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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言理论和问题理论 把流言理论和问题理论联系起来似乎并不合适。不过，人们也许会轻易地把一则流言理解为一种解答，即当做对于从集体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个问题的、特别具有就事论事色彩的、完全以精神上的即兴创作为标志的解答：例如，为了说明一个人为什么完全有理由担忧，为了说明一个人可能有的、对某项新发明持敌意态度的无论什么理由，为了表明我们应当对我们无法确定的事情持什么态度，为了论证使我们与不同于我们的人分离开来的距离，以及就这个例子而言为了证明我们的压迫者和那些剥削我们的人有多么可恨，某种流言都会出现。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不论流言明确与否，它都会导致可操作性的建议、采取行动的指令或者不采取行
2、动的指令(“不要这样做”，“不要去那里”，“不要吃那东西”，“小心”，“留神那东西”)，而这种过程也把它与某种具体的解答联系了起来。接下来，这表明，在流言之前，人们需要进行了解、或者说需要知道情况为什么是这样。这样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鲁凯特，1989)表现出了几个优点。首先，它可以更加简明扼要，因为根据这个定义来看，这里不断产生和存在的“问题”，要比已经得到证实的“解答”少得多。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使流言具有了揭示或表征把它包含在其中或把它激发出来的某种社会状态的功能；一旦人们重新建立了富有奇闻轶事色彩的故事与已经提出的问题之间的联系，这种故事便开始表达某种超出它本身范围之外的东西。最后，这种
3、视角重新把流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一组可以用计算机处理的认知机制联系了起来。人们在其中重新发现了各种社会思想过程的连续性，因而流言便不再局限于极其异乎寻常的状态。由于在19501975年这段时期一直是人们注意的对象，今天的问题理论正逐渐进入相对停滞不前的衰败状态。对于人工智能那未曾实现的勃勃雄心1的某种失望态度，和流言这个主题所具有的极端困难一起，已经促使人们沿着具有更多描述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更多“自然主义色彩”的研究道路，重新确定他们的研究取向，而这种做法与其说受到了一般认识论的启发，还不如说受到了神经科学的启发。现在，人们对详细描述各种机体不论这些机体是人还是其他生物信息处理的方式之特征
4、的兴趣，要比对于为各种研究任务建立模型的兴趣大得多了。不过，一直没有得到超越的争论点仍然存在，它就是曾经由明斯基提出、已经被专家们多次争论或者精细化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比如说，参见赖特曼，1964；鲁凯特，1973；西蒙，1973)，亦即“恰当”界定的问题和“不恰当”界定的问题之间的区别。对这种概念上的对立进行系统论述的方式有几种，基本上大同小异。其中最简单的方式是：当人们能够把除真，假二元标准之外的多种不确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于任何一个拟议中的解决方案时，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做是“界定不恰当的”。例如，有人也许因此说，这种被提出的解答或多或少是符合实际的、令人满意的、明智的、富有魔力的、有利的、经济
5、的、具有创新性的，诸如此类。但是，这种说法却不能与对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性的具体展示相提并论。对某个假日或者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提供了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关这种能够预示行动的决定类型的具体证明。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本质上都是界定不恰当的问题，而不是那些由于持续存在的、有关应当如何正确地界定它们的不确定性，而暂时是界定不恰当的问题。怛-显然，几乎所有实际问题(那些与教育、工作、爱、政治、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都仅仅适合于包含着多重标准的评价过程，而根本不能通过某种自明的证明过程而被确定下来。被人们假定的、任何一个既定的流言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显然都属于这种类型。它允许数目不确定的
6、“各种解答”存在，而其中的任何一种“解答”都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的和明确的。这种观念所具有的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可能设想某种类型学了。的确，只要一则特定的流言构成了某种“解答”，那么，它看来就似乎是对某种事例的具体表现，而这种事例可能与某些其他流言(无论数量多少)同属一类。而且，这一类事例是由那些针对一种特殊类型的问题的回应、或者至少是由那些被有效地提出的回应构成的。也许可以把这种类型描述成具有或多或少约束力的社会一认知方面的要求如果人们试图维持或者重建现实世界的稳定性，他们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类比，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种化约为某一种类型的作法
7、所具有的涵义。让我们假定，人们正在寻找如何清除或者处理某种城市垃圾的主意。从表面上来看，人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都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个体或者群体，都可以根据经济标准、生态标准、审美标准、技术标准、政治标准等等而进行不同的分类。正像我们通过党派争端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的那样，这些“解答”很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相互排斥抑或相互抑制的。但是，它们都会被一个简单的框架囊括到其中，在框架的一端受制于同样的最初预设(正在讨论的废物垃圾的存在)，在框架的另一端则受制于同样的最终结论(使所说的废物垃圾消失或者得到处理)。更加准确地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可以说：一方面是被共同体当做“觉悟启蒙”(c
8、onscientization)认可的对这些废物垃圾之存在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双方对垃圾清除或垃圾处理的一致认可。北半球的都市传说的许多例子(特别参见康皮翁一樊尚和勒纳尔，1992，2002；卡尔博内，1990)，极其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事例进行系统表述的现象，或者说根据一定数量的交织线索和一定数量的态度进行推导的现象。虽然各种有关器官盗窃的流言和故事从表面上来看五花八门，但是它们却既揭示了许多人与医疗界的关系所具有的含糊性，也揭示了医疗界如何体现从这个词的本义上说其对于共同体那些最无知、最无助的人的权力所带来的不安(参见康皮翁一樊尚，2002)。在这里，我们所探讨的并不是一堆毫无节制、蜂拥而至的幻想或奇闻轶事，而是由某一组意识和习惯支配的一类同质产物。它实际上是一道社会景观，可以说，展示了一个被如此揭示的认知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