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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帛文献及其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专题,出土简帛概况,一个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帛书文献，据我们初步统计，20世纪初至今这百年以来出土的简帛总共达22万枚（件）左右，总字数约700万，故出土简帛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是原来完全想象不到的，简直就是为我们开启了一座美不胜收的“地下图书馆”。并且，近些年来又不断有新的发现，还往往都是重大发现，这种愈演愈烈的局面，预示着简帛将不光进一步与传世的先秦汉魏文献相互妍美，而且还有在数量上与之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之势。,我国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甲骨文、出土金文、简帛、敦煌写卷几类，另有出土碑铭石刻、出土纸文书等。在这几类出土文献中，以简牍帛书文献
2、的发展前景最为远大，其主要原因在於，甲骨文、金文、敦煌写卷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再会有多大的新发现；而简牍帛书却不同，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陆续有新发现，並且新发现越来越多，新材料越来越多，很多佚亡了一两千年的文献都重见了天日。,例如：1996年从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街三国吴井中发现的三国吴纪年简牍，就达10多万枚，总字数逾300万字，相当於200部论语，或近100部孟子：吴简300万字论语15883字200部 吴简300万字孟子35402字 100部,可以预计，随着简帛的不断出土问世，研究简牍帛书的专门学科“简帛学”，不光是一门显学，并且必将会在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更加欣欣嚮荣，焕发其巨大生机。下面先
3、看看一些简帛照片：,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劳边使者过界中（用）费,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传车簿,本世纪初清华大学从香港购回的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武王践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武王践阼1：“王（問）於帀(師)尚父，曰：“不(知)黃帝、顓頊、堯、舜之道在（乎）？意（微）喪不可得而睹（乎）？”師尚父曰：”,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凡物流形
4、,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恆先,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凡物流形（局部）,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太一生水（道家著作）,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江陵出土的算数书（迄今所知最早的数学文献）,1989年在湖北龙岗出土的秦简,1993年在湖北荆州周家台出土的木牍,1972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羌律,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东汉简死驹劾状,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东汉简死驹劾状（局部放大）,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汉简,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王杖十简,1981年在甘
5、肃武威 出土的王杖诏书令 正面 背面,1972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简80甲乙,1972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简88甲,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名刺,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帛书（数术文献）,1973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帛书经,1973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帛书老子,20世纪80年代在敦煌出土的书信,所谓简帛？,所谓简帛，即“简牍帛书”的简称，指简牍和帛书，即以竹木为载体的文献和以丝帛为载体的文献。中国历史上“简牍”与“帛书”广泛运用的时间是並行的，故常常是“简牍帛书”连称，指纸张广泛运用以前的古代书写材料，亦指纸张广泛运用以前的古代文献。简牍帛书又指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运用
