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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军统大案之羊城之恋程一鸣调走以后，上海区书记由郑修元接替。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县人。郑修元进入特务处之后，曾在上海区当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本部，在“甲”室当秘书，曾经与王蒲臣同事很长时间。提起郑修元，就不能不说他那段闻名的“羊城之恋”。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1936年，两广事变平静以后，蒋介石赴广州视察，戴笠命李崇诗率郑修元等组成“随节处”，随时听候调遣。其时，郑修元化名为王文华。一个偶然的机缘下，郑修元相识了一个广州姑娘，学名叫做绮兰，闺名叫“阿芳”，在一家小店里做营业员，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就在这当口，郑修元得了“肠热”症，其实就是伤寒，来势很凶，住进了医院。因祸
2、得福，恰好给了两个年轻人相处的机会。郑修元回忆说：“我住的是头等病房，只有一张病床。左边是落地长窗,右首不远，放置一张方形小茶柜。在茶柜与病床之间，放有一张木椅，绮兰每次来探望我，都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我用微向右侧的卧姿，恰好与她咫尺面对。她的轻言细语，她的蜜意柔情，赐予我病中极大的欣慰。她平日不喜浓妆，但只此薄施脂粉，淡装素抹，间或苔泽微闻，已足使我飘然欲醉了。”某次，绮兰又来看他，在谈话中，按例很客气地称郑为“王先生”。郑听了说：“我们已经这么熟，你又待我这么好，怎么还称呼我为王先生呢？”绮兰“嫣然一笑”说：“不叫你王先生，那么，应当叫你什么呢？”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叫我王文华,以后肯
3、定不许你再叫我王先生。请你现在就起先叫我一声文华好吗?”绮兰听了，“微笑地摇摇头”说：“不行，我还不习惯叫你的名字，得渐渐来郑修元回忆说：“我略微抬起上身，两手突然地把她的纤纤玉手握住，口中说道：你总不能恒久叫我王先生呀，迟早要叫我名字的，现在起先不是一样吗?绮兰听了，“略为忸怩了一下”，说：“好的，不过你要放开手，不要抓住我，还要闭上眼睛，转面朝里。”郑修元回忆说：“我依她一一照做，她俯下身子，用她那樱桃小口，贴近我的右耳，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文华。等我满足地扭转身躯，睁开眼睛，望见绮兰的双颊上，挂上两朵红云,那种不胜娇羞的神态，美极了，也媚极了。”自此，双方的关系突飞猛进，绮兰每天都抽空都来
4、看郑修元。郑回忆说：“一日，绮兰探视我后，离开医院，返回店中上班，我力疾起床，缓步行至病室外之窗前，绮兰正向医院大门走去,眺其苗条的背影，轻快的体态，疾徐有致的脚步，更加觉得她太可爱了。恰巧她此际亦转身向病房楼头张望，瞥自见我站立窗前，目送她的离去，便对我嫣然一笑，并向我摇手示意。翌日下午再来探望我时，便叮嘱我以后当她离去，不要牵强起床，免碍卧养，等我告知她，医生已允许我间或起身在室内走走，她始欣然无语J经过37天的治疗，郑修元的“肠热重症”最终痊愈，郑的主治医师曾对他说：“这种病症，通常总要五十余天，甚至两个月，才能全愈J对此，郑当然千恩万谢，对于其高超医术表示“极为佩服”。心里却在想：“多
5、亏绮兰每日前来探望，慰我心绪，解我寂寥。而深情款款，一片真诚，更赐予我以难以形容的快乐。要不然的话，哪里会好得这么快呢J30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段，郑修元犹无比憧憬地说：“及今回思，在我当时的那种病里生涯，不仅毫无愁苦，简直是一种万金难买的华蜜。设若此后有生之年，还能拥有像绮兰这样待我的腻友，我倒很乐意再生一场大病，即使是久病不愈，我也心甘情愿J在郑修元住院期间，“随节处”的工作由“李崇诗兄负责独力主持。郑出院以后，蒋介石已经离开广州。因此郑修元的病是好了，可是“劳燕分飞”的时候也到了。郑回忆说：“记得最终一次的话别，是约她在财厅旁边的一家叫哥仑布的西餐厅里。在一个隔间的火车厢的小房间内，面对
