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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文学,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1、机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2、大兴党狱，谋害功臣。,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政治方面,1、休养生息。重视农业生产，带来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2、资本主义萌芽产生。3、印刷业发达。,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经济方面,明代文学,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1、明初实行高压政策。2、明中期王阳明“心学”提出。3、李贽学说“童心说”。,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文化方面,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但其暴戾与残忍也为历史上罕有。(一)朱元璋虽是农民出身,但当了皇帝后,身边服侍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一位姓杜的师傅，专门负责给朱元璋打理
2、容颜，职称叫“整容匠”。有一天,杜师傅为朱元璋修指甲，事毕之后，他把剪下的碎指甲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揣进怀中。朱元璋看在眼里，问杜师傅意欲何为。杜说“指甲出自皇帝圣体，岂敢狼藉？卑职将回家去，谨慎地珍藏起来。”朱元璋斥道：“你胆敢欺我，你为朕修了十几年的指甲，难道都珍藏起来了吗？”杜答：“回皇上，卑职全都藏起来了。”朱元璋命锦衣卫看住杜师傅，再派人到杜家去取指甲。少顷，使者从杜家捧了一个红木匣子回来，只见里面全是碎指甲。使者说：“这个指甲匣子供在佛龛上,匣前摆着香烛敬奉。”朱元璋顿感时大喜，命锦衣卫把杜师傅带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诚实知礼，朕很喜欢。”当下，就赏了杜师傅一个大常侍卿的
3、官职，相当于中央机关事务局局长的位子。,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朱元璋轶事,(二)某年年宵节，朱元璋微服出行，到了南京城的聚宝门外，见街上一户人家悬挂一只彩灯，上面绘了一个大脚妇人，怀抱一只西瓜而坐。朱元璋站在灯下，当时脸色就变了。他猜度，“怀”谐音“淮”，西瓜取一个“西”字，合起来就是“淮西”。朱元璋老家一带，统称淮西又称淮右。他自已说“朕本淮右布衣，起于田垅”。他自己这么谦虚是可以的，但绝不允许别人说他是泥腿子出身。他觉得这盏灯笼上的画是讽刺马皇后乃“淮西大脚妇”，不觉勃然大怒，立即命令锦衣卫将这一家九族三百余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掉，如此仍不解气。还将这条街上的所有居民，全部发配到蛮荒之地
4、充军。,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三)某日，朱元璋从言官的奏本得知，京城各大衙门政纪松懈，官员人浮于事。当天晚上，他便亲自上街寻查。走过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但见都有吏员值守，到了兵部门口，却是空空荡荡无人值守。朱元璋让随行兵士摘下大门旁边挂着的兵部衙门的招牌，扛起走了。走不多远，一位吏员急匆匆跑过来交涉，要夺回这块招牌，锦衣卫对其呵斥，仍将招牌扛回到皇宫。第二天，朱元璋召来兵部尚书，斥问昨夜谁在衙门值班。尚书回答是“职方司郎中及其所属吏卒”。朱元璋又问前来抢招牌的那个小吏是哪儿的，尚书回答“该吏亦属于职方司。”朱元璋当即下令诛杀那个擅自离职不值夜班的职方司郎中。空下的职位，由那个抢招牌的
5、小吏接任。对兵部的处罚是从此不准挂招牌。因此，从这年开始到永乐皇帝迁都，40多年，南京的兵部再没有署榜的招牌。,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四)洪武初年，朱元璋路过南京城外的一座废寺，走过去看了看发觉墙壁上有一幅画，墨痕尚新，显然是刚画上去的，画面上是一个布袋和尚，旁边题了一偈：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装。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毋庸讳言，这首谒是讽刺朱元璋行政苛严，要他放宽一些，争取做到“无为而治”。但朱元璋怎么可能有兴趣去练这种政治瑜伽呢？他觉得写偈的人是“恶毒攻击”，命人四下寻找，但四周空无一人。一气之下，朱元璋只好下令一把火烧了那座废寺。,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明太祖虽
