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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一种可能选择的制度安排 一种可能选择的制度安排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既表明高层塑造廉洁政府的迫切，也反映出一个体制转型国家，要在政府主导下建设一个市场经济，政府廉洁使命的繁重。经济转型中的廉政问题所谓繁重，是指在体制转型国家，政府与经济不得不保持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来得要比发达国家紧密。25年前，每个人每月吃多少粮食，穿多少衣服，都是国家计划的。从那个时代脱身，搞市场经济，也就是逐渐由个人、企业来解决自己的需求问题，自发的通过交易，形成前后左右相互需求的关系，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市场发育的过程。因为我们在这之前被计划惯了，突然要人自理需求，并不是件
2、容易的事。于是，市场经济就先由政府主导，比如改革之初，多生产的粮食钢材等等，你可以自己决定卖给谁卖多少钱，但前提是你得现把政府要的交了，政府好拿去给暂时付不起市场价格的个人和企业。在人与人、企业和企业还没拉上相互需要的关系时，即市场还在发育过程时，政府为这些交易主体的成长提供着稳定的交易环境，保持着发展与稳定的均衡。事实证明这是我国代价最低的市场化道路。这一点，不仅与前苏联改革的对比中已得到证明，而且我国年均9的经济增长奇迹也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但是，在经济学眼里，并没有全是收益没有代价的免费午餐。政府与经济较为密切关系，又使我国的廉政建设任务相当繁重。在市场秩序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而没有形成时
3、，许多不该由政府维持的秩序依然需要政府来维持。我们不能指望每个维持秩序的官吏都是圣人，都尽心维持秩序而不干点别的事情。再说，计划经济除了留下贫穷外，它还留下原来用来管制经济的过多官吏。一定约束条件下，官可以靠政绩晋升来约束他们对经济的非分之想，而吏的晋升机会较少，吏跟官的最大化目标显然不同。因此。制度安排在建设廉洁政府时就显得尤其重要。在一个情况千差万别的大国，中央政府总结了计划经济因缺少激励、信息费用过高而失败的教训，选择了财政包干分成制度，给信息相对充分的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事权以激励，不仅改革和发展更加遵循客观规律，建设廉洁政府也更有的放矢。20xx年，我应邀在中央党校讲课，谈“政府价格”
4、。内容就是我带人在浙江做三角洲观察电视节目时的观察。通过比较，我发现财政包干分成制度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客观上促使了各地政府纷纷降低自己的“价格”，注意廉政建设，以吸引投资发展经济。据说有中央领导接受我的看法，当年他去内蒙视察工作时就叮嘱当地党政官员，开发西部不要仅伸手向中央要钱，重要的是要让政府自己便宜下来。但是，我也注意到，即使是在同样的制度安排下，各地政府廉洁却呈现出较大差异。事情何以如此？浙江廉洁政府的激励何来20xx年，为创新政府电视节目我又去浙江。跟当地专家座谈和实地调查的判断是，那里的政府恐怕是全国相对较廉洁和便宜的政府。在一个资源相对贫瘠，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增长持续领先
5、全国平均速度的就是证明。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价格很贵的政府会创造那样的经济奇迹。问题是，什么样的激励使浙江上上下下政府选择了降低自己价格，注意政府廉洁的呢？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选择，政府也是人，人总是趋利避害的，那是什么约束条件让浙江的大大小小政府觉得降低自己“价格”廉政，是不错的选择呢？浙江改革开放前，由于是海防前线，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国家自然在那里没有多大投资，国有企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和官员也相对较少。地方包干，地方政府要发送“GDP”政绩信号，要让自己手里多些钱花，只好靠民间私人商业经济来发育市场（浙江一些学者至今困惑，为什么重视市场的浙江，农村的土地承包相对要比全国其他地区
6、来得要晚许多。我猜，浙江人多地少这个局限，让当地政府觉得农村改革并不能他们的“GDP”最大化）。靠发展私营经济来发送“GDP”政绩信号，让当地财政宽裕，就要降低这种交易主体的创业成本，就需要降低政府的“价格”。于是，我们见到了政府当初给私人经济带上集体红帽子，以节约他们交易费用；后来又见到了浙江金华在全国首创的政府办事大厅，瑞安的“锯柜新政”，以及一个农民竟然可以因为稻田里养鱼的水不合格而起诉环保局的故事。政府降低自己的价格，大大节约了新的交易主体产生以及创业的交易费用。有人创业便有人就业，便有更多的相互依赖的市场需求，便有了更多的收入和购买，自然也有了更多的“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
7、济有这样联系的地方政府，自然有了激励来降低政府价格，抑制官员贪污，以及建设廉洁政府；而且，也有这样做的信息。我不是说，浙江的官吏就完全没有腐败。但由于在财政包干分成制度与剩余索取权清晰的交易主体的这种关系和组合，可能是浙江官吏较少贪污，成了中国相对最廉洁便宜政府的重要原因。外商为何从广东迁徙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廉洁，政府“价格”低，是会大大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但是，经济学也讲约束条件，各地交易主体不同，各地政府对廉洁的选择就有差异。广东的约束就与浙江不同。由于市场的空间成本，港澳台这种交易主体的投资，最初大都选择了这里。广东政府主要是依靠这种交易主体来发育市场的。由于这类交易主体来自经