6、面地黯然话别。她一再叮嘱我大病初愈，务须多多保重。我则希望她不要遗忘经常给我写信J为着礼貌，行前，郑还买了一些水果点心，去探望绮兰的双亲，郑说：“这次才见到了她的父亲。瘦瘦长长的身材,一脸忠厚诚朴的形相。对于我和绮兰一个多月的往还，表示特别欣慰。她母亲因为和我见面次数较多，对于我之即将离去，也略现惜别依依之感。倒是绮兰反而显得落落大方，含着微笑，送我出门J一到南京，郑修元就去找同事桂涤非。行前，他已告绮兰，来信由桂涤非转。按：桂涤非是特务处本部秘书。桂不仅是郑修元的江西同乡，也是郑的“总角之交”，桂之进入特务处，亦系郑所保荐。果不其然，绮兰已经来了两封信，信中说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就在我离
7、开广州的那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躲在床上偷弹珠泪。因为南天北地，相隔数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恋爱，现在才起先尝到相思之苦味J郑修元回忆说：“当我读信至此，想起过去聚首之快乐,尤其是她对我的一片深情，亦不禁热泪盈眶J其次，“叮嘱我大病初愈，要多蓄养精神，不必每天给她去信，每个礼拜，写个一两封也就够了J郑修元说：“对于前者，当然是彼此况味相同。对于后者，她不过是在关切我的健康，不惮反复吩咐J此后,在通信中，绮兰对郑说：“自从和你分别，我每天起床以后,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接到你的来信，收到之后，我总是带在身边，在店中偶有闲空，便一再取出阅览，每一封信，至少都会看上七八遍。有时
8、偶隔两三天没有收到你的信，心情便特别烦燥担心，等到下班回来，母亲将你的来信，交到我的手里。还没有等到拆开看完，便已经是眉飞色舞的了。母亲将这情形，看在眼里。老是摇摇头说：阿芳快要发疯了啊J郑修元说：“我们的来往信件，都是用航空寄递的，有一次因为气候关系，有三天没有飞机航行广州。等到复原通航，她在一次邮差送信时，同时收到我三封航空信，外加一包玲珑杂志。她竟然兴奋得哭出来了。她母亲吓了一大眺，不知为了什么，是不是我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但是她还没有拆开我的去信，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流出眼泪来了呢?她揩干眼泪，将三封信一口气看完后，才告知妈妈，因为有三四天没有接到我的信，特别着急盼望，她没有想到航空脱班的
9、原因，以为我一次同时写给她三封信，喜不自胜，不由自主地流着欢欣的眼泪J某次，郑修元在信中问绮兰：“当我们在哥仑布餐厅话别的时候，我很想吻你一下,只是方一动念，心房便急剧跳动。又觉得不好意思，最终未敢出此动作，现在想起来，我倒是有点懊悔了。我问你一一假如我当时提出此项要求，你会答应吗?”对此，绮兰回信说：“要是你当时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拒绝你的。傻瓜，谁教你那么胆小?好罢，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一个飞吻，让你慰情聊胜无吧！”其时，郑修元当然不会想到，错过了“哥仑布餐厅话别。此后永无这样的机会。转瞬抗战军兴，据郑修元回忆，大约是1937年冬天，突然接到绮兰的信，信中说她的父亲，原供职于广州地方法院，不久
10、前“忽被院方裁遣，失业家居，生计益加窘况”，因此绮兰来信请郑为她父亲在广州介绍一份工作。郑接到信，不敢怠慢，“马上附备一封介绍信，要她父亲持赴广东省财政厅，谒见秘书李崇诗兄（戴先生离粤时，向新任财政厅长宋子良先生举荐崇诗兄担当财厅秘书，用作对外掩护，藕以督导本局在粤省之公秘工作），请他设法介派一个相当职务。”按：李崇诗即闻名的“湖南三李”之一，也是“三李”中最早发迹的一个。李崇诗，生于1904年，湖南平江县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李崇诗毕业之后，始终在“国军”党务系统工作，后经复兴社高干部悌介绍，进入特务处。李崇诗有个外号，叫“油炸冰淇淋”，不知作何说明，想来无外乎“外热内冷”、“外善内狠”之意
