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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年转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感谢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毛其林与吕越博士在本文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也感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宋泓研究员的评论与建议。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研究机构的观点，且文责自负。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转型，通过融入国际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生产体系与价值链创造，中国已经演变为全球的制造与贸易中心，并在2009年成为世界出口与贸易盈余的第一大国。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继续在总体上保持了开放与自由化的趋势，不但履行了中国加入WTO所做的非歧视待遇与市场准入的承诺，而且在实施区域经济与贸易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2、步伐。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贸易发展与政策转型对国内产业、区域发展、劳动力市场、能源与环境以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冲击。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中国能够重新反思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贸易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认识与理解构建新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为向更加稳定、均衡和可持续的对外贸易发展的路径转变奠定思想基础。一、 中国对外贸易转型的程式化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深入刻画和理解近年来中国贸易发展与转型的程式化特征，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国贸易持续发展背后的成因与逻辑，也将有助于判
3、断其对自身乃至整个世界的各种影响。（一） 中国日益成为新国际分工的积极参与者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日益深化的相互依赖性的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在于，原本垂直一体化的产品生产过程已经被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和区段，在空间上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形成了不同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的工序和区段的新国际分工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Fragmented Production）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方式，中国成功地崛起为贸易大国和世界制造工厂。一个能够充分反映中国融入国际分散化生产网络的指标是计算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比率。该指标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
4、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垂直专业化比率”（Hummels et al., 2001）。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根据Hummels et al.（2001）的方法计算发现，在1992-2003年的12年间，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已经由14%上升到21.8%，上升了50%。而上升的7个百分点当中，大约有5个百分点是来自日本、韩国和东盟等东亚经济体中间投入品的进口；Dean et al.（2007）则进一步将加工贸易从一般贸易中分离出来，他们的结论是2002年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为35.9%，相
5、比1997年的29.3%增加了23%。其中，2005年中国总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比率中有16%和33%是分别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由于Hummels et al.（2001）方法存在简单的假定所有出口和国内销售存在相同的进口投入系数的缺陷，Koopman et al.（2008）联合贸易统计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采用数学规划方法，考虑了加工出口与一般出口及国内销售不同的进口投入系数，重新估计了中国出口中的外国成分，发现这一比率高达50%，在某些行业，例如电子设备，这一比率甚至高达80%。在此基础上，Koopman et al.（2009）进一步发现，
6、对于那些进口含量较高的产品，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美国是主要的贡献者。最近，Maurer and Degain（2010）强调，由于中国的进口投入更多的来自出口加工区，如果不对中国的出口进行出口加工区和非出口加工区的区分，则可能低估中国的进口含量。修正的结果表明，到2008年，来自出口加工区的进口含量高达56%，而非出口加工区的进口含量仅为19.7%，二者加权的进口含量为37%。显然，无论用哪种方法来衡量，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网络的程度都是较高的，而且从时间演进上来看，总体上呈现出日益深化的趋势（表1）。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与东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经济体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所构成的东亚分工网
7、络是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核心。但遗憾的是，这种新国际分工网络也被认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遭受“雷曼冲击”（Lehman Shock）的最根本的传导机制之一，其在金融危机面前的脆弱性显而易见（Kuroiwa and Ozeki, 2010）。 由金融危机导致的欧美最终需求下降致使中国出口急剧萎缩，并经后向关联传导至东亚其他经济体，从而使金融危机的冲击蔓延到整个东亚分工网络。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国在整个东亚分工网络中的参与程度及重要性。表1 不同方法衡量的中国出口贸易的进口含量（%）年份MDaDFWbHIY（课题组）cHIY（KWW）dKWWd1997n.a.29.315.219.052.