8、济远较中国发达的地区，对主导经济的政府的价格高低，没有浙江的交易主体那么敏感，再说改革开放初期，即使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官吏的索贿贪污，在港澳台这种交易主体看来也是毛毛雨，也相对便宜，不是多大的成本，所以依然有较快的市场发育，人和人繁衍出越来越多的相互需求关系。但从20xx年开始的，许多日本以及港台企业从珠三角迁徙到长三角的情况可以看出，广东对降低政府价格的激励没有浙江来得大。日本产经新闻对此所作的一个详细调查表明，这种迁徙除了劳动等要素的价格原因外，抱怨广东“桌子下面的费用越来越高”，是其有新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这类交易主体毕竟是有剩余索取权的企业，行贿毕竟有个局限，没有剩余的交易
9、不做，因此，这个地方的人和人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依然在扩展，经济还在增长，有变化的只是速度。东北一些地方为何官吏成批倒下在东北和西部地区，在财政包干的制度安排下，路径依赖使当地政府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国有企业。依靠这类企业做大“GDP”，只好给他们身上堆放更多的非市场定价的资源，比如财政补贴、贷款、上市圈钱等等，结果使那里的人和人之间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发展缓慢。由于许多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在当地政府，企业要靠跟政府官员的关系才能获取，于是这些企业就通过赠送股票、与政府官员亲属做生意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行贿。而且，由于这类企业都是剩余索取权不清晰的企业（至今也难以解决），行贿也缺少节制，以致在越来越多官
10、员被俘虏的同时，市场发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使市场真正需要的交易主体难以分娩和扩展。人们不难注意到，不少倒下的官吏大多跟企业股票有关系，而在前些年企业上市都是有指标有管制的分配，股票就是一种非市场配置的资源。地方包干带来的地方竞争，又使创业需求流向创业成本较低的地方，马太效应出现了，政府越贵越穷，越穷政府越贵。一些政府价格高的地方，干脆放弃了没有希望的竞争在这样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是选择贪污和寻租。东北一些地方，一个城市从上到下就有上百官员倒下，说明的就是，在竞争取胜无望的情况下，官吏是如何行为选择的。东北由于国企密集，不廉洁官吏的数量相对多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在国企不少的中西部
11、地区，与浙江、广东比，建设廉洁政府的工作还是相对繁重许多。比如，这些年地处交通枢纽武汉的落后，被媒体夸张为“中部塌陷”，但不能说跟政府价格和官吏行为没有关系。我两年前到江西讲课，当地一位教授给我说他想写文章，认为当地餐饮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较大不好。我说守本分的经济学恐怕要分析假说的是，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吃喝比发达地区还来得厉害。后来湖南朱锡庆教授也说他那里的人也爱吃喝。我说，一个假设是官吏对创业需求的管制繁琐，办事情总得拉关系，于是就先投资吃喝。虽然吃喝是代价，但办成事的好处总要来得大些，否则选择吃喝的投资就会变小。但是，这有害于生产性的投资创业活动。前些年由于空间距离去内地的投资少，本地的私
12、人投资大都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密集劳动，赚点汗水钱，利润薄。政府贵了，就可能使许多创业活动不发生了。从这个角度可以多少帮助我们理解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差异形成的原因。山西与山东等地的差异何在政府对降低自己价格缺乏激励，还有些特殊的例子。一些有垄断资源的地方，东西不愁卖，政府就靠它来发送“GDP”的政绩信号，无需更多操心约束官吏，降低市场的发育成本。前些年，并不以报道山西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一周之内就两次报道山西警察上路敛财，说明的就是这个情况（参见拙文20xx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能源紧缺，山西很好过，“GDP”也好看，但这是依赖其他地方市场发育良好的结果。上世纪末，能源大省的山西，
13、人均可支配收入掉到全国最后引起当局震惊。现在主要靠煤炭过上好日子的山西，不知道对政府的价格，对降低市场发育的成本有没有新的体会。而在商品愁卖的、“GDP”主要靠市场交易才能做大的地区，对官吏约束就有很大不同。我注意到就在山西警察上路敛财的新闻披露时，山东政府却是发文讲话严禁权力部门上路罚款。那里的高官教育官吏的理由很简单，一辆在山东高速公路行驶的外地货车会给山东带来数百元的需求。我也注意到，山东的海尔、海信等家电产品都是要通过全国市场才能挣到钱，给当地创造“GDP”的。而这主要靠市场交易来获益的经济，才使在财政包干下需要做大地方经济的政府，有激励有信息来约束官吏和改善交易环境。商品流通中“政府
