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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战国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惯例方法及其相关问题OnStudyofLiteraturefromWarringStatestoQin-HanDynastyiItsConventionalMethodsandRelatedIssues作者：徐建委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8年第20185期第130T36页内容提要：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做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惯例方法”，这些习惯做法渗透在很多论著之中，而不为研究者所自觉，对其适用性和有效性更是缺少清醒的反思。尤其是在战国秦汉文学研究领域，这些“惯例方法”极易造成许多整体性
2、问题，甚至让整个研究领域陷入底层垮塌的泥潭。这些“惯例方法”主要有：清晰年代的预设、进化和线性思维、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设、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载体和作者全知的假定。这些方法最终使得许多战国秦汉文学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虚幻的镜像学术。TherearemethodsthatareunconsciouslyandhabituallyappliedinChineseliteraturestudieswhichwemightcal1conventionalmethods”.Thesemethodspermeatethroughmostofthestudieswithoutscholarsnecessaril
3、ybeingawareofthem,letaloneseriouslyreflectingontheirapplicabilityandvalidity.Conventionalmethods,especiallyinthefieldofWarringStatestoQin-HanLiterature,readilyaffectintegralissuesandunderminethefoundationoftheentirefieldofstudy.Thesemethods,includingthepresumptionofaccurate-datedetermination,evoluti
4、onaryandlinearthinking,presumptionoftextualintegrity,presumptionoftextasrepresentativeoftheauthor5sideasand,presumptionofomniscientauthors,ultimatelyturnsmostoftheWarringStatestoQin-HanLiteratureStudyintothestudyofillusoryimages.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9年04期关键词：战国秦汉/惯例方法/文本/作者/成书年代/WarringStateStoQi
5、n-HanDynaSty/conventionalmethod/text/author/COnIPIetiOndateOfbook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o如何想象或描述战国秦汉文学，或者如何以可理解”的形式在当代语境中再现战国秦汉文学？这样的问题并不好回答。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借助某种类型的叙事架构，因为只有确定了描述或想象的逻辑，建立了一种事物的秩序，才会有故事”的讲述。而史的架构几乎是目前战国秦汉文学研究能够采用的唯一选择，本文所使用的“战国秦汉一词，就是史学的用语。那么，它
6、是战国秦汉文学研究唯一有效的架构吗？恐未必然。但至少在目前，我们还很难摆脱对史学逻辑的依赖。如何讲述历史，也会有不同的叙事模型，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有精彩的表述，笔者无须赘述。历史的描述或想象需要清晰的时间线作为基础，在时间线基础上，选择哪些内容、如何讲述它们，则需要一些基本的共识。没有这些共识，研究者之间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这些共识并不是研究中处理文献或思考问题的方法，而是研究者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就已经按照某种研究的传统而选定的“做法”，或者可以称之为惯例方法。比如在作品研究中，研究者会很自然地从修辞、技巧、思想以及文学史意义等方面去思考，而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从这些
7、方面来切入，这就是“惯例方法”的意思。它们是文学研究中的方法的方法（元方法），或者也可以叫“地下方法，因为它们并没有出现在研究的表层。文学研究的地上建筑是以这些地下方法为基础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惯例方法许多源自西方学术传统，甚至可以说主要来自欧洲19世纪文学史研究的传统，但对其适用性和有效性罕有清醒的反思。战国秦汉文学研究因其材料特点，那些成为研究默认程序的惯例方法很多都不适用或适用性存疑，兹略举五条，以供讨论：一、清晰年代的预设近一百年来，战国秦汉文学文献研究往往纠缠于作者、真伪与成书年代这三个问题，遗憾的是，这些问题似乎永远纠缠不清。它们在被提出之前，研究者默认了这样