6、於殷商至汉魏时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它的出现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结束了结绳记事时代而走向新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用以载录传播文字的材料，在纸张还未出现之前是多种多样的：古犹太人在羊皮上书写，古希腊人使用蜡板记事，古罗马人用铜板铸成法律条文，古埃及人以尼罗河旁滋生的纸草作为载体，迦勒底人把文字刻在砖头上，亚述人把文字写在泥板上，等等。,而我国使用龟甲兽骨（即甲骨文）、青铜器（即金文）、玉石、简牍、绢帛（即帛书）等作为书写材料，之后，在纸张没有发明和普遍使用之前，简牍一直是重要而又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另外，其间也一並在使用绢帛，只不过因
7、为绢帛昂贵，远不如简牍低廉，其使用范围不及简牍广泛而已。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不仅以自己独特的文字殊異於其它文明古国，而且记录传播文字的早期载体，也同样以其特有的形态独树一帜，这个形态就是“简帛”。,简帛始于何时呢？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无统一的看法。我们认为，文字的成熟时期和书写条件的成熟时期，就是简帛产生的时期。至少，其开始广泛使用的时期，应当在商、周。,简牍的材料来源是竹和木，帛书的材料来源是丝。前者属天然已有之者，木全国各地都有，竹在南方简直是处处都是。后者的产生也非常早，我国素有“丝国”之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丝织品和石製或陶製的纺轮，安阳殷墟中就发现了纺织技术很高的丝帛残迹，甲骨文中
8、“丝”“帛”更是常见字。这些都说明，简帛文献的物质载体条件很早就已具备了。,简帛的产生，除了物质载体条件竹木和丝帛以外，那就是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毛笔。毛笔在我国出现得很早，在母系社会末期就已出现，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这说明简帛的书写工具这一条件也很早就已具备。,我国简帛时期与甲骨文、金文时期相比，是不是甲骨文、金文时期就必定比简帛更早呢？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从常理上来推测，简帛与甲骨、金石相比，是最容易得到的文字载体材料，也是最方便的材料，它便於书写，不像甲骨、金石要刻划
9、或铸造，特别是在简帛中佔主体的简牍，又是最经济的书写材料，我们聪明的祖先大概不会首先选用甲骨、金石来作为记录传播文字的材料吧！,並且，甲骨文的内容都是些占卜类的东西，金文的内容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一类的记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记录的东西除了这些内容以外，还有更多更广泛的内容，绝非只是甲骨文、金文这些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早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不应当比简帛文献早，甲金只能是与简帛並行的文献形态。,简帛与甲骨、青铜器孰先孰后，不可擅断。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与纸张的使用时期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有一个简牍绢帛与纸张並行的时期，亦即有一个简牍绢帛的使用嚮纸张的使用
10、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比较清楚的，应该在三国西晋。（在出土实物中，已发现了不少西汉时期的纸张，可知纸张的发明远比我们原来所知的还要早得多）,所谓书籍，是指成本的著作，故甲骨文、金文不能算作书籍（下文将述及）。我国书籍的整个历史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简帛时代、纸卷时代、印刷时代，並续以今天的“电子数据时代”。如上所述，“简帛时代”所经历的时间，至少上起三代商周，下迄三国西晋，长达2000来年。,继“简帛时代”而起的“纸卷时代”，文字载体材料是纸张，书籍形式是卷子抄本，如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卷子等。这一阶段的时间不长，其广泛运用时期在东晋至唐代，只有700来年的时间，故在中国书籍形态史上，这一
