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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章太炎一生究心医术，撰著医论一百多篇，精研伤寒、霍乱等病。他对中西医的 长短认识清晰，既融合中西，又彰显了中医的价值，并积极探索其发展途径。他研究中医的 主要根源不在职业需要，而在国学家的文化关怀。章氏医论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 融，与其国粹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著述丰富，除了经、子、史、佛诸学外， 还撰写了不少医学论文。这些医论不只是学术“余绪”，“在其学术生涯中是自成体系的组成 部分目前学界对章氏医论虽有涉及，但仍囿于医学范畴，而对其思想蕴涵、文化关怀缺 少发掘。故对章太炎在近代中西医之争中的历史角色缺少认识
2、，也不能把握医论在其思想体 系中的意义。章太炎晚年提倡读经，被一些人看作时代的落伍者。然而，从20世纪初年到30年代， 其具体学术见解或有变化，而弘扬国粹的思想主旨一脉相承，文化观念并无大异。他自称学 术上“依自不依他“，特立独行地思考、治学，发常人所未发。在此追求中，他以医论为践履 途径诠释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一从医国到医人章太炎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占今医家书,研究三十年。初仅为亲族 治病,辄效”。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章鉴“尝治时疫之脉绝气脱者,一剂即起，立方参变不泥 古。治危症,药不过三、四味,日少则力专,多则牵制也”。太炎之父章溶亦擅医术。太炎的长 兄章毓，曾
3、中乡试举人,清末任嘉兴府儒学训导等职，师从祖述张仲景的浙江名医仲昴庭。 故太炎云：“吾家三世皆知医,至君尤精然未尝以技自暴,惧为显要役也。“太炎少时随章 簌读书，亦曾师从仲昴庭。俞槌为清末著名经师，于中医药学不无心得，因家人误于庸医， 遂愤然主张“废止中医太炎在诂经精舍师从俞槌七载，研习经学，也涉猎医典，对中医的 看法则异于乃师。鉴于医师救人之急，他于1889年3月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论医 师不宜休息一文。章太炎不满俞槌那样的经师角色，而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即使如此，其医学兴趣仍持 续不辍。“巫、医、祝、史，古本一官”，他在1903年致函宋恕，自称“顷又从事方术，欲以 宁人兼青主”。太炎一生效
4、法顾炎武（宁人）、傅山（青主），学综医、史。有时对宁人之业 不免气馁，却始终不辍青主之学。傅山是清初诸子学大家，对青主医术的兴趣或许也推动了 太炎从经学转重诸子学。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于1910年发表第一篇医学论文医术 平议，泛论中西医术，肯定中医价值。又在日本搜集宋、元医书精本及古医方，编撰古 方选注。民初以后，章太炎退回书斋，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志，勤于医理、医事，常为亲 友治病、延医，甚至开列医方。1914年12月，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其母积忧而患痹 症。他据所学医术开列了药方,并致信夫人汤国梨：“吾意风气周痹，本非一日可痊。古治风 者，方中皆用川乌，盖穿筋透骨,非此不可。
5、今人徒用行血活络之法,迂缓不能及病。不久， 他又致书：“太夫人乱疾未覆，中土方剂想不适用，自以延请西医为善。”可见，太炎兼容中 西医术，重在疗效。民国年间，章氏未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屡经碰壁之后，转重学术、文化 事业。1920年1月，他患黄疸病三个月0到6月,又热病大作,几经反复后终于治愈。从此勤 研医学，从医国转重医人。太炎的藏书包括古代医学典籍48种，他对其中24种作了批注， 约300余条，占藏书全部批注的三分之一。有人问他：“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 一?太炎先生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有论者认为“太炎所言不虚”。这从侧面反映了 医学在其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
6、，不服其药”。章氏虽以医术传家，不过太炎侧重医理而少 临床，论医理又重经方而略医经，伤寒论则是其学术主题。东汉末年的张机，字仲景， 出身医学世家，曾任长沙太守。他推本素问灵枢之精义，著伤寒杂病论，集前人 研究之大成。原著本己散佚，经魏、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后，流传后世。历代注家众多，见 仁见智。章太炎认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傅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 长沙太守。”何以言之?“医经、经方,自古有别。素问针经甲乙八十一难诸书, 其论病因则详,不及汤齐。孙思邈、王煮之书,汤齐备矣,而论病亦已阔疏。兼综之者,其唯仲景、 叔和邪伤寒论即兼医经、经方二事。脉经亦略录方齐故伤寒论脉经 者,犹法