8、42002n.a.35.921.026.448.72006n.a.n.a.n.a.27.150.6200837%n.a.n.a.n.a.n.a.资料来源：a来自Maurer and Degain（2010）；b来自Dean et al.（2007）；c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d来自Koopman et al.（2008）。（二） 外资企业逐渐成为贸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获取大部分贸易利得过去的十几年里，在开放型激励政策的作用下，中国一直是吸引FDI的明星。因此，在对外贸易领域，外资企业作为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的重要力量就不足为奇。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外资企业在总出口和总进口
9、中的比重分别由1990-2000年间的32.4%和44.0%，上升到2001-2008年间的55.4%和56.5%。与此相应的，是外资企业对贸易增长贡献的稳步提升和内资企业对贸易增长贡献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表明（李坤望，2008），在1996-2001年间，中国出口增加部分有64.3%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国内企业的贡献度只有35.7%，到了2002-2007 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到78.5%，而国内企业的贡献度则下降到21.5%。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加工贸易中的企业性质结构，则会发现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更大。Feenstra and Wei（2010）提供
10、的数据表明，在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中，外资企业的份额已经分别由1992年的39%和45%迅猛增加到2006年的84%和85%。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卓越表现，让很多观察者相信，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廉价的要素价格，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而进口很大程度上是“为出口而进口”。如果仅是简单的观察外资企业在贸易中的份额变化，仍不足以判断外资企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决策。Dean et al.（2009）按照合约实施的类型对加工贸易的份额进行了计算。他们发现，在1996年，从事出口加工的外资企业倾向于将企业所有权与当地投入控制割裂开来。以对美国和日本的加工出口为例，在P&A（Proc
11、ess and Assembly，来料加工）合约下（外国企业控制进口投入），加工出口到美国和日本的分别仅有26.5%和17.8%来自中国的企业，而在PWIM（processing with imported materials，进料加工）合约下（中国的企业控制进口投入），加工出口到美国和加工出口到日本的分别有60.7%和56.3%来自外资企业。到2007年，在P&A合约下，加工出口到美国和日本的分别仅有8.3%和8.0%来自中国的企业，而在PWIM合约下，加工出口到美国和加工出口到日本的分别高达75.9%和71.1%来自外资企业 这里“中国的企业”是相对于“外国企业”而言的，包括中国的本土企业
12、和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则指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由于P&A由外国企业控制进口投入，而PWIM由中国的企业控制进口投入，因此，一般认为，PWIM较P&A而言可以获得更多的增加值。外资企业在PWIM合约下的加工出口中占据非常高的比例，说明外资企业控制了更多的进口投入，也获取了更多的加工贸易利得。因此，从合约实施的角度来看，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加工贸易的主导者，相应的，来自加工贸易的贸易利得也主要被外资企业所获取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经典案例可以提供佐证：苹果的IPOD由中国的富士康等外资企业加工组装，一部30G的IPOD在美国售价约299美元，最后负责组装的中国分得的价值不到4美元，但出口
13、到美国给中国带来的贸易顺差却高达150美元。有意思的是，利用更加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产品数据，Manova and Zhang（2009）发现，企业贸易行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国所有权的比重。平均而言，外商独资企业比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更可能进行双向贸易，而后者进行双向贸易的可能性比国内民营企业的可能性又更大。而且，进口产品的种类范围和进口来源国的数量随着外国所有权的程度增加，出口产品的种类范围和出口目的地的数量随着外国所有权的程度减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仍可归结于外资企业通过大量进口投入品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加工贸易模式 出口产品的种类范围和出口目的地的数量随着外国所有权的程度减少，这
14、一现象不符合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预期。Manova and Zhang（2009）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生产的相对更加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可能仅有少数发达国家才会产生需求，而国内企业所生产的相对标准化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则为更多的国家所需要。，并正好为前述文献的发现提供了佐证。（三） 贸易增长主要沿着集约的贸易边际实现，而扩展的贸易边际的贡献较小根据新近发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Model），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贸易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rade）和扩展的贸易边际（the extensi
15、ve margin of trade）而实现的（Melitz, 2003）F。集约的边际意味着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扩展的边际则表明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是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Amiti and Freund（2007）采用HS-10位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发现，自199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40%，但扩展的贸易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多不过15%，几乎中国对美国的所有产品出口增长都源于集约的边际。李坤望（2008）的研究表明，在1995-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中，扩展的边际贡献为23.38%，集约的
16、边际贡献为76.6%。利用CEPII BACI 1995-2005年HS-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钱学锋和熊平（2010）也发现，无论在多边层次上还是在双边层次上，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94%），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重很小（6%）。Manova and Zhang（2009）考察了多产品企业（multi-product firm）框架下中国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他们发现，在2003-2005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新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30%，扩展的边际），老企业老产品对老市场的出口（42%，集约的边际）以及老企业增加了新的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地（28%，扩展的边际）。同期，进
