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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构 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构袁先来内容摘要:库柏在对新教观念的消化、移植和变异基础上,把自己的写作与崭新的社会秩序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扎根荒野生活的自然意识及西部边疆意识,一方面对东部的新英格兰乃至欧洲传统提出了挑战,以应对难以容忍的个人与社会、制度和家庭等束缚人的机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建立了一个新神话世界和创造一种引起新人希望的“美国梦”,并为确立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奠定基础。这一分裂意识与矛盾特征及其相应的心理安全阀作用机制对20世纪美国文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关键词:库柏荒野与自然西部神话民族意识 作者简介:袁先来,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2、,主要研究西方文论与美国文学。该文为本人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盎格鲁新教与早期美国文学经典中的文化建构机制”【项目编号: 09cww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On the Configuration ofNationalLiterature in CoopersNature ConceptAbstract:Cooper, based on his digestion, migration and mutation of the Protestant concep,tcombines hiswriting closelywith the construction ofa new
3、socialorder. Hisnatural consciousnessandWestern frontier awareness challenge the tradition ofNew England and Europe in order tocopewith the intolerable conflict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stitution and constraining sys-tem like family on the one hand, and build a new legendaryworld, creating a
4、 promising“Ameri-can Dream”, and establishing the legitimacy ofnationalculture and literary foundation on the oth-er. This split consciousness,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safety valvemechanism have a sustained impacton the 20th centuryAmerican literature. Key
5、words:Cooperwilderness and natureWesternmythnational consciousnessAuthor:Yuan X ianlaiis lecturer at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He retains an active interest in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uanxl168 nenu. edu. cn在北美新大陆殖民地时期,新教神学文化固然占据新大陆神话的核心,但是这一文化不
6、是来自欧洲文化的重演。毕竟殖民地文学以对新大陆自然世界的神圣展望作为重要的文学主题,这一“自然”不完全是指大自然,这个时期的自然观念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个“自然”既有现实意义又是一种人们的情感寄托物,最关键的是与欧洲旧世界相对立的位置感的诉求,同时也有了自然人性、自然规律、自然状态等因素。对自然本身的关注持续影响到后来的美国文学,大量以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为对象的作品,多以追求回归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世界为旨趣。而在美国建国初期,最为典型的代表则是早期先驱作家詹姆士菲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其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莫过于“皮袜子故事集”(t
7、he LeatherstockingTales),以纳蒂班波(Natty Bumppo)一生为脉络,以1740至1804年间即美国建国前后不断向西部边疆开拓历史为背景,构成了美国早期先民的散文史诗,同样也成为美国后来自然文学或曰生态文学的先声。本文尝试分析库柏的自然意识的多重内在特征,并进而管窥这一意识对美国未来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早期移居北美的新教徒,其主要动机之一是摆脱本国的宗教迫害,寻求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场所。用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温斯罗普(JohnW inthrop, 1588-1649)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建立“山巅之城”的崇高理想。然而殖民者却被最初所看见的荒凉、人迹稀少的林地
