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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尉缭子作者及成书年代考宋初，天下无事，武备废弛，兵书一度被列为禁书。但是由于承平既久，将不习兵，恰边患频起，防御失利。在此背景下，宋廷不得不倡导武学，讲武练兵。根据类苑的记我，宋嘉祐六年（1061），大理寺丞郭固曾奉诏编书。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订尉缭子孙子吴子等七部兵书，并付梓刊印，这就是著名的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的颁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明清三朝的尉缭子大都是以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为蓝本刊印的，今本尉缭子也是如此。关于尉缭子，学界一直争论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注该书成书于“六国时，但是隋书经籍志又注“尉缭，梁惠王时人，所以对尉缭子的作者及其
2、成书年代问题至今也是颇有分歧。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秦汉以前的战国古本尉缭皆已失传，唐宋已降流传至今的只是名为尉缭子的本子。对于尉缭此人，有人认为他是梁惠王时人，有人认为他是秦始皇时人。认为他是梁惠王时人是根据尉缭子开篇的一句话“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隋书经籍志中有注：“尉缭，梁惠王时人。但考察梁惠王时的历史，对这些并无记载。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始皇帝十年（前237），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日：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
3、。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1230但史记中也没有说秦王时的尉缭著录有兵书。故而尉缭子的作者及其年代问题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1关于尉缭子作者及成书年代的儿种观点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证明之前应认为作者是秦始皇时期的尉缭。司马迁之说距当时仅百余年又无模棱两可之意，时间较近，故而司马迁之说可信。2第二，汉书艺文志中杂、兵家尉缭的作者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该书反映了战国晚期的
4、战争规模，体现了战国晚期的独有战争观,其述军制与秦陵兵马俑有相吻合处，并且军令也渗透着秦的传统精神。3-4第三，尉缭子是梁惠王时尉缭的著述。银雀山尉缭子残简的出土揭示了梁惠王末年阶级斗争的一段历史，书中反映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梁惠王时的主要矛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书所引的历史事件、人物也有着时代特色。5-7除上述三种主要观点之外，徐勇尉缭子浅说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假设。他首先对梁惠王的纪年问题提出了质疑，继而认为梁惠王晚年与年轻的尉缭答对，而在秦始皇十年，年老的尉缭由大梁来到秦国，献策于秦王赢政。816-26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假设，并不能成为进一步研究尉缭子作者及其年代问题的基础，故不再赘
5、述。以上几种观点，虽然各有其主要论据，但是又各有疏漏，仍有商榷的余地。第一种观点仅仅以司马迁史记中的“国尉缭来证明先抬兵I1九尉缭即是国尉缭所著未免过于牵强。隋书经籍志说：“尉缭，梁惠王时人。”汉书艺文志言尉缭子作者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若从隋书经籍志来看，其说法毫无模棱两可之意，已然是认为该书乃梁惠王时尉缭所作，当时著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经过一番斟的和考证的。若是仅从史记和隋书经籍志距战国时期远近来考察其记事之真伪未免过于武断。并且若是秦始皇时期尉缭著作此降那史记秦始皇本纪既已详细记载了国尉缭却又为何不著录该书？这样的结论确是令人费解。第二种观点所引论据较为牵强，
6、实不可为确定尉缭子作者及其年代的有力论证。书中虽然提到“所率二十万众，又谈至天下助卒十万”，以此便认为尉缭子成书于秦始皇时期却甚为勉强。尉缭子制谈篇有言：“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日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日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日武子也。”9370战国之时，百家为施行自己的主张，夸大现实以衬托自己之事很多，书中虽提到二十万众等词，但主要是为了说明武子、吴子提数万之师威震天下的故事，并非是要说二十万事。同样是在本篇，“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足使三军之众”以及“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斗，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所述虽有夸
7、张，但亦说明当时用兵之数仅是数万而已，远不及战国末期之巨。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该书中军令渗透着秦的传统精神，表面看来言之成理，倘作者是秦国尉，而秦已行此军令百余年且仍在实施，为何还要多费心思来写这些军令？可见，尉缭之意在于劝谏他国仿效秦国以图自强。第三种观点是一种比较好的解释，从尉缭子的答对之词、反映的主要问题考察了该书鲜明的时代特色。但若仅从颜师古一句缭为商君学”来认定尉缭是魏国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未免失之偏颇。另外，书中所引证历史事件与人物，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但也应与其他更鲜明的特点结合来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本尉缭子并非秦始皇时尉缭所作，这些证明尉缭子作者是秦始皇时期尉缭的论据，尚有