17、口增长方面这三者的比重分别为27%、51%和2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了一国出口增长的质量变化。因为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根据产品的分类编码的变化来确定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这就可能出现某些产品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质量的升级但在分别编码上却没有变化，从而使得质量的变化在二元边际框架下得不到反映。这些都说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是数量扩张，而不是产品的多元化，因此，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通过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是中国贸易的主要竞争优势。由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研究表明，集约的边际极易遭受外部冲击从而导致增长大幅波动，并将进一步引发较高的收入不稳定
18、，同时还可能因为出口数量扩张而导致该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出口明显偏向于集约的边际的增长结构，事实上已经为理解中国出口贸易极易遭受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冲击的影响、以及在出口繁荣期却经历持续的贸易条件恶化提供了可信的解释。（四） 出口的显现技术含量确实在提升，但影响因素复杂中国的出口技术水平确实显著的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在目前中国的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30%。Schott（2006）和Rodrik（2008）认为，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超过了其自身的发展水平而与高收入国家比较接近 Schott
19、（2006）使用出口相似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复杂度；Rodrik（2008）则假定一个商品的复杂度水平由该商品所有出口国家人均GDP 的加权平均数来衡量，权重为出口国在该商品总出口额中的份额。尽管Schott（2006）和Rodrik（2008）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定义不同，但他们都发现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超出了其人均GDP的所对应水平。但更多的观察者指出，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以及政策因素的作用，中国的出口技术含量可能被大大高估了。Amiti and Freund（2007）指出，由于中国进口了大量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国内加工再出口，如果排除加工贸易因素，那么所谓的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仅
20、仅是统计假象（statistical mirage）。李坤望（2008）、姚洋和张晔（2008）以及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国外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水平。Xu and Lu（2008）认为，中国相对较高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利用详细的产品和企业层次的微观数据，他们发现1998-2005年间，外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和中国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没有相关性，但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独资企业对于提升中国出口复杂度至关重要。Wang and Wei（2008）的发现令人惊讶，他们认为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并没有帮助中国的出口结构与高收
21、入国家的出口结构趋于相同，相反，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高新区税收优惠等政府激励政策是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显然，这些研究体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即：中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强大的且仍在不断提高的竞争力，但这种提高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源自于国内的技术升级和技术附加值的贡献目前还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并且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许斌，2008）。（五）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贸易的扩张不匹配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然而，中国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模式导致了中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似乎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和英国的经济学人情报机构（EIU）提供的数据，以
22、1995年为基期，中国的净贸易条件已经恶化为2004年的89和96，到2007年则进一步恶化为77和93，前者下降幅度高达23%，后者也达到了7%。如果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确如上述研究表明的那样，那将意味着中国从贸易当中所获取的交换利得正在不断下降，甚至可能发生了所谓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现象。这显然让人们对中国贸易爆炸式的增长的前景产生了忧虑。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测度方法，由于忽略了贸易品种类变化的重要影响，将导致低估出口价格指数，而高估进口价格指数，最终导致贸易条件的测度出现实质性偏误（Broda and Weinstein
23、,2006; Feenstra et al., 2009）。在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条件下，钱学锋等（2010）测算了1995-2004年间中国与40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他们发现，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测度方法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被低估1.63%，而考虑种类变化的实际贸易条件大约改善了1.36%。这一研究发现稍微挽回了人们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悲观判断，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新产品种类的增加对贸易条件的改善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产品种类增加，提升扩展的边际在贸易增长结构中的比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进出口结构转型，对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进而维护中国的贸易利得
24、至关重要。通过积极融入新国际分工网络，中国实现了持续的贸易繁荣并日益成为崛起中的贸易大国。但由于出口中蕴含着较高的进口含量，以及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并没有获取与其贸易规模相匹配的贸易利得。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进出口在总贸易中的较高比例也使得中国的出口技术含量被高估。另一方面，中国贸易增长过度依赖集约的边际的二元边际结构，导致了持续的贸易条件恶化和面临外部环境冲击的增长波动。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型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过去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6年，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对外贸易政策保持基本稳定。加入WTO后，中国贸易政策的