7、律之有名例,使人得准之而为加减者也“。这表明其推崇伤寒论的缘由。章太炎的医论约有一百多篇，少数文章略有雷同，具体见解偶有变化，却均体现了汉学 家的治学风格，“语必徵实，说必尽理“。他发挥汉学之长，除对张仲景的里籍事状、伤寒 论的版本及差异、历代注家的长短详加考释外，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药味加减与疗效关 系等原理,亦有深入论述，其真知灼见多集中于经方主题。此外，他对霍乱、中风、温病、 黄疸、疟疾、猩红热、脚气等病的原理、诊治亦有独到见解，广涉临床诊治及中西医理、中 药学领域。应该说，章氏医论的重点仍在经方而非医经。他因经方的疗效而坚信中医，并在 中西医的比较、会通中，深入剖析中西医的长短，推动近
8、代中医的延续和发展，也彰显了对 中国文化的自信。二对西医的汲取与辨析诂经精舍时期，章太炎就阅读过西方天文、地理、格致书籍的译本，关注生物进化、人 类起源诸问题。戊戌前夕,他不失为汲取西学的趋新学者，随后撰有菌说原人原变 等文，诠释了生物学、进化论原理。1899年的菌说一文融合诸子、佛学及西学知识， 试图说明生物衍化及细菌原理，代表了清末士人的认识水平。“苏报案”之后，他深研佛典及 诸子之书，撰俱分进化论等文，理性地认知西学，不乏独见新解。随着对西医了解的增多，章太炎充分肯定其长处，关注其学理基础。中国古代也有医家 通过解剖了解经脉，但不像西医长于解剖、实验。他认识到解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19
9、23 年致书友朋云：“辨脏腑之方位,识经脉之起止,西人积验而得之。吾土虽尝有解剖,久乃传讹, 必不足以相夺然则远西之术，诚有不可泯灭者矣。予夺过中，皆非智者之言也。同年, 他在演讲中比较中西医的长短：“彼西医重在解剖实验,故治脏腑病见长；吾中医讲求岁时节 令,故治时感病见长至说解剖一事，亦己载在灵枢。但所以多错谬者，盖由只剜腹而 不能割削肌肉，故所载十二经特为谬误自远西解剖之说行，有可以证明吾土旧说者，即 如冲、任、督三脉。”他肯定了解剖学对重释、发展中医理论的意义。与此同时，章太炎也深感中西学术基础的差异:中医“前世论生理虽有歧异,必不若近世远 西之精也，治锢病者不素习远西新术，病所不定，诛
10、伐无过，不可以言大巧他认为：中 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但“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 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 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 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家、机械家助其 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显然，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医的学术背景，非但没 有排斥西医，而且在医事实践中兼容中西。其友李根源患“项疽”时,他除直接去信四次问候, 手疏药方以供参考外,又与孙光庭通信十余次讨论病情，嘱其“上海亦有富于经验之西
11、医，可 延治也他还请姻亲汤仲棣、西医臧伯庸前往诊治，并专门向日医及德医询问治疗方法, 提出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但面对近代西潮，清末章太炎就自觉地认识到西医治病仍有“七过”：疾病瞬息万变，中 医可从经络上预知病情大势，西医“不审经隧，其过一也”；疾病常常“众症杂柔”，中医善于 抓主症，西医“不知一本，其过二也“；西医不能预防日后病变，“苟止病能，不恤后变，其 过三也”；中医诊病方法多样，而西医长于使用听诊器，专查任脉（心下大动脉），“不知寸 口趺阳，迟速之度，时有不齐其过四也”；西医“处断生死，依于热度，不知伤寒发热， 热虽甚不死，其过五也；西医“处方依于单味药性，不知复合而用有殊，其过六也“；
12、西医 处置误治、坏病方法不如中医，“不知循本救治，其过七也这些批评似乎苛刻，也未必完 全准确，却在很大程度上触及西医的弱点。正如稍后中医家所云，西医“能知其有形之构造, 未易明其无形之机能与此同时，章太炎虽重视西医仪器诊断，却不迷信。比如，他针对舌下测量体温之法指 出：“发热之候，有舌下温度甚高，一、二日即愈者，则必胸腹中之热未增也；或舌下温度 不甚高，而病反剧，则必胸腹中之热已增也要以诊脉、辨证、探口、按身相参，得其同 异，若一以探口为据，则所失多也。”他精研伤寒，认为“伤寒兼包五种，症状多端，而日本 人专以西土所称肠窒扶斯者当伤寒，是犹指亳末为马体也“。在他看来，所谓肠窒扶斯，多 是医生迁
13、延误治而成。他对西医治伤寒的弱点深加辨析,进而对民国的西医大潮保持着冷静、 客观的认识。在近代中西医的冲突和交融过程中，章太炎可谓保存中医的中流砥柱。三中医的自觉与自信在西学的参照下，近代一般医家更加关注解剖学展示的有形结构,显微镜看到的细胞、 细菌，药物学分析的化学成分。故中医的科学性颇受质疑，被一些人指为原理不明，中医科 学化呼声随之流行。然而，中医是科学和哲学的统一体，其哲学思维、科学原理与近代西学 差异较大。章太炎自然注意及此，曾指出西医长于辨脏腑方位，”及手察病予药，彼善治痼 病，独短于伤寒、温热。此则适与相反,盖有形与无形异也有形与“无形”之分揭示了中 西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思想语境
