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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画第一村的背后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看到来自大芬村的画作。然而在大芬村却很难找到画工的身影。他们或为了梦想而来，或为了生计而留，成为生产线上一支无名的画笔。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经济危机搅动着这个弹丸之地。画工们与大芬村一起，成为深圳的时代缩影。深圳大芬油画村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800家，年销售额逾亿元。本村村民有300多人，而外来流动人口高达1万多人。如果要给大芬村的村民做一个阶层分析，数量最多的一群人就是在生产车间里的画工。但在白天，画工们几乎是隐形的。图为一名画商坐在自家的画廊内抽烟，等待“上门生意”。每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画工们集结在狭窄的车间里为计件工资劳作，开始
2、了他们的一天。到晚上两三点，他们才会陆续下班，天色拂晓才躺下。因为有他们，大芬成为中国农村中为数不多的“不夜村”。图为画家张万平在自己的工作室屋顶上创作一幅中国画。 油画是一种耗时、耗工、价贵的高雅艺术品，欧洲古典时期一幅油画通常要数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而在大芬村，画画变成了流水作业。一幅名画几人分工，每人专画其中一部分。图为一名画工比照手中的照片，描绘奥巴马的画像。 商品画的制作通常都以订单模式完成。画商会与买家签订协议，确定行画的内容和数量，再交由画工按时完成任务。有了成熟的商业模式，大芬村每年油画产量巨大。以2005年为例，大芬村油画销售量超过500万张。 早些年，画工大多来自周边的农村
3、，但近10年来，外省来的画工源源不断。他们以老乡招工的形式，一个带一个，一个带几个地将年轻劳动力自然流动到深圳。画工绝大多数都不超过二十岁，且没有绘画技能基础。因此，他们的大芬生活都开始于基础培训。培训为期三个月，学费数千。培训期间的作品归老板，学成的就成为老板的雇工，开始真正为自己打工。图为两名学员正在打闹取乐。 一名刚来大芬村的男孩说，农村年轻人出门打工几乎都是已经注定了的，现在在这里画油画，还跟“艺术”沾边，说出来好听；也不用扛砖头搬水泥，能赚钱又不那么危险。相比那些在工厂打工的同龄人，已经算很幸运了。图为作坊里成堆的颜料。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这些年轻人就投入到了大芬村庞大有序的生产线上
4、。一个没有基础的学徒就可以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临摹得像模像样；而一个熟练画工在一天之内可以将凡高名画向日葵克隆20件以上。图为两名画工在工作间隙休息。 图为大芬村里典型的工作间。一个车间车间被隔成数条横向约一米多宽的走廊，画工就站在这样的走廊里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定单复制。这条复制线被赋予一个很工业化的名字拉，给予比较规范的管理，老板提拔比较熟练的画工为拉长，工资比一般的画工高一些。 一天的辛苦劳作下来，画工们没有心力再做饭煮菜，下班之后和老乡挤在大排档里点几个菜，吃碗面条或凉粉。他们的收入可以让他们在凌晨，在路边摊上美美的吃一顿。 画工们住的地方是五个人分的小房间。而自己单干的成熟工通常合伙租
5、房，画室兼卧室，向经营者接单。图为一名画工在工作室后简陋的卧室休息。 要想提高收入，对于普通画工来说只能增加工作量。遇到订单多的时候，会连续工作好几星期。而如果一名画工如果能成长为属于画工圈子里的大牌，便开始自己单干。如果找到一笔启动资金，这些人马上摇身一变，成为与前老板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行画制作商。 油画产业盘活了当地经济。村民的房屋出租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大芬村的租金一年一涨。“当年一间20平方米的店面，月租3000元。现在没有10万搞不定。”一名当地画商说。图为一名画工在楼梯旁3、4平米的工作室内作画。空间有限，不得不将作品摆放在外墙和门上。 然而，能够成为画商的只是极少数。大芬村连年
6、高涨的房价让许多老画工难以承受。一大批大芬画工，因无力承受高额的房租而被迫选择远走他乡。在2009年，百余名画工移师江苏海安，只因当地政府扶持，可以免去两年房租。 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已经令许多画工不能适应。由于缺乏福利保障，许多画工不敢结婚，结了婚不敢生子。这让大芬的画工队伍年龄越来越小，许多画工一上年纪就不得不黯然离开。最初许多画工拖家带口进行作坊式的操作，但随着大芬村的发展，他们也在慢慢被市场淘汰。直到2008年，才有第一批符合条件的65名画工入住了公租房。图为一名画工的孩子躺在画作之中。 外部经济环境也搅动着大芬村这个弹丸之地。由于过分依赖出口，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下几近崩盘。国外订单锐减，大量产品滞销。2008年秋季广交会上，以前能拿到4000万元到5000万元订单的大芬村画廊几乎“颗粒无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