11、阶段只能算作是由“简帛时代”嚮“印刷时代”发展的过渡时期。,继“纸卷时代”而起的是“印刷时代”，这一时代的开始时间大约在唐代晚期，此时，纸卷被印版的摺页和装订制度所代替，这是书籍生产形式的一场大革命，大大提高了书籍的生产量。这个阶段一直延续至今，有1100来年。当然，随着当今电子数据技术的产生和迅猛发展，书籍的“电子数据时代”已开始。,简帛时代：2000来年。纸卷时代：700来年。印刷时代：1100来年。纵观我国书籍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可知，第一个阶段“简帛时代”经历的时间最漫长，佔了我国书籍历史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仅就此而言，就应当引起我们对简帛文献足够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要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
12、，就必须高度重视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简帛的研究价值,简帛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限于时间，以下举例略谈。例一：出土简帛文献使我们更清楚地明瞭了简帛书籍是我国古籍制度的源头，清楚地看到了我国早期书籍的式样，以及“编”、“册”、“卷”的说法源于简帛。,什么是书？汉语大词典：“书籍；装订成册的著作。”现代汉语词典：“装订成册的著作。”即“书”是指成本的著作，一件件单独的文书显然不是书。所以，甲骨文、金文不是书。,甲骨：迄今所知，主要是流行于商、周时代的载体，甲是龟甲，骨是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商周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并将占卜之内容用当时书体契刻在甲骨之卜兆旁边，称“卜辞”；另外，还有少部分是为记事而
13、契刻的，即内容与占卜无关，称“记事刻辞”。甲骨文除契刻外，还有少部分是书写的。这种文字距今已3000多年，称为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称殷墟甲骨。1977年至1980年，在周王朝的发源地周原遗址又出土了1.7万余片甲骨，称周原甲骨；周原位于今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距西安市约100公里，北依岐山、南临渭河。迄今所知的甲骨文共有10多片。,甲骨文拓片,金文：人们多称古代的青铜器为“金”。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金文”，又称“钟鼎文”。我国的青铜器分布非常广，其造型丰富、品种繁多，包括礼器、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印玺等等。中国青铜器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青
14、铜器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许多青铜器铸刻有文字。金文的主体是商周金文，通常专指殷、周、秦、汉铜器上的文字。金文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祭祀、战争、政治制度、册命、诰文、契约与律令、外交、经济、交通、音乐等。,金文拓片,金文拓片,以上这些甲骨文、金文都不是“装订成册的著作”，不是成本的著作，而是一件件单独的文书，所以显然不是书。我国最早的古书是以简帛为载体的，也就是说，是简帛书籍。,“编”、“册”、“卷”的说法源于简帛,汉语大词典的解释：编：书的计数单位。指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如：上编、中编、下编；内编、外编；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书证略)册：量词。用于书籍、簿子等。水浒传第七一回：“小道家间祖上
15、留下一册文书。”古代文字书于简，编连诸简谓之“册”。常以称文献、典籍。卷：用作量词，指书籍的册、本。巴金 春一：“她非常爱读那些小说，常常捧着一卷书读到深夜。”,再看看简帛古书照片就清楚了：,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劳边使者过界中（用）费,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传车簿,“编”的来源：简册是编联起来的，但编册的长度是有限的，因为为了便于阅读和收藏而不能太长。一个编册的内容代表一个较大的
16、篇幅。纸张发明并广泛运用后，虽然已不需编联，但“编”的说法仍然沿用了下来，其意义是指称一个较大的文字篇幅，即将一个较大的篇幅称为一编。也就是说，今天所说的第一编、第二编的“编”，就是源于简册而来的。,“册”的来源：竹木简大都要进行编联，即将若干枚简编在一起，以便於阅读和收捲成卷（捆）。编联在一起者称为“册”，一册就是一个较大的相对独立的篇幅。纸张发明并广泛以后虽然已早不用竹木简，更不需编联，但“册”的说法却沿用了下来，即用“册”指称一本书，指称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篇幅，相当於“本”，也称“册子”。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一册”、“第二册”，“一册本”、“两册本”的“册”的来源。,“卷”的来源：简册和