14、价格”与经济成长的关系，陕西政府大概也是意识到了的。20xx年我到西安参加当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回来在咸阳机场候机看当天的华商报，发现当地政府宣布，即日起当地警察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外地车辆罚款，只准口头教育，动口不动手。一点猜想情况大致表明，地方财政包干分成制度的廉政效果，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较为明显。这是需要思考的现象。目前，我国还有几亿农民在市场边缘徘徊；再说，和谐理性社会并不是仅仅有了人和人、企业与企业相互需求的经济关系就能成就，还需要相应的文化来维系和粘连。因此可以预见，在我们这个大国，市场经济与政府较密切关系可能还将保持相当时间。这个背景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建设更廉洁的政府和更便宜的政府
15、，地方财政包干分成制度，还需要与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相组合、匹配，与更多的民营经济和新的剩余索取权清晰的市场交易主体相组合匹配。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创造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河山，我国国际市场得手，一多半是产权清晰的企业开拓出来的；这个事实说明，不仅是他们创造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奇迹，他们可能还为我国塑造廉洁政府贡献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多年前对中国去的一位访问学者解释了中国的奇迹：“共产党加产权”。至今想来，你不能不感慨高人的湛深。 “万人评议”四年革新路如果能够推动政策和制度的设置不断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万人评议”的力量才能真正显示出来两篇报道与“万人评议”的现实生存如果
16、不是XX省级机关今年首次加入“万人评议”的“大合唱”，如果不是那意外出现的两篇报道，在今年最后一个月的XX，“万人评议”这个词应该不再会那么敏感。20xx年，XX市开展了轰动全国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经过连续3年的发展完善，“万人评议”工作已进入顺水顺舟的阶段。从年初的市级机关工作大会，下半年筹划、设计新评议方案，到12月的评议、统计，第二年年初公布、总结考评结果，一切都按部就班。舆论也习以为常，渐渐地，把它看成年终这个城市里波澜不惊的“常青新闻”。但今年，“万人评议”还是在XX掀起了一些小波澜。11月29日，XX省举行省级机关作风建设评议动员大会，启动首次省级机关作风建设万人评议活动，省级
17、机关82个部门进入机关作风“排位赛”。这意味着，在接受了全国各地100多个城市的来来往往的观摩学习之后，XX市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这一机关作风建设模式，终于在省级层面得到确认和推广。然而，此后不久，见诸媒体的两条新闻，却让人们对“万人评议”这一机关作风建设模式的公开度与公正性，有了那么一点点狐疑。12月2日，XX市委、市政府召开20xx年全市群众评议机关作风动员大会，“万人评议”进入关键阶段。此时，当地一家媒体却对XX市“万人评议”活动的新闻发布程序提出了质疑。该媒体报道说，“这一本应通过各种渠道让广大XX市民都能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对发布消息的新闻媒体却出现了令人不解的选择”，报道指责有关
18、部门拟定了一个“重点邀请新闻单位名单”，而在会议材料的提供上，有“厚薄之分”。12月13日，新华社发出一条“关于XX部分厅局级机关排队刊登广告宣传领导政绩”的消息，消息说，自12月以来，到XX某家省级媒体刊登“政绩广告”的厅局级单位“排起了队”。该消息立刻引起省领导的重视，XX省委书记李源潮等都作出批示，要求查实。“这对我们的工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谈起那两条负面新闻，XX市委机关工作委员会作风办主任杨华富说，“我们仍然走我们的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尽管如此，在此后的采访过程中，记者还是发现了有趣的对应。XX省级机关“万人评议”的尝试与媒体的抱怨、批评，正是眼下“万人评议”现实状态的
19、反映它显然是政府机关作风建设中值得肯定的、卓有成效的积极选择，却也是需要更多制度配套跟进、越向深处越难突破的艰难改革。10年的背景与人的影响力在20xx年开始那场轰动全国的“万人评议”之前，XX市抓市级机关工作作风建设已有10年。“而正因为有这前10年的铺垫，才有了后来万人评议的水到渠成。”杨华富说。从1991年开始，每年春节以后，XX第一个全市性的会议就是市级机关作风大会，这是XX市规模最大的机关大会，有3000人的规模。当年，XX市开始在工商局、物资局、财政局等10个单位进行机关思想作风建设试点。年底，也给10个试点单位排了位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XX市市级机关作风建设围绕着“解放思想、加
