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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MandatoryInterpretation,PostmodernismandtheReconstructionofLiteraryTheory作者：李自雄作者简介：李自雄，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李自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李自雄，男，湖北天门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0163期第21-29页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但也存
2、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这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
3、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Theintroductionofpostmodernismintothe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rytheorycircleshasacceleratedtheprocessofbreakingawayfromstereotypedthinkingandthedeconstructionofdiscoursehegemony.However,thereexistsomebiasedviewsandproblems,suchastheprecedenceofthe
4、oryoverpracticeandmandatoryinterpretation,whicharemanifestednotonlyinthecriticismanddeconstructioncharacterizedbythemeta-narrativeorgrandnarrativeaboutal1kindsofEssenceofLiterature7andtheessentialismwayofthinkingthatisUnhistorical,butalsointheconstructionofpostmodernismliterarytheory.Thereconstructi
5、onthinkingofpostmodernismliterarytheory,includingtheconstructivismthinking,relationalismthinkingandthereconstructionofthethesetwotypesofthinking,hasseepedintothetheoreticalmisconceptionofmandatoryinterpretation/7,andnonewliterarytheorypropositionorknowledgehasemergedfromtheconcretepracticeofChinesel
6、iterature,furtherdemonstratingtheimpotenceoftheoryconstruction.Thus,for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rytheory,ifwewishtodispelthemisconceptionandlimitationofmandatoryinterpretation77andreconstructontologicalinterpretation,weshouldbaseitontheconcretepracticeandrealisticproblemsofChineseliterature,reconstr
7、ucttherightfulliteraryreferenceandtheoreticalqualityandeliminatetheblindfaithofWesterntheoryandtheinterpretationofstereotypedthinking”.Onlyinthiswaycanwepr期刊名称:复印期号:文艺理论2016年09期关键词:强制阐释/本体阐释/后现代主义/文论重建/MandatoryInterPretatiOn/OntoIogicalInterPretation/PostmodernismzZRecMnstnictionofLiteraryTheOry标题注
8、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问题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15BZWoI1)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6)03-0021-09近年来，张江先生针对西方文论存在的根本缺陷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进行了卓有创建的系列论述，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正如张江先生所说的,用它“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口而更为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画讨论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2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就现在的讨论来看，如何更为有效地联系当代中国的文论实践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显然是亟待深入的话题。新时
9、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代中国文论遭到了解构，这种解构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并已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文论进行深刻反思与重建思考的理论语境，不能也不容回避。正是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联系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实践对其作出考察与反思，以期推动问题的深入探讨。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解构及其强制阐释问题后现代主义作为上世纪中期开始活跃于西方的理论思潮，在80年代初开始引介进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译介、批判、争论和接受，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事实上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实绩和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
10、不过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这一块的重要影响的。3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的方面，诚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和谐，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CentriSm）,主张差异性、非同一性，否定绝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独断和霸权，强调世界的多元性和多义性，强调视角的多面性、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4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为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和多种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而有利于多元、平等对话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引入，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既体现在对“他者”的批判解构上，也表现
11、在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先看对他者”的批判解构。显然，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他者，也就是其所质疑、批判与解构的对象是有特定所指的。用利奥塔简化到极点话来说，就是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5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用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来指称在现代性状况下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这是一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叙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真理的思辨叙事与以法国启蒙主义传统为代表的关于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利奥塔认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以一种总体性、普遍性遮蔽了在社会历史中发生并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异与复杂性，因而这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值得质疑