25、重点是进行对外贸易体制调整，履行入世承诺。这一期间，中国开始了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对外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从局部的政策性开放向全面的体制性开放转变。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贸易政策受WTO规则体系约束，并受WTO及其成员国的监督。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的各方评价如表2所示。中国这一时期的贸易政策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平稳，出口退税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对加工贸易以扶持为主（裴长洪，2009a）。表2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2001-2006）：各方观点 中国政府的观点WTO秘书处的观点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的观点法律制度与透明度a.中国根据WTO规则和入世承诺对近2000项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了调
26、整；b.入世后，中国政府的透明度显著增强；新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有更严格和明确的要求；96%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大部分地方政府机构建立了网站。a.中国按WTO规则对法律制度、管理机构、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立法和政策框架的复杂性增强；b.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增强。中国政府在透明度方面取得较大进步，但尚没有建立贸易措施的“通告-评论制度”（notice and comment procedure）货物贸易a.平均关税水平从加入世贸前的15.3%逐步降到2005年的9.9%；中国所有产品关税均实行约束关税；b.按入世承诺消减了非关税措施c.2004年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a.中国的关税
27、水平降低较快，取消了一部分非关税措施；b.中国的进口方面的限制取消的力度大于出口。中国外贸经营权和分销权开放使美国企业受益，但中国在书籍、杂志、音像制品及直销业等行业仍没有开放。服务贸易全面履行了服务行业开放承诺，中国开放了62.5%的服务部门。中国按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对服务贸易进行了开放，一些主要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小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使美国保持了较大的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美国仍希望中国在银行、保险、电信、建筑等行业加大开放力度。知识产权按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他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要求，修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规。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
28、是存在惩罚措施不足等问题。尽管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做了较多的调整，但存在的问题较多。总体评价中国遵守WTO规则，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入世后，中国采取了的贸易及贸易相关的改革措施。在出口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关键服务行业的开放方面仍存在问题。中国入世后经济改革步伐显著，贸易体系基本符合WTO要求。中国贸易政策仍存在扭曲性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府干预较多。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TO（2006a，2006b和USTR（2006）整理第二阶段，2006-2008年，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削减贸易顺差为重点，对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带
29、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贸易的快速扩张也给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国内方面，外贸发展对国内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加大。国际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完成了五年的入世过渡期后，中国被视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成熟的成员，因此应完全遵守WTO的规则（USTR，2009）。中国低附加值的价格竞争型出口模式使中国出口产品频频受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定产品保障机制等贸易限制措施的打击。中国持续增长的巨额贸易盈余使中国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汇率低估、隐性的贸易保护、出口补贴等问题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争论中的众
30、矢之的，它们给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巨大外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出口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主要举措是减少对出口贸易的激励和限制某些加工贸易的发展。通过取消或降低 出口退税率、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鼓励进口等结构性调整政策，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降低贸易顺差。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的贸易模式调整，缓解外部压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有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调整存在一些问题，如裴长洪（2009a，2009b）、张二震，戴翔（2010）认为，这些政策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回落的原因之一，使中国出口竞争力和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停滞，没有达到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目的。
31、第三阶段，2008-2010年，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冲击，贸易政策以稳定外需为主。中国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快速传递到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贸易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同步大幅度下降，中国对外贸易形势从2008年11月份起发生逆转，出口出现了2001年7月以来的首次下降，进口也快速下降，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严重，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下降16.0%；进口总额下降11.2%。为了应对冲击，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以稳定外需为主要目标，外贸政策再次转为积极鼓励与政策刺激性政策，具体包括：从
32、2009年7开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促进贸易融资以及贸易便利化；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来支持出口企业走出困境；同时，为避免加剧出口困难，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时期暂时恢复了盯住美元的旧体制，并停止升值。 WTO每3个月公布一次的贸易政策监控报告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化，WTO（2009）认为中国虽然增加了一些贸易限制措施，但同时也降低或取消了其他一些措施，总体贸易限制没有增加。这些政策调整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形势逐步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际市场需求逐步复苏，中国进出口在2009年11月份转降为升，2010年中国贸易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WTO（2009）认为，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不仅有利于刺激经济复
