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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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修泽：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作者：常修泽2010年10月25日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0.4浏览次数：0文字大小：【大】 【中】 【小】写给编辑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是存在的，又是不成熟的。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提升。从核心价值、战略标志、结构特征、体制支撑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可能路径。关键词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转型提升； 思路一个命题一个被称作“中国模式”的命题，近年来在中外理论界持续热议，即使临近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学术界对此问题依然见仁见智，甚至观点截然对立。据笔者看到的文献， 大体有下列三种意见：否定者认为这一模式是不成功的实践；肯定者认为这

2、是独特成功的模式；还有一种观点拒绝“中国模式”，但不认为中国没有经验可谈。笔者对这一讨论颇感兴趣， 但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未能对“中国模式”（尤其是政治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只是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仅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作过初探1。而且，这里笔者用的“发展模式”一词，是指一种“实践状态”，一种“发展样式”（我的提法为“世界发展多样性中的一种”2，并不必然包含有“普世楷模”的意涵。就这个意义而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否定；但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这样一种样式又是初级的、不成熟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属于1 型的话，那么，下一阶段，应向“中国经

3、济发展模式”2 型转型提升。本文拟就这一历史性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提升（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萌生的起点和特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什么基础上萌生的？ 从国情差别性角度分析，笔者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规模， 其中农村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中国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化的转变问题， 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要艰巨和复杂。二是自然资源禀赋并不丰裕， 承载能力较弱。例如，全国1/3 的国土面积，因条件恶劣难以开发和利用。三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失衡。特别是城乡间实行二元结构体制， 非人性化的户籍鸿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限制城乡间生产

4、要素的流动。四是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企业、国民的积极性长期被压抑。五是长期闭关锁国，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六是封建文化影响较重， 民主法制传统薄弱。改革开放前，中国大体是这样一个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探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可概括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以增进世界最大人口总量国家之福祉和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尽管存在“低端人本”，甚至浓厚的“人本工具论”，但整个国家还是认同“以人为本”这一宗旨的。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轮驱动”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多有论及。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体现在：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强调

5、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结合；从“汪洋大海”般的农村出发，寻求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结合之路；从长期计划经济统治的实际出发，把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体现在：强调“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谋求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立体网络型”协调发展；对东中西不同地域城镇化布局，采取“差别化”推进方略。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体现在：从局部区域、领域、层次开放，逐步到全方位区域、领域、层次开放；注意发挥自身市场广大优势，寻求在全球经济上的最佳位置。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基础是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潜力。一方面，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6、作用，使各类市场主体充满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第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元素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和后发国家优势等禀赋之上。（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分析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就其当前状况看，还存在若干缺陷。第一，在对待人的发展问题上，仍属于“低端人本”，尤其是“人本工具论”仍有市场。按照当代“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人的发展的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存”；二是“自尊”；三是“自由”3。以此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人的发展，还处在低端状态。首先，在生存方面。迄今为止，中国仍存在为数可观的贫困人口。在国民收入

7、分配结构方面，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颇不合理。前者，因利润蚕食工资，出现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趋势。20002007 年，该比重从51.4%下降到39.7%，7 年下降了11.7 个百分点。后者，19962007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 累计下降11.8 个百分点。其次，在自尊方面。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2007 年发生的“黑砖窑事件”，2008 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09 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等，已突破人类尊严的底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8、特别关注的“体面的生活和尊严”存在相当大的落差。如果说上述事件尚是一些个案的话， 那么面上的总体情况如何呢？联合国多年来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指健康、教育和人均国民收入三个分指数的算术平均值） 来衡量人的自身发展状况。根据2009 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2007 年数据，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772，排名世界第92 位。决策层提出的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命题（温家宝总理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完全破题。再次，在自由方面。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世界银行有一“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

9、ors）。该指标包括六项内容：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与无暴力（political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法规执行质量（regulatory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反贪（control of corruption）。从近年来公布的数据看，虽然对中国的测度结果有低估和失真的成分，但位次较低，值得关注。第二，在“四轮驱动”方面，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在工业化方面，中国虽然在世界上是一个“加工大国”，但被认