6、然以武功夺取了天下，可他建国以后，却更加重视文臣的作用。对文臣的厚待，使那些曾跟从他出生入死，打下大明江山的武将们很不满意，明太祖为此曾向他们解释说：“世乱用武，世治宜文。这并不是我对他们有什么偏爱呀！”可那些武将们仍然不甘心，他们趁机向明太祖挑拨说：“陛下，您可曾想到过那些文人们仗着他们的学问，是很会讥刺人的呀！”明太祖奇怪地问：“何以见得呢？”武将们就说：“那张九四(即张士诚)是很厚待文臣的，可他的那些谋士们却为他取了士诚这个不吉利的名字。”,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文字狱与明代文学,明太祖问道：“士诚夕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吗？”武将们便为他解释道：“孟子说：士，诚小人也。那些文臣们就利用它
7、的句读，解为士诚，小人也。这不是在骂他是小人吗？”明太祖一听，果然动了心。从此，他对文人们的谈吐言语及奏章诗文都十分留心，寻找其中是否有讥刺挖苦他的言外之意，有时甚至是吹毛求疵，无中生有。无论是什么情况，凡是被明太祖认为是在讥刺他的文人，大都送了命。这就是洪武年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一次，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两句，明太祖读了，勃然大怒，高声说:“这个许元竟敢讥我曾做过和尚，咒我乱世，真是该杀。”原来“法坤”二字音同“发晃”；“藻饰太平”又被他读作“早失太平”的谐音。结果，这位许元先生被砍了头。,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贺万寿表中，有“
8、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明太祖看了，认为“则”是“贼”的同音，赵伯宁一定是在讥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一怒之下，斩了赵伯宁。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为人作则”等语，也被看作是以“光”讥其为僧、以“则”讽其为寇，因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的表章中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等语，可在明太祖看来，“有道”就成了“有盗”，“青门”也就成了寺庙，吴宪便因此而做了又一个文字狱的牺牲品。像他们这样无辜冤死的文人学士，在洪武年间数不胜数。,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来揭秘吧据悉一时间，为了躲避文字狱，当时社会凡是与“僧”、“秃”有关的词语，都成了禁忌，甚至连“光”“亮”等字，也都是要避讳
9、的了。至于那些“贼”、“寇”之类的字及其音近的“则”等字，就更说不得了。为了避免这场腥风血雨的文字狱，有些人壮着胆子向明太祖建议，要他颁发一个样式，使文人们写作有所依赖，避开忌讳。明太祖也觉得很有必要，就亲自制定了一个格式，颁发到全国各地。山西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有一个姓张的学正，就是利用明太祖颁发的通告，才侥幸保全性命的。一次，这个张学正在贺表中用了“天下有道”和“万寿无疆”两句话，明太祖见了，火冒三丈地说：“还有人敢骂我是强盗，我倒要看看他长了几个脑袋。”派人将张学正抓了起来，刚要将他推出去斩首，张学正高喊一声：“且慢，我在临死之前，还有一句话要说。”,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明太
10、祖看了看他，喝退武士，只听张学正一字一句地说道：“陛下曾颁下通告，表文中的词句一定要出之有据，引之有典。臣所写的天下有道是孔圣人的格言，万寿无疆，也是引自诗经，这哪里是诽谤您呢？”明太祖一下子被问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免了他的死罪，将他罢官回家。张学正也就成了洪武年间唯一身负文字狱而得以生还的人。洪武文字狱不仅涉及奏章贺辞，凡是在明太祖面前出现的文字，都有获罪的危险。刚刚建国时，山东竞州有个叫卢熊的知州，上疏皇帝，要将州衙的大印改一下，当改好的大印呈到明太祖面前时，“充”字竟被书吏误抄成了“衰”字，明太祖看了十分恼火，大发雷霆，说道：“你们看，这个小小的知州竟在要我滚蛋呢！”说罢，一道御旨就把这个
11、知州给宰了。,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从历史的发展看，封建社会前期文网较疏阔，愈到后期文网愈细密、罗织愈深入、态度愈蛮横、手段愈残忍。唐代基本无文字狱，因为当权者有一种较为理性、宽容的心态。李白、杜甫在诗中指斥权贵、批评时政，白居易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风流韵事写成长恨歌四海传唱，朝廷皆处之泰然、听之任之。皮日休、罗隐在文集中猛烈地抨击社会，也并未遭到焚书杀身之祸。宋代以后，文人下笔禁忌逐渐增多，风骨日益萎靡不振，甚至催生了一批丧失人格、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这些无耻文人，专以伺探、吹求的小人伎俩，从他人的字里行间发现、收集材料，意图加害于人，以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这种人对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影响极