14、甚至关涉五四以后的科玄之争。作为清代汉学的传人，章太 炎对玄学多有批评，也不赞同中医的某些虚玄、附会说法，但仍肯定中医的诊疗特色。脉诊是中医“无形”特色的表征之一。章太炎早年发现，西医长于借助仪器诊断病因，中 医的优点则在望、闻、问、切，辨证施治，而疗效往往胜过西医。他虽不完全认同中医的十 二经脉理论，但肯定脉诊的效果。人生病时，人的寸口“迟、数、浮、沉、大、小之度，诡 于恒时，虽同一血管，而三部亦有错异。或乃一脏病剧，则一部独应，此固非古人虚说，今 世医师，人人皆能验而得之，实征既然，不能问其原也。脉本属心，而他脏腑之病，亦可形 之于脉，实征既然，亦不能问其原也。脉诊不像西医那样一目了然，却
15、可见诸实效。故他 强调：“医者苟无切脉望色之能，徒承方技，妄投汤药，鲜不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者矣。”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章太炎深以为然。他对民国中西医 之争少有评论，1927年冬撰文指出:“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断断持论与西医抗辩也。 何谓自立？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自中工以上虽少，必有一、二案，聚诸家 之案言，则知术亦不劣矣。偶中之，犹不可以自信也，如是者数遇，则始可以自信矣。自信 之，犹局于一病也，谓数病可以自信者，则始可以言自立矣。”他指明中医的自信、自立之 道，向医界朋友建议：“至欲与西医较胜负,则言论不足以决之,莫如会聚当世医案。有西医所
16、 不能治,而中医治之得愈者,详其证状,疏其方药,录为一编,则事实不可诬也。”他主张编录中医 医案，总结治疗经验，达到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效果。在实践中，章太炎从诊治伤寒和霍乱的疗效，坚定了中医的自觉和自信。他认为，狭义 的伤寒乃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发热、恶寒，广义伤寒则指一切外感疾病，也包括非外感的温病。 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不应如前人那样固执于伤寒和温病之争。他坚信：”若求其 利病,则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细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 腑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症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他通 过对伤寒论的考证、论析，阐明中医医理
17、，强调中西医对伤寒各有治法,“脏腑锢病,则西 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固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能治之者,仆尝于肺 病、里水二证,实验其然执一说以蔽天下之是者，其失则隘；揭己之短而以为长者，其 失则熟。”他对伤寒病的症状、治疗详加分辨，得到医家的注意和重视。太炎早年亲见老中医用四逆汤、吴茱萸汤治霍乱病，十活八九，故撰写了论霍乱证治 等文。1927年，霍乱肆虐上海，他又结合西医的治法与疫情，撰成霍乱论治再论霍乱 之治等文，指出应区别真假霍乱，而有人怀疑的四逆汤所不治者当是假霍乱。他坚信中医 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与西医用樟脑针、盐水针治疗原理相近。他指出：“为中医 者，耻
18、吾术之不若人，固也。然苟观西医强心之术，用之多效，退而求之于吾之经方，有与 之冥然相契者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栽在大论，医者人人皆知，今不必更为疏录，但愿 习中医者，守之以约，勿以多歧亡羊，则民免天札矣。”章氏“霍乱论治”虽受个别医者如王 一仁的质疑，但多得医家肯定。王慎轩认为，热霍乱即西医所谓急性肠胃炎，寒霍乱即西医 所谓真性霍乱。章氏“所论真性霍乱用四逆汤之理，确有至理”。上海医界的临床也证实了章 太炎区别霍乱而治的见解，四逆汤的疗效不亚于西医。基于疗效，章太炎充分认识到民间郎中的价值，指出:“今有剧病，中外国工所不疗,而铃 医不识文字者能起之,人亦不能薄铃医也，况过于是者哉。”“吾愿世之治
19、伤寒论者不薪 于博士，而靳于为铃医。”他为自强医报题辞：“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 儒医。”他也充分肯定铃医对药物学的重要贡献，认为药物都是“铃医用之，十愈其九，则遂 以为行药”。故“问药于中西大医，不如问之铃医为审”。同时，他也肯定中医的针灸治疗。章太炎关于中医的自觉、自信绝非妄自尊大，而是立足于自省、自强。他一方面强调医 者以愈病为职，从疗效凸显中医的价值，重视总结中医临床经验；另一方面，作为近代著名 学者、思想家，他重视剖析、完善中医医理。晚清西学东渐，中国医界逐渐援引西医知识， 重释中医医理、包括阴阳五行说（如光绪年间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晚清医论虽 比道光年间王清任的医林
