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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 神秘的魔圈,中西语言文化比较,本章将从案例分析开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开论述中西语言的差异，并结合实际陈述在中西交际语言运用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讲过一个从德国改编过来的故事，说从前有个老太太头一次听外国话，觉得外国话怪得毫无道理，她说：“这明明是水，可英国人偏偏儿要叫他窝头（water），法国人偏偏儿要叫它滴漏（de leau）,只有咱们中国人好好儿的管它叫水！咱们不但是管它叫水诶，这东西明明儿是水嘿！”赵元任用这个故事说明语言有个特征，即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学者张隆溪就此引申开去：“可是，也许英国老太太会争辩说，这东西
2、明明儿是water；法国老太太又会说，它明明是deleau;而德国老太太会认为他们都不对，因为在她看来，这东西明明是wasser.这些老太太都没有跳出语言的牢房。他们不明白语言符号完全是约定俗成，其意义完全决定于各自所属的符号系统。可是要跳出语言的牢房又谈何容易，因为你跳出一个符号系统，不过是进入另一个符号系统，要脱离任何语言系统来思维或表达思维，都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说，如果亚里士多德会讲汉语，他就不会是亚里士多德；如果孔子会讲英语，他就不是孔子。”学者们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因此，要深入理解中西的不同文化特质，也离不开对两种语言系统的比较。,中西语言学界关于两
3、种语言系统的不同声音,汉语学家与西方语言学家观点之异同,西方语言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语言(包括文字)的形成是任意的，必然的因素很少，把人叫做人，把天叫做天，把男人叫做男人，把女人叫做女人，这些都是随心所欲的称呼，没有必然性。几乎所有教课书都把“人具有任意性”作为一个公理来看待，西方语言学界也认为这是语言学的基础。,在中国存在与以上观点不同的声音，认为：语言文字的产生昭示了一个规律性，即语言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特定因素的较深作用下必然要产生的。当然其中也有任意因素，任意是相对的，非任意也是相对的，但是哪一个是主要的，这其中有一个关系：早期往往是必然性因素占主要，慢慢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意
4、识的增强，任意性因素才慢慢增强。越是远古，人类越不可能任意地创造一种文字或者语言，只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能像现代人一样进行抽象思维。远古人类的创造能力很简单，比如象形字产生于图画文字，而全世界的语言文字如果向前追溯，就会发现它们都产生于图画文字。文字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人类智力发展运行的轨迹慢慢地从具体走向抽象,而西方语言文字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其他文化借鉴过来的，并不是直接发展出来的。例如古希腊的语言不是自己从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而是借鉴腓尼基人的文字系统，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并加以改进发展的。因此，西方语言界误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任意的，其实，腓尼基人的文字如果向前追溯，也要追溯到象形文
5、字、图画文字。,最初的语言文字不外就是世界的缩影在人类大脑中的表现，西方语言学家往往忽视这一点，从而得出语言是任意的这样一个结论。在我们国家也有些人提出过独特的看法，比如王安石在1076年提出，字形、字音都符合天地万物之理：“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斜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人当时的能力只可能产生能力所及的语言和文字，不可能产生非常充分的一整套有内在联系的语言系统。所以王安石的观点应该受到重视，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语言文字史上提出“语言不是任意的”这一观点的人,我们试图来解释语言文字是必然的，并且不同程度地制约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
6、发展。这些有时候容易在口语当中表现出来，一个简单的字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例如在英语当中，你(you)、他(he)、她(she)、我们(we)、他们(they)都不大写，只有一个代词大写，就是我(I)，因为“我”是最重要的。英语语言特点充分体现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则刚好相反。同样称呼“我”，中国人不仅不会大写，还用别的方式来表述：在下、鄙人、奴才等，皇帝自称寡人或者孤，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受尊重的位置上，尽量去尊重别人，这是一种克制自己的心态。仅是一个代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中西两种文化是分道扬镳的，很多东西在极性上是相反的。,很多学者，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些学者容易走向极端。例如说写信，