8、许多不能解新之处，并不能作为推断该书作者年代的证据。2战国古本尉缭乃是梁惠王时尉缭所作2.1 从显示身份的词语来看持尉缭子是梁惠王时尉缭所著意见的人，大多是因为全书开篇天官篇中的“梁惠王问尉缭子日尉缭子对日”等明显的答对之词，说明了该书是尉缭向梁惠王讲述其强国治军之策的著作。同时，在献计献策的过程中，书中不断出现“听臣言”“听臣之术叫听臣之言，行臣之术”以及“臣闻”“臣以为”等表明尉缭与梁惠王问对的词句。一直以来，对学界存在的假托说，何法周在尉缭子初探5中已经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古代假托的伪作确实是有，但假托总要假托更古的人，而且梁惠王以及其时的尉缭，一个是连吃败仗，连国都安邑都保不住的败国之
9、君，一个是史无记名，后人几乎是怀疑其存在的无名之士,假托他们根本不能抬高尉缭子的身价。对于何法周的观点，笔者深以为然。2.2 从时代特点来看凡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它所反映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笔者根据战国时代不同时期的特点来考察，认为秦始皇十年前往秦国的尉缭，说秦王之言乃是一统天下，与梁惠王时1战国相攻，-日无已”的局面已然相去甚远。同时，纵观尉缭子，其中多次提到“义战”的思想。尉缭认为战争是“凶器”，是“逆德”的，他追求的是不得已而用战争，与秦国“虎狼之国”、秦军“虎狼之师、秦民闻战而葬大相径庭。此外，尉缭的战争观是以威制天下、服他国，而非秦始皇的以
10、战统一天下。书中多次提到“民不发辆，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国车不出于，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其中心思想在“威而不在战工以“威”服他国与以“兵”灭他国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时期。梁惠王时期，战国相攻，天下四民企盼和平，那么其时的军事家所追求的就应是“威加海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2.3 从战国年表来看书中尉缭还针对不同实力层次的国家提出了他强军富国的建议，即“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工针对万乘之国，他指出：“万乘无干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师。”由此可见，尉缭子成书之时，尚有千乘、百乘之国。据史料记载，晋静公八年（前349）,赵夺端氏，迁晋君于屯留，韩纪杀静公；越国于越王无强三十七年（前306）灭；中山
11、王尚三年（前296）,赵灭中山；宋王偃四十三年（前286）,齐灭宋；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6）,楚灭鲁。秦王政十年，此时天下唯战国七，卫君只余一地得保社稷。所以，从战国年表来看，秦王政十年之时，尉缭方从大梁来到秦国，若尉缭子是秦始皇时尉缭所作，在天下已余七雄之时，再于书中提出千乘、百乘之国应当如何强国治军岂不谬战？故笔者认为，该书成书时间应不晚于梁惠王晚期。2.4 从战争规模来看在战国时期，战争投入的兵力和作战的范围、时间，在战国的早、中、后期有着明显的差别。关于战国初期的用兵数量问题，吕氏春秋用民有言：吴起之用兵，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延至战国中期，梁惠王时桂陵、马陵两次大战
12、用兵不过十万。到了战国晚期，赵攻中山，齐攻楚，用兵始达三十万众。甚至在此三十余年后，田单与赵奢在赵惠文王面前争论用兵数量时还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必负十万、二十万之兵乃用之二说明此时战争用兵二十万已是极限。尉缭子中两次写到武王伐纣以两三万之数即破纣之亿万，可见尉缭的用兵之道不是以数量多寡来论的。又尉缭子制谈篇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说明在尉缭的军事思想中，横行天下善将者提三万之兵即足矣。书中提到的经制十万之众”也与战国中期的战争规模大抵相当。尉缭子中还写道，尉缭向梁惠王献策十二，指出若能行此之策，则“万人被刃，横行天下，虽有
13、夸大之嫌，但实际之数当去此不远。这些用兵数量表明，相较秦王政时期动辄四五十万的用兵数量，尉缭所论用兵之道与之相差甚远，毕竟秦王政时期的大规模用兵乃是灭国之战。除此之外，从战争的范围来看，秦王政时期千里之战己然鲜有，百里之战更是绝迹。而兵谈篇却说：“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可见，与当时存百乘、干乘之国一样，百里、千里之战依然不少，短期战争更是当时的主流。另外，在攻权篇中有“故凡集兵，千里者句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在华阳之战中，白起率军从咸阳奔袭华阳，在物资、兵员动员良好的情况下尚需八日而至。时秦国征战集兵，大多汇于国都咸阳附近，史记
14、白起王翦列传说王翦出征楚国，始皇自送至酒上，即使秦王政不会每战都亲送至澎上，但秦和西汉前期都是在国都附近集结军队的应无疑问。虽有征发就近郡县的先例，如“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R易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12334但也是征为民役转运这样的辅助部队，而非一线作战的军队。按弹军令篇中言一日行军三十里，若尉缭是秦始皇时人，那么战争都在千里之外，怎可能一日、旬日即集兵敌境之内？故笔者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尉缭子成书之时的时代特点。2.5 从反映的社会情况来看梁思王后元元年（前334）,梁惠王由于“数被于军旅”，感到人才匮乏，于是“卑辞厚礼以招贤者”。在此之后，“邹衍、
15、淳于髡、孟轲皆至梁”，1847尉缭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大梁向梁惠王献策的。通过尉缭子一书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来看，尉缭所献策的国家是积弊已久、亟待进行改革的。如治国上，主要问题是“不明乎禁、舍、开、塞，致使民流地不任耕有不终亩，织有日断机”的问题频发，显然是执政者没有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使得生产遭到破坏，民众陷于贫困，“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影响了兵源，减弱了战斗力。而所谓“世将，治军无方，“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的情况一再发生，征役分军而逃”与秦民的“闻战而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前临战自北”，战时“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9369虽如此却不得改正，“土失什伍，车失偏列。