20、快发展XX”的主题展开。1993年，在XX市市级机关思想作风建设的大事记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开门评议机关”，也就是后来“万人评议机关”的雏形。“当时，评议人主要是机关基层单位、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大约两三千人的规模，评议的内容也很少。”杨华富说。评议分两种渠道共同进行，市级机关作风办和各部委办向基层发放评议表，听取意见和建议，不打分、不排序，评议的内容围绕当年作风建设的重点展开。1999年下半年，XX市在继续“开门评议”的同时，每季度组织一次市级机关思想作风建设监督员“看机关、评机关”活动。但“开门评议”毕竟是在内部完成的，门缝开得太小，旁人看不出内里的变化，内里的人也感觉不到外在的压力，要水
21、到渠成，尚需借外力推进。最终令“评议”从XX市鸡鸣寺旁那个朱红色大门内“走”出来的，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20xx年11月，XX市某局领导在浙江宁波醉酒惹祸。12月8日，XX市委召开了局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对该局领导撤职处理。是时任XX省委副书记、XX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当时在会上强硬地表示：“今后谁倒XX干部形象的牌子，市委就摘他的帽子。”“宁波事件”最初由媒体曝出，对“宁波事件”的处理也最终在媒体的跟踪之下有了圆满的结果，舆论也由最初对XX政府官员工作作风和整体形象的质疑，转为对XX市“铁腕”治吏的关注。也就在这一年底，XX的“开门评议”发展成了“万人评议机关”活动对全市90个局级部门开展了“万
22、人评议”，并在第二年春节过后的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公布了评议的结果。根据评议结果，XX市委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免去了评议中排序为末位的房地产管理局和市容管理局主事者的职务。“万人评议”是否与“宁波事件”有必然的联系，现在很难查证。但这件事让所有人看到了公众监督对遏止权力滥用、肃整纲纪的作用。20xx年2月19日，李源潮在XX市机关作风评议动员大会上的发言用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标题：“请人民评判”。在发言中，李源潮说：“群众的评判是干部改进作风的行动坐标，凡是人民群众亮红灯的，就不能过关。”后来，李源潮那句“向人民学习，为人民办事，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成了XX政府机关干部口里的经典语录。四年革新
23、路与“公开”的障碍从20xx年开始，“万人评议”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一方面，“万人评议”的设计方案越来越细化，越具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评议结果的公开度，与对末位排位的处理力度，却有所收缩。20xx年，XX市市级机关工委与XX省社科院合作，联合组成XX市市级机关作风评价体系课题组，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五易其稿，完成了一个新的评议方案。“新方案更细化。”时任课题组组长、XX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颐回顾说。评议人从上年的6类扩大到10类，每一类评议人所占的比例也都经过反复甄别。总体而言，党政机关以外的评议人占了绝大多数，达85；被评议人也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与百姓有直接接触的机关
24、部门，一类则相对与百姓距离较远的机关部门；在评议栏中，多了一个“不了解”选项，以保证每一个评议人的打分都尽量做到客观有效。20xx年，XX市再次推出“万人评议”升级版。在这一版本中，被评议的96个部门更被分成3类，一组为政府机构中直接面向广大群众服务和执法的部门及部分专营性企事业单位；第二组则为政府机构中除第一组外的部门及直属单位；第三组为党群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法检机关和直属单位。评议人的结构又有了变化，市级机关干部不再参加评议，而由市级机关作风监督员评议；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选举人，以增强选举人的覆盖面和客观性，并尝试建立评议人库。与此同时，试行网上评议，在XX的龙虎网等3个新闻网
25、站上开通评议热线，在XX日报、金陵晚报等媒体上公开刊登“媒体版评议表”。这些在“万人评议”之外的评议表和意见、建议，都被送达到XX市市级机关工委，做“万人评议”的参考。在20xx升级版“万人评议”方案中，有三点新变化值得一提。其一，评议结果将不仅依据“万人评议”的排名，更综合考虑机关作风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前者占70，后者占30，两者结合，成为最终评价；其二，对三组排序列末位的处理，由过去的直接追究单位行政领导责任，改为进行组织考核，对连续两年列三个组排序末位的部门进行重点考核，视考核结果，对列末一位的部门领导班子作出相应的处理；其三，排序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各组排序末一位的部门，在次年初全市