7、我先写地址，再写收件人；可是如果要给西方人写信，把这些东西都倒过来，先写收件人，然后是地址。我按照中国式的写法习惯了，所以到了西方就非常不习惯。出国时，西方有关人员还要把你的姓和名颠倒过来，我就跟他争论，中国人在翻译外国人姓名时根本就不改变其位置，而中国人到国外姓名位置却要被迫改变。西方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在侵犯你，他认为是天然的，因为他的价值观就是那样。,中西语言文字之间的基本差别 一,两种语系之间的对比,世界语系分类,一、汉藏语系1 汉语族 2 藏缅语族 3 侗台语族 4 苗瑶语族（有争议）,二、印欧语系1 日尔曼语族 2 罗曼语族 3 凯尔特语族 4 波罗的语族 5 斯拉夫语族
8、 6 印度-伊朗语族 7 阿尔巴尼亚语 8 阿美尼亚语 9 安纳托利亚语支 10 吐火罗语,三、高加索语系1 南高加索语族 2 北高加索语族 四、乌拉尔语系1 芬兰-乌戈尔语族 2 萨莫耶德语族 五、阿尔泰语系1 突厥语族 2 蒙古语族 3 满-通古斯语族 六、达罗毗荼语系1 北部语族 2 中部语族 3 南部语族,七、南亚语系1 孟-高棉语族 2 马六甲语族 3 蒙（扪）达语族 4 尼科巴语族 九、南岛语系1 印度尼西亚语族 2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 3 美拉尼西亚语族 4 波利尼西亚语族 九、闪含语系1 闪语族 2 柏柏尔语族 3 乍得语族 4 库施特语族 5 埃及-科普特语族 十、尼日尔-科尔
9、多凡语系 十 一、日语,什么是“汉藏语系”？什么是“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一个语系，使用者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从15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殖民势力不断扩张，一些欧洲语言陆续传到世界其他许多地区，这是印欧语系分布如此之广的直接原因。今天，以某一种印欧语言为自己母语的人，加在一起有15亿以上，接近世界人口的半数。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巴斯克语、匈牙利语、拉普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苏联的少数几种阿尔泰语言、乌拉尔语言、高加索语言，以及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德拉维达）诸语言虽然也分布于欧洲或印度，但均不属印欧语系。,Indo-Europ
10、ean family“印欧语系”这个语言学术语出现于19世纪初叶，因该语系分布于印度和欧洲而得名。后来德国 学者又参照同一模式，将其易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理由是，印欧语言中，最东部的阿萨姆语是一种印度语言，而最西部的冰岛语是一种日耳曼语言。这个术语在欧洲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中比较通行。此外还有少数学者用“雅（利安）欧语系”，但现代语言学最通行的术语仍然是印欧语系。,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用汉语和藏语的名称概括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群。汉藏语系是语言学家按照谱系分类法划分的一组语群，但是划分的形式很多。这个语系至少包含汉语和藏缅语族，共计约400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越南
11、、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等亚洲各地。按使用人数计算，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汉藏语系”为通用的名称，有的著作中也曾用过“藏汉语系”和“印支语系”。,Sino-Tibetan family 以汉语和藏语为代表的亚洲一个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群，有的著作中也曾用过藏汉语系和印支语系的名称。中国为该语系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南方民族多为汉藏语系民族。,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之比较,羚羊挂角与板上钉钉 1.语义语言与语法语言 2.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3.宽式语言与严式语言中国套盒与西洋项链 1.立体与线性 2.散点与焦点 3.对偶与主从 4.真实与虚拟雾里看花与光风霁月
12、1.模糊与精确 2.简约与周严 3.含蓄与直露 4.螺旋与直线,羚羊挂角与板上钉钉,中国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个人到别人家做客，想赖着不走，碰巧又下起雨来，他便在纸上写了一句话：“下雨天留客”可主人不想留他，于是在纸上接着写了一句：“天留人不留”客人看了不慌不忙，拿笔在上面加了四个圈，把两句变成了四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句子的意思跟原来的完全相反。汉语的妙处似乎是“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羚羊夜宿，挂角于树，脚不着地，以避祸患。旧时多比喻诗的意境超脱。），无迹可求”。,（插入部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孔子说：“仁爱就是人，将爱父母亲放在第一
