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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尉缭子尉缭子最早的著录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宋代元丰中期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必读之书，影响日大。一、关于成书年代及作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艺文志承自刘歆的七略，由此可以推定尉缭子一书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即已流传。宋代以后，疑古之风渐盛，南宋陈振孙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中首次对“武经七书”本尉缭子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道:按汉志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形势家有三十一篇，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本书否1360,怀疑为后人假托之作。以后对该书的质疑之声不断，如清代姚际恒即以尉缭子战威中讲了与孟子完全相同的话，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而认为“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220。姚鼐亦
2、说：“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352,认为内容驳杂，当是后人杂取众说纂辑而成。谭献认为:“阅尉缭子O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非必出于晚周，然精语不可没也。”4近人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补证中也对今传尉缭子与艺文志所录之尉缭的一致性提出质疑，将今本尉缭子视为伪作5129。只有明胡应麟在四书正伪中认为宋世以孙、吴、司马、韬、略、尉缭、李卫公为兵家七书孙武、尉缭，亡可疑者。31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古兵书竹简，其中有尉缭子竹简残卷。从残简书写字体，及不避汉初皇帝名讳来看，可以断定成书时间当在秦汉之际以前刀。另据裘锡圭先生的认识，“从一部书的开始
3、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几种书的著作时代应该不会晚于战国”864.据此，汉书附注中关于尉缭为“六国时”著作的说法是可信的，伪作之说不成立。关于尉缭，史籍无生平事迹记载，仅在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自注六国时三字。尉缭子开篇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一句，遂缁书经籍志中尉缭子下注：“尉缭，梁惠王时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一句，即秦始皇时也有的缭，而所处时代比梁惠王时晚数十年。郑椎通志注梁惠王时人，隋志一卷”798,宋王应麟称其为六国时人，施子美七书讲义则称尉缭为齐人也，而所著之书乃有三代之遗风。10515明茅元仪武备志称其为“魏人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称:“
4、尉姓缭名，魏人，鬼谷之高弟，善理阴阳，深达兵法，与弟子隐于夷山，因惠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11216以上说法，均未给出其说的史料来源。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认为：“史记秦本纪云：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诸侯强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J据此可知尉缭籍贯及时代。”1238即认为尉缭为秦始皇时人。钱穆则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史记尉缭子说秦王在始皇十年，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后人因谓今所传者乃兵家尉缭，在梁惠王时，而始皇时杂家尉缭则佚。13570对两个尉缭子的认定，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定认为尉缭为梁惠王时人，以何法周的尉缭子初探为代表，该文从今本
5、尉缭子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性文字，以及引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推断尉缭为梁惠王时期人7。第二种观点则从军事学的角度，从书中反映出的战争观、军制、阵法等推断作者为秦始皇时期人，主要以龚留柱的（尉缭子考辨为代表14。此外，尚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梁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尉缭为同一人，以徐勇校注的尉缭子吴子一书为代表15。作者时梁惠王生卒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故而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与秦始皇十年与始皇答对的为同一人，也即尉缭不满二十岁时见于梁惠王，近九十岁时见于秦始皇，并在旁证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推定进行了进步解释。关于尉缭其人的问题，学术界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但因
6、史料缺乏，所有结论均依逻辑或常理推断，虽不乏灼知独见，但无论哪一种结论根基都不稳固，缺乏坚实可靠的证据。相对而言，认为两个尉缭为不同时代的两个人，较好理解.在没有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维持对尉缭其人所处时代悬而未决的状态，当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二、后世对尉缭子的研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在“杂家”和“兵形势家”分列有尉缭二十九篇和尉缭三十一篇，目前所见的尉缭子仅有二十四篇，仅从篇数上看，与汉书著录的两个版本均不相同。此后，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尉缭子五卷，列入杂家。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尉缭子六卷，均列为杂家，兵家中不见有著录。颜师古引刘向别录日：(尉)缭为商君学。梁代刘艇文心雕龙诸子云：