8、一个假定：战国秦汉古书的主体部分有一个精确的成书年代，但我们几乎找不出一部这样的战国秦汉文献。春秋三传、特别是左传成书问题的研究大概可以算这个问题最有名的例子了。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日：春秋一经，今附于公羊、毅梁、左氏三传以行。经文大同而房，三本孰得其真，学者不能无疑。传文引史释经，更复彼此离殊，孰得春秋著者笔法之真谛，孰得隐、哀间二百四十余年实事之真相，又成千古疑案。二千年来，学者抑扬异致，取舍不同，驳辩既烈，转益纷挛矣20世纪以来，关于左传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尤其热烈，预言、岁星纪年、冬至日误差均成为判断左传年代的坚实证据，但三者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据预言判断，左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
9、某个时刻，卫聚贤的结论是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3年之间，梁启超判断在公元前381年之前，刘汝霖则认为应该在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40年之间，赵光贤判断是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2年之间，杨伯峻的看法则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还有许多学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过推断，兹不赘述。新城新藏根据左传中岁星纪年问题，判断左传成书在公元前365年至公元前329年之间，陈久金甚至更加精确的定为公元前365年，这与预言得出的结论比较接近。但是，左传中历日的记载却直接将此书成书年代下推到了西汉晚期。左传中的历日往往与鲁历不合，多数先天一二日，因此王韬判断这些历日是后人追改，而张培瑜更为准确的推算了左
10、传历日，特别是据两条日南至的记载，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西汉太初历施行期间，汉书五行志所记其时日食绝大多数发生于历法的晦日。可知是时历法后天约为1日。汉书律历志世经中刘歆用三统历推得，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襄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因再失闰，传书十一月）、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昭二十年正月乙丑朔（失一闰，传言二月），等等，都与左传说法完全相同。三统四分之法，300年朔差1日。公元前1世纪时三统历后天1日，那么用三统历推算600年前（前7世纪）的历日，一定会先天1日，这与左传所增历日先天情况基本相符。也就是说，左传历日的先天情况与汉志世经用三统历推得的大致相同。说明左传历日与周历、三统历有着某种
11、关系。张先生其实已经判断出今本左传中的历日记载很可能是刘歆或其后学据三统历增入，但却没有明说。因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这二条日南至资料与以三统历等历法推算相合，因而可认为是刘歆或者其他人篡入。但也可以作相反的解释，即三统历等历法在制定时是把这二条资料当作实测资料考虑在内的，所以它们应与此等历法符合。但据春秋日食记录，日食大都发生在朔，而此资料朔日差误一日以上，是难以解释的。左传新增历朔有18条，多数先天（包括这两条日南至之朔日）。若三统历仅依据左传新增历朔来制定，而不考虑春秋日食记录及其他历朔资料的话，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左传新增历日应为后来增入，增入的时间当是西汉中后期，极有可能就是刘歆。
12、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结论虽然不能成立，但刘歆确曾染指于左传，恐也是事实。另外，高本汉据语法判断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洪业发现今本左传有避讳邦、盈的现象，故此书似写定于汉惠帝时代。总之，依据不同的材料类型,对左传成书年代的判断也会有不同。学者们对每一类材料的考证，尤其是对预言、历法的考证又坚实无比，似无法否定。但这两种途径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却相差很大。因此，只能说左传是一部累积成书的著作，没有固定的或单一的成书年代。于是，左传也就无所谓作者、真伪了。可以说，作者、真伪和成书年代三个问题，在战国秦汉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都是伪命题。战国秦汉典籍多数都属于长时段文献，它们之间排不出
13、一个先后次序清楚的年代序列，任何有这种构想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但为什么我们又热衷于探索成书年代问题呢？也许还是老套的研究模式在作祟。文学的思想、情感、风格、技巧、历史位置等问题都需要一个时间的坐标，需要作品背后的作者，也就是需要任何作品都有一个清晰的年代。二、进化假设和线性的历史构造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形成于20世纪初，那是进化论盛行年代。1928年8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发行，卷首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云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似乎这是无须特别说明的一个认识，足见当时进化论之风行。那时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中都有进化论的影子。绵延至今，进化论