10、为是一个“创新小国”。国际上通常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的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而中国2009 年这一比重仅为1.62%。同时，与工业化相关的研发、设计、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支撑不足，距离新型工业化还有较长距离。其次，在城镇化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迄今为止，虽然目前进城务工者已经占到产业工人总数的1/3 以上，但是，这些农民工，迄今尚未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再次，在国际化方面，主要是对外出口的依赖程度过大。这主要表现为储蓄投资缺口的持续扩大方面。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秩序等方面发言权也很小，尤其在全球货币体系格局中，人民币仍处

11、于边缘化地位。在世界银行成员国投票权方面，虽然最近经过调整，但比重仍不足4%。第三，在体制支撑方面，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滞后。就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根本改观。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成为整个中国改革的“短板”。第四，在特殊元素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这一传统优势面临严峻挑战。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将会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将可能从无限供给发展到供求趋于平衡再到出现结构性短缺并导致工资成本的相应提升。有预测认为，从2013 年开始，由于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的趋势， 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中国的“人口红利

12、”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4。（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历史性挑战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除了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进行分析外，还应用“中国第三波转型”的大视野对此进行探讨。从中国历史纵深大视野审视，中国现在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1949 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根本标志。第二波是经济体制转型，从1978 年开始，迄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目前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性大转型。下一波转型，应该转到哪里呢？第一，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

13、在虽然站起来了，但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这很不相称，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第二，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先进文明之间尚有隔阂。按照世界和谐的远景，中华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第三，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基本思路从总体上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提升，需要在四个层面展开：一是核心层，二是战略层，三是结构层，四是基础体制层。具体路径涉及8 个方面，即：（1）由“低端人本”向“高端人本”；（2）由“环资启蒙”向生态社会；（3）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4）由“

14、出口导向”向内外联动；（5）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6）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7）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8）由经济转轨向“五环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四轮驱动”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1 型的显著标志的话，那么，下面四个关键词“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显著标志， 而体制层面的“五环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提供体制支撑。下面按四个层面展开分析。二、核心价值：由“低端人本”向“高端人本”一是继续推进由“物本”向“人本”转变。在此前的发展中，虽然已经呈现“低端人本”的迹象，但旧的“物本”发展理念和体制仍然根深蒂固。这里边要

15、害是以GDP 为中心的速度增长主义的思想作怪。经过30 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某种阶段性变化。下一步中国将从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要诉求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讲究GDP 指标还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讲究“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更有意义。当然，现行的“人类发展指数”，也未必能全面反映人自身发展的要求和机理，但比较而言，比GDP 指标更富有人性化的特点。鉴于“GDP 中心主义”的惯性运作，必须继续推进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二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提

16、升“人”的内涵。马克思在谈及未来新社会的本质时，深刻指出，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请注意，马克思用的是“每个人”而且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此前的发展中，中国曾经先后提出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理念，在当时情况下是有益的，但容量仍有提升空间。按照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观点，笔者曾就“人”的内涵阐述了“横向上扩到边（全体人），纵向上贯到底（多代人）”的思想。下一步，建议沿着两个方向，向“高端人本”提升在横向上，超越“部分人”、“多数人”思维，把握“全体公民”或“全体纳税人”，要使“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

17、”、也不是所谓“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纵向上，超越“当代人”思维，而应把握“多代人”或“跨代人”，着眼于“代际公平”。老子道德经中有六个字：“知常容、容乃公”。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呢？ 决策者的胸怀要宽广，容量大了才做到公平；然而，怎么做到容量大呢？ 关键在“知常”。这个“常”是常规、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就会宽广，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平公正。三是由“单向度需求之人”向“多向度需求之人”提升。如果说，在前30 多年，人的需求向度比较简单的话，在新的阶段，群众将会提出与“生存型”阶段不同的新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因此向“高端人本”提

18、升，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命和健康需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需要等。不仅使全体公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而且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社会成果和政治成果。四是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解放”时，特意在旁边加了边注：“一般人。唯一者。个人。”马克思讲的“一般人”，我理解是“普通人”；“唯一者”是“排他者”；而“个人”，则是具体的“每个人”。这是一种真正站在人自身角度的“人本实质论”。现在人们虽然都讲“以人为本”，但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一种是工具论的以人为本，一种是实质论的以人为本。中