17、帛书为了便于收藏，常常要卷成卷，一卷即一捆，收卷起来的一卷就是一个较大的篇幅。一部内容较多的书，往往需要多卷方能写完，不同卷之间内容上是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后世纸张广泛运用后仍然沿用此法，即将写好的纸张文献卷成卷来收藏。继起的“印刷时代”虽然已经不需收卷成卷来保存书籍，但仍然沿用“卷”这一名称来指称一个较大的篇幅，即将一个较大的篇幅分为一卷。也就是说，今天所说的第一卷、第二卷的“卷”，实际上来源于简帛的“卷”。,例二：厘清了汉字形体演变问题,汉字的字体演变过程过去有多种说法：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甲骨文金文大
18、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关于甲骨文与金文有无时代的先后，以及是否甲骨文是俗体而金文为正体，因为不属简帛的范畴，这里不谈，这里只谈从大篆起的字体演变过程问题。大篆以后的字体是小篆，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之后的演变过程，从简帛文献提供的大量文字资料来看，应当是：当小篆向隶书演变发展，刚改圆转笔画为直笔，而隶书还未完全成熟时，行书和草书就同时兴起产生了，因为隶书是为了书写的便捷而产生的，行书、草书也同样是追求书写便利而带来的结果。隶书时代的行书叫隶行，隶书时代的草书叫隶草（后期是章草），之后分别是今行（即完全脱离隶味的行书，含行楷、楷行）、今草。,也就是说，行书、草书和隶书几乎是一起诞生的。既然行书、草
19、书产生的时代无先后，则更谈不上楷书与后来的今行、今草孰先孰后了。,也就是说，行书、草书和隶书几乎是一起诞生的。既然行书、草书产生的时代无先后，则更谈不上楷书与后来的今行、今草孰先孰后了。汉字从大篆开始的演变过程图示：,西汉晚期的尹湾汉简（隶书）,东汉木简（隶书）,东汉木简（草书）,东汉木简（草书）,东汉简（隶行）,写成于西汉晚期的尹湾汉简神乌傅（赋），隶书和草书并存于同一文献,1996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准楷书）,例三：今本戰國策“割挈（qi）馬兔”之误,今本战国策赵策一谓赵王曰三晋合章有一段劝赵王坚三晋而勿攻燕，以移祸于楚的文字：（秦）以燕饵赵，而离三晋。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
20、食未饱而祸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为一，东面而攻韩。韩南无楚，北无赵，韩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韩为上交，秦祸案移于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韩之用，梁不待伐矣，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环（还）中赵矣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楚王闻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祸不离楚也，便于三晋。,对此段中的“割挈马兔”的训释，历来是一大难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均无以服人而不得其解。例如：宋鲍彪注：“割地挈而走秦，疾于马兔。”这“挈而走秦”谓何意？实费解。清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云：“挈马与提马义同。兔当从曾（指姚宏所见曾巩本）作免，免与俛（俯）通。言韩不待伐割即挈马
21、而俛入于秦也。又或为挈国之讹，俗书国作国、马作，（国）右亅脱误于下，因讹为挈与携为义同也。”金氏两解都牵强，且到底作何解，他也无法确定而碍难。,清鍾鳳年國策勘研云：“割字不辭，因馬兔非必待割而始能挈走之物。以字理度之，恐是則字之訛。”鐘氏倒是大膽地把“割”字視作了“則”，而“馬兔”之“挈走”與文意又有何關呢？清于鬯戰國策注曰：“割、挈二字平列。割，割地；挈，謂其國也。”也就是說，於氏認為，“割”指“割地”，“挈”指“挈其國”。照於氏這樣講，則“馬兔”就更無着落了。,今人有关战国策的校注本也未能解决此难题，如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頁935)“割挈马兔”之“割”属上
22、句读，但也无济于事而讲不通文意。(实际上，将“割”字属上句读者，清人已有之，如金正煒即然。究其原因，自然是難以解其文意造成的。)诸如此类的牵强扞格之训，不再一一列举。,战国策之“割挈马兔”之所以无法读懂，是因为其文字有讹误。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我们解决这一悬案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秦使辛梧据粱（梁），合秦、粱（梁）而攻楚，李园忧之。兵未出，谓辛梧：“以秦之强，有粱（梁）之劲，东面而伐楚。于臣也，楚不侍（待）伐，割挚（絷）马免而西走，秦余（与）楚为上交，秦祸案环（还）中粱（梁）矣。将军必逐于粱（梁），恐诛于秦。”（271274行）挚，通絷，即绊马，以绳索拴缚马足。免，脱跑