12、的。在利奥塔之后，不少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与阐释，尽管这些解读与阐释在许多具体的方面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与争议，但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反思，大多放在对其总体性、普遍性的质疑上，并主要表现为对这种总体性、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清理与批判，比如罗蒂后哲学理论对所谓“大写的哲学、大写的真理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拒斥和解构，6显然也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现。而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正是通过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及其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质疑和清理来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批判与解构，并倡扬其后现代主义文论观点的。以这种主张与观点来看，当代中国文论存在“
13、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大写的哲学（罗蒂）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而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有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
14、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力妨碍其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使之无法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新近出现的审美及文化现象，而将它们拒斥在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之外，8而对于新近出现的文艺活动的深刻变化的一味回避或拒斥，又反过来强化了文艺学中原有的本质主义倾向。9从这段表述，不难看出论者所持有的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依据。张江先生指出，强制阐释”也就是一种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
15、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口0显然，结合上文的分析，以张江先生强制阐释”的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是从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出发，并以之为前在立场与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作了符合论者主张与观点的阐释分析，尽管这一阐释分析似乎也非常重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学审美的实际状况，表现出致力于文学文本话语与现实关系重构的理论动机。这里并无意质疑或是否定上述论者的这种理论动机,尽管对于他们的理论动机也曾有多方的揣测，但我们宁愿相信，他们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
16、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清理与批判，是出于上述理论动机，因为他们也的确道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现状令人深感忧虑而不能忽视的一面。诚如他们所认为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不仅束缚了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且致使文学理论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文艺实践活动作出有效的回应与理论阐释，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很明显，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正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要使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对那种关于各种文学本质及普遍真理的元叙事
17、或宏大叙事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清理、批判与破除是势在必行。这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恢复它与现实纬度不可或缺的应有联系，从而走出割裂现实与历史的本质主义迷途，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要，并且往往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实际状况，来对他们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存在着语境抽离的错误JlU而这样的错误，正是他们要避免的。然而，问题是，他们机械地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照搬挪移到中国，而导致了这种理论在具体语境上的误置。由上述可知，利奥塔、罗蒂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针对西方现代性知识状况而提出来的，这很明显有不同于中
18、国语境的地方。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反本质主义，需要反对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所批判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弊端,对其进行必要的解构，但这种解构显然是有限度的，并要建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及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是错把他乡当故乡了。诚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他们从西方引入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概念、对象与其所操持的理论一样多舶自西方，与中国现实则有相当的疏离感，比如类似主体、真理这样的被颠覆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还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权威J12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及其自主化建设在中国还任重而道远，这些都尚需
19、致力于建构，而不是走向反本质主义的极端解构。因此，“在现代性反思亟须具体深入而成为一个中国式反思的今天，正确理解当下中国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生长性力量”及其现实依据，而不是与之相疏离，乃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文论现状及其问题作出分析判断的关键，否则，就恐怕只能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一味移植文化工业、消费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等术语，而它们既不能与中国现实完全对称，也实际上偏离了对文学本体的建构路径”。13这也再次提示我们，对任何理论，包括西方理论的运用，都必须在“理论与“语境”的关系及其有效性问题上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否则，简单的理论套用也许是容易的，但圆凿方衲的强制阐释也就在所难免。二、后现代主义
20、的文论重建及其“强制阐释”问题在当代中国文论界，正如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所认为的，解构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口4那么，他们的重建思路又是怎样的呢？这也是我们要论及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在对当代中国文论界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批判解构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思路，具体来说又主要包括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两种思路。我们这里先看建构主义”的思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建构主义思路的提出，显然是出于对那种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质疑与拒斥，这种思路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