19、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升，在核心层面上，必须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三、战略标志： 绿色革命和创新革命（一）绿色革命通过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分析， 可以发现如果说，过去30 多年中国人的环境资源意识还仅仅处在启蒙阶段的话，那么在未来新阶段，中国将面临一场经济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或者说是一场历史性的“绿色新政”。2010 年的中国正处在“环资启蒙”和“绿色革命”的交汇点上。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非自今日始， 但在西方国家，这一问题是在上百年中“梯次累积”出现的（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大约80%来自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而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20、，则是“跨梯度浓缩”似的集中体现的。当前国际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经济，从低碳经济到绿色发展，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给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带来极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下一步要由“环资启蒙”向生态社会提升，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不仅仅是一个绿色增长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包括绿色增长、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城市、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绿色发展体系。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行动目标：到202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45%， 非石化燃料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到15%，森林面积增加4 000 公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

21、展中国家来说， 作出上述承诺是负责任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采取切实措施，破解“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难点。这里笔者提以下四个管道。第一，向科学技术要绿色发展。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按照国际公约， 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这不是援助，而是历史补偿），但是，中国不能坐等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必须积极探索一批占领制高点前沿的绿色技术。可在国家层次、区域层次和企业层次三线推进， 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改进技术装备、研发新技术来节能减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一个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问题。而且， 由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也可能催生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战略性新兴

22、产业新能源新环保产业。第二，向产业结构调整要绿色发展。产业部门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源，发达国家碳排放结构中，生产、生活、交通大体各占1/3。中国因阶段原因，工业占能源消费总量70%左右。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绿色增长的根本途径。一是调整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注重发展低碳型的第三产业，以降低排放总量；二是调整第二产业，瞄准传统耗能污染较重的产业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化工电力等，削减污染物的排放量，向结构要绿色发展。第三， 向政策法规要绿色发展。着眼于政府“有形之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在此，政府应有所作为，比如可以开征环境税等。环境税背后不是市场力量

23、，而是政府的力量，这应成为整个节能减排的重要管道。第四，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发展。提出节能减排、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绿色发展以后，会不会又搞计划经济那套东西？ 怎么学会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怎么用产权理论来促进？ 这是新问题。我认为，市场的力量关键是“环境产权制度”。原本碳并不是商品，但可变成商品；不是产权，但会变成产权。笔者之所以提出“环境产权论”，就是试图给每个企业、每个个人身上安上一个环境产权的“马达”，使每个社会细胞自动减排，这就是运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二）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代，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目前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

24、的尴尬，也是一个民族的尴尬，就是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过去30 多年，中国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就技术而言，自主创新不足。下一步应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具体来说，应在三个方面努力：制高点在于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应缔造支持创新的政策法制环境，重构战略性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平台。基础在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应改变创新资源企业薄弱的现状，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开发。应建立良好的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机制。注意通过技术入股、重奖

25、原始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机制设计，鼓励和激励创新。四、结构特征：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大协调（一）内外结构层面：由“出口导向”向消费主导型的内外联动转型提升20082009 年经济危机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无论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转变增长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及扩大出口)，还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和对中国的出口壁垒不断增加， 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使得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外需来推动经济增长， 需要研究如何调整“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构建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实现由“出口导向”向内外联动转型提升，一方面要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以实现尽可能大的战略

26、利益，另一方面应着力挖掘内需潜力，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内需。从横向看，2007 年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 居民消费率为60%， 而中国仅为34%，差距达26 个百分点。从纵向看，中国居民消费率2000 年为46.4%，2008 年为35.3%， 下降了11.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下一步应研究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欲望，如何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二）产业结构层面：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型提升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工业占较高比重有客观原因， 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则成为产业短板（只有40.1%）。第三产业滞

27、后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2007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5，占GDP 的比重不到20%。而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普遍在60%70%之间，占GDP 的比重也大都在43%左右。即使是与跟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接近、人口规模也较接近的印度相比，差距也不小。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 建议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作为切入点。应高度重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推进产权多元化，在市场性整合中扩大企业规模，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争取5 年内使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45%46%。（三）区域结构层面：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转

28、型提升区域结构的核心问题是避免“板块碰撞”。笔者在1988 年曾提出“四沿开放战略”，即沿海、沿长江、沿铁路干线和沿陆地边境线。之所以提出这一战略是为避免中国“板块碰撞”。21 世纪初，中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是以“四大板块”，即东（“率先”）、西（“开发”）、中（“崛起”）和东北（“振兴”）为主要载体的，侧重从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这是有价值的、宝贵的，应继续推进，但我认为这一战略也需完善。第一，这些战略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提出的，可惜较少顾及各地区具体的发展定位、产业分工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里“四大区域板块”与“四个主体功能区”的关系问题尚未理顺。第二，这些战略

