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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精神危机与文学教育的指向 精神性生存是人类基本的、也是根本的存在状态，然而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却遭遇了精神危机。正如王元化先生晚年时常抱怨的那样：这个过于物质化、庸俗化的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王先生揭示的是人类生存精神的丧失，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丧失，致使人在物欲的驱使下迷失自身。鲁枢元先生也揭示了这种时代的病症，他说：“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迅速推进，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败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其中有惆怅，有痛心，有抱怨，乃至不乏愤怒和绝望。”人们生存于世普遍感到生存空虚和意义缺失，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被抛在世”，我们已处于赤身裸体的“被抛”状态。当人们处于“被抛”而“
2、无家可归”的在世状态时，寻求精神归宿就成为人对自身存在的诉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确立文学教育的精神立场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毕业论文网造成当下精神危机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海德格尔指出，人之所以无家可归，是因为“当今人的根基持存性受到致命的威胁”，而“根基持存性的丧失来自我们所有人的都生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精神。”而反思一个时代的精神就是反思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自当初尼采以隐喻式的方式悲怆地宣告：“上帝已死”以来，人们就开始对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反思。长期以来，人的意义世界，特别在西方，是对神和上帝的崇敬而建立起来的，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安排人世间的生活，在上帝的预设下人获得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同时
3、也成为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然而，自17世纪以来，以伽利略-笛卡尔-培根-牛顿的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开启了近现代哲学二元论的认知体系，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认为世界由物质和精神两个互不依赖、完全不同的实体构成，并由此衍生出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身体的对立与分离。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把人的精神、灵魂从人的实存肉身中分离出去，另外确立一个能够给人以存在价值与意义的绝对者，从而把人的存在归置到由这个绝对者所给出的逻辑理性之中，人便在这种理性之中得以安身立命并持存。此时，人完全将自己对爱恋的追求、幸福的向往、欢乐的流连、想象的飞扬、激情的放逐以及希望的憧憬、生命的关爱全部托付给难以依靠的理性，由此，人
4、被抽象化为没有灵魂、没有情感、没有自身意志的虚设主体。正如舍斯托夫指出：“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们都完全把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交付给理性，同时都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理性的权威和力量的界限。理性提出了它的要求，我们就无条件地同意了去神化石头、愚笨和虚无。没有人有勇气去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迫使放弃我们一切的希望和雄心，我们认为是神圣和安慰的一切东西，我们在其中看到公正和幸福的一切东西呢？理性并不关心我们的希望或失望，它甚至于还严禁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绝对理性的统治下，人则心甘情愿地成为实在知识和“客观真理”的附庸，执行它的指令，听命它的摆布，但却遗忘了自身的存在，成
5、为在场的“缺席者”。同时，理性还以“实证精神”对人类原有的丰富而灵动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进行抽取，致使情感、心灵、精神成为风干了的、破碎的“残余物”。基于此，雅斯贝斯曾尖锐地指出，处于其中的人不想高谈阔论，只求知识；不思意义，只求行动；不求感情，只思客观；不求神秘的作用力，只求确定事实。以往追求情感、理想、意愿、爱好、情趣等，都被精确、客观、实际、标准、规范、严格所取代，剩下的只是一架冷冰冰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实证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空洞了，价值观念淡漠了，情感干枯了，因为“代表这个世界的精神态度已被称为实证主义”，而“个人被融入了功能之中，存在被客观化了。”当人的存在以一种外在的理
