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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性一个关于规范与事实紧张的宪法例证(1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内容摘要：我国农民宪法地位具有双重属性，即政治性和法律性，且两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规范因素是因为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决定了“人民”和“公民”两个宪法概念的不一致；事实原因是我国长期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这一状况结揭示出理想与现实、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有必要通过解释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并通过完善公民基本权保障体系缓解紧张。关键词：农民、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宪法概念、规范变迁从法律逻辑上来看，农民的宪法地位似乎应毋庸议。一则，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关于国体、统
2、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体的内容暗含了农民的政治地位；二则，体现农民法律地位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诸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农民是人，是公民，自然是基本权利主体。两者结合，似乎农民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具有统一性。实则不然。一方面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的互为纠结使问题并非如法律逻辑那样清晰、明朗，他方面比较宪法史也不乏关于一部分自然人长期没有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平等保护的例证。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我国文本载明的宪法概念进行规范阅读，结合理论、比较法和现实，获致对农民宪法地位的整体认识。一、双重属性与不对称在我国，农民
3、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属性，且两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所谓双重属性，是指农民既具有政治地位，也具有法律地位。所谓不对称，是指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间具有落差。造成这一状况的既有规范因素，也有事实原因。规范因素是因为宪法具有双重性，即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意义上“人民”概念和法律意义上“公民”概念并非总是重叠；事实原因是我国长期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属性与落差也反映出理想与现实、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在宪法史上，并非所有社会群体的宪法地位都具有一致性。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政治地位而无法律地位，或者享有不完全的法律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法律地位而
4、无政治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法律地位。这是因为，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与法律的不一致性决定了“人民”和“公民”两个宪法概念在规范内涵上的差异。当今社会，不管一国实行何种制度，宪法的政治性使各国宪法都将“主权在民”或者“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宪法原则，宪法也被视为全民意志或者人民意志的产物。借助“主权在民”理念催生的现代宪法，无人敢于公然宣称将一部分社会群体排斥在人民之外，宪法须依赖“我们人民”这样堂而皇之的政治宣示奠定其合法性。但是，政治上的宣示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宪法上的人民并不必然就是法律上的公民。由是之故，某种意义上，一部宪法史也是逐渐缩小社会排斥范围的历史，而部
5、分社会群体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错落的种种形态，也构成了宪法社会排斥史的规范写照。历史上，最为明显地只有政治地位而不具有法律地位或者不完全法律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黑人和妇女。其中黑人宪法地位的变迁史既对美国宪法序言所宣称的、且被美国人长久引以为傲的“we the people”形成巨大讽刺，也折射出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美国宪法通篇甚至对黑人未置一词，但宪法直接涉及奴隶制的条款有五条，间接涉及的有十多项条款，其中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关于奴隶制的妥协条款有三条。这就是五分之三条款（the three-fifths clause）、奴隶贸易条款（the slave trade clause）和逃奴条款（
6、the fugitive slave clause）。五分之三条款出现在美国宪法第1条。该条规定国会的权力，其中第2款（3）规定：“众议院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合众国所辖各州人口之多寡，分配于各州，此项人口数目（包括所有自由人及五分之三非自由人并包括服役期内之人，但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算。）人口统计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及此后每十年，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实行之。”其中的“五分之三非自由人”指的就是黑人。奴隶贸易条款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9款，该款（1）规定：“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应当准予入境之人，其迁徙或入境时，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禁止之。但对于其入境，得课以每人不超过10元的税金
7、。”如果仅从字面来看，这里并无任何黑人或者奴隶之字眼，不了解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的人甚至不能从中看出这是一条关于黑奴买卖的规定。实际的情形是，该条的“准予入境之人”指的是黑人，“准予入境”是指奴隶贸易。翻译成白话，该条可表述为：现有任何一州可以自由从事奴隶贸易。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制止奴隶贸易。但对于奴隶贸易，每人须收取低于10元的税金。逃奴条款出现在第4条。该条是关于州与州及联邦之间关系的内容。第4条第2款（3）规定：“凡根据一州的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因该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结束其该项兵役和劳役，而应因服役州的要求将其人交还。”此处也没有出现任何黑人或者奴隶制字眼，而
8、是“服兵役”或“劳役者”，其中“劳役者”就是奴隶。用直白的语言叙述，该条的意思是这样的：一州逃往他州的奴隶，他州必须负责交还。从五分之三、奴隶贸易和逃奴条款的内容来看，制宪之时的美国黑人不具备完整法律人格，只相当于五分之三的人，他们是奴隶，也是财产。美国宪法之所以措辞如此含蓄隐晦却又选择默许奴隶制度的存在，实乃是理想让位于现实、法律让位于政治的结果，既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性，还是一种妥协。一方面，蓄奴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1789年制宪之时，13州中有7个州是蓄奴州；出席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中，有9人是种植园主，有15人是奴隶主；作为制宪者之一、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
9、麦迪逊就是蓄奴者；另一个虽然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但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美国开国之父的杰弗逊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蓄奴者。另一方面，制宪者熟悉自然权利理论，深知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意味着什么，让独立宣言中“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庄严文字依然激荡于胸的他们在宪法中公然写出“奴隶”或者“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制宪者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对现实予以默认，但又心存不甘。他们既要默认这一与自己理想相悖的制度，又不愿直陈其事，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春秋笔法。制宪者面对现实的无力、尴尬乃至虚伪还充分表现在对宪法原文是否应包含权利法案，以及对1787年宪法原文的批准上。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之一的平克尼将