20、改错不乏新意，但误释谬解仍然不少。章太炎认为，中西医疗 效均可谓得失参半，一言以蔽之，“中医迂缓而有神效，其失也糊涂；西医切实而直速，其 失也执着“。他所谓中医的“糊涂”，多在五行及经脉理论。五行说渗透于古代儒家学说，多得传统士人崇信。自黄帝内经以来，以五脏附五行 成为医家的基本信念。章太炎重视黄帝内经伤寒论，但对内经所云五行与五脏的 生克关系多持异议。他认为：“自周时，五行己不足以自立，然子思、孟轲犹道之，至贾、 董不能绝。巫医则之，足以杀人；祝史则之，足以蛊人主：他据许慎的五经异义所载， 指出“五脏配五行”在今、古文尚书等儒家的经、注中说法不一。“今人拘滞一义，展转 推演于脏象病候，皆若言
21、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在他看来，西晋以后， 医巫参杂，葛洪、孙思邈等医家多有虚玄臆断之思。金、元以降，医师拘于五行，谬误更多。 “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 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他认为，五行只是古代的物质符号，后来人们妄言生克， 又以之比附五脏，籍为口诀，这是必须改革的。他不同意将中医完全定位于哲学医的说法： “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医者之妙,喻如行师， 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医,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 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
22、可以为哲也。“他对中医五行理论的否定是相当坚决的。章太炎也流露出对中医经脉理论的不满，1926年致函叶德辉：“素问太素甲乙 之流，所论经脉出入，于今解剖所见，多失其真，而又附以五行，益为荒忽。惟仲景伤寒 论、葛氏肘后方依证用药，不说经脉起止，亦不虚附五行，为切实可信之书。”素问 灵枢有“正经十二、奇经八”之说，章太炎据大动脉、静脉的解剖学指出：虽然动静脉可 分为十二支，但如素问灵枢以为十二经分在手、足，内连脏腑，上连头，不可也”。 病人一旦发热，则周身肌肤皆热。厥冷则四肢五指皆冷，“曷尝有手足六经之限哉:此外， 谓“奇经有八，说亦不谛，唯冲脉当以脉名”。这些看法，从学理上认识到中医的弱点，不乏
23、 价值。因之，如何更新、发展中医成为章太炎思考、探索的主题之一。他肯定中西医属于两个 不同系统,而试图沟通二者。中医说风传播疾病，西医则谓细菌致病。他指出：“微生菌者， 远西近代所发明也。旧时或言微生虫，则中土亦有之,按诸书言五尸者，尸即虫耳素 问生气通天论，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膜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L苛者， 说文云小草也毒者，害人之草也中土固有因菌致病之说，特不以遍笼诸疾耳。” 这些认识基于章氏渊博的国学造诣，又是其广泛汲取近代医学、发展中医的思想基础。研究者注意到，章太炎会通中西医理，阐述了三焦淋巴说、十二经脉血管说、肠篁扶斯 为湿温说、六经实质新解、奇经八脉新说等。比如，他
24、以西医观照中医经络脏腑概念,认为 经络为血管,冲脉即大动脉，督脉为中枢神经,任脉为输精管（男）、输卵管（女）,阴阳踊、阴阳 维则是足膝中的筋腱。而中医“三焦”并非有名无形,乃是西医所说的淋巴腺。医家认为，章 太炎对“中医术语之诠释，若六经、若三焦；病症之论断，如心脏衰弱、回归热、温病、猩 红热、神经衰弱；以至古今衡量之考证等，在在确切不移，洵至论也。”这对于改良、发展 中医无疑具有价值。不能说章氏关于中医医理、诊治方法的诠释和改良建议完全准确。比如，他以西医解剖 学来分析中医的伤寒论和经脉学，或有不妥之处；像余云岫、章次公那样质疑中医的五 行说、运气理论也存在偏颇。一些医家认为，中医五行理论虽
25、有附会因素，但其哲学思维、 辩证施治均有价值。太炎的朋友悻铁樵指出，“五行”并非实指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中医的 “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者也”。且中医的气化论与西医的物质观、阴阳学说与物理相对 性本质相通。这种诠释似乎更显圆满。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理论也获得更为全面而准确的 认知。但总的来看，章太炎充分肯定了中医理论和疗效，又容纳西医新知，在实践中取西之 长，补中之短，其主要观点得到医界认同。章太炎在医学上返本开新，坚持以中医为根本，会通中西医理，思路类似于晚清流行的 “中体西用”。然而，在迅速西化的近代医界，这种“中体西用”恰恰是一剂醒脑良药。作为当 时新旧学者公认的国学大师,章氏医论为中
26、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理论源泉,对近代中医的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医论彰显的文化自信章太炎对中西医认识清晰，多为持平之论。追本溯源，章氏医论虽与家学传承及个人兴 趣相关，但他并非以医为业，其医事、医论也不含利益因素，而是其学术思想和文化关怀的 组成部分。中西医学体现了哲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分野，本质上不是新旧之分，而蕴含了文 化的民族性。中医注重生命整体，凸显天人相应观念，治疗中讲求见微知著、综合辨证，这 都与中国文化息息相通。中医的解释系统仍有不足，而疗效可以补益西医，这是近代以来有 目共睹的事实。然而，随着清末的民族危机和西潮冲击，否定中医、独重西医的势头有增无 己。五四思潮兴起后，中医被许多