26、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公布。“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机关工作作风评价体系。”杨华富总结“万人评议”四年革新路。但是，科学的评议体系建立过程中，评议结果的公开范围与公开程度，成了衡量该评议体系科学与否的最具争议的评价尺度。XX“万人评议”四年，成效显而易见，政府机关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提高了；各单位部门真抓实干，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为民做实事；行政执法也得到了改善，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万人评议”这一个开放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实施效果好，关键就在于它的评议人是人民群众，它将评议的结果公开，它将评议的结果直接用作对机关干部评价的依据，它还公布评价的结果。”陈颐说。而在陈颐所说的四个关键中
27、，XX市社科联主席、XX社科院院长叶南客最关注的就是“公开”。“在目前整个民主参与程序尚不够完善和健全的时候，公开是民主的最直接的体现。只有公开了，民众的评议才能真正完成向民众监督过渡，民众评议才能真正成为改进机关工作作风的压力和动力。”叶南客这么说，是有其亲身体会的。XX社科联也是被评议机关之一，在评议中，他们基本处于中间位置。“中间位置不公平，不成为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压力自然就小一点。”叶南客说。最终要冲击什么？XX市级机关工委办公地点在XX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内，一向，这一朱红大门边上的传达室是很不让人愉快的地方。这次，却有了不同的印象。仍然是高高的柜台，仍然要事无巨细地填写访客单，但守
28、门人的语调明显地柔和起来，并且客客气气地用“您好”、“请”一类的敬语，与每一位来访者打招呼。“你看到的只是浅层次的变化。”杨华富说。这些浅层次的变化，是早期机关工作作风建设关注的重点，比如整顿办公秩序，查上班打牌、迟到早退，抓“门难进、脸难看、人难找、事难办”。“但现在，我们关注更深层次的工作作风问题。”如文明服务、文明执法，密切党群关系，建立沟通渠道，改善投资环境，为老百姓办实事。XX市市级机关工委作风办曾将各职能部门每年制定的“实事计划”汇总，并在每个社区设监督员，监督“实事计划”是否落到实处。从浅层次到深层次，机关工作作风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它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陈颐说。“我们现在对
29、机关工作作风的概念的解释不是窄了，就是宽了。”陈颐说：“狭义上的机关工作作风只局限于微笑服务之类，而宽泛的概念则将机关的职责、职能都包括在内。”在20xx年参与设计新评议方案的时候，就机关工作作风概念的确定，以陈颐为代表的方案设计课题组专家们与XX市政府一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颐们试图在评议表前对机关工作作风的概念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限定它的范围。“比如用朱镕基的话廉洁、勤政、务实、高效”，但陈颐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在政府看来，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机关是否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如果以政府的观点界定“机关工作作风”的概念，显然，“万人评议”的措施并不能对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形成根本的冲击。“
30、的确，有些问题并不是通过思想教育、机关作风整顿等主观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杨华富承认，在他看来，机关作风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干部队伍素质和管理水平所造成的，一是因机构设置和现行体制所造成的。前者容易消解，而后者则难以淡化。比如，几年评议下来，市容局排序总是靠后，群众对它的不满集中在那些市容监察队员身上，而问题往往是出在少数非市容局直接管理的基层聘用的协管员。“我希望万人评议最终能够冲击的不仅仅是那些浅层次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体制之弊。”XX市一家媒体的记者说。该记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民工到有关部门反映该企业收费高，不符合规定，有关部门立刻到该企业的客户单位调查，并对该企业作出相关处理。而
31、记者调查的情况是，企业的收费遵循市场规则，省有关部门的处理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你说，这是谁的责任呢？是企业吗？是相关职能部门吗？都不是，错就错在相关政策的滞后上。”这位记者总结道，“从这个角度看，群众对机关工作作风的不满，其实也是对某些不合时宜的现行政策、现行体制的不满，如果万人评议能够推动政策和制度的设置不断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万人评议的力量才能真正显示出来。” 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对策【关键词】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预防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到各个城市，外来务工队伍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特殊群体，在繁荣社会主
