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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汉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汉代文学的总体情况,汉初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上提倡黄老思想。汉初文学创作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吸取先秦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先秦文学的精华。国力增强之后，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限制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由于统治者要求，歌功颂德的文学盛行。,第一节毛诗序汉人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汉武帝以后，因为“独尊儒术”，经学随之盛行，而诗经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汉武帝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诗为其一。在经学极盛的情况下，儒生讲解、阐发诗经成风。汉代传诗的主要有四家：齐鲁韩毛。,毛诗序,毛诗流传至今，毛诗序就是这一派为解释诗经所写的序。关于毛诗序的作
2、者，在历史上争议很大，但无定论。毛诗序不长，只有六七百字，但是它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诗的看法，对诗歌的特征、它与政治的关系、它的社会作用以及它的艺术表现手法等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一）关于诗歌的特质,毛诗序在总结先秦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诗歌的特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说诗是人的情志的延续。,1、诗言志,先秦人关于诗歌的特质，已有“言志”的说法，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先秦人尚没有把情感这一表现对象从主观范畴中突出出来。而毛诗序前进了一步：
3、“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告诉人们，所谓“在心为志”的“志”，也就是情感。,2、诗的语言特点咏叹,咏叹，是情感激荡所发出的呼声，它是抒情性语言的必然表现。我们不妨说，“言事”的文和“言志”的诗，其区分正在咏叹上。任何诗句，只要它是真正的诗，它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叹”出来的，此毛诗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二）诗歌的社会作用,毛诗序总结了先秦儒家对诗的看法，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其论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首先指出诗歌对老百姓的作用，说诗可用来规范夫妇与父子之道，从而在社会上促成理想的人伦风化。,美与刺,毛诗序也论到诗歌对统治者自身
4、的作用，那就是它的“美”和“刺”。所谓“美”，即“美盛德之形容”，也就是对统治者“盛德”的歌颂；而“刺”，即“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处在衰微之世、苛政之下的百姓可用诗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但“刺”有严格的限度：第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第二是“主文而谲谏”。从而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三）诗歌与政治,毛诗序指出，诗歌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反映政治的状况，诗是特定时代政治的反映。毛诗序解释“风雅颂”：风，反映各个诸侯国的情况；雅，天下政事兴衰的规律；颂，歌颂统治者的盛德。“风雅颂”都是反映政治的。,有什么样的政治，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治世之音安以
5、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歌产生于人们的生活遭际，而政治情况对人们的遭际有重要影响，故诗歌常常要刻上特定的时代政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诗序的论述是合理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诗序还能看到，诗歌虽然反映政治，但它不是直接的表现政治，而是通过诗人个人的抒情言志曲折地反映政治。如毛诗序中解释“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序发现了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的性质，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通过个性来表现共性。,但毛诗序把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了，而忽视了社会生活对诗歌的影响。作者出于当政者以政教来规范文学的要求，在对诗经的每一首诗的解释中，不顾诗的真
6、实主旨，而一例牵强附会地扯到政治上去，从而扼杀了诗的生命，把一部诗经变成了统治者推行政教的方便工具。,（四）诗歌的表现手法,毛诗序把诗经中的诗分成六个范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月颂。”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六义”之说并不始于毛诗序，成书于毛诗序之前的周礼春官大师中就提到过古代以“风、赋、比、兴、雅、颂”这“六诗”来教学。礼记乐记和荀子儒效也都有同样的说法。,“风、赋、比、兴、雅、颂”的范畴,“六义”中的第一、第五、第六义，亦即“风、雅、颂”，是诗经中的诗在体裁上的分类，即诗之三体；而第二、第三、第四义，即“赋、比、兴”，则是诗经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表现手法，