33、苏，对于减少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作用也较为明显。此外，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贸易虽然受到较大冲击，但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贸易复苏较快，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并有所提升。WTO的统计显示，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已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进口需求的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作用明显。（六）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措施的变化1. 出口管理措施出口管理措施包括出口通关程序、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出口禁止、限制和许可措施、经济特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过境区）等。近十年来，中国根据对外贸易形势的变化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较为频繁的调整，如表3所示，出口退税政策对于调整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形势发挥
34、了一定作用，但是出口退税政策本质是消除双重征税的基本贸易政策，而不应作为经常调节进出口贸易逆差的政策工具来使用。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率，使贸易摩擦增加，也无法为出口企业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表3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趋势（2001-2010年）调整趋势政策目标主要内容综合退税率2001-15%2004-2007连续四轮下调、取消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减顺差、结构调整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出口退税率，对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的37%税率调整。9.8%2008-2009连续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缓解金融危机中的出口下降趋势，支持产业升级调整约4000种产品的退税率，形成17%-5%的五档
35、差别税率13.5%2010.7取消部分产口退税结构调整及金融危机后政策的回调取消钢材、医药、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加工材料等等406种商品退税 ？注：综合退税率为该阶段结束时的退税率，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信息整理出口关税方面，中国对关税率和征税对象在不断进行调整，近年来，出口税率调整的目的包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应对贸易摩擦、加强环境保护、缓解金融危机冲击等。主要调整包括2005年为促进纺织品行业产业升级而征收定量出口关税；2007年提高142类商品的出口暂定税率，以降低高能源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2008年对化肥及部分化肥原料在现有出口税率基础上，加征商品征收100%（曾增至150%）特别出口关
36、税；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下调了钢铁等于部分产业出口关税。对于中国出口关税政策的效应，WTO（2010）认为，提高“两高”产品出口关税的效应还不明确。此外，2009年下调出口关税使中国钢铁等行业面临的反倾销调查增加。出口限制方面，中国采用了全球出口配额和对特定地区的出口配额，配额的确定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本国生产的资源需求，国内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划、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采用出口配额进行管理的商品主要包括：可耗尽的自然资源；在国际市场占有量高，出口数量不容易受价格调整影响的产品；供大于求，国内厂商容易低价竞争，从而易受反倾销诉讼的产品（WTO，2010）。中国出口配额制度中，比较受关注
37、的行业包括纺织业和稀土行业。出口配额对于限制产能的盲目扩张，保护稀缺资源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配额份额不合理，稀缺资源性产品走私增加等问题。2. 进口管理措施进口管理措施包括进口关税、进口通关程序、估价、原产地规则、进口限制与许可、进口融资等。如图1所示，入世以来，中国的平均最惠国关税率由2001年的15.6%下降到2009年的9.5%，各年均低于约束税率。2010年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为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6%的平均关税水平。中国实际进口关税率低于名义税率，2005年按进口金额加权的关税水平只有4.38%。而按照当年实际征收到的关税来计算，实际征收的关税税率只有1.90，即便
38、是假定加工贸易实行零关税，并剔除掉加工贸易的进口，实际征收的关税水平也只有3.25%。进口关税结构方面，如图2所示，以2005年的关税结构为例，就关税水平和优劣势产业的关系而言，进口关税似乎在更多地保护我们的优势产业，而不是弱势产业（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课题组，2010）。图1平均关税率下降趋势（2001-2009）资料来源：根据WTO（2010）相关数据整理。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课题组（2010）非关税措施方面，中国按入世承诺的时间表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2005年1月起，中国取消了进口数量限制，目前共公布了六批禁止货物进口目录，进口限制政策
39、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进口促进方面，200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对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元器件和重要资源性产品、原材料的进口支持。最近几年中国对进口的支持力度加强，限制降低。 进口管理体制方面，中国建立了的较为完善的贸易救济体系，2001年11月颁布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部法律，并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宋泓，2008）。贸易救济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在WTO体系中，履行承诺的同时，行使权利，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但总体看，中国的贸易救济和维护产业安全制度的利用方面仍比较薄弱。3. 服务贸易政策中国入世承诺中，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较深，范
40、围广，在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部门160个分部门中，中国承诺开放9个部门，100多个分部门，开放行业达62.5%，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目前已经完成了对服务贸易的开放承诺。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等重点行业在入世承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中国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目前有六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服务贸易开放，一些行业开放承诺高于入世承诺。近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并逐年增加，中国服务贸易政策的重点将是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目前已经逐渐形成有重点地服务贸易发展格局，软件、文化、技术等行业被商务部认定为促进出口的重点行业。4. 区域贸易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认为这是多边贸