13、位。“仁者人也”，意思是人所具有的各种美德属于仁，换一句话说，仁所涵盖的美德是仁的外延。反过来说，“人者仁也”，“仁”又是属于“人”的范畴。“仁”与“人”，如影随形，互相依存，“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即仁道，“人”必须有“仁”，“人”若无“仁”，则不成其为人。道不远人，道不离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而不仁”是从反面界定“仁”这个概念的外延。“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为大”是儒学“爱人”与其他学派“爱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如墨子“兼相亲，交相爱”；圣经的“博爱”；佛教的“爱众生”。其它学派均是爱无等差，儒学的爱有等差，先是爱父母，“亲亲为大”，次是爱
14、兄弟，“友于兄弟”，其次是爱朋友，又其次是“泛爱众”。,相比之下，西语就没有这么飘忽不定了。如将清明诗译成了英语：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名作，”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把这首诗重新断句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On Qingming Day the continuous drizzle is falling,A wanderer on the way,I fell increasingly down.When I ask where I can find a wineshop for some drink
15、ing,The child cowherd points at the Apricot Flower Village you.,面对这首译成英语的清明，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再把它弄成别的摸样。西方语言的妙处似乎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难怪英国东方学家赛斯说：“要是我们不把欧洲语法的那些名称术语连同那些名称术语所表达的概念一起抛弃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汉语的羽凡。”中西语言在样貌上，一个是羚羊挂角，飘忽不定；一个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如此南辕北辙，其根源就在于中西语言类型的巨大差异。,语义语言与语法语言,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指出：一切都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
16、在；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并指出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印欧语是超等语法的标本。中西语言一个重词汇一个重语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语言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语言学家徐通锵将其概括为语法型语言与词汇型语言。,语法型语言与词汇型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编码方式、结构框架和基本结构单位不同。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现实的特征都会在语言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反映。语法型语言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在语法型语言中现实的特征是通过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的，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是不一致的。语法型语言以形态体现跟概念范畴相对应的语言范畴。语义型语言采用直接编码的方式，现实的特征在语言中得到直接的反映，语
17、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保持一致。,语法型语言与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不同的。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式“主语谓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这两种框架有三个原则区别：第一，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一致关系，而话题和说明并不存在这种关系。第二，话题是有定的，是说话人想要说明的对象，只能出现在句首，而主语是无定的，是由跟谓语动词的一致关系而决定的。不一定出现在句首，第三，主语和谓语之间因为有一致关系的联系，因而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话题和说明之间的联系却非常松散，因为词语的省略使他们的联系简直松散到了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法语法的句子。造成这些原则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主语谓语的结构由形式的一致