14、的幽灵一直在文学史研究中徘徊。从老子、论语到庄子、孟子，是说理散文的进化；从诗经到楚辞，是诗歌语言的进化；从永明体到近体诗是诗歌格律的进化；从魏晋志怪到唐传奇是古小说的进化等等，这样的想法或叙述几乎就是文学研究者的常识。另外，许多著作还会提到文体的衰落，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生物体的生长与衰老。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模式，甚至会自动地创建进化链，我们每一个受过文学史教育的人，似乎都能摸着树状进化图谱，把诗歌、文章、小说、戏曲的生长轨迹给复述出来，这么清晰的图谱，其有效性自然值得怀疑。首先，我们是否相对全面地看到了古代的材料？就战国秦汉时代的材料而言，今天即便是能够看到当时1%的材料也是奢望。以汉书艺文志为
15、例，其所录图书多数散佚。兵书略录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录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这三略二百七十九家，近四千卷（篇）文献中，除吴孙子兵法、魏缭、山海经、黄帝内经等四部流传下来，齐孙子出土于银雀山汉墓外，其他尽数失传。相对而言，“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中，流传于后世的略多，但在整个汉志当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会很高。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汉志所录仅仅是未央宫藏书，这些书虽然大体可以反映当时精英知识的主要文献类型，却不可能是当时的所有文献的表征，毕竟这批藏书只有一万多卷，而汉代及其以前的文献自然远不止这些。尽管我们不能确知具体数目，但从世界
16、其他文明的同时期文献流传量来看，汉代的文献恐怕绝不止一万多卷，如亚历山大时期的图书整理就有近七十万卷。因此，依据这么少的材料所看到的进依口线性的历史，是不是一种被制造的进化？战国秦汉时代那些流传下来的文献与当时的文献总体相比较，大约也就是一些零星的碎片，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文献总体想象成一只50厘米高的瓷瓶，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数量不多的几毫米大的碎片。依靠这么点碎片，是很难复原那个瓶子的形状的。各种战国秦汉文学史的讲述，恐怕会是我们利用零星文献臆想出来的一只没有意义的瓶子。其次，文字书写的特点能否等同于语言表达的特点,或者说文字与语言的发展是否具备同步性？进化论思维的潜在逻辑之一，是对早期历
17、史的“原始假设。在处理文字的历史时，中国的殷商时代成了可确证的源头。于是，另夕一个不加反思的惯性思维就出现了：将文字的使用阶段与人类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等同。文字的质朴未必等同于思维和表达的质朴。如果我们考虑到殷周时代之前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话，就会知道殷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表达水准并不能看作是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水准，那个时代真正体现当时人“文学”水平的应该是口头文学，而非书面文学。如果我们具体到春秋晚期至西汉初年这一时段，从孔子时代到孟子时代仅仅一百多年，我们先人的文学表达力会出现文学史中所描述的那种飞跃吗？从文字以来的历史看，这的确是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但从文明的历史看，孔子
18、与孟子之间的时差几乎可以忽略。在书面文字表达成熟的东周时代，孔子时代的文学与孟子时代的文学，乃至荀子时代的文学，会有多大的不同？再次，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文献是否就是原初的面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战国秦汉文献来说，抄写、版刻中的讹变倒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是西汉晚年刘向的图书整理。目前传世先秦秦汉文献，多数经刘向整理校勘过。群书今本绝大多数以刘向校本为祖本。这次文献整理重构了绝大多数传世的先秦秦汉文献，成为诸多经典文献流传历史中的根本性转折。与此同时，刘氏父子还构建了一个体系完整、条理清楚的学术图谱，被班固继承在汉书艺文志中,成为后人阅读、理解和想象先秦的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刘氏父子的文献整理也
19、是我们面对先秦秦汉的视点即我们在按照刘向、刘歆父子的方式观看那时的文献。因此，就目前所能够掌握的文献来说，我们既不能确定一些相似的语言特征之间存在连续性的关联，也无法判断不同时代的人物之间存在知识方面的承袭，即我们不能在文字能力等同于表达能力这种荒谬的前提下，依据片段的、非原貌的材料来构造线性的文学研究的史学假设。三、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定战国秦汉文学研究、特别是涉及具体的作品时，研究者往往假定文本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假定文本总体上是一个有唯一作者的完足的一次性”作品。即便文本存在前后重复或矛盾，研究者也会从理解与阐释的角度加以分析，竭力弥合文本内部的裂隙，呈现其整体的意义。比如离骚，多数解读者首
20、先是假定它是完全属于屈原一次性创作的作品，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无视其他可能性。比如它还很可能是一个复合文本，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观点，胡适的读楚辞（努力周报1923年）就已经认为离骚等屈原作品类似于荷马史诗，是一些早期的口头文学，后人将之归于屈原名下。后来，冈村繁的楚辞与屈原一论屈原形象与作者的区别（日本中国学报1966年）亦曾留意离骚、九章等作品的复合特征。（11）近来，柯马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一问题。即便我们不同意上述诸人的看法，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离骚文本的内在统一性是存疑的。（12）文本内在统一性假设源于后世对早期文献流动性估量的不足。同时，后人对汉人整理前代文献的工作