21、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生成与建构之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口5反对生成的遗忘，主张吸收福柯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迪厄（又译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性”方法（实质上也还包括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一种“历史化与地方化”16的理论建构。这显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张江先生曾对“强制阐释作出了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四个基本特征的概括，其中第一个基本特征场外征用，即是指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口7当然，正如张江先生所言，”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
22、学理论的建设就要自我封闭，自我循环，在僵硬的学科壁垒中自言自语“，相反，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18我们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应作如是观。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一文化生成理论重视对知识、文化的历史性考察，以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这自有其深刻的地方，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但同时这样一种理论却把一切知识、文化都归结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生成与建构产物，具体到对文学的理解与认识，就如乔纳森卡勒所指出的，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19文学与一切知识、文化
23、一样，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口建构。这样，就是将文学等同于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而实质上是取消或否定了文学相对于其他知识、文化的差异、属性与特质，这显然是偏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对于文学征用场外理论，包括上述“建构主义思路对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的运用，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就其积极的意义而言，”这种姿态和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对打破文学理论自我循环、自我证明的话语怪圈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用文学以外的理论和方法认识文学，不能背离文学的特质。文学理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文学实践的深刻把握“，而
24、不是文学的特性被消解，文本的阐释无关于文学。20否则，就会在理论的“场外征用上走向误区，而这也正是“建构主义”的文论重建思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一文化生成理论的偏误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张江先生概括的强制阐释”的四大特征，其实是紧密相关、互不可分的两个层次，场外征用与主观预设属于理念层次，而非逻辑证明与混乱的认识路径”属于逻辑层次。21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场外征用作为强制阐释”的特征与表现之一，在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前期研究缺位、背离文学经验、照搬其他学科概念的主观预设”的形成J22这是同一理念层次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并势必造成逻辑层次上
25、的颠倒和混乱，显然，体现在“建构主义”的思路亦是如此。这种重建思路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的场外征用“，也形成并确立了其“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即：文学和其他知识、文化一样，都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文学属性与特质可言，而文学理论就是对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考察和历史描述。我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指导意义，相反，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必要的，但显然是与“主观预设的前置立场不同的。诚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前者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是研究和实践的指南。所谓指南，是方向性的预测和导引，不是先验的判断和结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理论服从事实，事实校准理论
26、。后者则是主观的、既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内含了确定的公式和答案，研究的过程是执行标准，用公式和答案约束、剪裁事实，强制事实服从标准。23这样一种主观预设”的前置立场,它主导、驾驭、操纵阐释，24把理论当作公式，用公式剪裁事实，让事实服从理论J25很明显是与科学的理论指导及其运思逻辑、认识路径背道而驰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的思路在上述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的推演之下，其理论重建，26不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实践出发，而是从先在的“主观预设”出发，并以之作为组织构架，然后搜罗中西文献及历史资料加以剪裁与填充，文学理论成了符合这种“主观预设”的历史文献资料式的罗列和展示，其中的非逻辑证明和
27、认识路径的颠倒与混乱是显而易见的。用张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从既定的理论切入，用理论切割文本，在文本中找到合意的材料，2刀而从其认识论根源来看，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是从理论到实践，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28因此，这种“建构主义思路的理论重建，不仅停留于先在理论的裁剪与拼贴，而且没有也没能基于当代中国的文学现状及实践活动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知识。这种思路及其理论重建，虽然声称是建构”，但得到的只是一种知识的集合”，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建构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意见。29由上述可知，建构主义思路的理论重建所存在的“强制阐释”问题是很明显的，而这样的问
28、题也同样存在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另一种重建思路，即关系主义”的思路之中。这种关系主义的重建思路在理论的场外征用上与建构主义思路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知道，建构主义”的重建思路是主张利用福柯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迪厄（又译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性”方法而进行一种历史化与地方化”的理论建构的，而主张将文学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30的关系主义思路，其理论旨趣，实则也是福柯在所谓权力的关系网中所重在揭示的历史与文本的关系，而同样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一一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只是在关系主义”的思路看来，文学与其他知识、文化一样，作为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产物，在特定历史