18、关系所决定，而话题和说明的结构不受一致关系制约，二是受到说话者与听话者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语言环境和语言规则三方面制约，这就使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话题说明关注的重心，已不是主语谓语结构框架的形式要求，二是语序，即把语序作为句子结构关注的重心。西方语言以句为本位，以词为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而且只允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相互之间由一致关系联系着。,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从构成方式看，西方的语言是形合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西方语言句子的构成主要是依据形态规则和形式的方式，而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是依据语境等语义因素，是依靠语义的方式。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的语法型
19、语言重“形”，以话题说明为结构框架的语义型语言重序。形的特点是词的形势变化，讲究词与词之间在形式上的配合规律，如一致关系，支配关系等，序的特点是以思维的顺序为基础，语序跟思维之流完全自然地合拍。序的实质是根据思维之流来安排句法单位的排列顺序，与词形变化没有任何联系。,宽式语言与严式语言,从语法范畴分析，西方语言是严式语言，汉语是宽式语言。语言严式与宽式的差异源于形态的差异。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西方语言又着丰富的形态，有性、数、格、时、态、体、式、人称等语法范畴和形式标记。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例如汉语的名词没有数的变化，代词没有格的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
20、而英语则不然：汉语 英语我认识几个学生 I know some students那学生认识我 the student knows me 你认识我家 you know my house,汉语的“学生”不论“几个”还是“一个”，都是“学生”，英语得拿“s”表明。，汉语中的“我”不论是主语、宾语，还是定语，都是一个样，而英语有“I”“me”“my”变了三回。汉语的“认识”不管是第几人称、单复数，都是原样，而英语则不同。严式的西方语言和宽式的汉语具有不同的语言理解模式：西方语言是内部结构理解模式，汉语是上下文理解模式。严式与宽式的语言特征，制约着中西语言不同的表达与理解的模式，并影响着中西不同的思维模
21、式的形成。与严式的西方语言相应的是构造分析、逻辑演绎的思维模式，与宽式语言相应的是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的思维模式。,中国套盒与西洋项链,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中西语言在句法结构、句法文化方面呈现着一些各异其趣的风貌。语法型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线性、结构封闭的特点，其样貌就如同一条扣起来的西式项链，结构紧锁，不容拆散；而语义型的汉语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立体、便于拆装，于是才会出现本文开端出处所列举的“下雨天留客”的古老笑话和清明诗的不同断句等有趣现象。,立体与线性,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曾指出：“汉语的说明部分由许多本身又由话题和说明两部分构成，所以汉语的句子可以像中国的套盒那样在主谓式里面包
22、含主谓式。例如，我今天城里有事。中的我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今天城里有事，今天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城里有事，城里是话题，有事是说明，甚至不包含话题的有事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轻易地站住。”一层套一层的“中国套盒”的比喻，形象地说明“话题说明”结构的层次性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西方语言作为语法型语言，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框架中的主语只能有一个，其结构的层次性是线性的。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以“话题说明”为结构框架，而框架中的话题可以不止一个，其结构的层次性是立体的。,线性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封闭性特点；立体的汉语句法结构，具有开放性特点。根据“主语谓语”这种结构框架造句，句子的
23、结构规则是封闭性的，只有两根柱子（主语和谓语）一根梁（一致关系），其他成分只能支撑两根柱子，因而只是句子的附属成分。每一个成分都不能越出一致关系所控制的范围，因而呈现出封闭性特点。而“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由于没有一致关系这种形式规则的控制，因而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开放性的。层层套盒的话题可以进行有层次的说明，使句子的形成过程有点儿像“意识流”，流到什么地方，决定于说听双方的协作配合和环境的限制。,散点与焦点,西方语言与汉语在句法结构上呈现着焦点视与散点视的特色，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以焦点视为主要特征，汉语句法结构则以散点视为主要特征。语言学家申小龙认为：“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