6、性预设规约着人，人也就失去了作为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个体，作为独立的个体的人只能成为社会这架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没有自己的灵思，没有自己的魂魄，成为一种理性规范下的简单的复制品，我们的生存只是简单、单一的、重复的活着而已.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找不到能安置精神的寓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获得的仅仅是意义的碎片，我们虽依然活在世上，但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人们注重的只是当下的及时享乐，人类生存缺失了意义的支撑和精神的向度，同时人们也不再追求精神性的生存。当人类的精神生存丧失的同时，就是人对生存意义追求的丧失。正如后现代哲学家所揭示的那样，“意义需要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底层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
7、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从这一点上讲，后现代场景展示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了的形式，最终使自己也在惯性中走向崩溃。”在这样时代的规约下，人们仅注重生活表层的享乐，将人流于像动物那样仅注重表面的生存.人的生活注重表象化，肤浅化，也就失去了对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追问，将隐于生活后面的对人的生存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剔除了，人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深层根基。现代哲学观念彻底摧毁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将人类的精神根基摧毁殆尽，人类生存在世界上，没有理想、信仰和意义，人们仅仅生活在绝望和虚无之中，就如尼采所说：“我们业已废除真正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
8、许是假象的世界？但不！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在这种亦真亦假、虚幻莫测、飘忽不定的世界中，作为个体的人迷失了自己，找不到灵魂的归宿，也没有精神的寄托，成为无家可归的、孤独的灵魂的游荡者.在现代理性将精神存在的人实证化、功能化的同时，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意识得以觉醒，认识到自身的“伟大”与“万能”，但另一方面又将作为肉身的人从灵魂与身体统一中分身而去，将人的灵魂抛掷到无保护状态，也就将人的精神置入到地狱之中。然而，这种丧失精神存在的人并没有就此结束，更没有迷途知返，而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理性对人统治的力量，加剧了人类精神生存根基的丧失，致使人在背离
9、本真生存的歧途中越走越远。在技术理性的促动下，加速了人们以往对自然、神灵的解构，将人置于技术白昼之中，生存于光亮之中，失去了神灵的庇护，也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崇敬。这种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世界与人生存的祛魅化过程，使原来神圣的东西，不再有眩目的光芒，更为关键的是，作为照亮人类前行的心灵之灯光在技术光亮之中退隐了，此时，人也就失去了前行的指引，精神的支撑。技术世界越是光亮，人的心灵世界也就越加黑暗，人生存于世也就越加迷惘，其结果就是人赤裸裸的被抛在世界上，并将自身绑架到代表技术威力的机器上，成为社会这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我们每一个人都束缚在生产流水线上，成为整个工序的一部分，人类所有情感
10、、心灵、精神全部托附给技术理性来支使，最终使人的生存走向单一化、机械化、平面化，而人的丰富性、个性化则成为昔日的梦影.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们为了满足精神的慰籍和“幸福”的追求，对物质的追逐就成为人类活着的主要目标，在获取物质满足中确证自身的存在，在纵情恣意中麻醉自己。然而，物质欲望的满足是短暂的、一时的，更为关键的是一次性的。当某一个欲望满足的同时又滋生了另一个更大的欲望，物质无止尽，欲望也就无止尽，人就在这种无休止中走上不归路.这样，人就成为追求欲望的工具，而丧失人作为精神生存的自身，在欲望中迷失了人的本性，人也变得越发空虚而麻木不仁。可是，这种无休止的物质追求到头来对人只是一场梦魇。正如
11、辛格所说：“追求幸福和得到幸福，到头来往往会变成吊诡式的自我打击。我们越是幸福，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越难发现意义，而这种意义对于我们保持真正的幸福，又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追求享乐的“幸福”中，“幸福”只是一种稍纵即逝、难以捉摸的诱惑，并不能支撑人类作为精神性生存的永久幸福，更不能给人类以意义支撑，沉迷其中只能使人欲望放逐、灵魂暴露，并将人逐渐引向精神危机的深渊之中，使人成为游走在世界上的一尊道具.然而，人之所以作为人是因为人有灵性、有感情、有憧憬、有欢乐，同时也有畏惧、有痛苦、有苦闷、有困惑，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情有义的人。当人普遍弥漫在生存的虚无和无所皈依的恐慌之中，人类精神的拯救就会被关切
12、。只有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的操守，扩大和提升人的内在精神的丰富性和完满性才能克服时代的精神病症，克服物质世界里人的单一性和平面化，以致抵御物质世界的诱惑和堕落，而不至于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沼中愈陷愈深。同时，人对精神生存的追求是恒久的、是永远在途中，就像灯塔一样照亮人们前进的路程，人才不会迷失自己。再者，对精神的追求还是一种悬设，它时时慰藉人们的心灵，只要生命不止，这种形上的追求就不会停止，从而担持着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至于堕落的使命.当人们寻找精神家园成为在世的普遍诉求时，文学给人带来的精神滋养作用就被突现出来。鲁枢元先生曾指出：“文学对精神的关注，虽然不能阻止社会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但