8、覆盖的荒野世界所惊骇(Baym, Vo.l A: 168-169),对于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人而言,这茂密的、未被开垦的荒野林地,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亚登森林,“有忧郁树枝阴影的遮盖,乃难以进入的荒凉之地”,意味着原始与危险、野蛮与荒芜,而未来的新英格兰却要建立在这一到处是野兽与野人、处处是林地与灌木丛的恐怖、荒凉原野之上。不过,对于17世纪乃至18世纪初的新英格兰新教徒来说,“荒野”(W ilderness)不仅仅是地理意义的荒地正如莱海伊大学教授莱德所形容的,是“一片荒野,这片无根的荒野富饶而又充满了危险,辽阔而又神秘,富有挑战性而又令人却步”(Leder 2),更是信仰的避难所。面对这种希
9、望所在成了真正的自然荒野形势,在基督新教信仰传统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便很自然地求助于上帝,希望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信心、希望和力量,以迎接创业之始最艰难的困境。 为最终使之成为未来的理想舒适之所,便开始摧毁树木,以使得被科顿马瑟(CottonMath-er, 1663-1728)称为“凄凉的灌木丛”的地方“适合居住”,也如威廉斯特雷奇(W illiamStrachey, 1572-1621)所称:“但是它取悦于我们仁慈的上帝,把这块可怕可恶的地方弄平,成为我们的安身之所和获救之途”(转引自卡门117)。18世纪中期特别是建国以后,对于迫使印地安人向西撤退、立稳脚跟的新教徒而言,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新
10、英格兰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子民”在这无神和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一个有秩序的前哨,而诸如西部尚未开发的紊乱之地,是魔鬼最后的堡垒。在库柏小说中,以法官为代表的“文明的”中产阶级又迫使下层阶级向西进一步迈进,把新的希望目光投向西部“处女地”,期待着“天堂之光”的荣耀在西部荒野能够从头开始。 广袤的森林与自然荒野,在新教徒的宇宙观中发挥了道德上的作用,原始生活的艰难困苦增强了早期新教徒身为上帝选民的信念。在库柏之前的百余年间,新教徒关于“荒野”的概念不是从英格兰带来的,而是扎根在北美大陆荒野生活的真实经历中的概念。在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文学传统中,与实际经验相一致,始终把在森林荒野中生活者看做是野蛮之辈
11、,在森林原野中生活者往往是违法占地者,穷困潦倒、固执粗野。然而在新英格兰,从17世纪殖民开始,就习惯把自然视为一种积极的宗教力量,强化了把自然荒野看作是对现实反思之地的观念。从库柏伊始,乃至整个19世纪包括爱伦坡、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杰克伦敦等在内作家筑就的浪漫世界里,以波士顿乃至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工环境”与荒野的自然状态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在自然的荒野里可以自由发挥个人最原始的情感,个人的意志也不易受传统神学观念或伦理观念的严格控制。班波在森林中以狩猎为生,与印第安人为伍,因两次救过法官的女儿,法官企图把他置于自己所代表的“文明”体系的保护之下,而121袁先来: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
12、构班波却厌恶这种所谓的“文明”而走向未开发的原始森林中,宁愿过起他所热爱的隐逸生活;海斯特白兰和阿瑟丁梅斯代尔到森林里去倾诉激情,商量逃出清教徒的波士顿的计划;爱默生认为“在森林中,我们返归理性与信仰”,梭罗执斧隐居瓦尔登湖畔,去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大自然”的崇高真理;更多的超验主义者们把森林看作“上帝的第一座庙宇”;荒野的呼唤中,布克品透人类社会的贪婪和凶残,在原始返祖欲望的感召下做出抉择,离弃文明世界,回归荒野。莫里森的宠儿里,丹芙的林中密室就是她的私人领地,可以让她的心灵从平时压抑的生活中得以释放,精神可以自由徜徉的地方,因此它又是一个避难所、伊甸园。不仅仅新教徒坚信在田野与森林中祈祷与在
13、教堂中祈祷一样灵验,在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些牧师选择在林中空地布道。 作家们为什么如此重视自然在精神世界的作用?是否如詹姆斯伦奎斯特所认为,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中有一种“荒原崇拜”(Lundquist44)?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原因之一,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首先,自然是反思与认同之所。从最初原始意义的情感角度来讲,荒野不仅仅是蛮荒可怖之处,更是一个提供自省的隐秘之处,甚至具有安慰精神的意义。随着荒野观念的神圣化,到了18世纪后期,对荒野自然的欣赏转化为一种宗教道德行为。而伴随这种宗教思想的,是世俗化的精神诉求。走向荒野和自然的意识,隐伏着关于自由和自主的美国幻想的内核,这就是为什么格拉夫
14、说库柏“抓住了形成于我们民族开初的内心渴望,这种渴望由西部世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所激发”(Graff 155)。爱默生在“论自然”(Nature,1836)里评价班波形象对新美国形象的隐喻:“在林中,一个人把他的年龄抛出身外,就像蛇蜕皮一样,不管他的年纪多大,他都是个孩童。在林中青春永驻”(Emerson 15)。对于爱默生本人而言,自然的追求更是一种人化自然即精神之追求,他宣称在林中才能重新找到理智与信仰。因为在新英格兰,森林与自然荒野在英格兰的原有文学意象之外,又衍生出自由的象征,冒险的象征。DH劳伦斯在“论美国文学经典”(Studies in ClassicAmerican Litera-