27、人视为落后、陈旧、非科学的文化传统，处境每况愈下。 新文化人陈独秀、胡适、傅斯年、丁文江、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曾严厉批评或否定中医。即 使尊崇中国文化的梁启超、严匏、梁漱溟等人，也仍然在医学上扬西抑中。民国废止中医之 声经久不息，弥漫于政府及文教界，波及民间社会。中西医之争看起来带有行业利益冲突， 实则根柢于中西文化的消长及中国文化的命运。因此，章太炎的医论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关怀。清末他针对西潮而倡导国学，保存国粹， 提出“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民 初又指出:“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古人，专法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大为不可 总之，人须有自信之能力
28、，若全恃他人之教授，则其智慧为伪智慧，道德为伪道德。“但是， 如何建立“自信之能力”?这不是空谈所能完成的使命。文化自信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 同和信仰，对其生命力的信心。1903年，章太炎系狱上海西牢时自明心志：“上天以国粹付 余岂直抱守残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 ”民初他被袁世凯软禁之时，又 感慨“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0传承国学，保存国粹是其一生学术志业，但重心因时而 异。清末他阐发先秦诸子独立思考、平等争鸣的学术精神，指出：“孔氏而后，儒、道、名、 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这是其评论前代学术、安顿中西之学的基 点。民国年间，章太炎保存国粹、弘扬国学
29、的使命又见之于医学领域，诠释、发展中医成为 重建文化自信的践履途径。章太炎的文化自信既非排斥西学，又不是对传统学术妄自尊大。他不仅对中医的弱点有 所认识，而且殷切期望中医的发展前景。他曾提出“俱分进化论”，阐明人类“善恶苦乐同时 并进”的道理，表明对西方进化论的独见。他也认为：“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 亦愈退，恶亦愈退”0循此思路，他否定王一仁等人“中医世世进化”的观点，认为：“晚世医 术，不能如汉晋修明，然粗工起疾，十尚三四。”而最衰落的金、元之际，医家好附会五行, 以一己之意为医，导致“方法渐失金、元所谓四大医家之学说，“更属各偏一端矣”。“有 明一代，良医极少，大抵均拾四大家之
30、唾余”。“清代医学，鲜有特出。如张路玉、王孟英等, 其医名虽盛，亦仅偏执一端耳”。章太炎传承清代汉学，却不满汉学家忽略医学的偏向，认 为“百年以来，文学之士,惟孙星衍、张琦好言医，星衍辑录神农本草，最为近真。然其 持论，颇欲执守古方，无敢增损，知经方不知医经，则以热益热，以寒益寒者多矣”。总之, 清代学者偏于经史考证，对传统医学少有发展。如同平实地评价中医医理、疗效一样，他对 中医史有着深入研究和清醒认识。可以说,超越固步自封的心态是章氏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章太炎较之专门医家更加关切社会。1912年及翌年民国政府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完全排除了中医药学科，引发了“漏列中医案”之争。经中医界抗争
31、，政府允许经办中医学校, 却无实际支持。西医余云岫（岩）留学日本时，浸染于废止汉医的欧化风气，曾撰灵素商 兑，成了民国废止中医运动的代表人物。五四思潮高涨之际，余氏曾与杜亚泉等人于1920 年就中西医理反复辩驳。章太炎虽未就此多加评论，但在演讲、信札中阐述了中医治疗伤寒、 霍乱等病的医理。至1924年，他明确指出：“素问灵枢八十一难所说腑脏部位、 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其以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然遂欲弃如土苴则不可其精 者一字千金，其谬者粪土之不若，舍瑕取瑾，在医师自择耳”。他认为，西医虽长于解剖， 治脏腑病，“而客邪时病，则不逮中士远甚。若夫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中病旁取，与夫和、 取、从
32、、折、属诸法，域中技术，斯为善巧，西方虽有远达疗法，然工拙相悬矣”。显然， 对于20年代初的中西医之争，章太炎并未如有的论者所云支持了执弟子礼的余云岫。他后 来挽上海西医江逢治云：“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唯夫子初临独逸。汤剂远西无四 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他借机讽劝偏重西医的上海医界，在社会交往中传播 了文化自信。从长远的视野来观察，培育人才、重建话语权是通向文化自信的必然之路。针对民国教 育法令，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要求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医加入学校系统，余云 岫则撰旧医学校系统驳议。两造反复辩驳，言论辑为中医剥复案一书，中医存废之 争演变为冲突行动。对此，章太炎旗帜