23、，脱逃。“割絷马免”意即：割断缚马索（绊马索），马便脱跑；此过程极短，马之脱跑极快，故以之形容动作迅速短暂，犹“立即”。“割絷马免而西走”意即：立即降秦（秦位于西，故“西走”指降秦）。,今以帛书“割絷马免”释战国策文，无不丝丝入扣：“韩不待伐，割挈挚（絷）马兔免而西走”，意即韩不待攻伐，就立即降秦。“梁不待伐矣，割挈挚（絷）马兔免而西走”，意即梁不待攻伐，就立即降秦。由此可知，战国策之“割挈马兔”，为“割挚马免”之讹误，即“挈”是“挚”（通“絷”）之误，“兔”为“免”之误，均为形近讹误。且帛书与战国策均作“而西走”，也可进一步证明之。,再，帛书战国纵家书是刘向编辑战国策所依据的国策、国事、短长
24、、事语、长书、修书那一类资料，其性质属于战国策的原始资料，这充分说明了帛书的极重要的文献价值，以及以之来考订今本战国策的重大意义，从而更加证明了我们以之来校释传世本战国策是具有充分理据的。,至此可以明确定论：今本战国策之“割挈马兔”之疑案已涣然冰释，当是“割挚（絷）马免”之讹误；并且，其结构已固定，还是当时惯用的一个成语。,例四：“中国”一词，竟然还有一项人们原来不知道的意义,“中国”一般认为其常用意义有三项，如辞源丨部：,“（一）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於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它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例如: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25、。”（与“四方”相对）清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我国的专称）,“指春秋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例如：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与越国相对）,（三）京师。例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享解释说：“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裴骃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今从简帛方知，“中国”一词还有一项常用意义：“中等实力的国家，与强国和小国相对。”此义是由地域之“中”至实力之“中”引申而来的。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嫡子父，命曰上悖；群臣离志，大臣主，命曰壅塞，在强国削，在中国
26、破，在小国亡。谋臣在外位者，命曰逆成，国将不宁，在强国危，在中国削，在小国破。主失位，臣不失处，命曰外根，将与祸邻，在强国忧，在中国危，在小国削。主失位，臣失处，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国将大损，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主两，男女分威，命曰大迷，国中有师，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在汉语词义系统中，有指称“实力强大的国家”的“强国”，有指称“实力弱小的国家”的“弱国”（或称“小国”），而对于实力不强也不弱处于中等的国家，即处于中间状态这一客观现象，也理应有指称表示者，方才合乎词义的系统性和思维的逻辑性，所以，上引这个指称中间状态的“中国”是具有其客观存在的理论依据的。这一词义的发现，使
27、“强国”、“中国”、“小国（弱国）”这一词义聚合有了圆满的构成。,例五：“六朝志怪”之说当修正,过去一直认为中国的志怪小说产生于六朝，故称“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在简帛未问世以前，也没有人去怀疑。1986年在甘肃天水的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竹简丹记（1号秦墓下葬时间在秦始皇八年冬或九年初，即公元前238年冬或前237年初），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志怪小说的产生时代问题。丹记讲述了一个性质同于后世志怪小说的故事，内容为一名叫丹的人因伤人而弃市，后又煞费苦心而复活，同时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下面，我们先将丹记原文引如下，然后予以翻译：,卅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大梁人王里曰丹：今七年，
28、丹刺伤人垣雍里中，因自刺殹。弃之于市，三日，葬之垣雍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狗（？）穴屈（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闻犬犻（吠）鸡鸣而人食，其状类（颣）益（嗌）、少麋（眉）、墨，四支（肢）不用。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市人以白茅为富，其鬼受（？）于它而富。丹言：祠墓者毋敢嗀。嗀，鬼去敬走。已收腏而罄之，如此食。丹言：祠者必谨骚（扫）除，毋以洒（？）祠所。毋以羹沃腏上，鬼弗食殹。,秦昭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八月己巳日，邸丞赤谨向御史报告：大梁人现居王里的名叫