7、即诗之三用。唐人孔颖达说“赋比兴者，乃诗之所用；风雅颂者，乃诗之成形。”,“赋、比、兴”的含义,赋是直接铺陈描写的意思，比是比喻的意思，兴是影射暗指的意思。对“赋”的意见基本统一，分歧主要集中于“比兴”。对于“比兴”，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阐释：其一是汉代郑众的阐释，“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誉之”诗人之所以用比兴，是出于政治讽喻的需要。,“赋、比、兴”的含义,其二是六朝时钟嵘的说法：“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他对比兴的论述也是从韵味说出发的。第三种有特色的说法，是唐僧皎然的，他在诗式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他认为比和兴都是比喻
8、，所不同的是，“比”是取事物的外在形象来比喻。而“兴”是取内在精神来比喻。,第四种是宋人朱熹的说法：“比，以此物比彼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认为“兴”只是“起”的意思，要描写一件事，先以别的东西作为起兴，然后把本题引出来，起兴之于本题，或只在声韵上有引起之作用，并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前面一句都只取声韵上的联系，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朱熹对兴的解释，较符合民歌的实际，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比兴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将比兴理解为一种表现手法，这是一致的。,礼记乐记中的关于乐的理论也适应于诗歌。乐记：
9、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指出客观生活是诗歌产生的源泉。,第二节汉人关于屈原的争论,屈原的作品表达了诗人的伟大人格和斗争精神，抒发了他的爱国思想和不同流俗的精神。作品不但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的创作吸取了民间艺术的精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司马迁对屈原作品的肯定,汉初的重道轻儒的文化思想背景，决定了那时人们对楚辞的态度。统治者对屈原和楚辞评价很高。西汉时期第一个全面而高度评价屈原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进行了高度的赞扬：“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文约，其辞微，其
10、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建义远。”,司马迁对屈原的赞美,司马迁评价屈原其人的高尚品德：“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把屈原的精神概括为“志洁”和“行廉”。司马迁还对屈原作品的艺术进行了评价。,司马迁通过对屈原的评价，提出了文学作品“盖自怨生”的观点。他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指出，屈原之所以能够写出像离骚这样伟大的作品，是因为在现实中受到了打击，产生了悲愤。,这个
11、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阐述过。他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诸多优秀著作，指出它们毫无例外的产生于现实的压迫和作者心中的悲愤。,伟大作品皆生于对现实的抗争。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它实际上为那些批判社会黑暗的进步作品打起了理论旗帜。司马迁的“盖自怨生”“发愤著书”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李白的“哀怨起骚人”，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李贽的“不愤不作”等等，都是对司马迁的
12、观点的继续和发展。,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班固的离骚序对屈原的人品和作品都进行了攻击。他说：“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愤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班固还从艺术上对离骚进行了批评：“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载。”他批评离骚中浪漫主义的奇特想象，认为有悖于儒家的经典。认为屈原的作品的优点只在于文辞上的文博丽雅。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
13、了正统的儒家的狭隘思想。,王逸对班固批评屈原的反驳,东汉的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屈原和楚辞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屈原的为人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他还直接批驳了班固等人对屈原的非难：“谓之露己扬才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对于屈原作品中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王逸也引经据典地加以肯定，认为它们都是“依诗人之义而作”，“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举了好多离骚中的句子来和儒家的经书对照，以力证其“依托五经”。他的引证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提高浪漫主义文学的
14、地位，为其争得合法的权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王逸对屈原作品的维护实际上就是对屈原所代表的进步的文化传统的肯定，是对传统的儒家保守文学观的反击。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学态度：一种是与现实妥协，一种是与现实抗争。另外，对于浪漫主义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否定，有人认为应该肯定。对于屈原的评价最终是肯定派占了上锋。,第三节王充论文学,王充的著作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书、养性书等。今仅存论衡八十四篇。他的论衡，是以“异端”的姿态，站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对西汉以来因受今文经学的影响而甚嚣尘上的谶纬迷信之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中在阐述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也涉及到不少文学艺术的重要问题，比较系
