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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莱坞犯罪类型片的二元对立叙事二元对立原本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概念，其提出者为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和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格雷马斯的发展下，二元对立的理论被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了文学批评领域中。尤其是在针对叙事文本进行分析时，二元对立理论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于电影的叙事批评亦是如此，电影同样存在二元对立叙事。以好莱坞的犯罪类型电影为例，通常情况下，电影中很显然会存在正邪、善恶以及生死的对立关系。二元对立叙事一方面能够让观众在短时间内提取出电影中的重要信息，把握人物关系；另一方面又体现着电影的内涵深度。一、善与恶的对立好莱坞的犯罪类型片无论在产量还是票房上都长期在世界影坛上保
2、持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与美国每天不断发生的各类犯罪案件，以及发达的传媒息息相关的。美国的传媒保证了各项犯罪能够在第一时间为公众所知，而执法人员对犯罪本质的接近则为影视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在这部分电影中，人性中极端丑陋的一面被放大，加上现代数字技术的成熟，电影人越来越倾向于增强暴力、血腥的影像效果，从而给予观众在视觉以及情感上的双重刺激。反过来，当犯罪者愈发显得穷凶极恶之时，站在犯罪者对立面的人往往就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因此，在好莱坞的犯罪类型片中，最为直观的二元对立便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犯罪者与执法者的对立，而这二者往往又可以概括为善与恶的对立。早年好莱坞犯罪电影中，由于人物关系较为
3、简单，善恶的二元对立也十分鲜明。例如，在约瑟夫冯斯登堡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1927)中，匪帮和警方的阵营就直接代表了他们的善恶分野。尽管匪帮中人不乏有情有义的举动，但他们毕竟是违背法律的江洋大盗。又如，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话谋杀案(DiaIMforMUrder,1954)中，丈夫仅仅因为怀疑妻子出轨就产生了杀妻的念头，甚至在妻子即将被勒死的时候，丈夫还在电话中听她的喘息声以获取满足感。丈夫的恶是十分明显的，最后他的死、无辜妻子的生还也代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观。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善和恶分别处于道德领域中的两极。然而在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生活与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
4、的，更多的人处于一种“灰色地带”中。好莱坞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有意识地引导观众对善恶是非问题进行思考。例如，在大卫芬奇的七宗罪(Se7en,1995)中，警察米尔斯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一个正直的、一心缉拿凶手的好人，然而他人性中却有不可克服的暴躁易怒的缺陷，正是这一缺陷使得他在凶手的诱惑之下犯下了宗教和法律双重意义上的罪一在愤怒的驱动下开枪打死了犯罪嫌疑人。仇恨罪恶最终反而导致了新的罪恶，这无疑是芬奇给予观众的一个典型的善恶“灰色地带”的范例。还有一部分犯罪影片则通过展现善恶的翻转来制造高潮。这方面最典型的便是格里高利霍布里特的一级恐惧(PrimaIFear,1996)o在电影的绝大部分篇幅
5、中，观众都和律师马丁一样笃信主人公阿伦是“善”者，而死者主教罗森则是“恶”人。主教曾对阿伦等孩子进行过性侵犯，而阿伦则患有间歇性的失忆症，他并不知道体内的另一个自己杀死了罗森。而直到电影结束时，随着阿伦整体气质的瞬间改变，观众才知道善恶此刻易位了。所谓的失忆症以及纯良懵懂的状态全是阿伦的伪装，杀死罗森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恶性犯罪。二、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在犯罪类型片中，罪恶往往来源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个人需要满足自身的愿望，实现个人的利益，然而当这种愿望和利益与他者(法律、道德或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相违背时，人就有可能走向犯罪。例如在布莱恩辛格的非常嫌疑犯(ThellsualSuspects,19
6、95),参与犯罪的人身份各异，有小混混，有黑道巨擘，他们勾结在一起抢劫钻石，最后被肯特炸死灭口，这无非是对于巨额金钱的渴求与法律之间存在对立。甚至，当社会是畸形的、存在问题的时候，人就会“被犯罪:部分好莱坞犯罪类型片以这种二元对立来表现对某种社会症结的抨击。以艾伦帕克的大卫戈尔的一生(TheijfeOfDaVidGale,2003)为例，电影中的一次“犯罪”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而这个悲剧背后则是一个有关死刑的社会问题。主人公大卫戈尔原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哲学教授。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大卫坚持的是反对死刑的态度。相对于激进的女助手康丝坦斯而言，大卫虽然态度鲜明，但是并没有将全部的精力投入