21、多有忽视，以为汉书艺文志载录的就是战国秦汉时代流传的文献，而没有意识到许多经典直到刘向父子校书，才最终成为汉志中的卷帙样式。刘向校书之前，古书多为开放性文本，因此西汉成帝之前流传的署名为汉人的典籍，其文并不仅限汉代文献，甚至不以汉代著作为主。纯然为汉人著作的，除了楚汉春秋、盐铁论等少数几部外，多数西汉文献实际上是战国秦汉文献的汇总，且以战国文献为主。艾兰在关于中国早期文献的一个假设一文中说：在春秋后期或战国时代，人们开始将同类文本进行归纳收集，其中包括诗、书、礼，门徒们也开始记录他们导师的言辞。这些收集起来的文本开始传播，特别是同一导师的门徒之间，并被聚集为规模更大的文集。这类的文集不一定有顺
22、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内容往往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我这么说是为了说明，有文集以后，更短的文集和单篇文章还同时流传，这些文本也被组合起来进行传播，也可能经过添加、删减或修订。而不同的人对于文本的收集与组合也不尽相同。例如，孔子的书和墨子的先王之书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但又显示出差异。这个推断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有助于解释自汉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文献传统的真伪问题。此外，即使书写于帛卷上的版本在汉代变得明晰以后，仍然有简短的“古文”竹书和早期丝帛稿本流传，并被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以上假设说明，这种松散的古文文献，来自于学术气氛宽松活跃的战国时期。它们既是中国文献的最初形态，也是汉代新订隶书文本的来源。(
23、13)她的推断大体不差。除了史记和大、小戴礼记外，汉代几部重要的经传子书新书、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夕M专、淮南子、说苑、新序等也基本如此，乃某类或某几类战国秦汉文献的汇总。同样，晏子、管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战国诸子著作因最终定本在汉成帝时期，其中若存有秦代或汉代文献短章、语句，亦属正常。总的来看，流传至今的先秦文本多数为综合性文本，或日长时段文献，不能以作者的时代对应之。此问题前人多有注意，但西汉文本的综合性问题，迄今并未引起学界足够之重视，应予特别注意。从时间角度而言，战国秦汉文本的综合性特点，乃是长时段之特点，故知此间多数文本不能将其限定于其作者的年代。因此，春秋繁露很难与董仲舒画
24、上等号，其中的文字与思想我们不能预先假设其统一性，事实上,此书几乎不可能具备内在统一性。因此,文本内在统一性的缺失，不仅存在于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周秦古书，也存在于新书、史记、春秋繁露、说苑等西汉典籍中。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对离骚等楚辞作品文本复合特征的研究，容易被误认为否认屈原的真实存在，其实离骚文本的复合特征与屈原是否存在是两个问题。就像我们认定管子一书是各种类型篇章的综合，并非管仲所作，但并没有否认管仲的存在一样。四、作者自我表达与全知的假定作者的自我表达与全知假定，这是两个相互有关联的问题。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假定，也可以说是“泛创作假定，它是与文本内在统一性假设相互关联的另一个“惯
25、例方法。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古代文本之时，会自然地假定它的制作者有一个创作的目的呢？或自我表达，或塑造人物，总之，我们容易自然而然地认定制作者对文本有着某种掌控的意图，并以为制作者的自我意识会成为文本形成的动力。这是一种目的论式的研究预设，但并不总是有效的，特别是在战国秦汉时代，像史记这样的书，其目的性的创作很可能也只限于书的层面，即史记整体上是有明确的著述意图的，但具体到每一篇，则编纂和创作孰轻孰重是需要仔细考量的。目的论式的分析即便放到汉以后，也未必总是有效的。如颜师古汉书注虽然采获二十五六家前人注释，但几乎没有引及东晋以后、特别是南朝的汉书学成果，吉川忠夫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
26、分析是，颜师古对于南朝学术并不欣赏。（14）这种思考的预设为：文本的内容和特征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这种假设很多时候是成立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可能。如果我们不从目的论的角度求证，而是仔细分析颜师古汉书注的制作过程就会知道，这部书是颜师古利用西晋末年臣瓒的汉书集解音义来修订东晋蔡谟的汉书注，与他是否欣赏南朝学术并无关系。所以，文本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其物质性、特别是其形成或制作过程，仍然应该是具有优先性的，但由于“创作思想的影响，文本物质性的研究至今非常薄弱。我们往往假定古代存在一个著述传统，进而将其扩大化，很少反思实际情形。这种假设更多地受到了太史公自序或报任安书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这也许只是一种夫