41、易体系很重要的补充。2000年起，面对全球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浪潮，起步较晚的中国开始了迅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至今已经签订了九个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是中国入世后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新途径。十年来，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发展呈现出合作伙伴从邻国向全球扩展、合作范围从单纯的贸易自由化向更深度区域一体化发展、从以南南合作为主向南北合作扩展的趋势。中国在金融危机后，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在实现市场多元化、减少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依赖、缓解贸易摩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七）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1. 制定贸易发展战略的思维转变中国的对外
42、易政策在改革进程中，逐步从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战略，再转到出口导向战略。对于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2010b）认为，出口导向战略并非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刻意所致，而是一种事实上的出口导向战略。中国贸易顺差扩张引发了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问题，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的发展目标逐步从出口导向政策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转变，中国更加重视对进口政策的调整，进口战略已经从调剂余缺、进口替代向被动进口转变（宋泓，2009）。2. 贸易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中国贸易政策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未建立起一个成熟与完整的贸易政策体系与决策体系，即贸易政策与产业
43、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环境政策、科技政策、劳工政策、区域政策等之间目标一致、手段相互依托的政策框架与体系。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政策的，本质上不属于市场“中性”措施。中国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中，应注意提高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并考虑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应，防止潜在的贸易风险。汇率政策方面，中国应形成出口退税与汇率变化联系起来的体制安排（桑百川，2008）。财政政策方面，目前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缺乏对外贸因素的关注与考虑，支持外贸发展的财政资金面临枯竭，中国应明确财政支持外贸的导向手册或指标体系（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2010）。贸易政策应与区域政策结
44、合，通过鼓励产业转移等方式，发挥各地的资源和区位优势。贸易政策应关注气候变化等全球新的重大，应对碳边界调节税等新贸易保护措施，同时促进产业调整和节能减排、。3. 贸易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协调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贸易政策是影响中国贸易形势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过度频繁的将贸易政策作为短期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扭曲了外贸政策的本质属性。实践证明，贸易政策作为短期调控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沈丹阳（2007）指出，出口退税政策和加工贸易等于政策调整时机不佳或调整力度过大是出现影响贸易稳定的重要原因。从长期目标看，中国的贸易政策应逐渐减少对出口的政策激励措施，向平衡贸易政策转变，中国
45、逐步恢复贸易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为企业的发展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同时减轻贸易摩擦。 4. 外部经济平衡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近年来，贸易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外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通过控制贸易来减少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与争端。“十一五”时期，我国提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贸易平衡政策的实施措施方面，2006年的“压顺差”是希望通过“压制”出口或者减少出口，达到平衡收支。2008年以来在稳定、保出口政策下，是希望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来平衡贸易收支，以“去顺差”（张二震，戴翔，2010）。杨正位、柴海涛（2007）等认为，在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业内分工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全
46、球化趋势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体系，以特别是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承接国际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促成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会长期存在，因而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樊纲，魏强，刘鹏（2009）认为长期的储蓄- 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5. 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角色与作用中国一直将多边贸易体系其视为贸易
47、政策最重要的环节。WTO认为中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强有力的支持者（WTO，2010）。中国加入WTO的前几年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总体上停留在日常运作层面，随着中国贸易的快速发展，各国都认为，中国是世界贸易体系中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员。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逐渐从WTO规则的“被动参与者”成为规则制定的主动参与者，2005年的中国在大连组织了WTO小型部长会议，中国2008年部长级会议中，中国做出了协调努力得到各方认可，中国在取消农业补贴等方面进一步让步，服务贸易谈判中，中国的建议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进一步增强，无论从全球或者是中国自身角度出发，都要求中国在WTO内发挥
48、更加积极的作用。三、 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和竞争力的影响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产业分布与市场一体化、劳动市场、资源与环境四个方面，同时通过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在发生重要的转变。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初衷之一。经验上，对外贸易的增长效应已为现有众多经验研究证实（林毅夫、李永军，2003；沈利生、吴振宇，2003，沈坤荣、李剑，2003；黄玖立、李坤望，2006a；姚树洁、韦开蕾，2008；），其中林毅夫、李永军（2003）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口每增长10%，能够直接和间接推动GDP增长1%。那么，对外贸易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对外贸易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出口贸易的学习效应有助于中国提高生产效率；进口除了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资本设备和技术条件，还能够给中国企业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从而有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提高效率。经验研究表明，对外贸易显著促进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起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