12、为恶劣。,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要求普天之下都是它的子民，所有子民都是它的奴仆，所有奴仆都要有统一的思想，所有士人都只能是皇权的代言者，所有的文字都要用一种腔调发出声音。其本质是否定人应有的思想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学术发展的自由。对于历史上那些文字狱的苦主来说，他们的罪过只在于表达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抒发了一种个人的情感、记录了若干历史的事实。如此而已，何罪之有？龚自珍咏史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两句诗，道出了封建文化专制、思想禁锢、舆论高压下诗人内心的痛苦、辛酸与无奈。,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对于历史上那些文字狱的苦主
13、来说，他们的罪过只在于表达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抒发了一种个人的情感、记录了若干历史的事实。如此而已，何罪之有？龚自珍咏史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两句诗，道出了封建文化专制、思想禁锢、舆论高压下诗人内心的痛苦、辛酸与无奈。文字狱的长期肆虐，对于民族的学术文化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它窒息了民族心灵的生机，败坏了学术创新的精神。在形形色色诗祸、文祸、史祸的凄风苦雨中，学术不再是一种社会关怀、心灵追求，它蜕变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形而下的技巧与器能，从而造成普遍的道德萎靡与人格异化。在一个文化健全的社会，自由的思想、写作应与空气及水同在。同样，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度，大概不会有人拿着放大
14、镜到别人的字里行间去深挖细找“罪证”，更不会为了诗文作品置人于死地、株连及九族的。文字狱应该成为历史。让我们把这柄悬在文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陈列进历史博物馆，以不断地警醒世人！,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从历史的发展看，封建社会前期文网较疏阔，愈到后期文网愈细密、罗织愈深入、态度愈蛮横、手段愈残忍。唐代基本无文字狱，因为当权者有一种较为理性、宽容的心态。李白、杜甫在诗中指斥权贵、批评时政，白居易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风流韵事写成长恨歌四海传唱，朝廷皆处之泰然、听之任之。皮日休、罗隐在文集中猛烈地抨击社会，也并未遭到焚书杀身之祸。宋代以后，文人下笔禁忌逐渐增多，风骨日益萎靡不振，甚至催生了一批
15、丧失人格、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这些无耻文人，专以伺探、吹求的小人伎俩，从他人的字里行间发现、收集材料，意图加害于人，以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这种人对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影响极为恶劣。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要求普天之下都是它的子民，所有子民都是它的奴仆，所有奴仆都要有统一的思想，所有士人都只能是皇权的代言者，所有的文字都要用一种腔调发出声音。其本质是否定人应有的思想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学术发展的自由。对于历史上那些文字狱的苦主来说，他们的罪过只在于表达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抒发了一种个人的情感、记录了若干历史的事实。如此而已，何罪之有？龚自珍咏史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
16、稻粱谋。”这两句诗，道出了封建文化专制、思想禁锢、舆论高压下诗人内心的痛苦、辛酸与无奈。文字狱的长期肆虐，对于民族的学术文化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它窒息了民族心灵的生机，败坏了学术创新的精神。在形形色色诗祸、文祸、史祸的凄风苦雨中，学术不再是一种社会关怀、心灵追求，它蜕变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形而下的技巧与器能，从而造成普遍的道德萎靡与人格异化。在一个文化健全的社会，自由的思想、写作应与空气及水同在。同样，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度，大概不会有人拿着放大镜到别人的字里行间去深挖细找“罪证”，更不会为了诗文作品置人于死地、株连及九族的。文字狱应该成为历史。让我们把这柄悬在文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陈列进历史博物馆，以不断地警醒世人！,第二讲、朱元璋与明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