32、义市场经济、促进城市和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外来务工群体流入城市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大，随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愈加复杂，如外来人口的安置、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等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城市犯罪中，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在逐步加大，其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作者试就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的现状、趋势、成因和对策进行探讨。一、外来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趋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公布数字显示：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占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总数的.，比年上升了，侵犯财产罪，占批捕总数的。据了解，近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逐年上升趋势。年全国检察机
33、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占批捕总数的.，年批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占批捕总数的。全国检察机关自年至年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占全国批准逮捕总人数的。如某区检察院在20xx年办理的案件中，外来青少年犯罪在全区外来人口犯罪中所占的比例最高曾经达到52.6，状况堪称严重。分析外来青少年犯罪案件，呈现以下特点：1、案件类型以侵财型案件发案率为最高。在各类青少年犯罪案件中，侵财型案件占70.2，其中盗窃案件比例最大。总体来看，各类侵财型案件涉案数额一般不大，多为几千元数额，但是盗窃数额有逐步加大趋势，作案场所也由公共场所行窃向入室盗窃发展。同时，一般的盗窃案件有向抢劫犯罪方向发展的趋势，
34、极有可能转化为严重侵犯人身权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愈发严重。2、犯罪形式向团伙化方向发展。由于青少年自身具有善于交友、重义气、喜欢从众的心里特点，加之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熏染，趣味相投、言谈投机使得青少年很容易形成小团体，一呼百应、是非观念不清、法制观念淡薄、缺乏鉴别力极容易走向犯罪。同时个体力量小、能力差、经验少，也使得青少年在犯罪时乐于结伙同行，以减轻恐惧感，也容易减少犯罪后的罪恶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来青少年多以同乡为聚集方式，一般居住地相对集中，逐步形成区域势力，成为解决个人纠纷的团伙势力。如在某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河南某地和安徽某地人员为集中居住的两个势力团伙，一次，双方中有人在同一火
35、锅店吃饭，在吃饭过程中因琐事发生争吵，继而动了手，安徽这方的人吃了亏，第二天即纠集了七、八个同乡找到河南这边的人，河南人见势不妙，迅速喊来十几个老乡，带过来一麻袋砍刀，见到安徽人就砍，双方发生群斗，一20岁青年当场被砍死，另一人受重伤。3、犯罪手段向成人化方向发展。由于外来青少年远离家庭生活，较早地融入成人社会中，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更加成人化，很容易受到成年犯罪的利用和教唆。他们的犯罪由以往存在的偶发、稚气的特点向老道、狠毒的成人化方向发展，作案手段日趋成熟，由冲动性的犯罪向预谋性犯罪发展。特别是盗窃等侵财型犯罪中，预谋诡秘，组织严谨，呈现规模化和集团化特点。如某区办理的王某等八人抢劫、盗窃、
36、销售赃物一案。其中最大的只有20岁，最小的15岁，共入室盗窃十余起，窃得现金上万元，还有金首饰、手机、邮票等物，销赃得款也达上万元。年仅17周岁的王某俨然是这个盗窃团伙的头儿，大部分时候他都亲自出马，其余人都听他的。每次作案约二、三个人出动，先采好点，哪几个人在外面望风，哪几个人入室盗窃，偷到钱物就赶紧跑，分工明确。这几个十几岁的少年胆大妄为，入室盗窃时手持菜刀，如有人进来即可采取威胁的方式。这群少年成天厮混在一起，将不义之财用来泡网吧、洗桑拿、上饭店整日吃喝玩乐，花完之后再去偷，靠此为生。4、犯罪主体多以流动性大、无固定职业青少年为主。外来青少年带着美好憧憬离家来到城市，而社会人口流动加剧也
37、增加了寻找工作难度，加上一些青少年自身无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耐劳，在心理失衡、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意志薄弱者极易产生社会对抗心理，特别是看到身边一些人采取非法手段发起不义之财，便经不住诱惑，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些人员作案场所和区域流动性大，同时也给打击犯罪增加了难度。5、传统节日前成为侵财型犯罪的多发时间段。受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影响，逢年过节成为外来人口返乡的高峰期。特别是青少年务工人员更是念及家中亲人，每逢大的节日，如春节，更是他们离开暂住地回家团聚的时间。然而，由于一些人在外打工收入不高，怕回家无法向家人交代，便很容易产生走前捞一把的念头。于是，盗窃等犯罪一般在这个时间段在城市中成为多发高峰期。