15、统的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观。,一、尚用的文学价值观,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王充很注重事物的实际功用，对于文学当然也是如此。他认为，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一样，必须以尚用为本。论衡自纪中讲文学的价值：“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王充所谓的“用”，是思想层面的“惩劝”作用。,王充很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作品的这种感染力则来自作家在创作时的真情实感。论衡超奇云：“有根株于下，有叶荣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符称。意奋而笔纵，故文现而实露也。”,“人之有文，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16、他用鸟生羽毛来比喻“情”与“文”的关系，形象而贴切，是对汉赋的华而不实的文风的有力批判。,王充主张文章要在非写不可的情况下写。应该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为了一种目的而写文章。比如孔子写春秋是起因于当时道德的衰败；孟子之所以写孟子七章是因为当时扬墨学派蛊惑人心；韩非之所以写韩非是因为当时韩国弱小，没有法度。文章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写，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好的作品能使人“夺于肝心”，而作品的这种感染力则来自作家在创作时的真情实感。王充说，缺乏真情实感而单纯追求形式的作品，不会有感人的力量：“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稀；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从尚用的文学观出发，王充在文学形式上又提倡通俗
17、易懂，反对故弄玄虚。他说：“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王充认为，写文章的书面语和平常说话的口头语应该是一致的，“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王充的这些见解，是针对汉赋中的“以艰深文浅陋”的风气而发的。王充对汉赋那种以文害用的风气进行了批判，表现出他对文学作品要求通俗，完全是以“崇实”亦即尚用为目地的。,二、反对厚古薄今和因袭之风,汉赋的模拟之风很浓厚。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模仿子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解嘲模拟东方朔的答客难；张衡的两京赋模拟班固的两都赋等。这是造成形
18、式主义的重要原因。,针对这种倾向，王充说：“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指出衡量作品的高低要看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而不能以所用语言是古语还是今语为转移。,反对厚古薄今和模拟之风的原因,第一，进化的历史观：事物的发展总是今胜过昔，文学发展也是一代胜过一代，故没有必要去模仿过去的东西。第二,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对现实生活中事物所具有的多样性的发现。他反对离开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勉强地模仿前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三、关于夸张和真实,王充写论衡的宗旨是“疾虚妄”，即用事实去批判那些荒诞虚妄之说。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他驳斥了历来的种种
19、鬼神、谶纬的迷信传说和典籍中荒谬失实的历史记载，对当时被神学充斥的思想界起了廓清的作用。当然，王充对夸张的评价并非都那么合适，如他对古书中“百发百中”和“血流漂杵”两个夸张语的驳斥，就颇有迂腐之感。,鲁班刻木鸟飞三天三夜不停，上面还坐着自己的母亲等，这些虚妄的说法，王充都对其进行了驳斥。但他在反对虚妄时并没有准确分清夸张手法和真正的虚妄之说。,诗经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之句。王充说：“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但他又指出“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刘勰对王充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发展。,四、提倡“真美”,王充说，自己之所以要写论衡这部书，是由于当时“虚
20、妄之言胜真美”，可见他想树立的正面的东西就是“真美”。王充所主张的“真美”，即事物的真实的美。现实事物，不必用华丽的东西去涂饰它，自有它本色的美，这就是“真美”。“真美”不等于“纯美”。因为真实的东西总要带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这些缺点并不影响它的美。,王充在论衡自纪中提到自己的文笔时说：“充书不能纯美”，因为它自然真实，就好像“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至宝必有瑕秽，良工必有不巧”一样。他认为现实的美的东西，总是纯与不纯的统一，优点与缺点的统一，这是一个很辩证的美学观点。,王充的这一观点是受了淮南子氾论训的启发。淮南子氾论训：“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疵。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以妨大美也。”天地之间，凡是真实的东西，总有缺点。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里说：“天上的太阳也有瑕疵，何况人间？”法国大画家米勒说：“绝对漂亮，只是一个漂亮的笑话。”,生活中处处有美、时时有美，这是因为事物的缺点并不妨碍它的美，正如淮南子说的：“其小恶不足以妨大美”。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也说过同样的意思：“日月挟虫鸟之瑕，不妨丽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浊，不害陵山之流。”真正美的东西不但不必要达到纯美，而且正忌讳纯美。它需要有缺点，才显得自然、显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