29、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的是上世纪80至90 年代或本世纪10 年代的区域发展现状，在本世纪20 至30 年代如何发展，需要有升级性战略诉求。第三，这些战略主要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不便于区域战略和政策的细化和具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除考虑生产力的差异因素外，应特别重视空间布局因素和民族人文等政治因素。从空间布局因素看，上面提到的“主体功能区”，是实现空间布局的一个新构思，其特点是“大均衡、小集聚”，即在较小空间尺度的区域集中开发、密集布局，在较大空间尺度的区域形成若干个小区域集中的增长极。它立足于当前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开发潜力，在统筹考虑全国开发情况的

30、前提下，明确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有利于空间上相对均衡分布。从民族人文等政治因素，要特别确保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战略稳定。（四）城乡结构层面：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型提升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远比刘易斯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问题，除了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外，还有深刻的体制性问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鸿沟。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17.9% 提高到2008 年的45.7%， 城镇人口从1.72 亿人增加到6.07 亿人，这6.07 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鸿沟”应该填平了。当

31、前，破除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突破口，宜选在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有与原住市民同等权利方面。为此，应改革创新相关体制，加快农民身份的转换，首先应考虑让技术型、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再逐步扩大共享范围。下一步，在城镇化的速度上，可按每年1%来推进。在发展格局上，可按“立体网络”型状来铺陈，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不在于高楼大厦，关键在于城市是按照“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思想来构建社会结构，所以会不可避免地提出“公民社会”问题。五、体制支撑：由

32、经济转轨向“五环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 需要有新的体制予以支撑。这就涉及新阶段的中国改革问题。前30多年，中国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改革，接下来，不仅应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应有新的追求。下一个30 年，历史赋予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6。（一）确立“五环改革”的各环中心1.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经济市场化。围绕更加深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这一基本方向， 应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包括垄断性行业改革、要素价格改革以及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阶段的经济市场化

33、改革不是浅层的市场化，而是带有“攻坚”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2.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政治民主化。这方面改革的滞后，已经成为“五环改革”中的“短板”。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下一步应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有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在扩大党内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力促取得实质性进展。3.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社会和谐化。中国改革第一个30 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同时，社会新的矛盾也在出现。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

34、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体制，重点处理好国富与民生、活力与秩序、多元与平衡的关系。4.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价值先进化和多元化。首先是整体价值系统的改革，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推进文化的多元化。同时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划清公益性文化事业与市场性文化产业之间的界限，形成各自不同的运行机制，以满足人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5.环境制度改革的中心：生态文明化。推进生态文明化，需要在制度和机制上下工夫，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势在必行。（二）把握五环改革的交扣性上述“五环改革”，虽然都有其各自独立的“中心”，但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

35、笔者之所以借用“奥运五环”这个图形，正是看到了“五环”之间的环环相扣。在新阶段改革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把握这种交扣性，使各方面改革能够协调配套。其中，最关键的是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不仅“十二五”期间，而且今后相当长时期，这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化和公正化不是水火不容的， 这两条线可以兼容搞市场化未必不公正，寻求公正也未必抛弃市场化，尽管兼容难度很大。中国在未来发展转型中，应学会把握社会公平与市场化的“双线均衡”，而不应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须知，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可能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可能动乱。（三）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中国

36、“五环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是能否摆脱既得利益集团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 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还应当看到，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而试图极力维持目前这种“胶着”状态，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新、老两种既得利益的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些利益集团的羁绊， 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解

37、决利益集团的问题， 可能直面民生与权贵之间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需要采取更深刻的改革措施， 把人民群众中蕴含的积极性、创造性呼唤出来、激发出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伟力之所在。参考文献1 常修泽.中国发展模式论纲J.生产力研究，2008，(1).2 常修泽.世界发展多样性中的“中国模式”N.光明日报，2008-08-19.3 Goulet D.The Cruel Choice：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M. New York：Atheneum，1971.4 蔡昉.失衡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调整J.经济学动态，2006，(1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6 常修泽.中国下一个30 年改革的理论探讨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