38、二、外来青少年犯罪的成因青少年自身的生理特征、社会辨别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等方面都处于不成熟阶段，缺乏辨别和控制能力，尤其是外来青少年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观念淡薄，加之其生活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很容易沾染不良习俗，从而极易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发生。分析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居住地社会治安不佳，生活环境差是造成犯罪的外部原因。由于受自我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从事具体工作区位限定，城市外来人口一般聚集在城乡结合部。这里作为城市发展和扩张的过渡性地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他们一般租借城市郊区人口的简易出租房屋，大多是多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合租在一块，其中难免参杂着一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员
39、。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对生活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极为不利。城乡结合部人口流动性大，给相关部门的人口管理增加了难度，加之一些地方的主管部门对该地区缺乏长期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手段，使这里成为城市综合治理中的薄弱区域。城乡结合部大多成为城市犯罪的多发地带，犯罪率普遍较城市和农村地区偏高。在这种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居住于此的外来青少年由于缺乏辨别是非能力，极容易对某些不法行为盲目效仿，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受教育程度不高，结交不良朋友是产生犯罪的自身原因。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的良好教育、以及必要的生活约束对其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外来青少年大多是来自于农村，他们一般是初高中文化水平，为了家庭生计
40、和自身的前途，较早地离开家庭，走入社会。由于脱离于家庭的管教，加上自我约束力差，他们大多形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无规律，交结朋友成分复杂，喜好结成小的生活圈子，很易被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特别是生活在同乡身份的朋友圈子之中，极易形成消费攀比、争强好胜、拉帮结派、江湖义气等不良行为，已经成为外来人口青少年团伙犯罪的重要特征。3、现实生活与预期相差大，是部分青少年走向犯罪的动因。走进城市中的青少年目睹富余的城市生活后，便自然地与自己所生活的贫穷相比较，心里容易产生不平衡。特别是经历自身劳动的所得还远不及城市的生活水平时，一些人心里上由羡慕逐步发展到嫉妒，便想到采取违法手段获取财富的目的，发生的盗窃、
41、抢劫等案件大多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进行的。4、劳务纠纷是导致部分青少年犯罪的又一诱因。由于社会观念影响和社会劳动法制制度贯彻不力等因素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普遍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他们劳动报酬不高，而且经常受到包工头和业主的不公正待遇，拖欠工资报酬已不是偶发事件，为追讨工资而引发的犯罪案件近期不时见于各地。由于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加上自我法律意识淡薄，在自恃有理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采取违法犯罪的极端手段，以求得到自身利益的实现。分析这类犯罪的青少年，多是由于没有法律观念所为，一般主观恶意性不大。但这已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三、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外来青少年