7、“废死”运动中来。大卫身处的德州是美国执行死刑次数最多的州之一，大卫曾就死刑问题与州长展开电视辩论，面对州长“我任期内还没有遭误判而被处死的例子”的论据无言以对。而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大卫和康丝坦斯的人生，先是康丝坦斯被检测出患有白血病，再是大卫因为遭到女学生报复而被学校开除,随即妻离子散，两人都陷入了生命的低谷。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选择策划了一起“犯罪”。这起犯罪的真相是女记者贝西在大卫生命的最后三天逐步揭开的：康丝坦斯选择了被大卫“谋杀”，现场的一切证据都指向大卫，而事实上康丝坦斯是自杀的。康丝坦斯自愿在室息中痛苦地死去，而大卫则沉默地接受了死刑。在大卫死后，贝西的材料才得以公开，人
8、们才意识到大卫和康丝坦斯成为自己“废死”理想的献祭品。这一次犯罪，便是坚持保留死刑的社会与“废死”运动者们的对立、现行法律与重视生命的宗教思想对立的产物。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在某些情况下又相当于本我与超我的对立。其中“本我”是属于个人的，它体现的是人生物性的一面，在本我的支配下，人的活动是盲目的。而超我的形成则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来自社会的诸多包括道德、信仰以及法律知识在内的各种文化信念的熏陶，将这类信息逐渐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原则。本我与超我之所以会存在对立，在于社会文化往往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与纯粹的直指社会弊病的犯罪类型片不同，强调本我与超我对立的影片
9、往往着眼于人本身，即一个人的犯罪更多的不是因为社会问题，而是因为他的自我无法约束其本我和超我，其精神世界出现了重大问题。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乔纳森戴米的沉默的羔羊(TheSiIenCeOftheLambs,1991),电影中存在两种有细微差别的变态犯罪，即普通变态杀人狂式的犯罪和汉尼拔的犯罪。由于警方对前者的了解有限，故而派遣史达琳求教于汉尼拔。汉尼拔分析前者时曾总结他们的特征为都会带走受害者身上的某些物品，从而作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纪念”，而他自己则不会。史达琳则讽刺汉尼拔一般会吃掉所谓的“纪念品”，被激怒了的汉尼拔则说曾经有人试图分析他的心理，结果这个人的肝被汉尼拔就着蚕豆和红酒吃了。无论
10、是割走受害者身体回去品味自己的犯罪，抑或是吃掉受害者身体的某部分，这都是令常人反感的变态手段。电影中的“野牛比尔”与汉尼拔都是出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而作案，他们走上犯罪道路并非是因为社会的不公，而纯粹是因为本我压倒了超我。三、身体与灵魂的对立身体与灵魂的对立是目前较少为人们所注意到的一组存在于好莱坞犯罪类型片中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忽略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好莱坞电影背后的西方文化的忽略。从表面上看，犯罪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围绕着对身体的规训、伤害和惩罚展开的，犯罪分子伤害他人的身体，而其被绳之以法或遭到伤害也是反映在身体上的。而实际上，人的精神/灵魂则始终与精神相纠缠，二者构成一种对立关系。明确表
11、示灵肉分离的犯罪电影有詹姆斯曼高德的致命ID(Identity,2003)。电影中以嵌套叙事的方式带人们观看了犯罪者的身体以及灵魂(人格)。犯罪者内心一共拥有11个人格，这种精神分裂状态也是他不断犯罪的原因。出于对其精神问题的同情，心理医生帮助他在脑海中设置了一个犯罪情境，让这些人格自相残杀，最后留下一个最具正义感的人格，从而使犯罪者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正派的人，实现对犯罪者的拯救。电影的内层叙事便是11个人格被困在一个汽车旅馆中，他们以阿加莎克里斯蒂无人生还的模式相继死去。然而由于心理医生只计算出了犯罪者的10个人格，最终漏网的“小男孩人格”使邪恶主宰了犯罪者，他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杀死了押送他的
12、警察和心理医生。如果说致命ID表现的是恶人的灵肉分离，那么弗兰克德拉邦特的绿里奇迹(TheGreenMiIe,1999)表现的对象则是一个圣者。囚犯约翰考夫利是一个身形魁梧的黑人，他因涉嫌杀死两名幼女而被关押于冷山监狱中，最后在监狱中被执行了电刑。作为囚犯的约翰的身体在得到惩罚、规训之后被消灭了。而实际上，约翰是一个背负人世间苦难的上帝式的人，他拥有纯洁、善良的灵魂以及神奇的法力。在监狱中，他也用自己的品德和神通改变着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其肉体虽然死去，但是他的灵魂却是不死的。而有一部分犯罪影片表现的则是肉体对人们心智的影响。在西方文化中，灵魂长期被人为地指向“神性”，而身体则是很容易滑入罪恶渊
13、薮的。自柏拉图之后的大批西方哲人坚持着一种对身体的贬抑态度。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主人，而身体则是仆人，身体挡着人们通向神性的路。“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则是机器。”如在保罗范霍文的本能(BaSiClnStinCt,1992)中，畅销书作家凯瑟琳楚梅无疑被认定为凶手，在所有不利证据都指向自己的情况下，凯瑟琳利用自己美丽的肉体精心编织起了一张肉欲的网，将所有矛头指向了心理医生贝丝加纳。空有心理学知识的贝丝很快在拥有诱人身体的凯瑟琳面前败下阵来。综上，无论是偏重于商业抑或艺术，二元对立叙事都是广泛存在于犯罪电影中的。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二元对立叙事与电影情节、人物的公式化有关，即电影中各角色的身份定位(被害者、作案者、执法者)，犯罪过程顺利与否等一目了然，这些都能够顺应观众的刻板印象，保证电影的再生产。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二元对立关系又能够在内外两个方面有所深入。就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二元对立叙事能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审视社会的不合理性，而就人与自我内部的关系而言，二元对立叙事乂能够细微地剖析人的情绪、思维甚至变态心理。二元对立叙事并不意味着浅显，它既可以让人看到世界的纷繁，又能使人于纷繁之中提取到明晰的矛盾冲突。一言以蔽之，二元对立叙事是犯罪类型片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