24、来充当的。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表示他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整个句子的格局也就纲举目张。,西方句子的这种样态，就像西方的油画一样，采用的是严格几何形的焦点透视法：句中的主语是通过一致关系与谓语动词联系的；居中的其他成分则往往是通过格位显示与关系词显示来明确他们与谓语动词的关系的。”作为语法语言的印欧语，其语言内部的结构框架只允许有一个谓语，于是具有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焦点视的特点。在汉语交际中有90%的句子都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的SVO型焦点视句子，而是依据语义铺排的流水句，这类句子不止一
25、个中心，而是具有两个以上的中心或重心，是多中心、多重心的句子。,对偶与主从,西方语言与汉语比较，在句式类型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异：西方语言主从句发达，汉语对偶句发达。西方语言发达的主从句，有助于推动西方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而汉语发达的对偶句，有助于推动汉语民族辩证思维的发展。英语中大量存在着的是主从句，这类句子的主句是主体，从句不能独立，全句以主句的动词为核心构成。譬如：I didnt come because my sister was ill.如用汉语常可表示为：我姐姐病了，我没来。对偶句是汉语十分独特而又非常发达的表达方式，他将语音、语义、语法及文化等元素集为一体，最能代表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
26、。,真实与虚拟,在虚拟语态的表示尚，英语和汉语有很大不同。英语在表示虚拟语态时，要用严格的形式区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即使上下文提供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信息，这种严格的形式标记也不能俭省。汉语则不同了，汉语可以用“要不是（的话），了”词汇手段表示虚拟语态。汉语过去虚拟条件和过去真实条件是通过上下文来确定的。,雾里看花与光风霁月,在修辞方面，西方语言显得较为精确、周严、直露，汉语则显得较为模糊、简约、含蓄。比较起来，一个语言表达如光风霁月，呈现着语言的澄明之美，传达信息清晰明了，表达思想透彻直接，较少歧义；一个语言表达似雾里看花，呈现着语言的朦胧之美，意义的呈现丰富曲折，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引
27、人遐想。,模糊与精确在语言风格上，西方语言与汉语呈现出精确与模糊的差异。汉语模糊性强，是汉语语义型特征决定的；相比之下，西方语言精确性强，这又是西方语言语法型特征决定的。这两点反映到语言风格上，形成精确与模糊的不同修辞风格。简约与周严在语言风格上，西方语言与汉语呈现出周严与简约的差异。,含蓄与直露语言风格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含蓄与直露，汉语句式的意合法使中国诗歌艺术更具有含蓄的特点。螺旋与直线在语篇修辞上，英语句子的典型模式是直线型结构，而汉语句子的典型模式是螺旋形结构。,中西语言文字之间的基本差别 二,具体从语音、语形、语义、语法四个方面的差别来看,第一，语音的差别。,语言是语言，文字是文字，
28、不应该将二者合在一起说，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说法，还是尊重习惯。汉语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单音节，一个音一个字，或者一个字一个音，而且大部分都是开音节。什么叫开音节?例如“kai”就是开音节，如果是“kait”就是闭音节了。如果是闭音节，中国的拼音文字就不可能实现。另外，汉字每个字有韵调，有“一二三四”声，很规则，而且声音很响亮。西方的语言文字主要是单音节，同时还有多音节的，这些多音节词成为与中国语言文字区别的关键特征。此外，西方语言文字还有轻音节或是重音节，用轻重音表示语调。,中西语言文字这种区别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造成一种什么效应呢?这种效应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由于我们一天到晚一
29、直在说一种语言，自出生以来就要天天接受它，语言给予我们一套实践的模式和崭新的世界观，我们不知不觉中便受其熏陶，并且不知不觉地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外部的世界。用这种语音效果来创造诗歌等文学作品时，押韵也跟语音相关。中国的诗歌和外国的诗歌不一样，从语音上来说，西方诗歌在押韵的时候会有很多转韵的地方，即多元韵式，前两行押韵，或者隔行押韵，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式是ababcdcdefefgg。多元韵式并不是西方语言文字(尤其是印欧语系)的优点，而恰恰是它的天生缺陷。,因为这种文字多音节多，能够押韵的词的数量就少了，因此诗人便创造了转韵、间行韵等方法。而中国的诗人则不用着急，一个音可以表达很多字。例如“
30、jia”，可以是“家”，也可以是“佳”、“嘉”、“加”，很容易押韵。在英语中不可能找到这么多同音词，这必然造成英语文学中多元韵的形成。而中国语言文字押韵的得心应手使得诗人可以写出一元诗，一韵到底，如四言、五言、七言，以及后来的词、曲等。一元韵的艺术效果很强，而艺术效果要有感染性，就要使得韵脚是单一的，不断变化的韵脚使人的印象不深，诗歌的音乐感也相对减弱。法国文学家萨塞说，艺术作品的感染性取决于它的片面的强调性。,第二，语形的差别,语形就是文字的外形，甲骨文、金文、小篆，形状不一。这些文字有一些什么因素打动了我们呢?我们注意到，汉字的结构是方块型、建筑型，是立体的，笔划上下左右都可以通，象形的味