42、犯罪目前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治安工作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他们与成年人犯罪相互影响、互为结合，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加强对外来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找出防治对策，应该是社会各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实施社会整治工程。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扩展，外来青少年逐渐增多。政府应将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纳入社会治安的长效管理之中，构建对外来青少年成长的立体网络。在政府机构中，应设置管理外来人口（包括外来青少年）的专门机构，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起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学会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外来人员的犯罪，为外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利的社会法制保障。必须加强外来人口集中
43、居住地区的综合治理工作，针对多发性犯罪和苗头性违法行为，应及时研究对策。对外来人口要加强管理，不断优化社会治安环境，为生活于此的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对青少年犯罪应注重教育和挽救，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如对外来人口犯罪的审判，可以将法庭设在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组织当地青少年旁听庭审，寓教于审，创造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2、强化措施，使外来青少年生活和务工得到有效管理。党的十六大报告突出强调了社会稳定工作，提出了改进社会管理、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重要观点，为强化外来务工人口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高度重视外来人口管理工
44、作，要把其作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应该建立统一管理、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对外来人口可以建立“谁用工、谁管理”、“谁租房、谁管理”管理方法，强化用工单位、业主和房主的责任制。要规范劳动职业中介行业行为、落实用工劳动合同制度。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正确引导他们用诚实的劳动服务于城市建设，达到个人劳动致富的目的。尤其是对青少年外来人口要在制度上保障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权益，可以组织开展优秀外来青少年评比等有益的活动，激励奋发向上的精神。3、调动一切因素，加强对青少年的管理和教育。要进行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45、观为重点，以培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教育活动，遵循规律，以人为本，抓住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青少年由于青少年处于成长和发育期，思想和观念都处于不成熟阶段，这个时期，对其影响最大的除了周围的社会环境外，自身家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于离开家庭生活的青少年，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及时与青少年家庭建立联系，随时通报其在外生活和工作情况，发挥其父母和家庭对其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应善于做青少年的知心朋友，建立亲情，赢得青少年的信任，以便随时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地方政府应为外来青少年创造学习生活环境，如建立外来工子弟学校、开设健康的文化娱乐场所等，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建立法律服务保障机制，对青少年务工人员的生活和就业十分必要。如开设外来务工法律维权站，及时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对青少年成长势必产生长期的教育效果。加强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青少年的管理，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系到城市改革的成败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只有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外来青少年问题，建立起多位一体的社会预防网络体系，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才能得以有效遏制与减少。 23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