7、“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16309,所言尉缭，亦指杂家。贞观初年，魏徵等人编纂群书治要，选录尉缭子中的天官兵谈战威兵令四篇。明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真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175390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称：“尉缭子五卷，不知何人书。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曰齐人也，未知孰是。其书二十四篇，较之汉志杂家二十九篇，己亡五篇。”1827清代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说:“权势二字，乃明允谪诈残忍，以商鞅、韩非、尉缭为师，贼道殃民之大恶，读孔、孟书者何忍效之？19可见王夫之也将尉缭子归入商君一派。尉缭子另有逸文数条。如唐代徐坚
8、撰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引用尉缭子：“一贼挟剑击于市，万人无不触辟者，臣以为非一人独勇，一市万人皆不肖也。20528初学记卷二十四宅部引尉缭子“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历代之宅20578.唐代虞世南撰类书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尉缭子“天子文衣文缘”21541,宋代太平御览卷六八四、卷六八六同引尉缭子“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自大夫以卜.皆皂冠皂缨223062.有学者根据上面数条所论多属古代礼制范畴，而与兵法无涉，因而推断，今本的尉缭子流传自汉书艺文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如顾实称：“初学记御览引尉缭子并杂家言，是其书唐宋犹存。史记日：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诸侯强臣，不过三十
9、万金，则诸侯可尽此当为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23153北宋崇文总目将尉缭子列入兵家，这是汉书艺文志之后第一次关于兵家尉缭子的著录。宋元丰四年(1080)神宗诏令朱服、何去非等人选定武学教材，经反复权衡，最后确定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入选，合称为“武经七书工此后尉缭子多被列入兵家。宋史艺文志著录尉缭五卷，列入兵家，无杂家。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称：“汉志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五篇，兵形势家有尉缭子三十一篇。今杂家亡而兵家传二十四篇。24913明代胡应麟认为:“然汉志兵家自有尉缭三十一篇，盖即今所传者，而杂家之尉缭非此书也。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故郑以为孟坚之误，舛矣。25
10、267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了这一说法，“故胡应麟谓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而杂家之尉缭并非此书。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郑以为孟坚之误者，非也2625350近人吕思勉认为：今尉缭f二十四篇，皆兵家言，盖兵家之尉缭也。二十四篇中，有若干篇似有他篇简错，析出，或可得三十一篇耶。27142但亦有如梁启超称：“初学记太平御览并有引尉缭子文，为今本所无者，其言又不关兵事，当是杂家尉缭佚文，然则此二十九篇至宋初尚存矣。”1239他认为尉缭为两人，都有著作传世，今本尉缭子乃是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两部书拼合而成。学术界对于今本尉缭子传自何处尚无定论。一些学者认为，两种尉缭原是两本不同的书，今本由兵形势家尉缭三
11、十一篇流传而来;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认识，即今本尉缭子由杂家尉缭二十九篇流传而来。还有学者认为,汉书的分类本身有误，是将一书分列为两类之中，从而引起误解14。目前所能见到的尉缭子版本，古本主要有：一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其中有六篇，即兵谈攻权守权将理原官兵令与今本尉缭子对应篇章内容基本吻合。但兵令篇的字体及简式与其他几篇不同，反与同见一块篇题木牍的守法守令等篇相同28-29二是群书治要节录的四篇。这是唐魏徵摭拾群书辑成，选有尉缭子四篇，即天官兵谈战威兵令。文字与竹简本基本相同，被认为是最接近原书的本子。三是武经七书本。现存宋本尉缭子是陆心源丽宋楼所藏，清光绪年间流入F
12、l本岩崎氏静嘉堂。另有清人影宋抄本朱服校定武经七书之尉缭子，书藏于我国台湾地区。30从宋代以来流传的都属于今本尉缭子，有二十四篇，分别为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可以看出，“武经”本的兵令篇被分作上下两篇，这与竹简本和群书治要本不同。据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理学家张载曾注有尉缭子一卷，当是最早的注本，但已散佚。现存尉缭子最早注本是宋金时期由施子美注解的尉缭子讲义，该书是武经七书的全注本。序言中称：“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今得其平昔所
13、著七书讲义于学舍间，观其议论，出自胸臆。又引史传为之参证，古人成败之迹，奇正之用，皆得以鉴观焉。10序明清两代注本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刘寅感于当时传本武经七书除孙子外，其他六书均无注，且阙误甚多，遂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微者彰而显之，附会者辨而析之31刘宾序。篇名下有题解，重要的文句下有详解.该本在当时为武经善本。清代有丁洪章辑注武经七书全解本，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赐书堂刊本。该书体例新颖，有“全旨以提其纲，有“节旨”以挈其领，“注以训其字义，硫以释其句理，同时参订历代注家之言，备载战例，间有发挥