13、却能起到一种抗衡的或者说牵制的作用。”抗衡的本身也就是一种校正，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某种制衡力量，才能促进社会走上健康之路。文学的这种品性则是其它任何学科难以取代，就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晚年也不得不对自己迷恋一生的“进步”思想进行反思，追问自己为什么科学日渐进步，理智力量越来越强大，但是心灵却日渐枯寂，幸福越来越遥远，而这一反思却触动了他久违的神经，意识到只有回到人的精神上来，回到文学艺术上来，才能真正获得人的幸福。他说道：“我的思想似乎已变成了一种机器，它只是机械地从无数事实和原料中剔取出一般规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艺术爱好的丧失会引起心灵的另一部分能力能够产生更高一级的意识状态的那一部
14、分能力的衰退。我在想，一个具有比我更高级和更为全面统一意识的人是断然不会像我现在这样的。假如我能够再活一次，我一定要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原则：一星期之内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读诗和听音乐。只有这样，我现在业已退化的那一部分能力才能在持续不断的使用中保持下来。事实上，失去这种趣味和能力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而且还能进一步损害理智，甚至可能会因为本性中情感成分的退化而危及道德心。”达尔文的“觉醒”似乎给我们以启迪：对抗现实世界的堕落，拒斥理智主义对人的异化，抵制物质欲望的诱惑，真正获得作为人的尊严和幸福，只有回到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才能从根本上为人的生存立基，而这一旨归就是文学艺术，在文
15、学艺术世界中找寻到精神的家园。因此，当人被抛在世、专注物质欲望、追求及时享乐时，只有回归人的精神存在，回到文学的精神世界中来，也就回到人的精神故乡，重新使人的精神与肉身归一，并让人的精神点亮前行的灯盏，不至于使人迷失在现实世界中.在时代遭遇精神危机之时，文学因其特有的教育作用必将义无反顾的承担起精神拯救的使命。我们讲文学教育，其实不仅仅是文学的教育，更是人的灵魂教育、情感教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精神拯救的教育。文学在推进人类精神生态和谐、健康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在人处于困境时，生存遇到无望时，心灵遭受创伤时，更需要文学艺术来对人自身进行精神救治，抚慰受伤心灵，给生命支撑起新的
16、希望。可是，作为文本的文学并不能给人以精神救赎、灵魂拯救，只有被人们阅读、接受时，文学的精神内涵、情感意蕴、生存力量才能转化为人类生命的支点，给人以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重新获得生存的信心和勇气。特别在当下人类的精神在挨饿，已经成为时代最明显的“病症”，在缤纷斑斓的物欲世界里掩饰不住人类灵魂深处的孤独、虚无和绝望，并且变得越发加剧，文学教育的精神立场越发显得重要。正是基于此，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在人类处于困境之时，都将拯救的目光投向文学艺术，寄希望于文学教育，认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为人类的生存指引方向，给人类提供“救援”。康定斯基坚信人类的精神总是向前、向上发展的，但“这一过程充满了烦恼、痛
17、苦、不幸和磨难。这条道路似乎总是障碍重重，屡遭破坏，难以通行，但是终归会有一些人前来救援。”这些“前来救援”的人在他看来正是文学艺术家，是人类精神金字塔顶上的先知和伟人，他们借助于文学艺术作品来教育、引导人们涉过一个个困境和苦难.荣格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拯救同样寄予文学艺术家们。他说：“每当人们误入歧途，他们总感到需要一个向导、导师甚至一个医生。”而文学艺术家们所担持的责任就是这样的“向导”、“导师”，因为，艺术家能“深入到那个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生命模式里，这种生命模式赋予人类生存以共同的节奏，保证了个人能够将其感情和努力传达给整个人类。”只有文学艺术家们才能将自身沉潜到人类生命存在的幽深处，给人
18、类灵魂的拯救带来“行善的力量”，最终将人类从“千难万险”的“漫漫长夜”中解救出来，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因此，重塑文学教育的精神力量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决不能把文学教育仅仅看成是道德教化的工具，也不是谋取某种功利的手段，而是人的精神教育、灵魂教育。就如鲁枢元先生所说：“艺术，并不只是一种职业一门技能。艺术还应当成为一种人生态度，这意味着独立自主、自得其乐、自我完善。艺术还应当成为一种生存境界，一种留恋忘返，沉迷陶醉的高峰体验.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生存的神话，是人们的自我救治、自我保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性情得到养护、情感得到滋润，不至于我们在物质世界里迷失自己、丧失人生航向，而能够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仍把持自身，促进人的精神生态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