31、道非常浓，它诱导我们把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汉字是自然界存在外貌的浓缩和简化的形式。,而印欧语系的文字则不同。举例来说，希腊字母，包括英语、德语、拉丁语，都符号化了。它不是立体型结构，而是平面的、流线型结构，没有象形的味道。这样一来产生一种什么效应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将之与自然界联系起来，失去了人这个主体和自然界客体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文字也强调了一些因素，它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符号化的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联系，即事物之间的联系，有很强的人文性，把人的轨迹打在文字上面。汉字的人文性不强，但是汉字的自然性很强。中西两种文字的外形的
32、差异，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潜在因素。,那么字形给文化带来一种什么效应呢?首先，在中国，汉字带来一种感受力很强的效应，例如书法的产生，诗词中写景的特点非常突出，象形字就是图画，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首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字一看起来情不自禁就是诗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写景的诗非常美，一念就会进入那种境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逻辑上推理是没有逻辑性的。“鸡声”，先从声音上吸引人的注意力，给人一种空间感，由“鸡声”而牵连到“茅店”，然后是“茅店”上的月亮，把空间一下打开，气氛一下子营造出来。接下来是“人迹板桥霜”，但作者不先写“霜”而先写人，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把人的脚印(人迹
33、)放大，然后再镜头放大到“板桥”，最后说“霜”。,这种把个人感受的顺序倒过来的表现手段，类似电影中的蒙太奇。蒙太奇技巧大师爱森斯坦说，蒙太奇这种技巧就是从中国诗词借鉴过来的，中国的诗词，就像一幅幅的特写镜头。这样看来，汉字的优越性一下就体现出来了，而印欧语系的文字在这方面则很逊色。,中国的诗词很整齐，像豆腐干，西方的诗词则长长短短不很整齐。整齐暗示着诗本身的哲理性、规则性很强，暗示这首诗不是一般的东西，不是随便发挥的，而是有非常严格制约的诗。另外从排列上来看，汉字排列起来非常容易，印刷也非常容易。西方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汉字或汉语是一种描述性、艺术性的东西。因此，中西两种文字系统的差别表现在诗词
34、上是一目了然的。诗主情，诗应该是真挚的，是一种心地流露的感情，汉字便诱导诗人去写景、写情，情景交融而忘我。莎士比亚的诗是伟大的诗，很美的诗，但是与中国的诗相比，莎士比亚的诗简直不叫诗，且枯燥无味，其中原因就是西方语言文字的先天性缺陷。这也是中西语言文字之间的鸿沟造成的。,第三，语义的差别,中国文字和印欧语系文字语义上的差别，来自于语音和语形的差别。中文汉字可以一音多义，多义词多势必造成表义的模糊，但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能力。印欧语系的多义字相对少一点，为什么呢?西方人在需要表达一个比较确切的含义时，可以新造一个词，很精确，一个字就是一个含义，但相对说来，词的分类就会多一些。这样一来造成
35、一个什么效应呢?还是以诗词为例，中国文字的多义性造成中国文化的概括性强、综合性强的特点。西方语言文字，定义性的功能相对强一些，由于条分缕析的能力强，就会促使人们走到求真的路上去，尽量模仿自然。因此，西方文字表意精确性比较高，这也造成西方文化的精确性。,第四，语法的差别,语法差别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词法差别和句法差别。在词法方面，汉语言文字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优点是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甚至可以有“回文诗”，正念、倒念都可以，这也造成汉字的创造性很高。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虽然看似定位功能很强，但是也意味着比
36、较机械。例如拉丁语，每一个词后面都要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词的词性和词态。中国的汉字是绝对自由的，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因此，印欧语系限制性太大。,这样一来，中西两种语言文字势必把两种文化引向不同的方向。汉语的缺陷在于其词法结构、语法结构不太发达，介词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汉语靠什么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呢?即靠语形和语音。例如“山”字，看起来像一座山，表达的含义非常生动。任何事物如果在一个方面有缺陷，它就可以找出另外一种因素来弥补；反之亦然。所以，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自协调、自组织、自构序的，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在最初发展的时候，也一定会受这些规律的制约。,最后把中西语言文字的特点综合一下。汉语言