11、。如前所述，1936年，李崇诗率“随节处”随蒋介石赴广州。此前，由于广东始终处于陈济棠的格局之下，戴笠除支配了个别的零星人员进行潜藏以外，未在广东建立任何分支机构。此次广东回到“中心”手里，戴笠确定大干一场，因此，蒋介石回京之后，李崇诗就没有跟着回来，而是留在广东就地支配工作。据李崇诗多年的下级任建冰回忆：“戴笠为加强华南的特务布置，巩固他的特务统治，于是年夏派李崇诗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的掩护下，以宋的秘书名义同飞广东，潜入公开的地方政权机关，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缉私机构的建立，扩大税警总团的特务武装，清理广东地方的财产,巩固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通过宋的关系完成以上的阴谋，是李崇诗所负
12、的使命J这样，李崇诗虽然并不具有广东站，抑或广州站的站长等等名义，却总揽特务处在广东的一切工作，全部特务处限制的公秘机关，均归李崇诗指挥。成为特务处的“广东王”。李崇诗其人，最为人称道的，是“舍身护桥”。那是1944年春，日军起先南进（即豫湘桂会战，日方称“大陆打通作战”，亦称“一号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最终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后即走向末路）。据王蒲臣回忆：“中美合作所美方有大批军用物资集中在衡阳，打算转运东南作为训练及装备我方特种部队之用，假如这批集中在衡阳的物资不幸沦于敌手，对合作的前途将不可思议。戴将军早已料到敌人必定要来进攻衡阳，而衡阳这地方又无法固守，因之就命衡阳办事处负责同志徐谷
13、冰征雇汽车，先将这批物资抢达到曲江，同时又吩咐曲江的李崇诗兼程赶到衡阳，协办抢运事情J王蒲臣说：“当李崇诗到达衡阳时，状况已万分紧急而恶劣，当地战区军事长官，为了要阻挡敌人来进犯衡阳的猛烈攻势，曾下吩咐炸毁衡阳四周通往别处的桥梁、马路、铁路，假如这样做法，无疑的是这批美援物资将无法抢救得出，所以李崇诗抓紧与军事当局交涉，恳求俟物资运出后再行破坏J其时，李崇诗任中美合作所参谋长，也是“国军”少将。然而，在作战部队面前，李崇诗这个少将不值钱，仿佛“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王蒲臣说：“他说干了口水，用完了气力，也无法变更军事当局原定的支配J李崇诗知道，假如这批物资运不出来，戴笠绝饶不了他，与其回去被
14、枪毙，不如豁出一条命，当“烈士”算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走到大桥前，厉声说：“好，假如你们要炸桥，就连我一块炸死！但我死之前，要告知你们一句话，我死以后，将来自有戴将军来找你们算账！不信就试试！”在李崇诗如此强有力的恫吓之下，终于把这批物资运出了衡阳。事后，李崇诗给戴笠发报：“任务达成，请释麾注J郑修元说：“而这封介绍信的具名，当然要用笔者真姓名。同时我在复给绮兰信中，也对当时我用王文华的化名一节，加以说明J郑修元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为他与绮兰分手的“导火索”。绮兰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一年多来深深地爱着的人，竟连一个真姓名，都不愿告知我J郑修元说：“虽然此后我曾一再向她诉说
15、不得已的苦衷，仍旧得不到她的谅解。这件事，在我俩的将来关系上，无疑地已经投下了一道阴影。我更因此而有很长一段时间，诚心为之惴惴担心。就我个人片面的检讨，觉得我并没有丝毫恶意要故意瞒骗绮兰，我只是为了遵守情报工作的纪律，不能轻易向外人暴露身份和真实姓名而已。不过在技术上，我确是疏忽了一点。刚相识她的时候，只能告以王文华的化名，这倒不算过错，但是在行将别去的时候，为什么不宛转地当面对她说明呢？”此时，沪战已经失利，El军正在向南京进发。郑修元回忆说：“廿六年十一月间首都各机关，己纷纷向后方转进。局本部于十一月下旬由戴先生亲率一批最终撤退之人员，经南昌而转赴武昌、长沙两地。笔者奉命在京主持留守事宜。
