事,现代新兴企业要想见缝插针进入市场,后来居上,就得改变传统的规矩值得和经营模式,以新的“规矩”,转变机制和创新制度。1、内部管理创新,实现企业的有效管理,最大程度激励员工晋商乔家复字号在

39、第三代传人乔致庸接手时已经在快速的走向衰败,乔致庸经过慎密的调查分析后认为其面临的问题不止“外患”,要想东山再起,首先得清理门户,重立店规。乔致庸意识到一国、一家、一店,要想兴旺,必须用人,用人就要兼顾东家、掌柜、伙计的利益,于是独辟蹊径地定下第一条店规: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店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为了权责分明令行禁止,乔致庸也规定伙计要绝对敬重、听从掌柜的招呼,违规者出号。新店规中还辟出另一革新:分号和总号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老店规中的好东西,在新店规中继续发扬。如此这般,一共颁布了二十条店规。新规一出,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是,忧伤不能阻挡复字号从

40、此面目一新,蒸蒸日上。 郝汝春.晋商第一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2002:211212页乔家复字号得以起死回生,与乔致庸创新地制定新店规有很大关系。以入身股的方式挽留伙计,这种打破传统常规的经营之道很值得当今企业学习。在企业的管理中,物质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之一。企业要长久留用和吸引人才,精神激励、人格魅力的激励只是辅助性的。为此,作为企业主,需要求助于合理有效和具有引导、递进层次的薪资管理系统。乔致庸的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伙计的工作积极性,避免了人才流失。一百多年岁月流转,到了现代,激励制度已经发展为多种表现形式,经营者为了不同的目标,应不断创新。制定各种制度,以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对比

41、乔家的身股制度,笔者更推崇日升昌票号所创的“经理负责制”。这一空前的创举更能代表晋商的创新精神。 在日升昌票号的经理负责制中,财东是董事长,其家族是董事会,财东聘德才兼备、足谋善断的人担任经理,一任经理聘期3至5年。财东对经理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将资本、经营全权委托给经理,平时一般不过问、不干预,只在年终听取全年决算报告。经理在票号内拥有人事、业务权力,只有遇到较大事项时,才须向财东报告。经理在任期内尽职尽力,成绩显著,财东给加股(人身股)、加薪,以示奖励。如不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财东对经理如此信任,出任经理者都会尽其所能,领导同仁努力经营。因此,日升昌以及后来的几十家日升

42、昌分号都兴旺发达。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M.台北:华世出版社, 1937:303304页历史有时候真会跟人开玩笑,这项为世人所赞叹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又重新回到中国,而且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远不如当年日升昌执行的那么顺畅,那么有效。与当时的经理负责制相比,我们目前企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在相当一部门的企业中经理负责制形同虚设,这样的企业,或是董事长、董事会、经理三驾马车齐备,但是,在生产经营中,董事长不放权,不放手,大小事情须经他点头。经理有职无权,成了摆设,无法领导企业经营。或是企业内的上上下下管事的,“里屋赶车没外人”,都是自家人。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中表

43、现尤为突出。家族式管理,小圈子里选人,受范围制约,选出来的人往往视野偏窄,带领企业到市场经济大海中闯荡,常常出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窘境,限制了企业经营和发展。还有一部门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一人担当。这种管理形式,被说成是权力集中,便于领导层做决策。这种企业,叫集团也好,称公司也罢,改制对它来说只是换个名字,改个称号,名义上与市场经济“对接”,董事长、董事会、经理层看似符合现代企业经营制度,但其实内里换汤不换药。一肩挑的结果是挑担人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步子越迈越小,不但不能超越他人,反而很快被他人甩在后头。笔者认为,上述企业与日升昌票号比较,缺少的是发展企业的长远战略眼光,缺少的是大企业家那种虚

44、怀若谷的宽广胸怀,缺少的是大企业家的那种大智慧、大勇气。日升昌虽是家族票号,但管理是开放型的,采用了聘请经理负责制,避免了家族管理人才枯竭、导致事业破败局面的出现。日升昌票号内部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乱插手,才使财东集中精力从宏观上去考虑、设计票号发展前景,经理专心致志地做好经营业务。日升昌票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使被聘经理的人格得到充分尊重,才能得到最大发挥,才换得经理“士为知己者死”,视财东的票号为自己的票号。今天,我们的企业要发展壮大,要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应当好好学习日升昌票号留给我们的经验。2、经营创新,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市场、占有市场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

45、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商号大盛魁在蒙经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

46、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由大盛魁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每一种商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这就要求企业不断更新观念,相时而动。有针对性的进行市场细分依据主要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心理因素、行为因素等方面的差异,然而,这些因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因素的变化也许就牵动着整个市场格局的变化。再成熟的市场也并非

47、没有空间。所以,创新和发现市场的空白点和生长点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向我们走来,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企业、各行业之间运用科学技术等力量不断创新,开拓新的领域,试图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市场已经相对饱和,因而,如何发挥自己的市场适应能力,以现有的资源去开辟新的利润空间,从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分一杯羹,是每个企业都要面临的问题。海信集团是靠生产电视起家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海信因为创新的经营管理成为了中国大屏幕彩电最大的生产基地,这时海信也就有了产业扩张的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他们适时地

48、提出了“发展电视,不唯电视;发展电子,不唯电子”的经营策略,将目光投向了空调市场。当时,国内的空调市场已经是战火纷飞,但海信认为竞争激烈并非意味着市场饱和,恰恰相反,这表明市场还有较大的增容空间。经过周密的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市场拥有的是清一色的定速空调,但我国长期以来电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电压不足、电压不稳是家庭正常使用家电的障碍。于是海信集团将最新的变频技术使用在了空调上,使其可以在150260伏之间正常运作,从产品性能上看,变频空调恰好适合我国的市场。凭借着这一创新的产品,海信很快便占有了11%的市场覆盖率,并进入“中国空调十强龙头企业”之列。 卢泰宏.行销中国:困惑与创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178页笔者认为,从大盛魁到海信都表明了企业无论赢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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