37、文字是一种立体的建筑型的因素，而西方的文字是单维的流线型的因素多一些；汉语象形性因素比较多，而西方是符号化因素比较重；汉语的自然性比较强，且是多向综合性的，而西方是单向推理性的；同时由于语言文字跟自然界是贯通的，汉语言文字很容易与自然界沟通，是情感性的文化，而西方语言文字所诱导出来的往往是理智性的因素；中国文化的科学性比较弱，而西方比较强，造成西方人思维的轨迹感很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视觉型的文化，西方的则是精确型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以语形为主，西方的文化则以语法为主，因此中国几千年来文字学特别发达，而西方的语法学特别发达；中国文化的灵活性强，西方文化比较死板，容易走到极端；中国的文化是文字导向
38、型文化，西方的文化是语言导向型文化。这就是中西语言文化的基本差异。,从另外一个层面讲，我们对语言文字的功能还能有所阐述。第一，语言文字本身有思维模式的功能。由中国的文字可以摸索出一种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不断变化；西方的文字讲究二元对立，二者必居其一。因为西方的语言成分过多强调语法，所以不能像中国一样，将对立的东西联合起来。结合到具体文化层面上，例如哲学。一个哲学家进行思考的时候，所需第一要素肯定是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就会有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例如，中国汉字本身是“天人合一”的，因此自然而然就让人感觉到天和人之间的存在；而西方人则一定要分出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
39、从艺术上加以比较，中国的语言是以“我”为主，西方是以“物”为主，即使一整套词法结构也一定要找到一个中性的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延伸到科学技术上，就会发现，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语言文字的影响。中国的技术非常发达，但科学、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弱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逻辑性非常强，而西方语言本身就具备很多的逻辑性，这也是西方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相对落后的原因。,中西语言比较差异三,意指与所指,词的违例性模糊是指该词超出联想脉络的多义性，包括滥用。这种情况西语远比汉语多见。汉语非单字词的72%为单义词，因此，从语言深层处理的角度来看，汉语理解处理的难度有可能小于西语，这与仅在语法层面处理的情
40、况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这是汉语的一项不同寻常的优势，我们应十分珍视这一优势提供的机遇。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整体，都具有音、形、义三极，不过“形”这一极在西语里居于从属地位，所以传统语法理论只提音义两极。但汉语是典型的三极语言。两极意味着对义的表达只有音一种手段，这种语言基本不依赖于文字而独立发展。三极则意味着对义的表达有音形两种手段，文字与语言同步发展并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对音的运用属于人类的本能，对形的运用则涉及更高级的智能，因此，汉语对音形两种表意手段的运用必然体现更多的智能性，这是它的长处。但同时又限制了它对语音本能的充分运用，这又是它的弱点。汉语的这种双重性在词汇构成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41、。语言的发展从词汇起步，词汇的基本功能是命名，在命名方式上，汉语与西语的巨大差异不仅是饶有趣味且极富启发性。古汉语的基本命名以单音节为限，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显得非常原始和笨拙。西语对一个命名的音节数量则不加约束，显得十分灵活和洒脱。,但是，命名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层出不穷，当新的需要出现时，汉语采取以原有单音节汉字重新组合的方式予以表达，充分显示出其灵活和洒脱。西语则恰恰相反，原有词的音节数量一般已不适于再行组合，不得不采取另造新词的原始方式，从而显示出其灵活中的死板和洒脱中的笨拙。这样，汉字就成了一个Chinesecharacter和word的混合怪物，两千余年来基本上只减不增。依靠约一千
42、多个充分基元化的汉字，汉语对新概念的表达应付裕如。,汉语里的“位、向、距、上、下”诸汉字实际上就是在广义空间的意义上加以运用，是汉语字义基元化的生动表现之一。西语对上列概念的运用也有类似表现，不过不像汉语那么突出。汉语势态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过秦论和封建论里的“势”字就是53含义的精确映射，英语里无相应的词。它有“潜在的存在”“带有某种程度偶然的必然”等多方面含义。作用效应链的六个环节，也可高度抽象为广义作用和广义效应两极。这两极，又是言语表达的两个基本参照点，所谓主动式和被动式，就是分别立足于作用极和效应的两种表达方式。但是，立足于效应极的表达并非一定要用被动式，是否采用被动句式是形式而非实