16、其最重要主任务，厥惟收取各外勤单位之军事情报，就近呈报委座，并奉戴先生谕令，须待委员长启节离京，方可宁同留守官兵，撤离首都。留守处之重要同人，有主管军事情报之郭履洲兄，负责人事事务的胡子萍兄,另外尚有特务队长许建业兄，他们三位，都是军校六期出身,俱已参与工作多年，向为戴先生之得力干部。”“化名事务”的严峻程度，是郑修元所始料不及的。此后，绮兰就不怎么给郑来信了。郑说：“我仍旧保持着每一礼拜至少寄出两封信的纪录。而有时隔上十天半月，还接不到她的回信,使我常在焦愁盼望之中。由于抗战的关系，她于廿六年底间。举家迁回家乡江门（属广东新会县）居住，门牌号码，忆似为德教街六十八号J此时，南京局势恶化，郑修
17、元回忆说：“十二月六日，敌寇先头部队.已乃近秣陵关。光华门外且已落着炮弹，六日午夜两点，我与在委员长官邸担当警卫股长之本局同志罗毅兄通到电话，他告知我，老先生等一行，明日拂晓启节西撤。留守同人漏夜打算，于七日凌晨，我率全体官兵约计六十余人，分乘局中大卡车十辆小轿车两辆，驶赴下关，渡江赴浦口，循苏皖鄂马路途，历经和县、合肥、巢县、麻城、黄陂而抵汉口。路途既欠平坦，而车队偶有一辆抛锚，便须大伙停车等候。所以途中竟历六日之久，方抵目的地J刚刚到达汉口，郑即接奉戴笠指令，命他即刻赴湖南长沙，到特务处临时本部任“代理书记长:郑修元说：“即使在战乱中，我事繁任重，也并没有冲淡对绮兰的怀念J1938年初，特
18、务处有同事赴广东公干，郑修元特请他专程去一趟江门，将一百块钱面交绮兰，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要绮兰随他前来长沙，以便为她找学校读书。我情愿负担她的生活和求学全部费用J临行，郑修元还不放心，一再叮嘱“该同志”，“俟由江门转回广州时，无论情形如何，必需先给我一通长途电话。若果侥幸能接到绮兰出来，请他在接通电话之后，马上请绮兰亲自和我讲话J正回忆说：“估计旅程时日，在他们应当已到广州的时候两三日内，我便朝夕枯守在办公室内，非肯定必要，不越雷池一步。每当电话铃声一响，我便以为是绮兰给我的电话。疾趋机旁接听。每次抱着希望，每次都是悲观J过了几天，郑修元接到“该同志”的一通电报，大意说:“陈小姐因战时亲老
19、，不忍远离膝下，嘱事未能应命，余另函详J又过了几天，最终接到了绮兰的来信：“承你派人远道来家看我，又带钱来接济我，还要我来长沙读书，如此厚爱,真是感谢不尽。只是双亲年迈体弱，又值战乱，我为独生女儿，一旦远离二老，谁能代我侍奉?当然我到了你的身边，自可得到你的照看。但那时候我想到在家乡的孤苦双亲，我又怎能安心呢?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我不能为了爱情，而负下不孝的罪咎，希望你能宽恕我的苦衷，不要怪我好吗？”郑修元说：“阅经来函，深觉绮兰孝思可嘉，设想周到。使我对她益加怜爱。尤其是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数语，更使我万分感动。”1938年5月，时任军统局本部“甲”室负责人的郑修元奉
20、调上海，接替程一鸣任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说：“其时广州犹未沦陷，我乘粤汉铁路火车，先到广州，冒着日寇狂肆轰炸的危急。在广州逗留两天，再乘轮转赴香港。当在汉口首途之前夕，曾以航函告知绮兰，请她到广州或香港会见一面。（按江门与港穗，等于一个三角形，赴穗赴港，路程相若。）我记得特别清晰，告知她的联络地点在广州是长堤的长发客栈。去香港，则到六国饭店找我J可想而知，郑修元的一片空苦心再次落空：“我一到广州，马上驱车长发客栈，详问居停，并无陈姓女子找我。住下来以后，睁眼盼望，经过最长的两天两夜,仍旧杳无踪迹。有一次在客栈旁边闲逛，忽见一个少女背影,很有点像绮兰，连忙疾步前趋，见到了此一少女的面貌，不禁又大失