33、鲜明地表示中医不可废，在文章、书信中既看到中医 的不足，又一再阐发中医的价值。鉴于薄弱的中医教育，章太炎晚年重视培育中医人才，曾 致函悻铁樵指出：“从来提倡学术者,但指示方向,使人不迷,开通道路,使人得入而己。转精转 密,往往在其门下,与夫闻风私淑之人,则今时虽有未周,不足虑也。鄙意著书讲学,足以启诱后 生。”为了使后学者“转精转密”，烽铁樵、章太炎、张破浪于1925年共创“中医通函教授学 社”,践行“取西国学理，补助中医”的教育宗旨。章氏医论集猝病新论列为教材之一。1927 年,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等创办了上海中国医学院,公推太炎为首任院长。1929 年,陆渊雷、刘泗桥、章次公等发
34、起成立上海国医学院,章太炎鼎力支持,出任院长。1934年以 后，已是日暮残年的章太炎又受聘为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留学日本、欧美者一度主导了医疗卫生机构。在汪精卫、褚民谊 等官员支持下，1929年2月的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 之障碍案因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及政府官员间的意见分歧，该案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但中 医没有走出舆论和教育界的困境。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认为中医与现代科学根本不相容， 故反对“国医”之说，主张对中医“取逐步废止之政策”，甚至声称：“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 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是中医界的抗争。
35、面对迅速膨胀的西医话语 权，章太炎不断撰写医论，阐扬中医精华。1933年6月,中央国医馆向各地分馆下发中央 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 定病名录等文件。章太炎指出：“夫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 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中国病名,有相承沿用者,即使改易,也不必纯取西名。“此事必须 聚集中西良工,比校核实,方可出而行世,若但以一二人专辄之见,定其去取,必不足以行远”。这 些议论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在政教层面抵制了西医的话语霸权。同时，对于辉铁樵以近代医 学诠释、改良中医,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见解,丁甘仁、王一仁、章次公、陈存仁、
36、秦伯未、 叶橘泉等人为中医的生存而奔走，章太炎均声应气求，关注建言。综上所述，章太炎晚年大体疏远政局，对中西医之争也缺少直接评论，但对民族命运和 文化危机的关注不亚于清末民初。他以国学家的声望和造诣，深入评析中西医理和疗效，既 汲取西医之长，又侧重彰显了中医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医论的意义超越了医学范畴， 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关怀，不失为诠释国粹、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典型实例。章太炎医学思想论略医国医民是历代医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医者的职责所在。追古抚今，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是中国历史上对于医国医民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而章太炎无疑是践 行这一志愿抱负的最为突出者。章太炎一生跌宕
37、传奇，引人敬仰，被誉为“革命之志，终不 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他的学问更是融通古今，博大精深，与其有着师友情谊的鲁迅先生曾评价其为“有学问 的革命家”，梁启超称其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是近代学术史上绕不过的一座丰碑。在学贯 中西的同时，他在中医学领域也造诣良深，并颇多建树，得到当时很多中西名医的肯定和推 崇，对中医的现代化和中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力挽时艰与医国医民的大师情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危机。救亡图存、鼎故革新成为一代国 人共同的价值选择。社会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纷纷为这个己病入膏肓的国家循证诊脉，开出 医国良方，章太炎先生可以说最为见识卓远。章太炎家