43、质，汉语对效应极的表达就很少采用被动式。,作用句必须有三个主语主块A、X、B，三者的排列顺序不外乎六种：A+X+B，B+X+A，B+A+X，A+B+X，X+A+B，X+B+A。这六种格式都有充当标准的资格，但也有理由认为第一种格式比较符合天然的顺序，语言的实际情况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所谓VO型语言中，以第一种格式为标准的占63%，汉语和多数印欧语，包括英语，都采用这个标准，而以第五、第六种格式为标准的仅分别占34%和3%。当然，对自然顺序的理解显然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国人习惯的自然顺序是先整体、后局部，先共性、后个性，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所以东西方的地址表示顺序正好互相颠倒。这一类分离与语种密切
44、相关，例如核心与时态说明分离在西语是不存在的，但汉语则经常出现，这是由于两者时态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语法手段。,这种高低层概念远搭配的现象各语种都存在，不过相对说来，汉语也许比西语更普遍一些。因为对于复合概念，汉语更多采用组合而不是另造新词的方法。对高低搭配也需要进行顺序约束检验，顺序准则是：高层在前，低层在后。这一准则对动词似乎普遍适用，名词则不然，与语种有关，汉语遵循这一准则，而英语则相反。修饰并合与前述的修饰搭配不同，两者的差异在于“同行”性的有无，修饰搭配具有“同行”性，修饰并合不具有。英语不仅对这两种组合方式在表达形式上给予了明确区分，对修饰并合的三种类型也加以区分，汉语则一律不加区分。
45、仅用符号“的”表示它们的共性，而模糊它们的个性。对前两种修饰并合，曾有过用“的”和“底”加以区分的建议，但未得到广泛响应，说明这一模糊并不影响人的理解。,对于缺省和替代，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西语丰富的语法信息对此大有裨益。汉语相对贫乏的语法标志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对以句类分析为纲的语义层面处理影响不大。西语动词的形态依赖于主语的人称和数，汉语对这一语法规则置之不理，这是语言知识中语种个性的典型表现。西语的这一语法知识实际上是冗余知识，因为这项知识已包含在主语的词汇里了，所以汉语才能置之不理。但动词形态依赖于时态这一语法知识则不同，时态知识在西语有关词汇里原来并不存在，所以西语用
46、形态变化的手段予以表示，汉语虽然没有这一手段，但它通过其它方式达到时态表达的同样效果。时态知识本身并非冗余，这与人称和数的形态表示不同。由此可见，对语法知识语种个性的分析，不能仅着眼于形式，也要着眼于内容。,兼词性汉语极为常见，单纯一种词性的词汇是少数，西语反是。vu类词汇更可认为是汉语的“特产”，如“间断、健全、讲究”等等。vv则表示该动词具有与另一动词连用的特征，两者联合构成E要素，该E的句类由后面的动词决定。vv类动词本身也可以连用，它们后面必然还有另一动词，从而构成三动词连用的复合E要素，这都是汉语的特殊语法现象。对汉语v8 类的新词不难依据相应字义自动作出句类判断，但对于西语则几乎不
47、可能，惟有请求人工干预之路了。,动词这个语法概念，在西语可作为E语义块的切分标志，但不适用于汉语，因为汉语是通过词在语句中的表现来体现它的词性。词性在西语是因属性，在汉语是果属性。西汉的这一差异，对E语义块的形式辨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下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若采用句类分析的路线，汉语词性的模糊并不构成E语义块辨识的根本障碍。没有v类概念。乙种情况相应于基本状态句，。这种情况西语一般不会出现，是汉语的特色。在诗歌里，甚至可以仅有SB或SC，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只有SB。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只有SC。提问时静态与动态的分野十分清晰，因此，汉语
48、专门为它们设置了两个词：什么和怎么。,西语对于新概念的表达通常是另造新词，但是对这两个极常用的概念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组合方式。这一点很有趣。在疑问句的分析中，区分“静态问”、“动态问”和“内容问”是最基本的分析环节，而在这一点上汉语是否比西语容易一些？作用句有三个语义块A，X，B，共有6种排列组合形式，因此，其非标准格式应有5种。如下所示：（1）A+X+B 张三打了李四。（2）A+B+X 张三把李四打了。（3）B+A+X 李四被张三打了。李四挨了张三的打。（4）B+X+A（5）X+A+B（6）X+B+A 在前三种格式的右方，给了例句。它反映了一个语言现象：就是汉语的非标准格式作用句优先
49、于（2）、（3）两种格式，而西语优先于第4种格式。,作用句的两个表达对象A和B是缺一不可的，虽然A在具体句子里常被省略，但它通常在上文里出现过，或不言而喻，如文6中所说属于1号联想脉络的作用句。也就是说它必须显含而不能隐含。效应句不同，它是站在效应和对象的参照点上、而不是站在作用和作用者的参照点上进行表述的，因此，可以不理睬作用者。这就是作用句和效应句的本质区别。不过，不同语种对这一区别的重视程度似乎有所不同，这一语言现象十分有趣，但作者并未作深入研究，这里只是提出这一现象而已。汉语的“迫使，勒令，鞭策，要求”等词汇，“使，令，叫”等字的义项之一就属于强扩展性X概念，由它们必须构成作用效应句，
50、后者常用于省略语义块A的作用效应句。传统语言学的所谓兼语句就是典型的作用效应句。这个句类按西式语法的规范，显得有点“反常”，但从句类分析来看，它反而是个性鲜明、易于处理和理解的句类之一。,被动式作用句是作用句的非标准格式之一，句类格式是：B+A+X（汉语）B+X+A（西语）它的A必须带有逻辑指示符。这种格式的作用句在西语里最为常用，但汉语比较少用。原因之一就是汉语用一般被动承受句来替代被动式作用句。汉语有明确的语义块指示标记，却没有完善的短语标记，西语恰恰相反。因此，汉语的基本特色是：语义块昭然，短语模糊；而西语的特色是：短语昭然，而语义块模糊。汉语有“把、被、向、对”之类的语义块指示符，西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