21、所望J“使命在身，不便在穗久留。同时也以为绮兰或许为了避觅敌机轰炸的惊恐，舍广州而去香港。屈指旅程，或许她已经抵港也末可知。那料等我到达香港六国饭店，仍旧没有见到她的倩影。但是当我在账房里登记了我的化名（此为临时运用之化名，经在函中提示绮兰）时，账房里一位小姐，交给我一封绮兰寄给我的回信。”在信中，绮兰说“她因为正值母亲患病，又系战乱时期，年轻少女，不敢只身远行。要我到达目的地后，赶快寄信给她，告知以后通信地点J郑修元想：“事态演化到如此地步，很像绮兰已经起先和我疏远，我并猜想到，唯恐会很快地，尝到失恋的苦味了J果不其然，郑修元到上海之后，即收到绮兰的来信。信中说：“我已经奉父母之命，在家乡和
22、一位带点亲戚关系的青年，结为夫妇，对于你过去对我的许多好处，我只有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恒久感谢，也只有等待来生，再求报答，请你留意身体.为国珍重，勿再以薄命人为念J郑修元回忆说：“读完这封告辞信，虽然已早在意料之中，仍不冤感到无限的惆怅。我俩往昔的那种轻怜蜜爱，霎时间，化作了一缕轻烟，凌空飘散郑修元说：“虽然在将近两年的恋爱过程中，我为她付出了不少的情感，也为她费过不少的心血。但是我已承她给了我无限的快慰，和此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那种蜜意柔情。因此即使是她已别抱琵琶，我也只有歉愧而毫无怨慰。为了免得她触景伤情，我没有再给她回信道贺，只是在心中默祝她们白头偕老，华蜜无量。郑修元说：“我们相爱两年中，
23、她曾经先后送过我四张照片，我始终保留在身边，每逢惦念到她时，便取出照片，凝神静对。不知道她婚后是否快乐，双亲犹健在否？己否生育儿女?也曾否想到过被她爱过的我？”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容许郑修元过多地沉迷于回忆一-1938年底，上海区遭到了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一区长周伟龙被捕。据郑修元回忆：“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尔西爱路二七七号。民国二十年冬间，某日，有办事处主管人事之沈则林同志，受到另一外勤人员被捕后之牵连，而被法捕房予以拘捕。我得到消息，是在当天的下午两点四特别左右，马上打电话到周兼主任之居处，适值午睡，由其夫人接听。当时请其叫醒周先生，告知状况，速作处理。”按：周伟龙兼任忠义救
24、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因此郑称之为“周兼主任二郑修元说“因非周本人接听电话，我为了稳妥起见，挂下电话，马上赶去办事处，告知在该处负责机要之毛钟新同志。一面草就一份书面报告，将所知经过情形，留陈周先生,我因为另一外勤同志之约会，时间已到，乃又连忙离去。t巨料我离开不过五、六分钟，周先生也已赶到处内。”日后，接任上海区区长的陈恭谕曾向郑了解这一阶段的状况，陈说：“他（指郑修元）打电话时，周先生正在午睡,周夫人接听后却不敢叫醒他。据修元兄面告，是因为周先生脾气大，他太太怕挨骂J按：周伟龙的脾气焦躁、架子大是出了名的，除了戴笠,谁都不敢惹他，谁都不喜爱和他相处。在1940年8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25、道三先生（周伟龙字道三）自任忠义军总指挥后，一切措置均不改过去作风，到处均予人不开心之感觉J郑修元说：“他（指周伟龙）坐下来披阅我所留陈的书面报告，不到特别钟，法捕房大批探警蜂拥而至，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人等（内中有一位徐老太太，住于处内，为对外掩护者。）全部拘捕郑修元说：“事后费了很大的麻烦，首先做到让被捕之同志，羁押在法捕房内，不让公共捕房引渡过去，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最终还有赖戴先生运用最大的力气，使周区长得以驱除出境方式而获得平安脱险J郑修元所说的“最大的力气”，陈恭渤曾经问过他，原委是谁使了劲儿，郑修元说：“是透过一位部长级的人物，向法国当局非正式办了一次交涉的结果，这位部长姓宋J王一心则说是蒋介石：“当时戴笠在重庆，接到周伟龙被捕消息，马上报告蒋介石，照会法国政府，通知上海法捕房，不准日本方面引渡周伟龙（周伟龙后由法捕房以驱除出境名义放回重庆）。同时，戴笠亲电上海区第一行动队长赵理君，叫他暂行代理上海区长J