29、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并需要在“关系网络中予以历史考察与解释。正如这种重建思路援引伊格尔顿的话所指出的，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31只能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和权力关系”来解答这一问题。32这显然也是将文学等同于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了（尽管强调所谓关系网络），而否定了文学存在的特殊属性与不同特质,这样一种理论的“场外征用，其误区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这种“场外征用”的先在理论，也为关系主义思路的理论重建确立了其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用这种重建思路的话来说，也就是：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必须尾随文学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分析历史如何为文学定位，文学又如何改变历史一哪怕是极
30、为微小的改变。文学并没有什么终极公式，文学的秘密配方由历史老人调制，并且时不时就会发生变化，它是特定历史语境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生成与建构，并由此分析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成为解释文学一一包括解释文学的形式或者文本结构的前提。33而正是在这一“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下，这种关系主义思路的理论重建，34除了文献资料主要是以西方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理论为资料来源，而与建构主义思路的理论重建广泛搜罗古今中西文献有所不同，并显示出对当代西方理论资源的偏爱之外（这也许也算是一种“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同样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以先在的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为框架，寻找合
31、意的相关文献资料加以裁剪，并进行符合上述主观预设”及前置立场的“文献式”编排与解读，是一种从结论起始的逆向游走与按图索骥，35也体现出了非逻辑证明的谬误与认识路径的颠倒和混乱，而这亦导致它与建构主义思路的理论重建一样，没有也没能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现象与实践活动出发，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三、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文论重建及其本体回归由我们上面的分析可知，作为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无论是建构主义”的思路，还是关系主义”的思路，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知识，这样一种理论重建思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其在中国学
32、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36那么，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之路何在？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种文学理论的重建呢？张江先生提出的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重建路径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认为，就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而言，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回归，就是向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本体回归，这种本体回归意味着，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的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1 .应有的文学指涉就如我们前文所提到过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都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一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
33、研究领域的运用，在这种理论的“场外征用与主观预设之下，不管是建构主义”的思路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产物，还是关系主义的思路强调将文学在这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的关系网络中予以历史考察和解释。这样一种思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37而”文学、文学的存在本身，如果我们追问它是什么，那么，似乎只有一种回答方式，即没有文学的存在，38因为它不过是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显然，这是用文学外部的影
34、响因素取代文学自身特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思路。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在其理论的应用指向文学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同时，也背离了其应有的文学指涉，而走向了一般的社会批判，用张江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批评理论”的套路。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对批评理论而言，文学不是它的主要兴趣,它的兴趣是批评社会，把批评理论当作甚至替代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是一个谬误J39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其重建思路上的谬误。作为文学的理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这也决定了其应有的文学指涉。对于文学研究的理论场外征用问题，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场外征用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
35、满活力的理论增长点，而20世纪西方文论能够起伏跌宕，一路向前，正是学科间强力碰撞和融合的结果，但是，其前提应该是，”理论的应用必须指向文学并归属文学，而不是相反。这个指向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在逻辑上讲，这是理论的定性根据。一个理论，它的本质或者说理论基点是什么，将决定它的分类和性质，文学理论与其他各种理论之间有所不同，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理论指向不同。40上述后现代主义文论所谓“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的重建思路，“场外征用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其理论指向一般的社会批判，而不是文学自身的特质与规律，实质上是归于了一种批评理论，而偏离了其应有的文学指涉，诚如张江先生所言，如果某种阐释通过征
36、用场外理论来实现，最终不能指向和归属文学，它一定是一种非文学的强制阐释。41显然，后现代主义文论所谓“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的重建思路也正是这样一种强制阐释。”文学理论的基本对象是文学，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现象的理论研究”，42要走出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及其批评理论误区,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进行当代中国文论重建，就要回到其应有的文学指涉，聚焦于文学规律、文学方法的具体阐释上，聚焦于对文本的具体的认知和分析上，离开文本和文学的理论不在文学理论的定义之内J43并背离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与任务。2 .应有的理论品格何为理论？理论何为？有学者指出，理论是一种在理性层面上对问题所作出的思考、分析
37、和回答，所以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44显然，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也是如此，并构成了其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诚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常看到这样一些文章：文章告诉我们某位西方学者说了什么，他又说了什么，他还说了什么,文章到此就结束了。这样的文章当然也很好，至少介绍了一些新思想，也许使人读来还有一些启发，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从已有的理论思考上向前推进，有所拓展，有所进步,有新的收获。45当前学界研究有一种理论的经院化倾向。这在西方是与经院哲学相联系的一种研究倾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中世纪盛行经院哲学，这种哲学在哲学史上，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由于经院哲学，圣经的传说与希腊