29、丹的（自述）：今王七年，我丹在韩国垣雍城闾里中将人刺伤，随即自刺。被弃市，三日后，被葬于垣雍南门外。过三年，我得到复活。我所以能复活，是由于我本来是犀武的舍人，犀武审议他的舍人的命分，认为我的罪不应死，便向司命史公孙强祷告。公孙强就叫白狗把我从地下掏掘出来，在墓上停了三天，于是我随司命史公孙强北出经过赵国，到了北地郡的柏丘上面。满四年以后，才能听得见鸡鸣，吃活人的饭食；形状是喉部有疤，眉毛稀落，肤色黑，四肢不能活动。,丹说道：死去的人不愿多穿衣服。人间认为祭品用白茅衬包是富的表现，而鬼只要有所得于他人就是富。丹说：进行墓祭的人千万不要呕吐。一呕吐鬼就吓跑了。祭饭撤下后应很快就吃完，这样。丹说：
30、进行祭祀时必须要谨慎细心祭扫，不要用冲洗祭祀的地方。不要把羹汤浇在祭饭上，鬼是不肯吃的。,以上所述丹死而复活的故事，一看就知道是志怪性质的。与后世的志怪小说一样，这个故事应当是出于虚构的。故事里丹讲了一些祭祀时应注意的事项，墓主将这则故事作为随葬之物，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丹能够复活，得力于司命史（司命属下之史），这里的司命，显然是主寿的大司命。试将放马滩秦简丹记与搜神记卷十五中的以下两则故事进行比较：,第一则：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偊，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如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年少女独行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
31、去。文合卒已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第二则：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上引搜神记志怪故事与放马滩秦简丹记志怪故事的共同点是：故事中的主人本不应死，被司命遣回人间，复活后讲述了死时在另一世界的种种见闻。这种志怪故事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人们对死后情形的宗教信仰。上引秦简丹
32、记故事还不如后来搜神记中的曲折，但秦简丹记显然是后世志怪故事的滥觞。,秦简丹记的发现，把原来志怪故事产生于六朝的传统观点完全否定了，现在可以说，志怪类俗文学作品早在先秦就已经产生了，先秦时期，既有大量正统的雅文学作品，也不乏志怪传奇类俗文学作品。,例六：“唐宋传奇”之说当修正,下面以尹湾汉简的神乌傅（赋）为例来谈谈中国另一类俗文学作品“唐宋传奇”的问题。神乌傅（赋）是一篇完整的赋，采用拟人手法，生动地讲述了一个雀鸟护巢的故事：有一对恩爱夫妻鸟乌鸦，雌鸟美丽而贤慧，远近闻名，被尊称为神女鸟（神乌）。阳春三月，夫妻为筑新巢而不辞辛劳。然而，有一只凶狠的盗鸟不劳而获，来偷窃其筑巢材料，雌鸟怒而与盗鸟
33、相斗，身受重伤而亡。临死前夫妻对话，讲了很多富有哲理的话。最后雄鸟高翔而去。故事以鸟喻人，颂扬正气，痛斥邪恶，深刻地阐述了应该怎样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哲理。下面，先把神乌傅（赋）原文引如下，然后再谈有关问题。,唯岁三月，春气始阳，众鸟皆昌，执（蛰）虫（虫）坊皇（彷徨）。蠉蜚（飞）之类，乌最可贵。其姓（性）好仁，反餔（哺）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今岁不翔（祥），一鸟被央（殃）。何命不寿，姤罹此咎。欲剿（巢）南山，畏惧猴猿。去危就安，自讬府官。高树纶棍（轮囷），支格相连。府君之德，洋洫（溢）不测。仁恩孔隆，泽及昆虫。莫敢抠（驱）去，因巢而处。为狸狌得，围树以棘。道作宫持（榯），雄行求材。雌往索菆，材
34、见盗取。未得远去，道与相遇。,见我不利，忽然如故。发忿，追而呼之：“咄！盗还来！吾自取材，于彼深莱。趾胻腊，毛羽随（堕）落。子不作身，但行盗人。虽就宫持（榯），岂不怠哉？”盗鸟不服，反怒作色：“泊涌，众生自。今子相意，甚泰不事。”亡鸟曰：“吾闻君子，不行贪鄙。天地刚（纲）纪，各有分理。今子自改，尚可为士。夫惑知反，失路不远。悔过迁臧，至今不晚。”盗鸟然恕曰：“甚哉，子之不仁！吾闻君子，不意不。今子毋得辱。”,亡鸟沸（怫）然大怒，张目扬麋（眉），翼申（伸）颈，襄（攘）而大乃详车薄。女（汝）不亟走，尚敢鼓口。”遂相拂伤，亡鸟被创。随（堕）起击耳，昏不能起。贼捕取，系之于柱。幸得免去，至其故处。绝系
35、有余，纨（环）树欋梀。自解不能，卒上傅之。不他拱（？），縳之愈固。,其雄惕而惊，扶（拊）翼申（伸）颈，仰天而鸣：“仓天，仓天！视颇（彼）不仁。方生产之时，何与其？”顾谓其雌曰：“命也夫！吉凶浮泭，愿与女（汝）俱。”雌曰：“佐子佐子！”涕泣疾下：“何亘家，巳。子，我不。死生有期，各不同时。今虽随我，将何益哉？见危授命，妾志所持。以死伤生，圣人禁之。疾行去矣，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诗【云】：云云青蝇，止于杆。几自君子，毋信谗言。惧惶向论，不得极言。”,遂縳两翼，投于污则（侧）。支（肢）躬折伤，卒以死亡。其雄大哀，踯躅非回（徘徊）。尚羊（徜徉）其旁，涕泣从（纵）横。长叹泰（太）息，忧懑唬呼，