14、。谢重纶撰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有清康熙德庆堂刻本。作者在序言时说：以故七子之书得窥前人奥旨：间又旁引六经，参以诸史，证以时解，为之条分缕析，融会贯通，不使割裂琐碎。务在语语归宗，题无剩义.3285除对重要文句加以评点外，间有发挥。朱墉辑有武经七书汇解，有光绪二年(1876)岭南古经阁书坊刻本。序言称：“疏解有浅深，汇集有先后，既统括其大纲，更纂序其神吻，必使无义不彻而止。11217除以上几部重要注本外，明清尚有合武经七书同注者达数十种之多，如焦扬的尉缭子品汇释评、赵光裕的尉缭子正义、阮汉闻的尉缭子标释、沈应明的注解尉缭子、陈元素的标题评释尉缭子、陈玖学的评注七子兵略等。民国时期尉缭子版本较少,
15、有子书百家本,为1911年鄂官处重刊本，尉缭子为其中一种，分上下卷，无注。此外有1940年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编古代兵经之尉缭子。该本评注与施氏七书讲义完全相同，没有新的发挥。近人对尉缭子也做过一些整理、校勘工作，特别是银雀山竹简出土以后，国内外陆续出现了20余种研究尉缭子的版本，如华陆宗尉缭子注译、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武经七书注译之尉缭子、钟兆华的尉缭子校注、李解民的尉缭子译注、刘春生的尉缭子全译、徐勇的尉缭子浅说、张秦洞的尉缭子新说等。我国台湾地区有刘仲平的尉缭子今注今译、联亚出版社的尉缭子兵法等。三、尉缭子的军事思想价值尉缭子中保留了较多先秦时期的军事观念、军法、军令、军礼等内容，具
16、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从思想上看，尉缭子是一部言兵而不止于兵的著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除治军、用兵原则外，还对国家治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农战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一）“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卜筮和星占等军事预测行为是先秦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占卜战争吉凶的内容。周易中也有“迷复，凶，有灾笆。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周易复上六）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繁仍，卜筮等方式仍被用来占卜战争吉凶，但逐步被以经验为基础的、符合军事运行规律的、更为科学的军事认识所取代。尉缭子开篇即明确表达了反对迷信神鬼，主张依靠人的智慧认识战争。尉缭对梁惠王迷
17、信刑德进行了批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在人而不在天。“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天官第一）。清代学者朱埔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评论道：“尤妙在以黄帝之言，证黄帝之事。11217尉缭以武王伐纣的例子加以说明：“昔武王之伐纣也，背清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人击纣之亿有八万人，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陈哉？（天官第一）纣王兵败的原因在于人事不得:他坚定地认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天官第一）这里用了一个智”字，是将军事行为看作是智力活动的结果，人的作用的发挥就反映在智力的运用上，通过深入思考才能准确地把握、筹划和引导战争，所谓人事即体现
18、在这里。在战威和治本篇中，尉缭时这一认识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战威第四）“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这些论述指明，无论面对战争，还是社会变革，都要弃虚蹈实，要求己而非求天。（二）“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子对于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深刻，但同时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放弃武力是不现实的。他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兵令上第
19、二十三）尉缭子主张义战，所谓义战，即“诛暴乱、禁不义”（武议第八），认为义战贵先，即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攻权第五），而对“争私结怨”的不义战争，则应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即“怨结虽起，待敌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攻权第五）。在进行义战时，他要求对敌国“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兵教下第二十二），并强调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第八）。尉缭子还着眼于军事和政治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以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兵令上第二十三）,即军事行为是由政治所
20、决定的，故军事要从属政治。（三）攻守权谋尉缭子强调战前谋划的重要性，“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勒卒令第十八）。决策一旦形成，就不能轻易更改，而应当始终坚决贯彻到底。在战争指导上，尉缭子重视研究掌握敌我双方情况，强调战略上知彼知己和宏观上的总体运筹。主张要依据实际情况来建立城防，即量土地肥晓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兵谈第二），若城邑、人口与粮食供应都相适应，则内可以固国土，外可以胜强敌。强调战略决策要从本国实力出发，并具体列举了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应采取的不同的战略策略，即所谓“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武议第八）。尉缭子反复强调要权敌审将，