10、军就曾道出了其中的隐衷。他在1787说服南卡罗来纳州宪法批准会议上的辩论道：“对于本州的成员而言，另外一个反对插入权利法案的理由极为重要。这样的权利法案通常以宣称人人生而自由为开始。现在，我们（固然）应以极糟糕的恩惠宣称这一点，（但）当我们财产的大部分是由人组成的时候，谁实际上生而为奴呢？”这里既表现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紧张，也显示出宪法的政治性和受历史条件决定的特点，即宪法本身并不能抵御那些明显具有违宪内容的条款，作为政治决断，宪法内容受制于事实，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也是妥协的结果。更有甚者，如果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美国黑人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法律地位。在1857年的德雷特
11、斯格特诉桑弗特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否认美国宪法中“人民”与“公民”的区别，来拒绝给予斯格特以自由人和美国公民的身份。首席法官塔尼在阐释裁决理由时指出了“公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美国人民和美国公民两者是同义词，两者皆指“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有权通过代议的方式参与政府的主权人民”。宪法制定时，联邦没有公民，宪法批准后，联邦内各州的公民在宪法生效时转化为联邦公民，但在宪法批准时黑人不是各州的公民，因而他们也没有能够转化为联邦公民。州可以在联邦成立后，将本州的黑人变成本州的公民，但不能将黑人变成联邦公民。所以，黑人不是美国联邦公民，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也无权到联邦法
12、院告状。塔尼还特别认为，殖民地的领袖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并没有将作为财产的黑人包括在他们所指的“所有人”的概念中，黑人的公民地位和权利问题，“根本就没有被制宪者们放在心上”。他认为，制宪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意义，也清楚其他人会怎样理解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涵义；他们知道任何文明社会都不会将黑人种族包括在内，也知道黑人种族将根据公意总是被排除在文明政府和文明国家之外而注定要成为奴隶的”既然黑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公民，那么黑人的宪法地位是什么呢？塔尼认为黑人应定为介于外国人和公民的地位。所谓公民，他们必须效忠美国；所谓外国人，他们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这就是说，美国黑人既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也
13、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法律地位。另外一个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不完全对称的例子是美国妇女。妇女在美国属于自然人，理论上属于人民，具有公民资格；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条文和字面含义上，也看不出有关美国妇女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差异的内容。但在实际上生活中，美国妇女长期只享有宪法规定的私人权利，不享有政治权利。所谓私人权利，是指妇女可以与成年自由人一样签署契约、买卖房屋等；她们也有人身安全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享有宪法规定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是，妇女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享有政治权，即没有投票权，不得参加陪审团，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服兵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参加陪审团和服兵役不仅
14、仅是公民义务，而是公民权利，即具备公民身份资格的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只享有完全公民资格的人才享有的权利，而非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妇女是自然人，但她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陪审团和服兵役是公民权利，也是政治权利，妇女自然不享有这些只有公民才享有的权利。这一状况直到1920年美国宪法通过第19条修正案之后才予以改善。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自然人在政治社会里具有双重身份，私身份和公身份。私身份有权从事私人行为免于国家干预，公身份则以公民资格参与公共生活。只有具有完整的公民资格的人才同时具有两种权利。正因为此，美国政治学家阿克曼提出了“私人公民”这一概念，其意在于把自然人的“私”的一面与“公”的一面统合起
15、来。严格而言，这一概念只存在于一个实质上教育和财富基本同质，形式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妇女之间在实质和形式上不存在任何差别，或者差别不大，个人既享有私人意义上的宪法基本权，也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私人公民”的概念才能成立，个人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完全统一。只有法律地位而无政治地位的典型例证是外国人。宪法在宣称人民是国家主人，宪法是人民意志之时，并没有将外国人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国家概念所包含的主权、领土（疆域）和人民中的“人民”是指主权国家疆域之内的人民，主权国家概念将外国人排斥在人民范围之外，宪法宣示的人民不包括外国人。因而，不管是在一国旅
16、游、短期居留还是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只要不具有住在国的国籍，就不是本国人，不是公民。除此之外，外国人不具有政治地位还表现在他们不享有选举权、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等问题上。虽然外国人在居住国没有政治地位，但他们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而不是全部，如人身自由、财产保护等，因为外国人是自然人，很多国家宪法基本权利的主体是“人”，“人”既包括本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目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外国人在居住国享有的权利范围呈逐渐扩大之势，可以享有某些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等。但是，总体上，外国人不享有政治地位，只享有法律地位。我国文革时期的宪法现实提供了一部分人不具有政治地位但却享有不完全法
17、律地位的例证。那时，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在政治上被称为“反动派”或“反动分子”，被排斥在人民的范围之外。他们是公民，但被剥夺政治权利，不享有宪法基本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导我国政治现实的是毛泽东的敌友区分理论。在此概念之下，人民和公民的概念不一，范围不同。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所谓朋友，在国内指的是人民；所谓敌人，指包括国内外的“反动派”和“坏分子”。属于朋友范围内的，是人民，也是公民；国内的“反动派”和“坏分子”的，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虽然他们是公民。敌友区分处于宪
18、法理论中政治决断论的核心。政治斗争中区分敌友并非毛泽东独此一家，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中就包含了政治行为和动机中敌友的基本划分。因极端依赖事实，决断理论被批评为是不受自身之外任何事情束缚的结果，也是政治观念中的虚无主义。11但是，与任何宪法理论家相比，施密特都显示出他对权力真实运行状态的非凡洞察力，因而政治决断理论恰恰是建立在对政治事实的清晰认知之上。虽然这种宪法理论因极端依赖事实而缺少一种评价和规范的尺度，决断论被批评者认为缺乏关于决断的形而上学，即关于决断的正当性基础，然而很多情况下，政治的强权事实状态使规范显得卑微，评价因此变得无力。毛泽东政治上的敌友区分论与其宪法观显示出内在一致性，即强调宪法对事实的承认。他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公民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12可见，毛泽东的宪法理论更多属于实质主义宪法观，与政治决断论有某种契合。共5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