16、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9369的败军情况屡屡发生。这些情形与秦军执法严明、军纪肃整、兵耐苦战、被称为“虎狼之师”的情况截然相反。正因如此，尉缭才建议在军队实施“离地逃遁之法。此外，国家的执法者一方面搞严刑峻法，“笞人之背、灼人之肋、束人之指”，9389一方面又贿赂成风，“千金不死，百金不刑，与秦国的法制情况明显不符。不修人事也是国家的弊病之一。统治者们不能任能选贤，不能认真地权敌料敌，而是一味地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如尉缭子开篇即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日：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的对答则是百胜在于人事而已，应当“不卜筮，不祷祠。此处梁惠王与汉文帝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颇有相似处，贬低嘲
17、笑之意跃然纸上。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尉缭子乃是针对梁惠王之时的国家弊端来陈述献策的，并非针对秦王政时蒸蒸向上的秦国。从该书所陈时弊来看，当时魏国已不再任地、制民、以法治军，阴阳五行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学说在政治、军事领域泛滥成灾，连一国之主都成了此等学说的“虔诚信徒，直到数被于军旅才对此产生了怀疑。从这些社会现实来看，笔者认为尉缭子也不应该是秦始皇时尉缭所作。2.6 从军令来看尉缭子一书，尤其是后十二篇，记有许多军队条令，其中十篇更是以令为名。尉缭子伍制令记载了军中什伍连坐连保的制度，“五人为伍，伍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9397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残，9400秦自
18、商鞅变法后既已行什伍之制，且秦制与书中所记大体相同，若此书是秦始皇时尉缭所作，作之何为？尉缭子重刑令中的军令则说明了魏国亟待改革军制的紧迫性：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日国贼。身教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M诸战亡其将吏者，尽斩之”，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此等守而降不战自北”的情况，非秦王政时秦国所有。以上这些军令，秦王政之时已实行百有余年，且依然在实施，若秦始皇时尉缭著书立作，再写这些有何益处？一种法律的诞生，必有其迫切的现实条件与背景，所以不难看出，这些军令应是尉缭劝谏梁惠王革除魏国弊端，向秦学习，赏信罚必，以图中兴。2.7 从一些语句来看首先，战国
19、中后期，山东六国屡败于秦，又因秦军功以首级计，每战杀伤其重，故时称秦军为虎狼之师，称秦为暴秦”，但几无一言称统一前的秦王政为昏君。尉缭子中多次提到明主，意即尉缭献策的对象并非明主，如迷信阴阳五行、奢华浪费不知恤民等。其次，败军、不能胜敌是由于“世将”不能行诸有益的法令措施，使士卒临战自北，这种情况在秦亦无所见。尉缭著书也是希望制定严格的法令，严刑并以厚赏，使士卒畏重刑则外轻敌”，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后,书中肯定了贤士的重要作用。尉缭指出，不能内有其贤者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即使占领了再多的土地、再大的城池，如果贤土不至，依然逃不掉失败的厄运。虽然在秦王政十年，秦“大索，逐客，但也只是秦主动且
20、暂时地驱离了贤士,而不是贤士不至秦国。所以，该书中主张的招贤纳上针对的乃是“贤士不至的梁惠王时期的魏国，而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的秦国。2.8 尉缭子非一人、-时之作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的出土,驳斥了长久以来存在的该书是伪书、疑书之说，使得我们弄清了尉缭子一书的真相。对这部先秦兵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进行考察，不仅是研究尉缭子一书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是研究梁惠王时期魏国乃至整个战国中期社会政治、军事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今本尉缭子是宋代所编写的武经七书中的一部，从唐宋以前的著述对该书的征引来看，元丰年间成书刊印之时当是删去了一些与兵家确无关系的内容。如隋书礼仪志引尉缭子日：“天子玄缕，诸侯素缨。1
21、0273唐代徐坚初学记中居处部宅引尉缭子曰：“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这些内容在今本尉缭子中均无所见。这大概是为了突出兵家，故在编写武经七书时删去了与兵家没有紧密联系的内容。另外，今本所见尉缭子也非一人、一时之著。如书中对商业的看法前后截然不同，武议篇与将理篇一再强调国家要让“贾不离其肆宅”，并且治之以市”，但在原官篇却笔锋一转，扬言“国无商贾才是最恰当的治国方法，前后所言自相矛盾，实不像是一人所言。如同时期的孟子一样，笔者认为尉缭子也应是尉缭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著，如全书开篇天官篇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一语，若是全书均出自尉缭之手，怎么会称自己为“尉缭子”呢？称师为“子”始于孔子，因此尉缭子当与论语孟子一样，是弟子记录其师徒们言行与思想的一部军事著作。综上所述，先秦兵书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当是梁惠王时的尉缭，其成书年代当在梁惠王数被于军旅”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