27、子自道，并将文王等人牵扯进来，为自己的想法制造了传筋口历史。作者”的全知假设往往存在于“文学史意义或影响研究之中。研究者非常容易将作者当成一个对早期传婚口文献完全了解的人，也会将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当成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完美作者。比如我们知道左传与史记的关系颇为纠葛，特别是史记诸世家的记事有许多大异今本左传之处，翻检梁玉绳史记志疑即可略知其大概。那么，这么多差异是否是因为司马迁见到了左传之外的春秋史料，而据之以编纂诸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呢？近年有如此多的战国秦汉简帛文献面世，每每有惊人发现，如马王堆、郭店、上博、清华、北大诸文书，均或多或少有一点与史料相关的文献存在，以一斑而窥全豹，似乎可以断言司马
28、迁时代出于左传的春秋史料应有不少。实则这种思考亦有一个先行的假设，即司马迁是T立类似与现代学者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家，他会汇总史料，并在史料!比判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编纂一部现代意义上“完美的史书。但是，司马迁会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严谨的史料批判呢？我们现在知道，古代的很多大著作是二次加工的成果，史记、汉书、史记集解、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都是如此。既然已经有了一部完善的左氏春秋，司马迁是否还有必要搜集一些零散的春秋时代的故事呢？只要仔细看看十二诸侯年表，就会知道，史记的春秋史料就是抄录自左氏春秋，只不过是一部未经刘歆整理过的左氏春秋。我们也会假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叙述的是汉武帝时代对屈原和离骚
29、的共识,司马迁对前代文学传统也是全面了解的。但是否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屈原部分是太史公直接抄录自其他文献，而非自撰。事实上，其文本的内在矛盾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文心雕龙提到的刘安对屈原的评价，也见于屈原贾生列传，故不能排除史记中屈原的史料来自刘安离骚传这种可能。司马迁对屈原的生平也许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还从其他地方重复抄录了一些，甚至名字都没有统一起来。再如，当我们讨论欧阳修诗本义时，总是要强调此书对汉唐诗经学、特别是毛诗正义的反动，但是，欧阳修在以札记的形式撰写诗本义时，他是否已经阅读过毛诗正义？五、余论除上述五个问题外，在文献考辨中，受到传统校勘之学的影响，研究者还会有一种发现“原始文本”
30、的考证期待，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文献电子化的今天，传统校勘学已经部分地失去了意义。这些惯例方法”是我们今天理解历史的方法。一百多年来的战国秦汉文学史就是以现在来理解的过去，使用今天我们认知历史的方法重建的、想象中的、理所当然的文学史。当我们用自以为合理的方法来处理战国秦汉材料之时，这些材料变成了镜面，我们从中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影像，而不是原始的、粗指的过去。遗憾的是，镜像化的先秦学术、思想和文学的研究目前依然是主流形态。现在，也许到了打破这面镜子的时候了。注释：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o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载洪业论学集，223页，北京，
31、中华书局，1981黄觉弘：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8-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o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369-428页，上海，中华学艺社，1933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48-6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o王韬：春秋历学三种，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张培瑜：中国古代历法，182页，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陈久金：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历，载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科技史文集(一),19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胡适：读楚辞，载胡适文集第三册胡适文存二集，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o(11)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50-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辨析参见常森：屈原及楚辞学考论，1-1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艾兰：关于中国早期文献的一个假设，载光明日报，2012-01-09(14)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236-32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