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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文化繁荣原因探析宋代文化为什么繁荣宋代文化异彩纷呈、成果丰硕，是我国文化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文学、艺术、史学、理学等领域成果繁盛。文学方面，代表人物有柳永、李清照、周邦彦、苏轼、欧阳修、陆游、辛弃疾等，以“词”为著，形成一代风貌。史学方面，不仅宋代政府重视编撰史书，私人修史也颇为盛行。书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书法艺术名家辈出，蔡襄、米芾、苏轼、黄庭坚号称“北宋四大家理学方面，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颖、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其“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宋代在文化艺术上成就突出、人才济济。一、以儒学为主，佛道并存的政策为理学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2、北宋建立之初，尊崇孔子及其弟子；统治者对传统儒学至为推崇，表现出强烈的尊孔崇儒意向，主要体现为恢复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宋太宗、真宗时，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科举取土强调“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这种官方经学教育导向，使得宋代推崇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同时，宋代统治者还提倡崇佛、崇道。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益州雕印大藏幺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太宗时期，在东京设译经院，大量翻译佛经，并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成为宋代佛教最盛、佛徒最多的时期。宋太宗时曾召见华山道士陈技，赐号“希夷先生
3、”；在京城、苏州等地，修建道观。宋真宗时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理学的产生是宋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宋代统治者，比过去那些主张灭佛、灭道的统治者智高一筹，他们主张实行以儒学为主，佛、道融合的思想政策，这样做不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形成一种支配宋、元、明清思想界的新儒学，即理学。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颗、程颐，他们的诗风相近，文艺思想偏重说理与传道，提出“天理”、“至诚”等哲学理论，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以及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概念，后世把他们称作理学家。宋代王朝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吸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权臣悍将篡位的教训，以文治
4、国，成为宋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方针。宋太祖明确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宋太宗则主张振兴文教，抑制武事。这种以文治国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风尚,并对宋代文化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二、办官学、兴科举，为宋代文化繁荣储备了人才资源以儒学为主，佛道并存的政策得以弘扬，还有赖于学校教育的重视，因此，在学校教育方面，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分别是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宋代继续发展并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发展至宋代，开科取士，比隋唐有更大的发展，宋代俸禄之厚也超过前代。科举制度更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石戒撰庆历圣德颂描述：“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可谓描述了当时
5、的盛况。王安石修撰诗、书、周礼，并定位官方教材，庶族有了更多的仕进机会，天下形成“文质彬彬的风气，培养了大批人才。宋代新法盛行，其中不乏对民生、教育有利的举措，虽然种种新法遭到旧势力等其他因素的阻扰，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某种程度上也促成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同时，政府加大对地方官学的管理及投入。官方还为地方学校建设在物质条件予以保证，分拨学田为州县学校维持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上的保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管理当地教育的官员，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由此，宋代也呈现出具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为一体的士大夫群，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如范仲淹曾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主持
6、推动庆历新政，散文、诗等文学作品也颇丰。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诗学思想；黄庭坚“自成一家的创作论；大文豪苏轼更是开启了豪放词风的先河，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赤壁赋等千古名作。三、重视聚书、编书、刻书，为宋代及后世科学研究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宋代官方器重读书人，提倡读书，同时，对书籍的收集、保管、整理和印行，也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北宋征集古书，成绩斐然。其中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的合称“三馆”，经过宋初的聚书、收书、献书、由宋初“三馆”藏书仅有12000余卷，到太平兴国三年（9
7、78年），三馆藏书增加到80000余卷。由此可知，国家藏书渐具规模。宋代编有太平广记、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文苑英华等小说、类书。其中，太平广记编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我国古代的小说、笔记得以保存和流传的重要载体，全书将先秦两汉到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照原文节选编入，总分为五百卷，共引书475种,约7(X)0贝曙太平兴国二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修成太平总类IOoO卷，名为太平御览，称为中国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人奉命编修了一部政事历史类书册府元龟，分为三十余部，一千多门，记述了君臣事迹，给后世留下珍贵的资料。宋朝初期，从宋太祖到宋真宗期间，政治
8、形势比较稳定，社会秩序暂时安宁，这就刺激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经济的聚荣，为了点缀太平景象，歌功颂德，统治者采取聚书、编书和加强文化设施等措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及其以后，展开大规模的修书、编书，工程艰巨浩大，涉及面广博，虽在体例和文字方面受当时时代的限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客观上确实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其贡献不可磨灭，使我国古老的文化在宋代放射出新的光华，使历史的文脉得以延伸，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供了宝库。宋代文教政策重视典籍的集聚，加上宋代刻书业发达，书籍易得，私人藏书也真正地发展起来，无论是藏书家的数量还是藏书的数量都大大地超过前代。杨万里杨氏挥录就曾提及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李公择藏书于庐山五老峰下，有9000余卷，其他如晁公武、叶梦得等藏书亦在万卷以上，可见当时风气所致,从者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