15、ture, 1924)中评价库柏,“皮袜子系列故事创造了这种新关系的神话。而这神话往回追溯,从老年到金色的童年。这是真正的美国神话。它从古老伊始,在打着皱褶的老皮下挣扎。渐渐地,这层老皮蜕变了,新的皮肤生长出来。这就是美国的神话”(Lawrence 58)。那个使人返老还童、使人永葆青春的森林,爱默生称之为“上帝的伊甸园”。正如罗德里克纳什所认为,“当时的美国人寻求的是一种具有美国特征的东西,一种足以将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转变成骄傲而自信的城市人的东西至少在一个方面,美国人感到了他们国家的与众不同:即那种旧世界无法与之匹敌的荒野”(Buell 56),客观环境在美国和旧世界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
16、,从而使否定欧洲遗产,建立独立民族传统成为19世纪美国文化认同的方向。 其次,这种认同又摆脱不了伊甸园神话认知模式的阴影。对于库柏而言,他创造了美国自己的自然神话故事,然而仍然难以摆脱欧洲文化中伊甸园堕落故事的重演,正如路易斯欧文斯所言:“可以把美国的殖民过程看做是永远向西扩展寻找伊甸园的过程,而这个伊甸园似乎总是在早期殖民者的眼前朝后退去。这一过程就成了在寻找乐园的时候掠夺乐园的过程,但是,哪儿是我许久以前要去往的地方?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在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里不断回响”(Owens 47-48)。从大不列颠到大西洋沿岸新英格兰,从新英格兰到西部太平洋之滨,荒野不断消失在移民开
17、拓者的视野,神话不断地循环演进,美国人总是在接近伊甸园的同时又失去了伊甸园。无止尽的、不可避免的移居者行为,122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以及作为希望之所在的荒野不断地毁灭,使得库柏不得不让班波一再退缩,不免充满讽刺意味。 第三,对于荒野本身,作家又持有理性迷失下的神秘主义心态。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商业文化的兴起,与其说八十多岁的班波像圣经中的摩西一样,带领着一队人走向他们新的家园,不如说随着边疆时代的结束他们几乎走投无路,毕竟他“与法官所代表的新兴的商业体制相背,库柏使皮袜子成为旧的社会体制残余的倡导者。纳蒂(班波)感兴趣的不是保护自然资源,而是扭转历史,或者至少是使历史进程的脚步暂时停止;
18、他渴望那段人类和自然受经济利益支配以前的那段时光”(伯科维奇656);同样,在霍桑笔下,小伙子布朗离开塞勒姆村到森林中去,被他自己在林中的经历毁掉了;海斯特白兰和阿瑟丁梅斯代尔在树林里交换的誓言变成了一场幻想,而他们相会的那片森林,也是一个令人迷惑和含义暧昧的语境,荒野开拓之后的文明建构带来的是秩序与进步,还是不法、罪恶?布克背弃文明,在更加直接地进行着生存斗争的荒蛮之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投奔荒野的行动,并非是要回到原始野性本身,而是指常常在野性的呼唤中生活。他们梦想一个建立在“亲密的爱”之上的自然状态的“新天堂的生活”显然不能实现,即使在愤怒的葡萄中也遥不可及。这种自然神秘主义对美国文学
19、想象与国民性格的塑造,甚至美国文明的形成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正如劳伦斯比尔所言,这一时期“远离城市的郊外和前工业化的地域开始与美国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成为美国本土文学的一个神话。美国的自然环境成为它最显著的一个文化资源”(Buell56)。 荒野自然意识的变异形式之一,就是西部边疆意识。西部边疆意识集中体现在美国文学史第一个个人主义形象边疆人身上。新教作为宗教改革的直接产物,为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确立作了三个方面的准备,第一,新教提倡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这种思维模式无形中推崇个人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刺激了世俗个人主义的萌芽。二是将个人从教会体制和权威束缚中解放,肯定了个人的良心和理智。基督教神
20、秘主义传统把上帝、自然和人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能够与自然、上帝情感交融,强调人对自身的充分信赖,而不必依托牧师或社会机构;第三,其神学反权威的传统间接带来了世俗反特权的平等思想,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对于库柏而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正义”的信仰是“皮袜子”最根本的性格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史学家斯皮勒才评论库柏的思想,“象早期美国思想一样,既有宗教上的启示又有政治上的启示”(斯皮勒34)。班波有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和强烈的道德感,不仅真诚待友,更能以公道待敌,从不欺诈;他同情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主张种族平等,谴责白人殖民者的罪恶政策,实际上也是在印地安人身上看到早期移民的悲
21、剧;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与作为新的国家精神传统追求个人乃至民族对自己、对他人尊重的价值观关联。 然而皮袜子故事集不仅仅是新教观念的消化、移植和变异,从中还看到库柏思想中上帝选民的标准。作为出没于山林之中粗鄙、无文明的猎人,其道德观念不只是来自对基督教的信仰,更是来自大自然。库柏笔下的西部荒野正是文明和野蛮的碰撞,法律和自然的冲突的之处,在皮袜子故事集中,“荒原的森林和草原,正如库柏所了解和想象的那样,主导和决定了小说的情节”(Nash 76)。从1823年的开拓者开始,库柏创作的班波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首位著名拓荒者以及无数牛仔小说与荒野英雄的先驱,原因之一,就是作为一个理想化个人主义者,虽然单纯而