38、哲学的思辨结合起来了，这造成西欧人对学术和思辨的尊重，保持一个与世俗社会相对立的神学的学术界，从而为最终走出中世纪准备了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经院哲学的那种遇到问题不是从现实中，而是从经典中找答案的做法，却使它本身构成了思想向前进步的障碍，而同样的是，我们也有着一种长期沿袭的做法，也就是遇到问题就从各种经典著作中，从过去的大师中，从革命导师的语录中，从理论权威的论断中找答案.这种做法是“无所不在，文革时，最能言善辩的人，是小红书背得熟的人，时不时地给你来上一段，让你哑口无言”，而现在，这种遗风其实仍然存在，所以，在人们言必称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或者其他某路神仙”时，我们有必要让人们回归一
39、个事实，即：理论不能建筑在照搬挪用的语录或某种主义之上，而应该建筑在现实的实践之上。46这显然也是我们反思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及其强制阐释局限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所谓建构主义的思路与关系主义”的思路，都是通过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一文化生成理论的“场外征用并以之为“主观预设”来进行其理论重建的。这种先在理论的主观预设，很明显也是上述经院化倾向的一种研究思路，即以福柯、布迪厄、伊格尔顿等的权威理论作为问题研究的依据与方案，而这也使这样一种理论重建，并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构，而是在某些理论框架之下，罗列介绍各种中外文论知识，成为一种平面化理论知识的集束式堆集，差不多就是
40、一个文论知识的杂燎大拼盘，4刀而更近乎是“某些理论资料的汇编工作。48这显然不是从具体的文学实践出发，而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用现成的理论公式剪裁、切割事实，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这造成的后果则是，这样的理论重建仅仅停留现成思想”的诠释上，“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悟，49”现象描述阐释有余而对问题的思考不足，缺乏思想的力量和力度”，而缺少了应有的理论品格，并让人普遍感觉”到理论的疲软，50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这就要求从具体的文学实践出发，而不是依据既定的理论公式，给文学理论研究注入源头活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接地是重要的。接地使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有了生命力。不接地的理论，就无根,就
41、无法存活。51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进行当代中国文论重建，就要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52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命题，作出新的理论思考，提供新的理论应答与文学理论知识，重新建立起其回应文学实践的理论阐释能力与应有的理论品格，从而“针对我国文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言，并在回答和解决现实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53实现理论的创新。总之,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
42、权的解构，为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和多种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而有利于多元、平等对话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这种偏颇与问题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西方学者霍尔也曾提醒我们：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重要的
43、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itworkforyou)。”54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理论的生成是从经验和实践而来的，对于不同民族而言，其他民族的理论要为本民族所应用，必须经过长期的试错、同化、修正，在自觉主动的积极调整中实现民族化、本土化，有的甚至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可能成功。违背了这个规律，简单地套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现成理论，甚至信奉为教条，以此为根据而前置立场、模式和结论强制阐释本民族的经验和实践，就一定会给本民族的理论和实践造成极大伤害，而如果是从原点起步构建理论，那就更需要坚持从经验出发，从对实际情况的把握和认识出发，而不能从现成的理论结论出发，对文学
44、理论的建设而言，若想构成一个学派、一种思潮、一类阐释方法，进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完整理论体系，其出发点也只能是经验与实践而非先在理论的推衍和预设055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及局限，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而不是停留于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与文献式填充，重新建立其应有的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收稿日期：2016-01-13注释：也作宏伟叙事，后文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
45、即有如是表述。原文参考文献： 1252毛莉：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一一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Bo 3朱立元：后现代主义文论是如何进入中国和发生影响的？，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4朱立元：试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6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79111416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
46、年第5期。 8陶东风、王瑾、和磊、喻书琴、陈晓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一一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1017182023252728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口213乔焕江：文学：从“是什么”到“怎么样”,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口5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9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2122姚文放：“强制阐释论”的方法论元素，文艺争鸣2015年第2期。 24张江：前见与立场，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26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北京大
47、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5年第2版；2007年第3版；2012年第4版。 29曹顺庆、文彬彬：多元的文学本质一一对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论争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30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3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3233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导言，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34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5张江：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 36张婷婷：文艺学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