38、学渊源，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杭州 诂经精舍的七年学术训练积淀了他精湛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成为了一名兼容 中西之学、具有开创性眼光的青年汉学家。然而少年时便已萌发的民族意识和清初儒学家提 倡的经世致用思想，促使他走出精舍，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变法革新的时代大潮之中。维新变法期间，章太炎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编纂时务报，宣传改良。与康、 梁分道扬辘后，章氏始创章学，作婚书论学论政，震动全国。辛丑条约后，他断发 割辫，由改良而革命。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与邹容一同被囚三年,出狱后，东渡日 本，广涉西学，入同盟会，主编民报，宣扬民主革命。他提出的民族思想以及齐物的平 等思想对后世
39、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后，他回国筹措建国，却又身陷政治纷争，因大骂袁世凯 包藏祸心，被袁氏幽禁北京三年。1916年，章太炎又投身护法运动，力主联省自治，始终 站在反帝制、捍卫民主共和的阵线上.19世纪20年代初，章太炎复以政见不合，退隐沪上，从政之心渐入颓唐。晚年的章太 炎虽专心学术，然仍热心社会活动，撰医论，倡国学，吁抗日，足见其拳拳医国之心。对家 国民族和亿万民众的挂怀，使章太炎勇于担当，他痛心于满目疮痍、为外族入侵的近代中国， 一生为救世医国奔走呼号，传言立说，匡扶时艰，其不屈不挠之革命意志和敢于牺牲的革命 精神曾为辛亥前后一代革命者和学人所敬仰。晚年章太炎医国路舛之际，恰逢国医劫难，但医学
40、始终是章太炎一生之所爱，他在给夫 人汤国梨的家书中曾表示：“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昔人云,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秉承这一信条的章太炎也藉此由医国转而医民，全心致力于考医史、 验经方、撰医论、倡新医，鼓励后进，从而成就了他除却国学大师、革命家身份之外，更为 近代极具思想性并备受尊崇的医学大家。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 ”章太炎答道：“实不相瞒, 我是医学第一0”近代国医悻铁樵曾评价说：“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学大师，稍知治学者，无不 仰之如泰山北斗，医学乃其余绪，而深造如此，洵奇人也。”章太炎出生于中医之家，据余杭县志记载，章家三世皆知医，并都曾悬
41、壶乡众，行 医救人。在此影响下，章太炎在儿时就埋下了对中医的钟情与志趣。他16岁时因病放弃功 名，然而却萌发了他心底久存的关注医学的种子。章太炎耳濡目染于先生俞槛，遍涉医典， 也是得益良多。反清活动时期，他因政避难台湾、日本，在日本曾大量搜集医书精本，古代 验方，抄录成册，遂开始涉足医论。晚年他更是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医学研究领域。章太炎与许多近代名医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其中更是有很多人拜入其门下，尊 其为师，如余云岫，褚民谊、陆渊雷，章次公、孙世扬、徐衡之、陈存仁等，而一些当时中 医界的领军人物，如悻铁樵、丁福保、秦伯未、王慎轩、王一仁等，也都对他十分敬仰，与 他结下莫逆之交。章太炎对于医
42、学的研究广泛而深入，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一辑第八卷为医论集，收录了章太炎的医学论 文及见解文章共134篇，计26万余字。文章涵盖了医籍考证、医著评述、伤寒论研究、 金匮研究、温病研究、方药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西医汇通研究等领域。反映了 章太炎对中医理论的深刻认识和独创性的见解。近代思想界、学术界兼而善为中医者不为少 数，但真正有专业建树的当推章太炎.二、“独尊伤寒，融汇中西，更创新医”的学术主张近代中国，西医的传入给传统中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对于中医发展以及中西医学 关系的思考，成为章太炎晚年最为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作为训诂大家的章太炎以其深厚的考据
43、学功底，对中医四大经典皆有涉猎，对中医学历 代的医学典籍也进行了系统而详细地梳理。他存疑于五行学说及内经言论，主张对其舍 瑕取瑾。其医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极为推崇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并对之进行了 大量的考证、论析和研究工作。他指出“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其杂病之书，自金 匮时复而下，率不敢一一保任”；“（西医）彼中伤寒治疗，至今浅陋无胜人处，而吾土独 伤寒论辨析最详”。足见其对伤寒论的推崇。后人整理他的医论专著章太炎全集医论集中，就收录了专论伤寒论的论文23 篇。涉及了对伤寒论的人物考证、版本考证、六经考证、经方考证、注释研究、伤寒概 念研究、寒温区分研究、以及六经病的辨治和经方的使用等诸