21、而后举兵（攻权第五），“先料敌而后动（战威第四）。要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并从战略上量敌用兵。他说：“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昵。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埋以临之。兵教下第二十二）尉缭子反对分散兵力，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第二十三），主张进攻首先要迅速集中兵力，“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攻权第五）。要掌握主动，先机制敌。他说：“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口，使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攻权
22、第五）尉缭子十分重视防守谋略，在防守作战准备上，主张必须做到据险设防，兵员充足，武器精良，“千丈之城则万人守之。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土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守权第六）。在作战编队上，主张既要有防守部队，又要有出击部队，出者不守，守者不出（守权第六），既区分任务，又要相机配合。在作战方法上主张援兵从外线打击围城之敌，所谓“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守权第六），强调救必开之，守必出之”（守权第六），增援部队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共歼围城之敌。反对消极防守，主张攻防结合。要奇正变通，“正兵先合，而后振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上第二十三）要善用权谋
23、虚实相济，“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战权第十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排列不同的阵势，陈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兵令上第二十三），向内列阵是为了保护阵中安全，而向外数组是为了防敌突袭。（四）“赏如山，罚如溪”统一行动的前提在于统一的制度和统一指挥，尉缭子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土不乱，土不乱，则刑乃明，只要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制谈第三）。具体而言，尉缭子中从营区划分到战场上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从战斗编成到信号指挥，从将帅受命到各部队任务的区分，从单兵训练到大部队演习和校阅，都有明确要求。对军队的着装、徽章、从军、
24、戍边、宿营以及车阵等也都做了具体规定。如对徽章的规定，“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日：某甲、某士。前后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兵教上第二十一）。尉缭子强调依法从严治军，强调要明法审令，公允执法，“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武议第八）。反对徇私枉法，坚决杜绝当时社会存在的“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将理第九）。同时他又指出，国家应该给将士以实际利益，对待士兵的生活不可不优待，励土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
25、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战威第四）。只要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即能做到“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就能以少诛众，以弱诛强”（制谈第三）。尉缭子谈治军虽承认赏罚是治军的两种手段，但似更倾向于发挥罚的作用，有多篇提及连坐制度。不可否认连坐有其有效性，可以把部队全体的责任下放到每名士兵身上，不使一人置身事外，保证了将领对部队的有效节制，同时还能防止军队整体溃散，然而这种方式责任认定模糊，难免殃及无辜，使惩戒面扩大。（五）兴农战先秦时期对农战论述最多的是商君书，尉缭子也重视农战，将其视作富国强兵之策的基础。尉缭子提出“兵胜于朝廷，即作战胜利的基础在于国内政权统一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是政权稳定的前提，
26、所以尉缭提倡在不放弃生产的情况下，做好战争准备。他说：“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制谈第三）他还说：“明乎禁舍开寒，民流而亲之，地不任而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物，甲不出粢，而威制天下。”（兵谈第二）尉缭农战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通过繁荣贸易来增强经济实力。他指出：“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武议第八）他还指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认为有粮还要有严格的管理，方能保证粮食送到兵士的口中，否则人食粟一斗，马食菽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武议第八）。总之，尉缭子是一部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影响较大的古代兵学名著。明代学者朱墉对其评价频高，认为：“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治，首推尉缭。TlI217尽管尉缭子成书很早，但其兵学价值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渐暗淡，而是始终闪烁着真理之光，对指导今天的军事理论研究仍具相当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反复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