36、毋（无）所告愬（诉）。盗反得免，亡鸟被患。遂弃故处，高翔而去。,传曰：“众鸟丽（罹）于罗罔（网），凤皇（凰）孤而高羊（翔）。鱼鳖得于笓笱，交（蛟）龙执（蛰）而深臧（藏）。良马仆于衡下，骐骥为之余（徐）行。”鸟兽且相懮（忧），何兄（况）人乎！哀哉，哀哉！穷通其菑。诚写悬以意傅（赋）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哀。”此之谓也。神乌傅（赋）,这是一篇俗赋，按尹湾汉墓的下葬年代（西汉晚期）来推测，此赋应是创作于西汉中期甚至更早的佚赋（先秦两汉时期，一部作品写成到广为流传，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故我们推测此赋应创作於西汉中期甚至更早）。共约600字，其篇幅虽然比不上那些数千字的大赋，但也不算短。特别是它
37、独特的风格，在已知的汉赋中找不出一篇同类的作品，这是目前能见到的以讲述故事为特色的俗文学作品中时代最早者。,原来以为，这类俗文学作品的产生最早只能早到六朝早期，其后才逐渐有了志怪传奇、白话小说。现在，即使将神乌赋与成书于东汉末或汉亡以后的讲了一个完整故事的孔雀东南飞相比，也至少要早300来年。后世的赋中，敦煌所出的燕子赋，是类似于此赋的用拟人手法写鸟较典型的赋文，再往前数就是曹植的鹞雀赋（篇幅只有神乌赋的一半。用拟人手法写鸟的韵文，如果再往神乌傅（赋）之前推溯，则可追至诗经的召南鹊巢、豳风鸱鸮，但这是诗，而不是赋）。,神乌傅（赋）、鹞雀赋与燕子赋各篇内容都讲不同类的鸟之间的争斗，三者语言风格都
38、颇接近，这与神乌傅（赋）颇相类。燕子赋讲雀占燕巢，并在燕子回巢时大加殴打，与神乌傅（赋）也颇相类。这些都说明，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应该都是以民间口头文学为基础创作出来的，而现已知之最早者（源头），就是尹湾汉简的神乌傅（赋）。,再者，神乌傅（赋）、鹞雀赋与燕子赋基本上都用四言，由此看来，四言的赋大概是比较接近民间文学的较早出现的赋文形式，有学者推测，在汉代已有了说故事的白话赋（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今从神乌傅（赋）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也就是说，今从简帛文献来看，中国俗文学的产生发展的客观历史，可能有不少都与我们原来所知的不同。总之，尹湾汉简的神乌傅（赋）更新订正了对俗文学史上传奇休作品
39、俗赋产生时间的认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以上所举秦简志怪作品丹记和汉简传奇作品神乌赋这些都说明，如果今天我们还在说“六朝志怪”、“唐宋传奇”，还在说志怪作品产生于六朝，传奇作品产生于唐宋，那必然是十分错误的。同时也说明，出土简帛文献带来的这些信息，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高度重视简帛文献在文学史方面的研究。,结 语,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
40、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先生这里是在谈敦煌新材料的研究价值，但实际上对于一切新材料来说，都是合适的。,并且，在诸多新材料中，简帛目前已成为“四大发现”中最“热”的研究领域，简帛学已展现出比其它新材料学科（如甲骨学）更具发展前景的强劲势头，所以，凡涉及到与先秦两汉六朝文献材料打交道的任何学科的学者，如若不关注简帛材料，不知“取此材料”，则为“未入流”者，为未入“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者。,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
41、新证）,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至理名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民国17年）,新发现产生新问题，新发现推动学术新发展。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例。“21世纪是简帛学的世纪”，我们应当在高度重视简帛文献，同时善于将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善于运用“二重证据法”，以进一步深入开展我们的科学研究，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上只是简单介绍了当前的学术新前沿“简帛学”的有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补益。总之，新发现产生新问题，新发现产生新研究，得出新结论，在新的文献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不断出土问世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关注简帛给我们带来的新信息，否则，就不会知晓有关的新信息，而成为传统文化知识的落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