44、多方面。章太炎认为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伤寒论中所涉伤寒是指广义的伤寒。他在伤 寒论讲词中提出：“伤寒论一书，大概是治外感的书。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中风、 有伤寒、有湿温、有温病、有热病。则伤寒论是广义的伤寒，非五者中之一种伤寒。” 他还考证了伤寒中六经的含义，指出：“仲景书不说经脉流注，伤寒太阳篇有传经、再 经等语，柯氏以为经指经界，不指经脉，实则经有多义，本非以一端尽也。”他认为六经并 非指内经中的经脉，指出六经应有三种含义，第一指六部，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 少阴、厥阴；第二种含义为时间，即六至七日为一经；第三种含义为清代医家柯琴所谓的经 界说。对于伤寒论中的经方，章太炎也进行了系统
45、地考证，如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大 陷胸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五苓散、桂枝汤等。不但总结了治疗温病的十八法十三方， 还对不同经方的适应病证，用药时间，变通应用，做了详细地考察和论证。章太炎对伤寒 论的评价、医理考证和论析，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科学理念。所以当西医东渐之时，他提 出不可因西医之精而轻言废止中医。他在1927年为王一仁中国医药问题一书作序中指 出：“是故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习西医者，见其起病有验，辄谓中土医术 不足道，其效乃在药。夫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然则所以能起 病者,果药之功耶？抑医之功耶？ ”章太炎通过对中西医治疗效果的比较分析，认为
46、中西医学各有优劣。“远西医术解剖至 精,其治脏腑积聚，胜于中士,而客邪时病，则不逮中土甚远西方虽有远达疗法，然工 拙相悬矣。”他分析认为，“窃观藏腑锢病，以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中医之 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细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腑症结比, 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据此，章 太炎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西医在治疗内伤杂病方面多有疗效，而 中医尤善外感时病，其中以伤寒论最具代表性。同时他指出中医也具有科学性,西医虽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但在科学性方面也有其弱点。 “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
47、，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 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 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体温计、X光、显微镜，助 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章太炎通过比对，提出西 医自身也存在缺点和不足，即七过论，从而肯定了中医在综合论诊、辨证求本、复方论治等 方面的优势。章太炎是近代以来最早倡导中西医融汇互通、共同发展的医家之一，为此他提出了中医 应自信自立，“融会中西，更造新医”的主张。一方面，他认为西医以解剖学
48、为基础的认知理论，可以应用于中医的脏腑经络理论，二 者相互印证，从而纠正中医在认知方面的错误。他指出“自远西解剖之说行,有可以证明吾 土旧说者，即如冲、任、督三脉，冲即大动脉任即输精管，督即脊髓神经，惟神经散布 于周身者，为吾土所未也”；“难经则谓三焦有名无形，试问三焦究有物否？大概即西医 之所谓淋巴腺者是”。他的这些归结，并非简单比照中西医的形态方位，而是结合历代医典 中相关论述，详细考证得出的结论。为此，他还倡议，中西医应统一名实，在称谓、概念上 相融通，为中医走向现代做准备。另一方面，他认为通过中西医对同一病症的诊断、治疗，以及不同的表述和认识理解， 可以使中西医相互借鉴、相互印证。如对于霍乱的治法，他指出：“夫霍乱甚者，厥利交作, 渐至脉脱。在此土则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在西土则樟脑针、盐水针救之。四逆汤二 方，并以生附子为君，强其心脏。以干姜为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脉自得通。樟脑针亦 强心之术，与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盐收拾脉管，则所谓以盐养脉者也。”这种比对研究，在他的医论代表作猝病新论中屡见不鲜。这对于中西医在病理病机 考察，以及药物撷用等方面，都提供了相互借鉴的内容。中医可以容西医之新知，发展中医 之理论，取西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