22、又孤独,却总是靠从自然本身学来的本领战胜那可怕的荒野,具有文123袁先来: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构明社会和野蛮社会中的双重才能,能够克服荒野中的任何危险。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蕴涵着的道德理想,给理想中的美利坚民族定下了更为具体同时也更为符合世俗要求的标准。 一方面,班波与东部世界文明人在原始森林里陷入举足惟艰的困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意味着西部边疆精神对东部的新英格兰传统提出了挑战。生活在东部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生活稳定、安逸,强调规范、秩序、礼仪等“女性化”东西女性往往是班波保护的对象。随着东部生活形态的稳定,富有追求自由信念的“美国民族特性”有可能遭到瓦解。实际上威廉伯德(W illia
23、m Byrd, 1674-1744)在分界线的历史(History oftheDividing Line, 1728)中已经意识到这种乐园的矛盾情绪,在1726年写给奥若瑞伯爵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自己的迦南非常快乐,只要能够忘记埃及的洋葱和声色场所的话”(Simpson 189)。库柏乃至以后的作家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渲染包括力量和胆略在内的“硬汉子”精神,在文学作品中重新创造出能体现男性品质的险恶环境,凸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斗争,而对温文尔雅的欧陆绅士传统则毫不客气地加以讽刺。美国评论家对“边疆”的理解是“最快最有救的美国化的分界线”,因为“边疆特征成为最典型的美国特征”:冒险精神,酷爱自由,讲
24、究实际,不至于像后来辛克莱刘易斯大街那样保守矜持、单调刻板、平庸丑陋和愚昧无知。西部开发推动了美国民族理想性格的进一步形成,而被库柏首倡,马克吐温、哈特、加兰乃至海明威继承颂扬的西部精神正是东部绅士乃至中产阶级传统所缺乏的品质。 另一方面,班波又具有反文化建构的意义。班波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与崇高的行为规范并非水火不容。勇敢、善良、目不识丁的班波,徘徊于印第安人与白人世界之间,只能独自在森林里流浪,直到森林被砍伐后被迫向西迁移,以逃离不断前来荒野的移民者。应该说,这种个人主义在民族建立初期有着极大的价值,布鲁克斯宣称:“我们祖辈对个人的信任,对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信任作为衡量一切事物
25、的标堆,已剥夺了我们对集体经验、宗教、科学、艺术、哲学这些天赐宝藏所抱有的那种人类本能的崇敬心情,而对这些宝藏的自卑的尊崇几乎是衡量最大幸福的标准”(转引自佩尔斯9)。前面说过,个人走向荒野和自然的意识,隐伏着追求自由和自主的目的,有利于建立独立思考意识。随着边疆不断推进,伴随城镇建立的是法律和秩序,使得城市文明必将和西部荒原的自然法则发生激烈的冲突。作为纯真和天然的象征的西部最终会消逝,留存于文学想象之中。在这些边疆地区,文化与自然最终汇合,矛盾的文化与特性便在这种汇合中逐渐形成,这种个人孤胆奋斗的的思想为美国早期文化机制提供了所必需的精神和情感资源,也是当代文学精神困境之源。 尽管边疆开发
26、于1890年结束,但西部边疆意识对美国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西部边疆起到心理安全阀的作用。西部的区域意识日益强化的结果便是广为学术界所知晓的“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然而史密斯(HenryNashSmith)利用“象征一神话”概念展现了以农业主义为基础的西部区域意识的非理性特征,认为这一象征和神话系统只能属于美国历史中的特定时期西部的农业时代,随着西部的萎缩和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象征与神话便会“与现实可能性背道而驰”,成为“过时的理想主义的幽灵”。而从文学史角度看,库柏笔下的具有种种象征的西部在后来的西部小说家那里逐渐变成了浪漫的冒险地,班波为以后美国小说中
27、离群索居的主人公不拘小节,不受法津和习俗的束缚,不受社会的影响,甚至在语言上也不落俗套作了铺垫。库柏西部荒野所蕴含的是双重分裂的意识:一方面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和创造“美国梦”,试图制造一种关于124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却面对难以容忍的个人与社会、制度和家庭等束缚人的机制之间的矛盾。19世纪作家依托的荒野和自然意识想象在20世纪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依然挥之不散。 库柏所生活的年代,正是独立不久的美国逐步形成独立民族文化的时代。面对民族与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之间、城市与自然之间、东部文明与西部意识之间复杂矛盾关系,库柏和后来的其他19世纪作家一道,把自己的写作与崭新的社会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努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美国民族文化的合法性也正是文化中持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倾向的辩证关系,促使美国的历史与起源、社会与个人、文化与自然、传统与决裂相互对立起来,使得个人对权威的抵制能始终保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